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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巨人-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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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卡斯特罗做了爱德华多·奇瓦斯未能做成的事情，因为奇瓦斯没能提供指控普里奥的证据，而他却做到了。在他大量证据的指控下以及民众的抗议声中，普里奥总统在古巴政坛中倒台即将成为事实。
关于此时的一些情形，卡斯特罗日后回忆说：“奇瓦斯指控一些政客在危地马拉拥有庄园，但是无法提出证据。他受到极大压力，绝望了，最后自杀身亡。针对这一事实，我指出：‘不必去危地马拉’，同时列出这些人在这里拥有的所有庄园，以及所从事的肮脏交易。我利用新律师身份查阅了财产登记簿和有关文件。所有材料都铁证如山，造成很大震动。”
正如卡斯特罗所说，他的一系列揭露普里奥总统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对推翻普里奥政权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也引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
要推翻巴蒂斯塔（1）
在此期间，由于卡斯特罗的人身安全面临着愈加严重威胁，他决定秘密搬家。他与妻子米尔塔带着儿子菲德利托，还有他的弟弟劳尔住进了贝达多木区27街1511号的一座小楼房里。这个新住处，外界很少有人知道，除了几个亲密的朋友有时来访外，还有米尔塔的两个兄弟偶尔来访。而这时候的卡斯特罗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新的###中，他总是忙到深夜才回家，有时黎明时分才能回家。
就在卡斯特罗用大量事实猛烈揭露普里奥总统的时候，他从统一行动党中的朋友那里得知，该党的核心人物巴蒂斯塔和一批军官正在策动政变，并建立独裁政权，以独裁的方式治理国家。另外，巴蒂斯塔很有可能被指定为古巴总统。
除此之外，由于距大选只有两个多月，而正统党候选人已占绝对优势，在选举中必将获胜。因此，握有军权的巴蒂斯塔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正统党获胜，而自己遭到失败，于是他将采取种种手段包括政变在内，来夺取政权，重新在古巴的政治舞台上执政。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向自己所在的正统领导人提议，希望通过竞选广播时间揭露巴蒂斯塔的阴谋，但却遭到党内领导人的反对。
这时，一批军官正在加紧酝酿政变，他们希望通过政变来推翻政治无能和帮团主义政府。这样一来，巴蒂斯塔被这批企图发动政变的军官推为首领。关于这时的一些情形，何塞·凯维多回忆说：“（这些阴谋中）最主要的是由豪尔赫·加西亚·图尼翁上尉所协调的，他是部队中德高望重的军官，主张恢复传统制度……但是，当他们决定实施计划时，面对能否取得整个军队的支持而胆怯了，权衡之下认为最好还是把建议提交给巴蒂斯塔。他们坚信军队的下层会支持他，因为他仍保持着士兵恩人的形象。巴蒂斯塔立即接受建议，成为首领。”因此，政变从2月间便开始着手进行。
1952年3月10日，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时节，巴蒂斯塔实际上没有发动政变，也没有放一枪，便夺取了政权，并向全国宣布就任国家元首。卡斯特罗于当天得知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后，愤怒地发表了《萨尔帕奇》宣言，强烈谴责巴蒂斯塔违犯1940年宪法，呼吁民众揭竿而起推翻巴蒂斯塔的反动统治。
在巴蒂斯塔夺取政权后，这批具有实力的军官就古巴与美国建立什么关系的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一派是巴蒂斯塔执政时期的老军士，另一派则是美国军事学院的毕业生。这两派军官的根本分歧是，何塞·凯维多回忆说：“大部分军官认为与美国的结盟在所难免。有的对此赞赏，然而另一部分人却断言权威人士的某些决定是不明智的。”不过，在此之前，由于美朝战争进入关键时期，卡洛斯·普里奥总统打算派出一支25万人的军队赴朝鲜协同美军作战，但因为军官们对这个参战计划存在分歧，另外全国民众表示强烈反对，因此这个计划未能实现。然而，对于美国来说，普里奥政府已经是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希望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亲美的新政府。同时，美国极不愿意看到共产党在古巴越来越活跃的现象。
