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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杨沫-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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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日记）。
到了2月19日，任大心把手稿送给母亲。据他说，副社长楼适夷看了这部稿子后表示，如果杨沫同志把小说改好，下半年一定出，已为这部稿子留下了40万字的空间。
这时，海默告诉母亲，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萧也牧曾对他说，如果作家出版社不出杨沫的稿子，我们出。几天前，柳溪去找萧也牧谈书稿时，萧也说，请转告杨沫同志，要和作家出版社谈好，砸死，如果他们不出，我们出。
母亲因此稍微放心了一些。但她内心深处还是苦痛不堪，在日记中说：
这是因为书出版有望了，还是生命的回光返照？看我的面色总是红红白白很健康的样子，可是内里，我总有死的预感。因为我常想到母亲是四十七八岁死的，我也快到这个年岁了，而且浑身上下这么多病（）。
1957年3月，父亲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碰见了阳翰笙。阳询问了母亲的稿子，还很关心。母亲得知后，给他写了封长信，讲了手稿迟迟不能出版的苦闷。
过了两天，阳翰笙给母亲打来电话说，他可以和楼适夷说说，催一催，劝母亲别着急。母亲又打电话给出版社，他们说情况无变化，不过意思是让母亲把稿子再从头到尾抄一遍，那冷冷的口气让母亲有些难以忍受。她当即表示，乱的地方可以抄抄，整个抄，没有必要（1957年3月27日）。
到了6月份，当母亲给任大心送稿子时，他又说：现在已有4部长篇要付排，你这部挤一挤，也许能挤得下。言外之意，也有可能出不了。母亲当即表示：你们应当讲信用。
明明说好了下半年要出，为什么又把别人的4部书稿放在母亲的前面出？母亲越想越生气，就给作家出版社的一把手王任叔（巴人）写了封信，发泄了不满，讲明出书要守信用。
结果起了作用。当母亲再次打电话问任大心时，他表示今年肯定出书，还问母亲写不写序？母亲说不，能出就行了，不用序不序的。
当时出一本书周期最快也要半年，即6月底付排，要12月底才能出版。
但母亲终于放心了，这年夏天，她又去了北戴河，在海边度过了一个夏天。望着白浪滔天的大海，她激动、凄迷，感慨万千。
10月初，作家出版社寄来了《青春之歌》书稿的校样。母亲很快看完，并改完，交给了出版社。任大心告诉母亲这部书稿已由王仰晨负责看。但王仰晨最近会很多，暂时没时间看。
这时，正是反右派的时候，各单位都很忙碌。###召开了一个党员作家会，母亲看见了魏巍。但很多人如丁玲、冯雪峰、罗峰、白朗、秦兆阳、田间等都没有出席。剧本创作所所长王震之因为怕被定成右派，卧轨自杀。母亲听说后非常惊讶……
肝疼还在折磨着母亲。在协和医院检查了两年，依旧查不出是什么病。她突然想起了当年在十分区给她治好了黑热病的那位姓勾的土大夫。只吃了三剂药，立即见效。也许这老头儿能治好自己的肝病。
为此她坐长途汽车到了固安县的牛驼，父亲当年的警卫员赵文元就住在本地，陪她找到了那老头儿。这人外表上看有70多岁，去年刚剃掉小辫儿。他的配方还保密，不告你都是什么药。但母亲相信他。因为在1939年，他真的救活了母亲一条命。
住了几天，看完病后，她顺便看望了当年的老房东，杜庄的一个干妈，眼睛几乎瞎了。过去，她每见到赵文元都要打听老马和老杨的情况。她对母亲几十年如一日的怀念和关心，让母亲深受感动。这次来特地上家去看望了她，称她为“娘”。老大娘激动得语无伦次，一遍一遍抚摸着母亲的头、脸、手，悲喜交加。
吃了勾老头儿的药，当时没什么效果，但母亲回到北京后，身体是有些见好。而这时，老战友秦兆阳却病倒了。在反右斗争中，他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正式戴上右派帽子，撤了职，开除党籍。
如果没有秦兆阳出面，《青春之歌》这部书稿还不知要坐多久的冷板凳。除了母亲，他还发现和支持、帮肋过很多著名作家，如峻青、白桦、王蒙等等。
