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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吉尼亚州奥克顿的约翰·萨拉莫，他6岁的儿子大卫，因为服用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被疫苗感染而成为小儿麻痹症患者。约翰·萨拉莫悲愤地质问：“为什么2000万人用的疫苗仍然有98％为口服疫苗？”（详见http：//。）
　　答案很简单，疫苗制造商关心的只是利润！
　　这种没必要并且带来实际危险的疫苗，1996年给惠氏勒德莱带来的收益为亿美元！
　　一个简单而确凿的事实是，自从1979年以来，美国所有小儿麻痹症的病因只有一个——疫苗感染！
　　1980~1994年，美国发现的119例小儿麻痹病例，100％源于疫苗感染。已经绝迹的传染病，居然是靠疫苗来继续传染的。
　　利润至上，嘴脸如此！
　　官、商、学共赢一家亲
　　有美国学者指出，与制药厂商存在密切利益联系的医学专家，对政府决策和立法进程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切里，洛杉矶加州大学儿科教授，是公认的百日咳专家，他一直是美国儿科学会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免疫政策咨询委员会的领导人。早在1979年，他说：“所有的医生都知道，百日咳疫苗偶然会产生严重的反应，而这些可能是永久性后遗症或引起并发症甚至死亡。”但到1990年，切里已改变主意，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宣称百日咳疫苗造成重型颅脑损伤只是一个“神话”。1980~1988年，切里从惠氏勒德莱疫苗得到40万美元的酬劳。1988~1993年，他又获得了惠氏勒德莱146000美元的百日咳的研究经费，同时，1986~199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惠氏勒德莱的654418美元的百日咳研经费究。（详见http：//。）
　　为了规避问题疫苗带来的经济风险，在疫苗制造厂商的推动下，1986年美国通过了《儿童疫苗伤害国家法案》，规定由疫苗引起的儿童伤害，将用纳税人的税款，而不是疫苗厂商的利润进行赔偿。1996年，每个儿童完成强制免疫需要缴税33美元。截至1999年，国家税收赔偿了超过1000人，累计超过5亿美元。而疫苗厂商则放心赚钱，利润一路飙升。仅1995年，康诺特实验室的收入达到3亿美元，惠氏勒德莱疫苗和儿科公司收入为亿美元。
　　美国疫苗生产厂商奉行利润至上的原则。比如，直到1996年美国市场上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绝大多数还是口服形式的，而口服疫苗相比于注射疫苗，副作用和危险都要大得多。但厂商为了保持50％以上的高利润率，拒绝采用安全性更好但是成本也更高的生产工艺。
　　甲流疫苗的最新流向
　　2009年岁末，甲流疫苗的热度极高，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预计全球最终将有1/3的人口——约20亿人将感染甲流。（详见http：//。）
　　2009年11月，在法国订购的9400万剂甲流疫苗中，有150万剂已经到位。虽然法国政府强烈推荐民众接种疫苗，但法国民众的接受意愿普遍较低，只有不足两成法国人愿意接种疫苗。

疫苗制造商的神通——不死的OPV（2）
美国卫生部官员则表示，将有至少2200万支甲流疫苗可供接种，美国人不久便会感到接种疫苗变得很容易。美国政府希望疫苗总数最终能达到亿支。
　　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说，为了免费获取部分疫苗，世卫组织已经通过联合国与拥有生产能力的国家或厂商联络。这些国家或者厂商答应捐出2亿剂疫苗，并在未来的12个月内到货。世卫组织将把这些疫苗提供给10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详见http：//。）
　　但是，陈冯富珍本人直到2009年年底也忙得“没有顾上”打甲流疫苗，虽然她频繁旅行，属于甲流高危人士。看来她本人并不相信疫苗！
　　从当时的国际主流媒体轰轰烈烈地炒作来看，WHO和制药商们恨不得给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打上一针！真是浩浩荡荡，无法抗拒啊！
　　但是，WHO、制药商和西方政要却没有告诉世人两个重要事实：
　　2009年12月，当欧洲议会开始调查WHO流感丑闻之后，剩余的疫苗成为一个问题。
　　法国萨科奇政府当初一口气采购了9400万支甲流疫苗，如今大方地捐出了其中的9100万支；英国政府购买的6000万支疫苗，捐出5500万支。捐出的疫苗占全部疫苗的比例高得离谱，让人觉得当初买这么多根本就不是为了自己使用！
