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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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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自我评价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1952年8月，湖南大学评定教师的薪水等级，最高为六级，杨树达当然是其中之一，群众无意见，或以为杨老先生还应再高一级才好，但杨本人却觉得不必再高了。当听说谭丕模和杨荣国两人也是六级时，杨树达大为不满：“谭丕模连《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评为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凭心而论，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
造反派要批斗陈寅恪，时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刘节是陈的弟子，他奋然愿替陈上台挨斗，并说：“这是我的光荣！”
1954年，由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引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看他的文章时，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1957年8月1日《自由中国》中发表殷海光的社论《反攻大陆问题》。文中说：“一个‘国家’的一切作为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一群人在这样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动，哪里会‘生死以亡’，全力以赴？”殷在当时国民党的高压、恐怖的环境中，竟然敢向所谓的“基本国策”挑战，真是很不简单！
1967年，在京西宾馆的军委扩大会议中，面对江青的嚣张跋扈，叶剑英怒不可遏，猛拍桌子，竟然震断自己的掌骨。此人一向儒雅自持，江青亦为之惊愕不已。
汪曾祺说：“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
“文革”中，洪辛几遭没顶之灾，他被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于是来了个“你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甚至加上荒唐的编造，叫做“双料特务”，这些自然以后都澄清了，他什么也不是。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不善言辞的老实人说：“反正迟早要推翻的。”
费孝通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会演，但也是在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谴责和写大字报反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我变成了旁观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观察别人的过程中，也有机会观察自己。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以后，“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标语贴满了外交部大院。在外交部的“内部运动”中，乔冠华被造反派批斗多次。有一个时期，他还被迫在北京饭店一侧的王府井街头叫卖小报，形销骨立。乔冠华被揪走以后，有一天他偷偷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我写东西怎么办？”龚澎坚定地说：“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就不要进家门。”
1967年元月，《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的长篇大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胡风在四川服刑，有人让他揭露周扬，为胡拒绝。胡风对自己的论敌周扬如此被打倒很是感慨，他向梅志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哪里是讲文艺思想，简直是胡说八道！想不到姚蓬子的儿子居然评起周扬来了！”
1973年10月，掀起“批林批孔”活动，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人们逼着梁漱溟对批林批孔表态。于是81岁高龄的梁漱溟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讲坛上授课那样侃侃而谈。他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并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所以，“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他的这番话，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调的。消息传开，轰动了北京城。于是，全国政协的“批林批孔”发展成了“批梁”。从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多次。他每会必到，认真倾听。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处之泰然，会议的间隙他居然还打太极拳。到了9月底，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批梁大会。主持人再三要求他谈谈对批判会的感想，他只说了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让主持人目瞪口呆。
巴金在晚年曾提倡讲真话，引来文坛内外一片喝彩。箫乾尽管很尊敬巴金，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附和这位文坛领袖，而是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
章乃器在大鸣大放运动中说：据我向医院接触，有两种人特别多，一是神经衰弱，二是血压高。我想在运动中，斗人者难免得这种病，被斗者更难免。所以我讲，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阶级特性也可以说已经基本消灭，大家是一致在向人类的共性过渡。不要没有人情味。人，不论党与非党、公方与私方，互信。……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应该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地考虑。因为问心无愧，何必惊惶？希望在整风中，批评者、被批评者都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
李敖喜欢海明威，海明威讲过人可以被打败但却不可以被打垮的话，这一点，李敖做到了。他曾经嘲笑过大陆的“伤痕文学”是“哭哭啼啼没有出息”。他有权讲这个话，他在黑狱里受了10年折磨，出来后春风不改，笑容依旧，稍事片刻的休整，就拍马挺枪再次上阵搏杀，而且越战越勇。
三十、风骨
1938年3月21日，萧军只身一人，身背褡裢，手拄木棍，渡过黄河，从山西吉县步行20多天，来到延安。此行延安只是路过，他原计划到五台山抗日前线打游击，但战事相阻，路途不通，才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毛泽东从丁玲那里知道消息后，很想会会这位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问候。和培元提出安排时间让他见见毛主席，萧军竟然客气地回绝了：“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袁世凯死后，被他囚禁多时的章太炎重获自由。章太炎却突然失去了对袁的憎恨，逢人便说袁的好处：“袁世凯也是个可人呢！当年我手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时，他居然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现在的人，听见别人背后说他，便把人家恨得要死，谁还敢当面说他，更何况当面骂他了。”
胡适在写给周氏兄弟和陈源的劝架信中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他们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鲁迅在论及知识分子说：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以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