巴蒂斯塔掌握政权后，卡斯特罗出于安全考虑，住进了同父异母的姐姐利迪娅家中。这时，他的盟友、正统党员雷内·罗德里格斯找到他，他们随即商议了如何应对眼前的局面。同时，他还让雷内到大学打听消息。
根据卡斯特罗的建议，雷内来到大学里打听有关消息，得知有一个学生代表团早晨就去了总统府，表示支持原总统普里奥。卡斯特罗从雷内那里获悉了这个消息后，他要求雷内等大学生联合会主席阿尔瓦罗·巴尔瓦回校，一起来到他的住处，他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约莫过了一小时，雷内带着巴尔瓦来了。他在与巴尔瓦的谈话中，得知普里奥总统答应尽快给学生发放武器，以此支持学生抗击政变。然而，临近中午时，巴蒂斯塔的军队突然包围了总统府，并将普里奥押送出总统府。这样，巴蒂斯塔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因此任何抗拒政变的行动均为时已晚。
由于新任警察局长萨拉斯·卡尼萨雷斯即将下令搜捕卡斯特罗，于是这天晚上，卡斯特罗秘密住进了一家旅馆，直到第二天雷内为他找到了一个新的藏身处。一大清早，他穿一件宽大的薄布衬衫，戴上一副墨镜，同雷内一起搭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他们秘密来到了正统党员埃瓦·希梅内斯的家中。在商谈中，他建议写一个声明，并得到大家赞同。于是，他让雷内到他家里去取打字机和纸，然而米尔塔的兄弟不准从那里取走任何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他手写了一篇题为《不是革命，是兵变！》的文章。他希望将文章的后部分在《警觉报》上发表，但由于这篇尖锐的文章难以通过新闻检查，报社无法发表。因此，他只好利用报社的排字工制成赛璐珞压印版，随后又通过正统党左派成员劳尔·德阿基亚尔在出版界的朋友印成一部分小册子，以传单的形式在哈瓦那市散发，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在文章中一针见血地写道：
“谎言！无耻的辩解。刚刚用邪恶的匕首刺入共和国后背的行动决不是革命！特鲁希略第一个承认了这个政府，这比什么都更雄辩地说明了一切……又一次谎言。我早知道他的允诺就是拷打和酷刑……他们不是爱国者，是篡权者！革命，不是；是兵变！……想笑就笑吧，但是从长远看，原则比大炮更强大。在这困难的时刻，真理将在地下存在，传播到每个男人和女人，尽管无人公开讲，媒体也不报道……如果失去生命，其实并未失去，为祖国而死生命永存……”
要推翻巴蒂斯塔（2）
3月16日，在科隆公墓举行纪念奇瓦斯的活动，卡斯特罗在一群人的陪同下，参加了纪念活动。他们首先散发了由卡斯特罗起草的传单，随后卡斯特罗宣读了正统党要求废除政变政府、建立中立政府的正式声明。接着，他敏捷地跳上公墓上的一块大理石，用激昂的声调说：“爱德华多·奇瓦斯，我们向你保证永不放弃你的理想！”“巴蒂斯塔以武力上台，必将被武力推翻！”他的讲话引起了很大反响，而且产生了重要影响。
巴蒂斯塔上台后，完全露出了独裁的面目，将1940年的宪法变成一纸空文，他还下令解散议会和其他政党，停止选举，并强行罢免了省长、市长，同时加强了工会的公团合作主义，实行新闻检查和镇压。另外，他积极笼络一些杀手们为他效力。与此同时，他又加强了与美国黑手党的关系。由于美国黑手党加紧对古巴渗透，使古巴的旅游、旅馆、赌场和妓院泛滥成灾。更重要的是，美国在古巴的利益已经写进了巴蒂斯塔执政的纲领中。
这时，无论是真正党内部还是正统党内部都陷入了一场危机，而且正处在一种分裂中，这两党的领袖人物如普里奥和马克斯·莱斯尼克等均陷入了逆境中。与此同时，卡斯特罗的处境也面临很大威胁，一些人还怪罪他因揭露普里奥总统而引发了政变。关于此时的一些情形，他日后回忆说：“3月10日政变发生后，只有被推翻的政府有钱，拥有几百万美元资金和各种资产。我们着手利用这些资产购买武器，那些人当然十分憎恨我。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在《警觉报》上查找一下我在3月10日政变前几个星期发表的那些声明。这些声明被发表在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而且被安排在头版显要位置上。事情发生在1月和2月，有人力图把政变的原因归罪到我头上。我还有两篇文章当时正在撰写中，它们更为尖锐，对腐败更有揭露性，题目是‘不必去危地马拉’。”
卡斯特罗还回忆说：“甚至连那些人都认为我揭露腐败行为造成恐惧，导致发生了政变，企图把罪责归到我头上。这种看法没有丝毫道理，但却很强烈。应该说，一方面，那些人深深地憎恨我，另一方面，大学里人们猜忌我。必须消除人们的不安。”