　　现在，欧洲的亿支流感疫苗将捐赠给世卫组织，后者将把疫苗免费分发给95个发展中国家。阿富汗、阿塞拜疆和蒙古等35个国家已要求获得免费疫苗。
　　他们为什么把过剩疫苗送给发展中国家呢？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流感已经结束。贫穷的国家现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心脏病和循环系统疾病，流感根本算不上什么威胁。捐赠亿支疫苗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有分析认为把垃圾疫苗捐赠给第三世界国家有多重目的：一是摆脱当初购买天量无用疫苗的尴尬；二是创造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观察该疫苗会对多大比例的接种者造成健康伤害；三是检验疫苗作为杀人手段的效果。而世界卫生组织出面，可以把这些事情以慈善的面目包装起来。
　　这背后，疫苗厂商的利润该有多大呢？日本购买5000万支疫苗，经费亿美元，2亿支就意味着约50亿美元！
　　读者朋友可以思考一下，西方国家慷慨地拿出50亿美元购买疫苗赠送给南半球穷人，而要对付的是根本谈不上什么威胁的流感！南半球的穷人享受的待遇简直是奢侈啊！这50亿美元能够购买多少粮食呀，可是他们却偏偏不买粮食！
　　本章小结
　　疫苗技术处于生物技术的前沿，技术研究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在利润至上的资本逻辑下，通过制造对瘟疫的恐慌强制推销疫苗牟取暴利，则是人为的闹剧，而这种闹剧已然发生。
　　同样是为了利润，疫苗制造商罔顾公众的健康利益，蓄意把大众置于各种风险之中，其典型例子是疫苗引发的本已绝迹的小儿麻痹症。
　　西方先进国家出于私利，在发展中国家人群中肆意进行药物和疫苗试验，也是应当予以谴责的非人道行径。而隐形绝育疫苗作为种族灭绝的武器（下文会提到），更应引起人们的谴责和警惕。可怕的是，这一事实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遑论警惕了，这才是最大的危险！国家应该立法，禁止任何外国势力染指我国疫苗的制备过程。
　　

目光长远的战略设计，里应外合的战略欺骗（1）
“政治正确”是洛克菲勒家族与孟山都飞黄腾达的诀窍
　　美国政府和洛克菲勒家族为代表的垄断寡头、孟山都为代表的转基因寡头、默克制药为代表的医药巨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是长久以来影响全世界的主要角色，他们的合作历史悠久。从洛克菲勒家族对纳粹“优生学”的支持开始，国际垄断资本的代表人物就一直致力于减少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约翰三世在其成长过程中深受优生学家、人种理论家和马尔萨斯主义者的影响，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弗雷德里克·奥斯本、亨利·费尔奇德和阿兰·葛雷格等人。对于约翰三世来说，他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他和与他同一阶层的人有资格决定哪些人种应该继续存活，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生命。分子生物学以及转基因技术之类的现代高科技，正是由于这种念头得到了巨大的资本支持。
　　对于洛克菲勒来说，只需考虑供需之间的平衡。如果食物、水、空间等供不应求，那就必须增加供给，减少需求。洛克菲勒基金会把两者发挥到了极致。出现供给短缺时，就用先进的医疗手段和增加农作物产量来解决。需求问题可以通过生育控制和堕胎有选择地“淘汰”部分人种来解决。
　　在美国实施人口控制战略的过程中，伴随着对其他国家“市场化”的要求。市场化条件下，各国精英会为了追逐利润和利益而不自觉地配合美国战略，各国国内不同势力为了追逐利益而互相竞争，贱卖国家利益，但问题的严重性通常仅仅被局限在经济层面，从而极其成功地掩护了经济现象背后的美国国家战略意图——打散其他国家的组织能力与凝聚力，乘虚而入掌控其他国家经济命脉，降低其他国家的人口数量和质量！
　　在很大程度上，洛克菲勒家族、孟山都公司的利益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是重合的，这是他们在全世界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的根本保障。
　　美国对华战略的渊源
　　前文提到了美国对13个人口大国的战略《NSSM…200》。那么中国是否格外幸运，免于美国的算计呢？前文也提到了1977年霍尔德伦等人的大作《生态科学》中提到了新世界秩序，但这远不是首创，因为美国1944年已经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概念。