现在《青春之歌》就要出版了。秦兆阳却被发配到广西，下基层改造。在漫长的改造岁月中，在《青春之歌》炙手可热的时候，他从没向人讲过他对《青春之歌》的出版所起的作用。
母亲很幸运，这部曾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怀疑、否定的手稿几经周折，终于在1958年1月出版。
母亲十分感激秦兆阳，文革中曾私下对马联玉说过不下几十次，是秦兆阳帮助《青春之歌》出版的。
11。出版后的影响（1）
1958年1月1日，《北京日报》上的“新书介绍”栏内，登出了《青春之歌》即将出版的消息。同时提到的还有李劼人的《大波》和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
从1月3日起，《北京日报》开始连载《青春之歌》。连载一周后，田藏申告诉母亲，还没有收到读者来信，但报社的同志们反映较好，都挺爱看这部小说。
与此同时，历经数年坎坷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终于在北京各新华书店公开发行销售。母亲紧张地等待着群众的反映。她很怕读者不欢迎，徒劳一场。
还好，有了一点反响。北京人艺去找了《北京日报》，说这部小说很不错，想把它改编成剧本……
就在大功告成的时候，想不到单位领导却突然点名批评了母亲。
那时正赶上北影厂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双反运动。1958年1月31日，星期五，在全厂数百人参加的动员大会上，厂领导点了母亲的名说：杨沫同志几年没有写成一个剧本，可是却写了一部40万字的小说……
言外之意，母亲只顾个人成名成家，不做好本职工作。
母亲乍一听到后，感到非常愕然。连林艺同志也觉得很意外（因她已退出领导小组）。母亲怎么也想不通北影厂为何把她当成了一个浪费典型。自己如果有错误应该检查，可是检查什么呢？她仔细回忆了这几年的所作所为。
首先，1952年11月她来到剧本创作所时，《青春之歌》初稿轮廓已大致完成。
到了创作所后，就投入了整党运动中，大约两个月，接着参加剧本创作会议。完了之后，与黄岩海接受任务改编赵树理的《罗汉钱》。为此搜集材料，研究如何改，弄了两三个月，到了1953年夏天，领导上忽然决定不改了。因关节炎，她无法下去。7月去了北戴河，一直到10月写了4个月的小说。
1953年冬，到通县参加统购统销工作，单独负责一个大村子，搞了4个月。
1954年3月回来后，被选为支部书记，脱产工作。6月投入国际民主妇联的剧本《陈秀华》。9月完成，又做支部工作。直到11月改选。袁文殊又让写反映青年生活的剧本。因病到第二年春天才去天津、广州、上海生活3个月。6月回到北京后，投入肃反运动，到南京、上海外调，搞了4个月。10月回来后，发现肝病，继续在北京搞肃反，直到12月病重不能支持为止。
从1956年起，因病不能工作，勉强在病中写了一个剧本，10月交给了编辑处，同志们提了意见。1957年重写这部剧本，可是9月份又参加反右斗争。整天开会，身体又坏了，因此这个剧本没有完成。
想到这里，母亲提笔列了一个工作表，向北影厂的林艺和鲁军说明情况。这两位同志也都认为杨沫没有出剧本，不该负多大责任。
当时也有人写大字报，附和厂领导的说法，指责母亲拿着国家的工资，不写剧本，却给自己写小说。
这是母亲参加革命以来，头一次在大会上被点名批评。她确实有点想不通，她于是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北影厂，列举实例，反驳了对她的指责，以正视听。
母亲对领导的批评相当重视，也相当地抵触，她认认真真把自己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统计出来，公诸于世，请广大同事评判。
不久，《青春之歌》的社会反映开始出现，出版社的编辑王仰晨告诉母亲，头一版已经全部销售一空，马上要出第二版，加印5万册。
在文艺作品必须以工农兵为主角的潮流之中，这部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清新秀气，鹤立鸡群，与众不同，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
