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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毛泽东不愿向群众泼冷水，但触目惊心的事实却不能不让他顾及事物的另一面。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就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以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前一段的“左”倾错误，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不能消除商品生产，不能剥夺农民。接着毛泽东又在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23日讲了一次话，提出要“压缩空气”：“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接着，*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醒全党认真注意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原则，认真使经济计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互相保持适当的比例。这次会议气氛很融洽。会议结束的那天，湖北省委为了表示庆贺，在东湖宾馆宴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以及各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毛泽东平时不喝酒，有客人时也只是稍喝一点。这天他的兴致很高，喝了两杯，满脸通红。身边的工作人员祝酒时，他说：“总理的酒量好，请总理喝。”
　　于是工作人员便举着酒杯来到周恩来面前，请他干杯。周恩来即将酒杯高高举了起来：“是应该庆祝一下。”大家几乎是排着队来敬酒。周恩来一杯接一杯地喝，脸也不发红。可是这天晚上周恩来喝醉了，到了半夜，鼻子出血的毛病又犯了。第二天一大早，罗瑞卿一见到昨天给周恩来敬酒的工作人员，就责怪道：“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能向总理这样子敬酒？就是大家高兴，也应该有节制，以后不许这样干！”　。　想看书来

庐山：历史的插曲（4）
仿佛是高速列车紧急制动了两下，就要脱轨的经济找回了轨道。
　　毛泽东的“紧急制动”，正合周恩来之意。这使得周恩来的步履变得轻快了，他又比较好说话了。他不时提醒人们，高速度要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经济发展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法则。作为一国总理，他不能不忧虑经过1958年的大浪费后，来年人民如何生活了。12月24日，他到河北安国县和徐水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一些新居民点。徐水本来是个极平常的县，“大跃进”开始却不同凡响起来。他们有句著名的口号传遍了全国，那就是“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一天当两天”，他们还有许多“拳头产品”比如“葡萄串”式与“满天星”式的水库，还有惊人的粮食亩产2000斤，人均4000斤的目标。毛泽东8月份曾来此视察过，曾和乐观的农民探讨过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在这里，他笑谈过“一天吃5顿也行嘛”；4个月过去了，这里究竟如何？当周恩来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子，他心里一阵酸楚，一路上直摇头。在返回的路上，他对陪同他参观的*河北省委领导人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减少耕地，今年的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了。他指了指路边闲置的耕地，说得很实在：“我对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有怀疑，吃太多对人的胃没有好处，人身体每天需要的营养是有一定数量的，到明天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要注意听老农的话，允许吃饱，但不能浪费粮食。”第二天，他在看过话剧《烈火红心》后讲话，又联系到工业、农业：光凭蛮干是不行的，干劲要有，但也得有科学根据。
　　为了讨论经济工作、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1959年3月25日，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在听了薄一波《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后，当即借题发挥，对各部门的工作狠狠地批评了一番：“搞了10年工业，积累了10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98套（指大中型轧钢机），2月底还报可完成31套，结果只搞了16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搞那么多干什么？削它500项，如果不够，再削，削600项（指基建项目）。”
　　周恩来顺着毛泽东的话题说：“要有决心，头上要沾点血。”
　　毛泽东：“根本不要决心，干掉就完了。”
　　周恩来：“这句话就是决心。”
　　*插话：“1000多个项目，一季度只有20多个投入生产。”
　　毛泽东：“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1000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
　　毛泽东、周恩来都赞成*的意见，把计划定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宁肯将来超过，大家心情舒畅一　点。毛泽东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

庐山：历史的插曲（5）
