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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天挺回忆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陈讲元白诗，第一课是《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时有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客居成都，闻陈大名，想去听课，听说第一课讲处女问题，以为无聊，而罢听课之念，实不知陈以此带出唐朝婚礼制度，是极重要的事。
　　王元化：如果用知性来掌握美，就会把美的统一体内的各差异面看成分裂开来的孤立的东西，从而把美的内容仅仅看作一抽象的普遍性，而与特殊性的个体形成坚硬的对立，只能从外面生硬地强加到特殊的个体上去，而另一方面，作为美和形式的外在形象也就变成只是拼凑起来勉强粘附到内容上去的赘疣了。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五、纯儒
　　汤用彤为人温润，一团和气。钱穆与傅斯年有隙，却都与汤交好；熊十力和吕澂于佛学方面每每相左，却均与汤相得；汤虽参与学衡派，却与胡适不伤和气……汤因此得了个“汤菩萨”的绰号，钱穆说他是“一纯儒之典型”。
　　林纾有侠义之风，曾有某友向他借钱，他便把刚刚卖画所得的400元倾囊相授，朋友坚持立下字据后离去。不久此友病故，林纾前往吊唁，就在灵前把借据烧了，并作了祭文，后又忆写道：若他与朋友都健在，则有无借据都是一样；现在朋友已死，自己恐也来日无多，若死后还有借据存在，难保不使两家产生纠纷，因此烧掉云云。
　　袁世凯为笼络康有为，召他主持清史馆。康有为力辞道：“我若修清史，则袁世凯首为罪人，如此必不为所容，因此不可赴任。”
　　1901年，罗振玉在刘鄂家第一次见到甲骨这种古物，欣喜异常。他惊叹之余，自许道：“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扬、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王国维始终未剪辫子，一次夫人给他洗头时说：“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个东西做什么？”王答道：“正是因为已到这个时候了，我还剪他做什么？”
　　黄侃留学日本时，一次内急夜起，随意向楼下小便，时楼下住客正在挑灯夜读，见此大骂，黄侃亦反唇相讥。两人舌战酣畅，即互报姓名，黄侃才知楼下客是章太炎。甫一接触，黄见章学识闳富，为己不及，乃折节而称弟子。
　　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任编辑时，常有读者向报社反应他的文章怪字僻典太多，读起来很吃力。主编委婉地向他提出意见，他说：“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自会有人知之。请勿问！”
　　蔡元培甲午前后为翰林学士，居京中，一直沿着旧学道路前进。甲午中日之战，为其转变的一大契机。《马关条约》签字，他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刻骨铭心之句，此后，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梁启超在戴戡死后逐渐淡出政坛，在清华、东南等大学任教，声称将以教授与记者的身份终其余生，不复从政。后因病重入协和医院，某中国医生诊断其为肾病，须行手术。手术取出一肾后，病仍不愈，原来是错取好肾。朋友们多劝梁起诉该医生，梁答道：“算了罢！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算不错了，我又何必告他！”遂死庸医之手！时人深为惋惜，认为别的姑且不论，若其缓死几年，著述必将十分丰富。
　　王辏г私�京供职，有人问他：“民国诸贤，与咸、同间相比如何？”王说：“以今视昔，才智殆有加焉。惟昔人做事认真，今人做事敷衍耳。”
　　刘师培属古文学派，崔适属今文学派，两人在北大任教时，恰住对门，朝夕相见，每次必恭敬客气地互称先生，且鞠躬作揖不已。但一到上课时便剑拔弩张，互相攻击，毫不留情。
　　三十年代初，熊十力、汤用彤、钱穆、张东荪、张申府、林宰平、梁漱溟、蒙文通、李证刚、邓高镜、冯友兰、贺麟、张岱年、金岳霖、沈有鼎、冯文炳、黄艮庸等云集北大，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可谓一时盛事。熊十力和冯文炳（废名）曾为争论问题而扭打不休，熊声色俱厉地说：“我代表的是佛，你不同意便是反对佛！”但丝毫不曾影响关系。
　　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
　　蒙文通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因与学校有纠纷被解聘，他却照常去上课，说：“聘不聘我是你四川大学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
　　汤用彤在北大教书时，傅斯年曾请他兼一个办事处的主任，每月送一份薪金。可当发薪时，他却如数将薪金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另拿一份。”
　　梁实秋的一句“你走的时候，我不去送你；但是，你来的时候，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都去接你。”让人长久的感慨。
　　林庚的学生袁行霈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话：“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1939年秋，钱钟书和邹文海、徐燕谋等人一起同行到湖南安化的国立师范学院。途中，钱钟书手不释卷，怡然自得。邹文海好奇，方知钱钟书看的是英文字典。邹文海觉得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真是不可思议。钱钟书则告诉他：“字典是旅途的良伴。随翻随玩，遇到几个生冷的字，还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惜的是，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之习俗，趣味之深，不足为外人道也。”
　　——邹文海《忆钱钟书》
　　1946年，陈寅恪从欧洲回到清华，此时他双目已盲，身心俱疲。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不听，并要求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雷海宗的助手王永兴劝他：“一门课已经够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上课了？”陈寅恪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
　　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有几十学生听课。最后一节课，梁思成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怎么考好？”学生没有一人答话。梁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有点明白了，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同学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梁笑着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完向台下作了一个大揖，飘然而去。
　　吴稚晖、李石曾在北大组织“八不会”，“八不”即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不吸毒、不做官、不贪财、不阿谀。他们邀请熊十力参加，熊十力说：“你们这是结党，我不干，我是九不。”
　　胡适评梁启超：“任公为我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唐德刚认为，胡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相埒。他又评论胡适的人格：“……这些名儒硕彦之中，有胡先生的资质的，大多没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样用功的人，则多半没有他的天资；先天后天都差与胡适相埒的，又没有他的德性好、人缘好、气味好。这些都是胡适之的过人之处，都不是偶然的。”
　　朱家骅托傅斯年请李方桂任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李坚拒，他说：“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很惭愧，长揖到地，连说：“我是三等人才。”傅当时是史语所所长。