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的革命思想在巴蒂斯塔策动的政变中有了新的升华，他清楚地看到只有采取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巴蒂斯塔的独裁政权，而革命只有靠武装斗争才能成功。于是，他向正统党领导人指出，只有采取武装斗争才是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唯一道路，不过他并没有说出自己真正的革命目标，即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新的国家。这时，在他的主张和推动下，正统党与一个叫“哈瓦那天地”的武装小组建立了联合阵线，以此发展革命力量。他表面上忙于律师工作，实际上在加紧从事革命活动，因此每天都出入于古巴人民党（正统）所在的普拉多大街109号总部，为日后发动的武装斗争作准备。与此同时，他还争取了拉塞瓦和卡约韦索武装小组，并获得了支持他竞选议员的群众的信任，这为他后来发动武装起义打下了重要基础。
然而，到了1953年初，卡斯特罗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几乎到了要卖二手轿车的地步。有一天，他从正统党机关所在地普拉多109号出来，发现汽车已被汽车代理商收回，因为他没有按期付款。这时，他连喝咖啡和抽雪茄的钱也没有了。当他走进食品店时，店主拒绝赊给他食品。关于此时的境况，多年以后他也无法忘怀，他回忆说：
“我诚挚地告诉店主：我没有钱。而那位平时很友好的先生拒绝继续向我赊账。我沿着普拉多大街行走，穿过总统府的人行道，看到列队的卫兵。面对这些权力的象征，我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站在内普图诺街口，那里有一个报亭，我开始浏览刊物的大标题。一个青年助手大怒：‘喂，走开！’把我推了出来。我既没乘电车，也没乘公共汽车，步行了大约三公里，直到大学附近，那里的一个建筑中有我的一个房间。我躺下。天气十分炎热，我睡着了，大约有四个小时。我非常沮丧地度过了一天……”
由此可见，卡斯特罗由于将所有精力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完全将律师工作放在一边，因此几乎没有经济收入，这样他难以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家庭生活无疑陷入了困境。当他的衣袋里偶尔有些钱时，便带上妻子米尔塔和儿子菲德利托来到一家中餐馆吃炒杂烩和虾仁炒饭，可以说这是他们这期间过得最奢侈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渐渐引起了米尔塔的不满，为他们日后婚姻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尽管卡斯特罗在生活上陷入困境，但却没有影响他的革命活动，他仍然为发动新的革命运动积极作准备工作。这时，好友蒙塔内出面帮他偿还了债务，使他的生活状况有了一定改观。
除此之外，这时的卡斯特罗已经深深懂得要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新革命，必须建立自己的宣传阵地，而宣传的重要性就是唤起民众的革命热情，同时揭露反动的政府。因此，根据计划，他将前往马坦萨斯省，在那里建立两个地下广播电台。另外，在此之前，阿韦尔和蒙塔内秘密创办了一份名叫《还是这些人》的刊物，他热情支持这个小册子的诞生，并成为它的主要撰稿人。当这个充满革命色彩的小册子诞生时，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用昂扬的笔调写道：“《还是这些人》是一个温和的题目，为什么不找一个更有力的题目，譬如‘指控者’？”“除此之外，我们应增加印刷量，散发到卡约韦索、马里亚瑙、圣地亚哥、拉斯维加斯、吉内斯、卡拉瓦萨尔、马德鲁加和阿特来萨。”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事要揭发，有许多人要争取！路线就是团结那些没沾染政治恶习的青年！”他还指出说：“‘指控者’还不够，条件来自努力、奉献、坚持！……我们创造我们的条件。以群众作基础，用暴力打垮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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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翻巴蒂斯塔（3）
