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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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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合作始于1950  年1 月,2 月在纽约相会。这时福克纳已有了第一幕的提纲,他越未越热烈、坦率而坚决,琼感到不自在;她一迟疑,他便不快乐,虽然合作的设想并未落实,他继续写剧本,写信告诉琼进展情况,并说她要怎样都依她,但是他“不仅什么都会想象,还会希望并信以为真”。暮春,苦恼不得解决,福克纳日益抑郁不欢。种田、驶船、骑马都没有乐趣,即使写作顺利,也觉得“不满足”。
    他要“再作4 月的春游,哪怕一天、一小时也好”。和琼在一起,他觉得年轻、洁净和硬朗。没有她在身边,处处都见衰老的迹象。不久,他甚至觉得失去了工作能力。他对吉姆·迪瓦恩说:
    “以前有过多少日子坐在书房眺望窗外时,知道自己在工作。如今坐在书房眺望窗外时,知道自己不在工作。”他写信感谢美国文学艺术院授予霍威尔斯奖章,语气凄凉。他说以前写了一本又一本,总觉得每一本都不够完善,但是知道“还有下一本”要写,“如今年已50,回头看,只觉得本本不错。
    但同时醒悟这种感觉最要不得,因为它意味着时辰已近——黑夜、幽暗、长眠的时辰已近,我将永远放弃我为之激愤、为之呕心呖血的一切,我将不再会为之苦恼。”琼踌躇、福克纳舐自已伤口之际,埃斯特尔醋海起风波。她对梅塔·多尔蒂作过无奈的让步,眼前的事太叫人受不了。琼才比吉尔大几岁,孟菲斯离牛津又近。
    气急之下,埃斯特尔截信拆信,找琼的父母,不但闹得那对合作者不太平,也困窘了自己。福克纳求息事宁人,答应回头。但是他要作4 月春游的欲望远非自己所能承认或控制,仍然抱着诗情。“不在自己花园里就去树林里”散步的希望和信心,仍然宁有痛苦也不愿一无所有,继续一方面抚慰埃斯特尔的怒气,一方面点燃琼的爱情。
    夏去秋来,僵局依旧。琼、埃斯特尔和福克纳三人中似乎谁也下不了决心。1950
    年11  月10  日早晨,电话铃打破了沉默:纽约来电通知他获得1949年诺贝尔奖,表彰他的“感人至深而风格独特的贡献”,福克纳早已知道自己在国内的名气远远不如欧洲。让·保尔·萨特(11)对考利说,“在法国青年的心目中,福克纳是神。”
    有过几次谣传,把他的名字同诺贝尔奖挂上。
    1946  年3 月,福克纳作品的瑞典文译者托斯膝·荣松预言他会得诺贝尔奖。
    1949  年秋宣布无人得文学奖时,传说更多更直率。1950  年,这一时刻终于到来。福克纳的反应和《坟墓的闯入者》首映式前一样:这“是莫大的光荣,他很感激,不过,他宁可留在家里”。家人、朋友和国务院特使的请求一概无效时,埃斯特尔又生一计,让吉尔出面,女儿对此事原无兴趣,如今求父亲带她去欧洲一游,作为即将结束高中学业的毕业礼物。
    福克纳同意了。但启程前几天酗酒,险些误了这次旅行。最后成行时,他在途中说自己讨厌并恨透了“被人支来支去尽本份”,孰料尽本份到头来却是他最愿做的一件事。他对美国驻瑞典大使说:“我愿做该做的事”。他虚弱、疲倦、害怕,需要家人、朋友甚至陌生人的帮助,以前如此,以后还会如此;幸而总能有人相助。
    这一次也不例外:吉尔好几次帮助了父亲;在纽约,有哈斯和克明斯两家;在瑞典,有美国驻瑞典大使沃尔顿·巴特沃思、有英国仆人杰弗里·巴顿和托斯膝的遗婿埃尔泽·荣松,几年前处于个人生活和全球生活的黑暗时期中时,他曾写信给一个出征的男孩,说起过他也许能成为“民族的喉舌”,现在他要利用这个机会站在高山之巅向青年说话了,岂知他太羞涩、细声细语、说得太快,谁也没听清楚。埃尔泽·荣松事后说:
    “我们直到第二天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但是他倒觉得,有时沉默也很有力。