过了几天，周恩来在会上讲了三条经验：一定要有保险系数，统统打满不好，要留有余地，藏一点。从北戴河以后步步退却，就是因为不落实；逐步提高定额，超额完成；实事求是。
　　5月17日，周恩来写了《关于总理和八个副总理分别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的报告》，请*批转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核阅。报告说：
　　根据我在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和主席处的报告，为了了解目前各地钢铁，主要是地方生铁的生产情况和问题，为六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提供这方面的材料，我已征求陈毅等八个副总理的同意，我们于本月20日前后分别出发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于6月15日左右回京。分工视察的地区是：周恩来……河北；陈毅……山西，可能时再去内蒙……
　　可以说，在庐山会议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一直在努力纠正经济上的浮夸、蛮干，一直在坚持和宣传自己的上述观点，诚然，这鼓点是和毛泽东的节奏合拍的。
　　在从武汉到九江的轮船上，毛泽东在准备庐山会议讨论的问题。他确定了18个问题，其中的“国际问题”是他后来与周恩来通电话，周建议加上的，于是成了19个问题。
　　毛泽东秘会贺子珍
　　在7月16日以前，庐山会议还是开得比较轻松的，确有“神仙会”的味道。根据会议的安排，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晚上看戏或跳舞，星期天休息。开会之余，有人游览风景名胜，有人做诗填词。特别是毛泽东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由周小舟、胡乔木二人传出后，山上更是诗风大盛。
　　毛泽东的心绪也是平静而轻松的。他甚至怀揣着一个多年的愿望：那就是能否秘密会见一下阔别已久的贺子珍。
　　贺子珍是1947年从苏联返回中国的。据说毛泽东当时准备让她仍回到自己身边，说这是历史造成的，还是要按中国的老传统解决。可是后来组织上又决定不让她进北京。在行动上，她无疑要服从组织，而思想上她仍对主席一往情深，思念不已。在1954年9月全国第一届人大期间，她打开收音机，照例收听每日新闻，突然，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她凝神细听，这不是毛泽东在说话吗？是他，是他……砰的一声，她昏倒在沙发上。经过抢救，她虽然苏醒了，而精神上的健康，再也无法恢复。患了精神分裂症的贺子珍在上海时，时好时坏，她提出到江西南昌住些日子，仍不见好，复发的症状越来越重。发病时，她疑虑、恐惧，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总认为有人要谋害她。厉害时，不吃不喝，木然而坐，两眼发呆。她的体质完全垮了下来，与年轻时挺拔秀丽的模样相比，简直是换了一个人；她若不发病时，仍然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脑也清醒，但不能谈得太久……
　　毛泽东对此多少有些耳闻。他又是个怀旧念情的人，心里总不免想起她。1954年，贺子珍听到他在广播里的声音发病的事他也听说了，轻易不落泪的毛泽东流泪了。贺子珍到江西后，毛泽东让他俩的女儿娇娇（李敏），多次到南昌来看她，而且总要带些贺子珍喜欢吃的东西和难买的药品。毛泽东还多次给贺子珍写过信，有时是让李敏带信，信的开头总是称呼贺子珍为桂妹，因贺子珍生在桂花飘香的季节，小名就叫桂花。据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分析，毛泽东词作中《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杨、柳都有所指世人皆知，而“吴刚捧出桂花酒”中的“桂花”应是贺子珍。（以下参见水静：《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江苏文艺出版社）　。。

庐山：历史的插曲（6）
7月7日中午，杨尚奎回到家里郑重地对水静说：“你马上收拾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回南昌。”
　　“什么事，这样急？”
　　“去把贺子珍同志接到庐山来，和朱旦华一道去。毛主席要见她。”朱旦华是毛泽民的原夫人。
　　水静几乎叫了起来：“啊，这可太好了！”她一直希望有这样一天。她也曾就此事问过杨尚奎：“主席为什么不跟贺子珍见一面呢？这对他来说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杨尚奎摇头，很严肃地说：“你不要把见见面这种事看得太简单了。毛主席是全党全国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应该是人民的表率；他也要受中央的约束，而他的纪律性是很强的；再说，一旦江青知道了，即使只是见见面，也会大吵大闹，那影响多坏呀！”水静以后就不存指望了，当事情真的要发生时，她都不敢相信了。
　　“你听我说，”杨尚奎做了一个制止水静大声说话的手势，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务，主席强调要绝对保密。汽车上山之后，不要到这边别墅区来，要直接开到我们安排好的住处去。”他又叮嘱，在见到主席之前，不要让贺大姐知道是主席要见她，以免她过于激动而触发旧疾，他说这也是主席亲自交代的。
　　第二天，水静将贺子珍接到车上，便向庐山飞驰。到了庐山涵洞左侧的28号房，贺子珍住下，水静就和毛泽东联系。
　　“客人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在电话里问，声调有些激动。
　　“一切都好。”水静报告。
　　“那好，你等着我的安排。”
　　次日中午，趁贺子珍午睡，水静到了毛泽东住的“180号”，即“美庐”。她进去时，毛泽东正在抽烟，等着水静。水静将如何将贺子珍接上山的情况简略汇报了一下，告诉主席，大姐情况很好，记忆力也还可以，能回忆许多往事。
　　“很好。”毛泽东点点头说，“今天晚上9点钟，你坐尚奎同志的车，送她到我这里来。”
　　“好的。”
　　毛泽东继续说道：“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的几个同志都有事下山去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门哨认得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过问的，开进来就是了。”