　　冯友兰曾在《新事论》中说：我们常听见许多关于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笑话，照这些笑话所说，不但城里的人比乡下的人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里的狗亦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这些虽是笑话，而却不见得不合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但城里的狗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里的狗，在有些方面，比乡下人亦是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国，一百个乡下人中，至少有九十个一生没有吃过如城里的富室狗所吃的饭食。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其本人则倡人生哲学之多重境界。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标准的一个人。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冯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现。
　　冯友兰曾批评胡适的治学精神：“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样远啊！”然而他亦要为胡氏辩护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冯友兰说话有点结巴，但是要言不烦，他曾经比较他和金岳霖的异同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钱穆在课堂上批评疑古学派，说：“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这是什么道理！”这是讽刺钱玄同“疑古玄同”的别号。有人提醒钱穆道：“钱玄同的儿子正在听你的课！”不久，钱穆和钱玄同在一个宴会上碰面，钱玄同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红卫兵洗劫了马一浮家，马但求留一方砚台写字，红卫兵不答应，反而猛掴其面。
　　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梁苦心收集的古玩字画统统付之一炬，梁只是在旁边冷眼旁观。但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精装本的《辞海》和《辞源》时，梁出来阻止了。他解释道这两部书是向外地的学生借的，若烧毁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毫不理睬，轻蔑地说：“不用了，我们革命的红卫兵，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由于精装书不易烧毁，红卫兵就一页一页撕着烧。
　　陈布雷效忠蒋介石，终于在全盘皆输的前夕绝望自杀，他代表了中国自古已然的一种“士心”，只怕连对手也不忍以“愚忠”视之。抗战时，他在给王芸生的信中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可见，他是一个旧道德意义上的君子。
　　反右时期，陈梦家出于对古文字的热爱，说了一句“文字改革应当慎重”，于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文革”开始后，陈梦家遭到残酷的批斗，他向一位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于是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不料未死，10天后又自缢而死，足见他已义无反顾。
　　林彪死后，针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十分不满，他认为孔子和林彪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说：“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这些道理虽然再明白不过，可是在当时敢于说真话的，竟然只有梁漱溟一人而已。
　　废名很佩服其同乡熊十力，常跟熊谈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一次，两人在一起论僧肇，一言不合，大声争论，外人在外听得酣处中突然静止，原来两人已经扭打在一起，很快废名气哄哄地离开熊家。但到第二天，废名又到熊家，跟熊讨论起另外的问题了。
　　晏阳初在接受赛珍珠访谈时曾说：“我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殷海光临死前，徐复观去看望他，他对徐承认自己以前的某些说法不对。他对徐复观这样说：“相识二十多年来，先生常为海光提到时厌恶的人物之一，但亦为海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徐复观则认为，二十年来，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烦，多半与殷海光有关。得到殷海光死讯时，徐曾绕室彷徨地自言自语：“今后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没有一个可以谈天的人了。”被他的太太听到，立刻责备说：“你怎能说这种话！你说这种话，对得起其他的朋友吗？”
　　《吴宓日记》出版前，编者想请已八十多岁的钱钟书为之作序。钱氏为此写了一封信给编者，请其将此信“附入日记中”。此时钱氏才在日记里见到，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说，“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入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
　　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记》云：“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筏、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周扬说：“1959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如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
　　季羡林入住北大后，住处很特别，是在翠花胡同里。而明朝的东厂，就设在翠花胡同。季羡林的住所，则就是以前东厂特务行刑杀人的地方。当时，那是个很寂静的院子，树木葱郁，石碑林立，而且寝室外面还摆着一口棺木。季羡林一个人住在里面，平时自然少有人找。好友臧克家携夫人郑曼去过一次，郑曼当时就忍不住问道：“季先生，你一个人住在这样的地方，不害怕吗？”季羡林则说：“这个地方好啊！正好可以静下来读书和工作，也确实不会有人来打扰啊！”
　　季羡林是健康长寿的老人，有人就好奇他是不是有什么养生之术。季羡林的回答是，我坚持“三不主义”。“三不主义”指的是：不锻炼、不挑食和不嘀咕。不锻炼是不为锻炼而锻炼，觉得大部分时间还是花在工作上比较好，如果花在锻炼上，太可惜了。不挑食则是不管什么高脂肪、胆固醇，只要合自己口味，张口就吃。不嘀咕则凡事看开些，不要在心里放着。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腿勤、手勤、脑勤”，自己的秘诀就是：千万不让脑筋闲着，脑筋要永远不停地思考问题。
　　梁漱溟在医生问他有何要求时说：“我很累，我要休息。”说完就瞑目长逝。张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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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博雅
　　丰子恺曾忆及，其师李叔同对他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书也不及马先生之多。”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张元济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按十分之四付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