　　美国的国家利益，乃是用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建立全球霸权，这样才可以理解美国在全世界星罗棋布的军事基地。
　　对于美国的认识，深刻地分化了中国人。一部分人对美国报有警惕，时刻注意着美国国家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的矛盾冲突。另有一部分中国人对美国的战略持欢迎甚至顶礼膜拜态度，为美国的每一次进攻而欢呼，他们中有人甚至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时候写出了《致美国兵》。焦国标在自己的诗中写道：“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美国的对华战略具有惊人的稳定性、延续性，以下转引我国学者何新同志有关的研究内容（何新著：《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版。）：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
　　1840年美国总统派遣培理将军率军舰首航日本。
　　1844年美国与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为登陆中国提供了条件。
　　1852~1853年，美国舰队以武力进行威胁，强迫日本实行门户开放。

目光长远的战略设计，里应外合的战略欺骗（2）
1856年3月，培理在美国地理学统计学协会发表的演说中，对20世纪的世界作了如下的展望：“我们美国人民应当思考，怎样扩大领土和权力，从而把撒克逊人安置于亚洲的东海岸。我还想到，美国的强大竞争者也将要向东和向南扩张，把权力扩大到中国与暹罗的海岸，相互对立的自由主义与绝对主义的代表者，一旦不可避免地相遇，终会在举世瞩目中发生大规模的争斗……巨人们正在东方崛起，东亚形势对美国利益攸关。”他还指出：“我们应当具有一种远略，让太平洋及其周边盆地成为美国平静的内陆湖泊。”
　　这些话，发表于一个半世纪前。
　　19世纪末美国全球战略的设计师马汉在其名著《海权论》中指出，中国在美国的太平洋战略中居于中央枢纽的核心地位：
　　必须重申的是，当前的主要利益焦点是中国，它幅员广大又正处于动荡之中。另外，在中国四周还有着其他陆上及海上的富庶地区，它们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既然当前的世界历史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而中国的也处于一个将决定未来前景的转折点。对美国来说，完全有必要认真考虑中国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和如何为此做好准备。
　　这些话，发表于一个多世纪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击败了日本。二战后新中国日益强大。这是美国的一些战略家所不愿意看到的。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后来会发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美国近几十年来的全部台湾政策。这实质上是一场为争夺欧亚大陆边缘地区沿海地带控制权的斗争。
　　丘吉尔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读近代美国兴起的历史，就不会了解美国政治家对于全球战略始终具有总体和一贯的构想与设计。为什么200年来，这个国家在战略上始终能做到兵无幸胜，算无遗策。我们中国人，难道不应当从这里学习到一些东西吗？
　　1944年，美国著名战略家斯皮克曼（曾担任罗斯的福顾问）曾指出：
　　美国战后在东亚主要的课题是明确的。在美国的安全形势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关注由谁控制欧亚边缘区的问题。必须警惕未来形成一个强大统一集权的中国，警惕它获得能力把它的势力扩张到西太平洋沿岸。但只要中国统一还未完成，中国就难以构成这种威胁，所以在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在远东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必须防范中国成为这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写这些话的年代是1944年，即国民党政权正在与美国结盟抗日的时代。这也就是说，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实际上以划江而治为限度，而绝对不希望蒋介石统一中国。可怜蒋介石，一辈子的梦想是“以待国际公理之裁决”，却每一次都不例外地被国际盟友所抛弃，这恐怕也是普世价值留给中国式自由主义的遗产吧。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超过了美国人的预计，才最终把美国“划江而治”的蓝图改变为“划海而治”。但是，美国阻止中国统一的战略目标确实是达到了。时至2010年，中国仍然是联合国安理会唯一一个没有完全统一的常任理事国！