随后，卡斯特罗和阿韦尔驱车200公里到达马坦萨斯省，并来到马里奥·穆尼奥斯的咨询事务所。此人是个医生，但从事的却是通讯工作。卡斯特罗此次是为筹建两个地下广播电台而来。经过充分的准备，1953年5月底，广播电台终于在哈瓦那开始工作。与此同时，还创办了《指控者》刊物，该刊的编委为：主任劳尔·戈麦斯·加西亚，笔名老百姓；执行主任阿韦尔·圣马里亚；编辑菲德尔·卡斯特罗，笔名亚历杭德罗；政治指导员胡安·廷瓜奥，笔名廷先生；里卡多·巴利亚达雷斯，笔名谈话者；赫苏斯·蒙塔内，笔名卡尼诺，主要负责“利刃”专栏。除此之外，卡斯特罗还对《还是这些人》这个刊物提出建议，希望它充满革命的战斗力。
经过充分的准备，《指控者》于6月1日问世，该刊共4版，第一期印了500份，每份定价5分钱。刊头特地采用独立战争时曼比战士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关于该刊的内容，据马克斯·莱斯尼克回忆说：“小报丑化政府官员，换句话说，是雅各宾式的、反叛的、激进的传单，这就是我在大学结识的菲德尔的时代。”
7月29日，《指控者》第二期问世。第三期属于特刊号，也是最后一期，于8月16日出版，印行一万份。卡斯特罗以亚历杭德罗为笔名，在第三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他在题为《我指控》的文章中揭露了巴蒂斯塔的虚伪嘴脸，他在文章中还写道：“巴蒂斯塔……你嘴上说的是出身贫苦，住的却是宫殿。你绝非如你所说是士兵的朋友——你是要把他们变成实现你野心的阶梯。你说的是选举，谁又能相信你？你在1940年借用刺刀获得了选举胜利……你讲的是劳动，无所事事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多。你谈的是进步，你却把自己同古巴和外国的利益紧紧连在一起。最后，你挂在嘴边的是祖国，但实际你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是拍所有大使马屁的仆从！”他尖锐地批评说：“古巴只剩一条路。我指控你，可恶的暴君！”
除此之外，卡斯特罗在《（正统）古巴人民党的自责》一文中，对正统党领导人只注重个人斗争，而脱离群众的问题提出批评。他在文章中指出：“以这种行为对巴蒂斯塔提供服务者不在少数。对那些不同于盲目相信群众者，而是相信伟大思想是不可征服的力量者来说，领导人的动摇绝不是他们消沉、颓废的理由……目前是革命，而不是政治时刻。”
然而，《指控者》只出了三期就被当局封杀了，而且还抓捕了阿韦尔、蒙塔内等人，但不久又释放。另外，在这期间，警察局还下令捣毁了位于普拉多大街的古巴人民党总部，并搜捕与此有关的记者。
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决定秘密准备武装起义。在他精心组织下，成立了一个可靠的秘密小组，小组的成员大多是无产者，他们将是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同时，他四处奔波筹措武装起义的经费和武器，于是他找到“9·30委员会”负责人佩德罗·米雷特，委托他对小组成员进行基础军事训练，训练地点设在大学生联合会烈士纪念堂，这是个秘密地点。
然而，由于卡斯特罗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四处奔波，极少有时间顾及家庭，这使他与米尔塔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最初显露出婚姻的危机。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所从事的政治工作。在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个叫纳蒂·雷韦尔塔的漂亮女人，他们来往密切，她成为他精神上的支柱和政治上的支持者，而且对筹建小组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武装起义的准备（1）
这时候，卡斯特罗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准备武装起义的工作中，也是他要做的首要工作。他认为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才能推翻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于是，他秘密发展着起义的武装力量。
实际上，根据古巴当前的严峻形势，只有发动武装起义才是唯一出路，这完全是统治者逼出来的。卡斯特罗早已看清了这一点，因此他认准了走武装斗争这条道路。关于此时的情形，正如他日后回忆的：“当3月10日政变发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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