    他站在高山之巅说出了郁积已久的顾虑和信仰。他的顾虑是:恐惧把人销蚀、恐惧是人最卑劣的感情。他的信仰是:只有当人心中的问题同人心产生矛盾时才能写出好作品来,没有爱、没有荣誉、怜悯、自尊、同情和牺牲,写出来的东西必然是昙花一现、注定失败的。这些顾虑和信仰同他的小说之间的关系,不如他有时设想的那么简单,但都是他的切肤之感。他在40  年代写的书信,特别是写给沃伦·贝克和马尔科姆·考利谈论创作的信和写给继子和侄子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信,都是明证。
    许多艺术家谨小慎微、避不公开自己的信仰:有人害怕信仰使自己的艺术显得幼稚,有人害怕招未讪嘲,被人当作童子军辅导员或者老朽傻瓜。福克纳则不然,他素来不怕风险。在斯德哥尔摩的发言标志着承担新风险的决心。授奖仪式过后(他对记者说,“仪式长得像密西西比州的葬礼”),他携女前往巴黎,取道伦敦回纽约。圣诞节已到家。几年前还受尽冷落,“靠一个蹩脚文人写电影的工资勉强糊口,还亏得在一部拼拼凑凑的电影神秘片比赛中得了个二等奖。”如今,处处有记者跟踪,牛律《鹰报》刊登整版消息欢迎他,朋友们围着他,打听他说的希望把3 万元花得“无愧于奖金的原来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意思。
    
    第九章注
    
    (1) 意大利岛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护航队曾遭岛上墨索里尼政府军事基地的攻击。
    (2) 指亚伯拉罕·林肯。
    (3) 伤口擦盐是痛上加痛,福克纳视好莱坞为畏途,故以“盐矿”喻之。
    (4) 亨弗里·鲍嘉(1899~1954),美国著名电影演员。
    (5) 劳沦·白考尔(1924~),美国电影女演员,在这部电影中一举成名。
    (6) 霍吉·卡迈克尔(1899~1981),美国自学成村的钢琴师、作曲家、歌手和演员。
    (7) 伊丽莎白·泰勒(1932~),美国电影女演员。
    (8) 让·雷诺阿(1894~1979),法国著名电影导演。
    (9) 乔治,赛兴斯·珀里(1910~1956),美国作家。
    (10)安德烈·马尔罗(1931~1976),20  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在考古、艺术、政治活动方面也颇杰出。
    (11)让·保尔·萨特(1905~1980),法国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法国存在主义的首倡者。
    
    第十章 盛名面面观(1951~1962)
    
    领奖的苦差使过去、圣诞节过去,福克纳重拾两部未竟之作:寓言的结束遥遥无期,《修女安魂曲》的结局倒已胸有成竹。然而,平衡的心情不过几个星期,和琼·威廉斯的恋爱尚属悬案,使他魂不守舍。以前,“写作、写作、只要写作”便能使他心安,如今什么也不能使他心安。他必须花极大力气才能勉强自己写作,便开始一反往常地寻欢。不出几个星期,从一处换到另一处,此后几个月一直如此。
    他在格林维尔小住几天之后,去好莱坞几个星期。去格林维尔为勒维出版社出版的《记偷马贼》书上签名,在好莱坞为霍华德·霍克斯工作,根据威廉·贝内特的《上帝的左手》改编电影剧本。在《记偷马贼》书上签名是为了帮助本·沃森和霍丁·卡特,赚钱不多,编剧倒是5 星期赚了1。4 万元。
    钱的差别犹在其次,现在的福克纳不再为钱发愁,倒是为如何打发一天天的时间发愁。不能写作以后,连闲荡的本事也丢了。3 月回山揪别业,哪一部稿子都吸引不了他,惯常的消遣也没味道,仿佛青年时期的痛苦和自我怀疑突然同成年时期的失望和怨恨交融在一起;成功来了,有名有利了。反而感觉空虚。4 月,法国政府授予他荣誉军团官佐勋章,不久,决定去看看凡尔登(1) ,为了写他那则寓言。
    旅途中豪饮狂饮(一个青年朋友惊讶地数他一天灌下的马丁尼酒,竟有23  杯之多),但一路平安。路经纽约,与路丝·福特相见,她在等待《修女安魂曲》。