　　水静想起朱旦华，问：“要不要找旦华同志一道陪大姐来？”
　　“不用了，你一个就可以。”毛泽东已有所考虑，他想尽量缩小知情面。
　　水静起身告辞：“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走了。”
　　毛泽东紧锁眉头，使劲吸着烟，心事重重。他没有直接回答水静的问话，而是自言自语似的说：“咳，希望能一拍即合。”
　　晚上9点，一辆吉姆轿车径直开进“180号”院，缓缓停在台阶下面。已经在那里等候的毛泽东卫士封耀松，打开车门，小心翼翼地扶出贺子珍，水静在另一面扶着，一起进屋，直上二楼。楼上共有三间房，毛泽东住了两间，外面是会客室和办公室，里间是毛泽东的卧室。紧靠楼口右侧有一间小房，是卫士的值班室。封耀松送贺子珍进里间时，水静就在值班室休息。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召唤卫士的铃声响了。一会儿，封卫士把贺子珍扶进值班室，让她坐下，然后对水静说：“主席请你去一下。”
　　水静走进主席房间时，只见他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毛泽东重重地叹了口气，像是对水静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水静盯着毛泽东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最好的txt下载网

庐山：历史的插曲（7）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毛泽东夹着烟的手朝水静点了一下，说：“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开她一步。”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毛泽东加重语气说，“她拿走了我三小瓶安眠药，很厉害的，吃多了会出事。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拿下来。”
　　“好，我会办妥的。”
　　水静陪贺子珍回到住所，一直想着毛泽东要她办的事。当贺子珍又一次提到主席的生活时，水静不经意地问了一声：“大姐，你觉得毛主席的变化大吗？”
　　“别的都和以前一样，就是老多了。”贺子珍说道，“我看他很疲倦，烟抽得很厉害，安眠药也吃得很多。”
　　听她提到安眠药，水静灵机一动，立即抓住这个话题：“是呀，主席太忙了，休息不好，听说要吃两次安眠药才能入睡哩。尚奎也是样，工作一紧张，没有安眠药就睡不着觉。”水静乘势说道：“对了，听说大姐在主席那里拿了几瓶安眠药是吗？能不能给我看看，主席吃的是哪一种，我好给尚奎搞一点。”
　　贺子珍不及多想就把药瓶递给水静：“你看嘛，就是这种。”
　　“这种呀，我还没见过哩。”水静接过药瓶。“这药给我好不好？我给尚奎吃吃看，不知效果好不好。”
　　“好嘛，你拿去就是了。”贺子珍爽快地说。
　　水静暗暗嘘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她给封卫士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安眠药已经拿到了，请主席放心。这天下午，贺子珍返回了南昌。此次相见，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延安别后的第一回，也是此生的永诀。本来毛泽东是抱着热望的，可结果令他失望。这种心情上的落差，不知是否也影响了他对庐山会议的期望值？
　　毛泽东想解决“头脑发昏”的问题
　　周恩来是6月28日离开北京，次日在武汉与从韶山归来的毛泽东汇合。7月1日，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抵达庐山。*因腿部骨折不能到会，陈云也请病假未到。这样，周恩来实际上负责操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具体工作。在前面几天的讨论中，周恩来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两大新的革命，在取得伟大成绩时必然会带来某些问题。他说：这些问题主要有三条，第一是速度问题，工农业生产在某些地区和部门可能增长较快，但设想每年翻一番不可能；第二是平衡问题，旧的平衡突破了，新的平衡没有建立起来，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之间失去了综合平衡；第三是质量问题，在“大跃进”的数量增长中，部分产量的质量下降了。周恩来认为，这些问题在北戴河会议以后逐步地暴露出来，党在逐步地认识和解决，这次庐山会议就是要对这些问题全面地认识。周恩来主张把问题都端出来，采取积极的态度。大家不要互相埋怨、互相责备，而要互相督促、互相勉励、互相帮助，只有这样，才能找出解决办法，把事情办好。
　　1958年8月毛泽东主持的庐山会议显然，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和与会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相似，也是符合毛泽东所说的那三句话的。在上庐山的半个月之前，毛泽东曾在关于工农业指标及综合平衡的讲话中提到：“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人的头脑有时候有一点发昏也是难免的，有什么要紧？第二天就清醒了。”这时周恩来插话：“现在人家说中国的数目字不可信了。”毛泽东接着讲：“我们要让中国的数目字可信，现在不信，以后还是要信的。”毛泽东说到自己有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周恩来也赞同：“主要是小高炉和小转炉。”毛泽东觉得虽然如此，并不可怕：“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这一套我们从来没有搞过。我们过去历来搞的是革命，没有搞过建设。这不是指三委、各部，他们是专家，而是说我们多数人没有搞过建设。各省委书记没有搞，我也没有搞，因这顾不过来。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才搞这些事。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打败仗，从这里学到了好经验，因为吃了亏嘛。现在的问题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