　　斯皮克曼还指出：“总有一天会出现许多人所想象的那种统一的世界秩序。我们早晚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废除各个国家的独立主权。我们必须借助我们雄厚的国家力量，以此作为二战后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基础。这是为了美国的最高利益！”
　　这就是美国精英200年来不变的梦想！
　　反观中国的某些主流精英，正忙着论证他们自己应该得到的“善待”，或者为李庄们鞍前马后地忙乎着，或者忙着解放他们包二奶三奶四奶的“人性”，或者坐在美国的大腿上撒娇！
　　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
　　

不择手段的组合拳
转基因作物在第三世界的推广，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往来。以印度为例，转基因棉种之所以在印度大行其道，美国政府“功不可没”。孟山都公司在印度的游说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鼎力相助。美国农业部、美国国际开发署及国务院等政府部门均高度介入。而印美两国之间核协议中的重要一项便是，印度政府必须承诺引进美国孟山都、杜邦、先正达等公司的转基因种子。此外，美政府对国内棉农的巨额补贴压低了印度棉花的出口价格，这对于印度棉农来说也是不公的。世界舆论试图把向印度农民提供转基因棉种的公司钉上道德的十字架，但孟山都等公司却拒绝认账，这些跨国公司知道印度政府似乎也不愿与他们结怨。
　　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完成渗透与占领市场（详见http：//。）
　　种子业务位居全球第三的先正达，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进入了中国市场。
　　2009年3月28日，先正达生物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裁王迅表示：“虽然中国市场对先正达全球市场收入的贡献仍然只有百分之一点几，但先正达已经把中国市场划归为将重点投资的新兴市场。”
　　据先正达种业亚太区业务开发总裁克里斯托弗·艾伦介绍，先正达在中国的种子业务主要分为蔬菜种子和大田农作物种子两大类，业务范围覆盖种子的研发、生产、加工、质检及销售等全过程。
　　“种子在中国市场不是完全开放的。”艾伦说，“根据中国的政策，作物种子只能通过其与中国的合资公司进行销售。”
　　艾伦描述了先正达蔬菜种子的销售流程：在北京周边的顺义、山东寿光等地，先正达投建了专门的种子培育基地，并对培育出的种子进行加工、分装，再利用物流供应链散布到全国各地。这种物流甚至可以用快递，因为种子都很轻。
　　相比之下，大田农作物的种子销售则复杂很多。我国2007年修订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规定，农作物新品种育种和种子开发生产属“限制外商投资的产业”，中方必须控股50％以上。也就是说，外资公司只能与本土种子公司合资，共同发展大田作物，且不能控股。
　　直到2008年初，先正达才完成了与河北玉米种业公司三北种业的股权转让的法律手续，得到三北种业49％的股份。
　　2007年，先正达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签订为期5年的合作协议，致力于对玉米、大豆、小麦、甜菜、甘蔗等主要作物新农艺性状的研究。同年2月，先正达又与安徽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达成为期8年的合作协议，旨在以水稻为模式植物，对新型基因功能进行实验室和田间验证，用于玉米、大豆等主要作物的性状研究。2006年10月，先正达还在中国建立了农业领域首个独资的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庚辰指出，外资巨头在研发领域投入非常大，与国内企业的差距是“几何数量级的差距”。
　　化学巨头陶氏化学也打起了中国种子生意的主意。2009年2月，陶氏化学的全资子公司陶氏益农公司与中国杭州的中国水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