    抵法国后,在巴黎的时间比凡尔登多。同加利马尔出版社的一位青年作家兼编辑莫尼克·萨洛蒙在巴黎街头散步,回忆第一次来法国时的情景,那时是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寻访烈士捐躯的战场和文学巨匠的踪迹。
    回家途中,在纽约小住,会会琼·威廉斯。琼既愿意和他在一起,又害怕他的激情。但是他真正需要的是创作,这一点他心里明白。回到牛津,写了一篇在吉尔毕业典礼上用的讲话。1951  年5 月28  日,54  岁的他生平第一次出席毕业典礼。
    作了短短的演讲,重申他在诺贝尔奖颁发典礼讲话中提到的问题。这时他又继续写作《安魂曲》,并决心一鼓足气把它写完。
    《修女安魂曲》和《喧哗与骚动》的附录、和《让马》一样,在几方面有以前的痕迹:短促简练的对话反映出在好莱坞学到的功课,做作的风格令人回想起《木偶》,基本情节则继续坦波尔·德雷克的故事。从《圣殿》的末场到《修女安魂曲》开始之间,发生过一系列重大事件。坦波尔随父从欧洲返美后,嫁给戈文·斯蒂文斯,两人过着体面而无聊的生活,坦波尔难忘同雷德和金鱼眼在盂菲斯妓院鬼混的那段日子,雇了一个佣人南西·麦尼戈。
    南西是妓女从良,坦波尔以南西为心腹,告诉她一生中那次伟大而可怕的冒险。
    后来,雷德的兄弟来敲诈勒索,坦波尔欲恶之心沉渣泛起。南西不知所措,生怕坦波尔和她的子女遭到不测,企图以杀死坦波尔的一个孩子来挽救全家。此举出自爱心,并无恶意。南西还准备牺牲自已。
    《修女安魂曲》处理这些事件时,特别是坦波尔和南西的结局,不仅把重点放在外在矛盾上,也放在内在矛盾上。南西的命运已定,坦波尔的犹未可知。加文·斯蒂文斯让政府来处理南西的审判和处决,自己着重唤醒坦波尔的天良,晓以道德,力求使她重新认识自己、忏悔罪过。通过剧本的情节,我们看到政府和加文·斯蒂文斯之间的距离。政府急于处死南西,只关心法律和体面,不关心人的命运,不管无辜和有罪之间尚有许多层次,不予以忏悔和赎罪的机会。
    福克纳勾画出社会和斯蒂文斯的不同关注之间的鸿沟以后,有时用对话和情节、有时用散文楔子加以开掘。他起先打算写三幕剧,后来改变主意,最后在突击完成之前几个月,决定在每一幕前加一段散文楔子,承前启后,从而把剧本写成了“小说似的”,井向两个方面拓宽:把情节放在约克那帕塔法的历史背景之中,把约克那帕塔法的历史同密西西比联在一起。
    第一段楔子叫作“死巷”(为这城市起的名字),焦点放在福克纳的这一神话王国的历史上,时间则从约克那帕塔法尚未开发时期直到剧本中的现在。福克纳在这段文字中历数了拓荒者的名字,明显表现反现代主义:把过去同缓慢的节奏和明确的目标相联系,把现在同疯狂的旅行、热爱速度和运动相联系。第二个楔子短得多,写杰克逊和密西西比,叫作“金色圆顶(口号是“起步”)”,承上启下,各式材料俱全。结果,杰克逊比约克那帕塔法标准化而没有个性,不是神秘王国的城市,但是太现代化太一般化,没有历史性。第三段楔子“监狱”(未能完全忘情)
    回到杰弗逊和约克那帕塔法的故事,再次出现许多熟悉的名字和熟悉的动机,中心插曲把我们带回到将近一个世纪以前——一个判刑的女孩在牢房窗上刻下自己的名字(西西莉亚·法默)和日期(1861  年4 月16  日),这是反抗的表示,是不甘泯灭的表示。这一行动不仅和南西·麦尼戈有联系,也和福克纳的艺术家定义有联系。艺术家深知人生短促,“迟早要穿过泯灭之墙”,但决心“留下刻痕”在墙上。
    福克纳把这些散文视为其后各幕的有机组成部分,后来还说过,它们是必要的,使作品产生“配器的对位效果”,提供一点玄机。使“简单生硬的对白显得针锋相对”。但是,除了这些目的外,它们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楔子无法上演;第二,
    楔子的修辞比戏剧正文强烈。
    
    如果说第二个问题要到1951  年9 月21  日剧本出版时才发觉,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当时便知道的。福克纳写完《修女安魂曲》时,已“厌倦了笔和纸”,打算整个夏天去饲弄马和庄稼。结果,夏天的大部分时间和秋天的一部分时间在纽约和波士顿,想把这部作品改得可以让路丝·福特上演。后来,他委托别人改编;最后,这部戏在十几个国家上演,包括德国(1956)、西班牙(1956)、法国(1956)和希腊(1957)、当然还有英国和美国。法文本由阿尔贝·加缪(2) 翻译,法国人在这部程式化的悲剧中看到一些法国戏剧中的熟悉因素,反应十分热烈。但是1959
