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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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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名吏王瑚,别号铁珊,直隶人,在清朝官至道台。民国二年,直隶都督冯国璋请他出山,他主动要求降级做雄县知县,冯无奈之下只好同意。王照例拜谒各机关长官,拜见警察厅长杨以德时,杨看到他的名帖,很不高兴地说:“定州有个翰林王瑚,是大家都敬佩的,你也是定州人,难道不知道么?为什么取了个跟他一样的名字?”王慢慢回答道:“定州只有一个王铁珊,没有第二个!”杨以德惊讶地站了起来,说:“难道你就是铁哥?”王回答:“是!”杨呆了半晌说:“这样未免太屈尊了!”王笑道:“不过想替地方做点事,官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王瑚刚直不阿,清廉自首,施政则雷厉风行,为近世官场难得的“异类”,有人评价他是“中国的堂·吉诃德”。
康有为从张勋复辟,梁启超则从段祺瑞讨伐张勋。有人问梁启超:“吾子投笔从戎,壮则壮矣。昔庾公之斯于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者令师长素先生(康有为)佐命新朝,吾子痛斥复辟党人罪恶,不留余地,不知令师作何感想。”梁启超答道:“师弟之谊虽存,政治主张早异,我不能与吾师同陷泥淖中也。”
1921年,《努力》周刊发表了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李大钊、陶行知、汤尔和、王宠惠、罗文干、高一涵等十四人签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呼吁“好政府主义”。次年,吴佩孚支持王宠惠组阁,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入阁,本届政府被称作“好人政府”。但是这个“好人政府”只维持了73天就下台了。
康有为多次上清帝书,曾专折请开制度局议行新政,请预定开国会期。及至变法六月,代折请定立宪开国会,援春秋改制之意,直接道破“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之意。据称当时廷议不以为然,而光绪决欲行之。大学士孙家鼐谏说:“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答称:“朕但欲救中国耳,若能救民,则朕无权何碍?”
胡适好谈政治,他曾站在军阀一边厚诬国民党,引起社会舆论和青年学生的不满,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张难先批评他说:“军阀横行,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加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将再无宁日矣。”而军阀和北洋政府也对他不感兴趣,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警告他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资格,盼望你今后言论要审慎些,要提高些。”汤尔和在北洋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也以朋友身份劝他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一听陈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动,就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的秘书,做了4个月,又弃政治而去,他说:“体会出来他自己是个草食动物,而不是肉食动物,自己善于治己,而不善于治人。”他曾经写过:“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陈独秀说:“如今为国民革命时代,而非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时代,故不惟资产阶级须有民主政治,无产阶级亦须有民主政治,且更为迫切。”
陈独秀说:“以行政言,仁政自优于虐政。以政治言,仁政之伤损国民自动自治之人格,固与虐政无殊。”
抗战时期,蒋介石向马一浮请教治国之道,马说:“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蒋闻之愕然。
蒋廷黼问丁文江:“这些人搞政治会产生什么好结果?”丁文江答道:“廷黼,你不懂军人,你没有资格责备他们。我了解他们,他们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有你那样的教育程度,他们一定可以,而且绝对比你对国家有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学潮汹涌,赴南京请愿的学生不绝于途。陈布雷为蒋介石作《国民政府告学生书》,文中写道:“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
国共内战,国民军兵败如山倒,蒋介石训话道:“我们过去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为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战时期,许多部队大体尚能保持这种传统的精神而英勇奋斗。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陈公博有关于做官的妙论:“在野政客好骂人,宛如闺女在娘家,养得一身仙风玉骨,好评人短长,嫂氏有不是,只会在旁揶揄,或是看见侄辈尿粪不洁,必掩鼻而过。到了政客做官,又如闺女出阁,做当家媳妇,蓬头垢面,早早起,晚晚睡,还要换人的不谅。有何冤苦,也只好躲在绣房里、被窝中,向夫婿哭诉。自己身体也渐渐不如从前保重了,胸部可以示人,纽子不必扣紧,小孩拉屎在桌上,所幸用饭碗盖起来完事。”
1950年,华东局拟在杭州建一空军疗养院,陈三立墓正好在规划之内。陈毅闻讯制止了此事,他说:“如果我们把陈三立的墓都挖了,那共产党何以谢天下?”
40年代末,国民政府启用翁文灏等学者专家,一时行政院人才济济,时人有“人才内阁”之称。但这些人才办公就是聊天,无一事可办。一个亲历其境的学者给朋友写信说:“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闷天?”经济学家何廉后来回忆起来仍难抑悲愤:“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他说:“我在政府中的那几年完全是白白浪费!”