鲁迅敏感，绝不妥协。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50。”
鲁迅曾说，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会有人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1986年，晚年的王瑶如此认识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成舍我说：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用行动来证明自己配得上自由这两个字；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与那些不让你自由的力量周旋到底。
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也是第一位把罗素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他晚年对舒衡哲说：“我希望可以，非常希望，我们必须坦诚地谈，因为对我来说，讲真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曾对友人说，“我吃亏在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
1931年，《中学生》杂志社向鲁迅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鲁迅回答道：“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在罗仪凤的安排下，由章诒和和章立凡联络，章伯钧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厅得以见面。这是他们“文革”中的惟一一次见面，也是他们一生的最后会晤。章伯钧一身老旧的中式丝绵衣裤。李健生说：“去见康老和乃器，还不换件衣服。”章伯钧说：“越旧越好，走在街头好让别人认不出我来。”章乃器穿的却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罩藏蓝呢子大衣。章诒和说：“章伯伯，你怎么还是一副首长的样子？”章乃器边说边站起来，举着烟斗说：“小愚呀，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利用与邹韬奋在南洋公学同窗多年的关系设宴相请，软硬兼施逼他参加国民党，以洗刷其“通共”嫌疑。邹韬奋马上质问：以你的职业，看我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徐恩曾回答说：已经监视你几年，未发现是共产党的证据，不过在当今，“不参加国民党就会是共产党”。邹韬奋气愤之余只说了一句话：“我就是这样，看你怎么办！”
1942年6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批判王实味大会，萧军也参加了。会场比较混乱，王实味每说一句，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萧军坐在会场后边，听不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他便烦躁起来，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大会不欢而散。萧军走在回家的路上气愤地说：“这他妈的开的什么会，简直像狗打架倒尿盆，哪像个最高学府！”
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同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同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
朱光潜本来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很向往的，他认为既然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我敢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批林批孔运动一起，吴宓便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1978年，吴宓被遣返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加上腿又伤残，步履维艰，不胜痛楚，竟致卧床不起，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早在“大跃进”前讨论长江三峡应否筑坝修库的国务院会议上，与会者众口一词，主张立即上马开工，唯独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一人唱反调。周恩来即说：“有一人说困难，这很好。”此案即被搁置。
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提出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当年正上中专的袁隆平说了句“八字宪法”少了一个“时”字，搞农业不能违背农时。结果被定性为反对毛主席，被斗得死去活来。
1966年8月27日，千家驹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他到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未死获救。被工商局派车接回机关。家人知道自杀事件后，妻子流着泪说：“我这次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千家驹为之十分痛悔：“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都说他活不过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干部，没有一个理他，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隔几日便悄悄在他家门口，放上一屉热馒头。他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高文彬，81岁，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绞架。1952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1980年代初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
1974年10月23日，彭德怀知道自己不行了，又一次对侄女彭钢谈到骨灰的处理问题，他紧拉着哭成泪人似的彭钢的手，流着眼泪说：“我多么想把骨灰同我的两个弟弟埋在一起。但他们都是革命烈士，而我是一个反革命呀！我玷污了他们呀！”
柏杨青年壮年多有不幸，他在晚年回忆时说：“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受苦，这是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回顾风沙滚滚的来时路，能够度过这些灾难，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这使我充满感恩之情。”
徐复观对殷海光说：“无论如何，你所表现出的一种反抗精神，在中国长期专制的历史中是非常宝贵的。仅仅这一点，就可使你不朽。”殷说：“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
在20世纪70年代最黑暗的隧道里，在贫病交加的最后岁月，顾准以他无与伦比的坚定、深邃与睿智留下了这样的遗言——“要有笔杆子，要有鲜血作墨水的笔杆子。”
李泽厚说：似乎是被偶然扔入这个世界，本无任何意义的感性个体，要努力去取得自己生命的意义，这意义不只是发现自己，而且是去创造，建立只能活一次的独一无二的自己。人作为个体生命是如此之偶然，短促和艰辛，而死却必然而容易。所以人不能是工具，手段，人是目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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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婚恋
金岳霖的爱是内敛的，《林徽因传》的后记中写到这样一件事。当时作者想请当时已经86高龄的金老给林徽因写一段话，金老思考很久后，缓缓地回答：“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阎锡山说：“共产主义只有圣人才能实行。”蔡元培也说：“必有一芥不苟之义，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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