    年最后在纽约上演时,演期短而没有特点,有负于福克纳和琼·威廉斯偶尔分享、与路丝·福特分享了数年的美梦。
    福克纳放下《修女安魂曲》,回到牛律,打算完成那部“大书”,下午种田、划船或骑马,上午设法创作。但是心中仍惦着琼·威廉斯,因此玩也乏味,工作则几无可能。不久,连自己也怀疑会不会写完已开始的书。他写情给琼说,“我这么老了,不该想念一个23  岁的女孩子……活到这把年纪,应该不害相思病了。但愿自己是在养精蓄锐准备从新开始”。他等待僵局打破,但是落空,他不仅烦躁不安,而且不顾安危。1952  年2 月一次,3 月又一次从马背上摔下来。第二次腰伤久久不愈。他等得不耐烦,4 月去欧洲。
    先在斯德哥尔摩访问埃尔泽·荣松,后去巴黎访问莫尼克·萨洛蒙、她的丈夫和新生婴儿。他力求散心,仍不得安宁。多次摔伤,腰痛难熬,把威士忌当药喝后,不仅使他更加虚弱乏力,还加深了原已日趋严重的失眠。一次狂醉后,被送进巴黎的医院,医生告诉他两节脊推断裂,有明显的关节炎并发症,建议手术治疗。他拒绝开刀,前往奥斯陆,接受物理治疗,疼痛暂时缓解。
    他决定离开这个挽留他但吏他害怕的地方,启程回家,路过孟菲斯时探望了琼。
    回牛津后给她写信,告诉她如何看待两人的处境。如果两人可以随时见面,自由地散步谈心,他也许可以接受她设立的藩篱。“但是照现在这样,”他继续写道,“我永远得不到安宁,除非已开的头有个结果。”他当导师、父亲,求爱者已3 年,但是他爱她,什么也替代不了。
    多年前,他描写过一个“苦于没有能力打动女人芳心”的男人,如今他苦于失去原有的能力。琼终于被他的需要感动,在1952  年夏天成为他的情人,岂知随后几个星期里,他得到的不是平安而是痛苦。琼觉得上当了,溜之大吉;他觉得披遗弃而悲痛欲绝。但是写信劝她不要伤心,因为他忍受力很大,足以代两人受苦。他设法作好接受命运的准备:如果开个头只是为了结束,他写道,“那也行,我不是一直告诉你:在有痛苦和一无所有之间,我宁愿要痛苦吗?”他剖析了一番自己的痛苦,希望化病苦为诗歌,就如在《蚊群》和《野棕榈》中那样,心情坏极了。
    “翻出那本大书的稿子,继续写下去”;但是写作已不能战胜不幸、沮丧和心碎。
    “也许我必须同目前的生活决裂,”他写信给哈罗德·奥柏说,“至少决裂一段时间。我似乎已无心工作,找不到工作和写作的目的。”他写给埃尔泽的信说,“问题是我这病是周身不适,百无聊赖,对一切都没有心思。”多年前,他建立了一种生活方式,夸大对自己创造的世界的依赖,缩小对人的依赖,使他成了一个“骄傲而无求于人的动物”,独来独往,“不需要向任何人求任何东西。”那时候,他相信有一位上帝眷顾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他知道没有比艺术更重要的东西。但他一直是作家而不是读者,一直对手上正在做的事比已经做成的事更感兴趣,一直抱住自己的虚构世男,一旦松手、一旦对通向虚构世界的路和同虚构世界的联系失去把握,他的需要便转移、信心便动摇。
    1952  年秋天的大部分时间在医院里进进出出。喝酒依旧是最可靠的晴雨表,他酒喝得很凶,有时还犯抽筋。他知道自己有罕见的想象天赋,也有致命的性格缺陷,因此要在心理上稳得住,需要培养自我欺骗、需要玩危险的游戏,特别是酗酒。
    酗酒一向是信号,也是救助。但是,更常见的摇摆以外出现抽筋,未免使他惊慌,自觉不妙,要出事的,因此愿意接受任何治疗,只求能恢复平衡。11  月,去纽约接受一系列电休克治疗,医生汇报说,每次休克后,他显得温柔、信赖,几乎像小孩于那样需要温馨和柔情。
    去纽约住院前不久,在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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