陈布雷劝徐铸成做官,加入国民党。徐说:“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素不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
抗日战争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傅氏高论,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写入文章。王说:“这道理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
丁文江在频繁的野外调查与学术行政的改进实践中,对政治之于各项事业的高度相关性有了亲切的体认。李济在一次与丁的谈话中就被明确告知:“你们老问我为甚么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学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科学的发展既然与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这样的行动主义者自然就有了努力问政的理由。
张荫麟毕业于“留美预科”之清华,在美国学哲学,归国即为名校教授,正所谓“清华学派”中人;派中大佬对鲁迅这种“匪徒”、“文丐”似无好感,张却要作一篇《〈南腔北调集〉颂》,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张荫麟论政,服膺“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其友哲学家贺麟语),偏于改良、渐进;丁玲其时以左倾激进闻名,民国四十四年,误传丁被捕杀,张当即作文痛悼:“世有欲借口舌笔墨之力以感格凶顽、转移运会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
1941年的一次会议上,张奚若尖锐地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听不下去,就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张一怒之下便拂袖而去。下次再开会,他接到会议通知和往返路费后,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1956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张奚若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此十六字评语曾传遍世界。而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竟公开征引张的这十六字。
1960年,毛泽东在北京收到了邓宝珊(时任甘肃省长)呈送的一样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他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当时省委领导人的埋怨、担忧和攻击,而他却处之泰然,他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并不是什么大事,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
毛泽东曾指控梁漱溟“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实证明,梁“不问政治”确是假的,不过他“不想做官”却是真的,终其一生,梁都只是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读书人。
1976年,毛泽东去世,有人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国焘,张长叹:“我们都年华消逝!我像毛泽东一样,是个总归要死的人,而死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张国焘晚年特别爱听中文广播,他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1985年,蒋经国的身体状况江河日下,“接班”问题成为台湾社会的最大热点,许多人都认为蒋经国会把江山传给蒋家第三代,延续家天下的传统。对此,蒋经国明确指出:“总统继承制的问题,这一些问题,只存在于专制与独裁的国家。在我们以宪法为基础的中华民国,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有人或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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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爱国
1938年,汪精卫渐露叛意,陈嘉庚苦劝之,汪不听。某次,汪主持参议会,陈嘉庚拍电报提交议案,该议案简单明了:“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卖国贼。”时恰是汪精卫宣读此案,不禁面白如纸,神色甚不安。此议案当即获得通过,且精简为十一字——“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次日,邹韬奋发表题为“来宾放炮”的文章,评论道:“此寥寥十一字,纵数万字亦所不及,实乃古今中外最伟大之议案。”
李鸿章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因李鸿章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现在又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气了。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肉体与日本国土发生一丝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容闳家贫,在别人资助下才接受了启蒙教育,后随美国友人到美学习,交付不起学费时,学校向他提条件,要他毕业后从事传教活动,他拒绝说:“我是中国人,我应择最有益中国者为之。”毕业后,他又谢绝友人的挽留,回到国内,他说:“我要以西方之学习,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陈独秀不同意无条件的爱国主义,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又说:“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赵元任曾对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也得在现代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一辈子穿了人种学博物馆的衣服,预备你们来参观。”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许多留学生踊跃入盟。谷思慎担任山西分会负责人,阎锡山是同盟会争取的对象。阎入盟前曾问谷:“你是官宦子弟,何患得不到一官半职,为什么要参加同盟会,另谋出路呢?”谷思慎回答说:“我不是为个人谋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谋出路。”
蒋梦麟小时曾作文让日文教师中川指教,里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种”的话,但他的日文老师笔下绝不留情,中川随笔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当天晚上,小蒋梦麟为国家的前途流泪不已。
宋教仁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抱家国之志,十分刻苦,终致劬劳成疾。他忧怀国事,常伏枕啜泣,曾被日本同学看到,为之讶异,宋说:“为吾祖国事,君何能知?”
鲁迅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
日占台湾期间,推行其皇民化政策,禁止台湾人使用汉文、台语。连横则在台专卖汉文书籍,以激励民气。他还把独生子连震东送回大陆,对人说:“弟仅此子,不愿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民。”
日本强占胶济铁路,康有为的女婿罗昌时任外交交涉员,他义无反顾地只身站在铁轨间,对某日本军官说:“除非从我身上碾过,否则休想前进一步!”日军行进因此受阻。
北平沦陷后,有人向马幼渔求字,他说:“如今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他闭门读书,足不出户,数年如一日,只可惜在抗战胜利前夕病逝。
程德全曾在黑龙江协助办理外交事宜,当时俄国修筑北满铁路,在未知会中国官方的情况下,准备将火车开入中国。程德全便穿好官服,横卧在铁轨上,安静地等待火车的到来。俄国人为之气馁,于是停止开入火车。
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极其成功的演说,成功宣传了中国军民独立抗战的伟大精神,虽为求援却正大光明,毫无乞怜之态。她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又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败,较诸卑鄙可耻之接受失败,更为明智。”他的演说令无数美国人倾倒,信件像雪片一样地飞到国会和政府,要求尽快支援中国。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写到:“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
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抨击国民党的弊政,公开喊出:“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闻一多又说:“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
伊藤博文问辜鸿铭:“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不知道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当今之世吗?”鸿铭笑道:“孔子之道,好比数学之加减乘除,三三得九即三三得九,虽数千年而不变,决不会三三得八。日本若无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不过今天的数学倒是已经改良了,比如我国借款于贵国,本来是三三得九,不料止得三三得七;到了还款时,竟已是三三得十一。你以为如何呢?”伊藤博文大窘。
1919年巴黎和会上,面对日本索取山东特权的无理要求,顾维钧驳斥道:“西方有位圣人耶稣,他的死难之地耶路撒冷成为基督教的圣城,神圣不可侵犯!我国亦有圣人孔子,就连日本也承认他是圣人,山东正是孔子的故乡,因此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圣地,自然也不容侵犯!”举座为之颔首不已。
1936年,连横以肝癌病逝前,适逢他的孙子出生。连横遗命道:“中日必有一战,台湾之回归祖国亦赖此战,若生男,则命‘连战’。”
一次留美清华学生聚会,闻一多问潘光旦:“世界上什么样的民族最优秀?”潘光旦说,世界上受压迫多、境遇困难的民族,如中国人、犹太人,是最聪明的。闻一多说:“那就好!要是你研究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
宋美龄在抗战中数次亲临前线。在兰封、富金山、万家岭等战役中,她都勇敢地出现在炮火纷飞之中,不仅带来前线急需的武器弹药,且带来蒋介石的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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