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没有酒吧、歌舞厅、游艺场，书也出得少，读书是人们最主要的业余精神生活，大家都很关注最近出了什么新书。《青春之歌》问世后立刻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从3月份，母亲就收到了一些群众来信，《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读书月报》及###的《宣传动态》等均有介绍和评论《青春之歌》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肯定和赞扬。
这部书稿所掀起的巨大浪潮已能明显感到。
4月1日，文化部电影局长王阑西让人捎信给母亲说，你写了40万字的小说，并不比写剧本容易，这也是对党的贡献。安抚母亲，不要介意北影厂对她的批评。
但神经质的母亲能不介意吗？
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王世德的评论文章，高度评价《青春之歌》。
4月23日，海默写信告诉母亲，周扬同志在前两天召开的文学评论工作会上说，最近有三部好作品出现，一是《林海雪原》，一是《红旗谱》，一是《青春之歌》。
才出版4个月，反响已经极为强烈。
北京大学、北京29中、北京6中、北京石油学院、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河北北京师院等学校纷纷给母亲来信，邀请母亲与同学们见面。
北京大学团委也给母亲发来信，原文如下：
杨沫同志：
您的作品《青春之歌》是目前我校同学最爱读的好书。大家都抢着读，大家都在读，大家都从中接受了革命的教育。加之书的背景是北京大学，所以同学们又感到特别亲切。同学们一再要求和您，敬爱的作者同志见面，请您和大家谈谈。我们知道您身体不大好，可是同学们的热情这样高，要求和您见面的心情这样迫切，要求即使不能听您的报告，如来能见见面，谈几句也很满足。因此，我们派徐佑球同志前来与您面谈，希望能得到你让大家高兴的答复。
11。出版后的影响（2）
此致
敬礼
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
1958年5月26日
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也给母亲来函说：
据北大团委会同志讲，北大同学对《青春之歌》很感兴趣，争先恐后读，读了之后就特别希望见一见作者，听听作者的讲话。我们知道杨沫同志身体不大好，不敢冒昧介绍又感到他们的盛情难却，尤其是北大同学的要求与别处还有所不同。现在介绍他们去跟杨沫同志当面谈一谈。如果健康情况允许的话，是否跟北大同学讲一次。……
于是，母亲分别去了北京大学和第6中学，与大学生、中学生们见了一面。
到6月份，《青春之歌》已印了39万册。刘导生和袁鹰都撰写文章，肯定了《青春之歌》。
群众来信络绎不绝。
17岁的天津读者王世廉来信说，看完书后，对作者有一种孩子想母亲似的感情。特向杨沫提出：您作我的好妈妈行吗？请答应吧。
来信最多的是询问林道静、卢嘉川等书中人物是否还活着。
有一个战士来信表示，一口气读了两遍，迫切想知道林道静现在什么地方工作，叫什么名字，她的身体怎么样，并说部队里很多同志读完后，都关心她，怀念她，认为她是一个受人爱戴和敬仰的同志。
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某部甚至开来公函，请求作家杨沫提供林道静的具体地址，以便直接与她联系，更好的向她学习。
有几个南京的女学生来信说，她们曾几次到雨花台寻找卢嘉川的坟墓，非常遗憾没有找到。
由于反应强烈，当年8月中国评剧院的著名演员小白玉霜亲自上门找到母亲，要把《青春之歌》改编为评剧。
这年的12月2日，大连工学院学生发来一份字数很长的电报，代表4320名共青团员和6371名同学请求母亲去大连与他们一起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
外文出版社的同志登门求见，向母亲表示要把此书翻译成英文。
朝鲜和苏联的同志也与母亲商谈，要把小说翻译成朝鲜文和俄文。
只短短几个月时间，母亲就从默默无闻的普通干部一跃而成为在报纸上经常出现的知名人物。
《林海雪原》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大，也几乎家喻户晓，但它似乎更倚重传奇的故事情节取胜，有点惊险小说的味道。而《青春之歌》没有那些传奇情节，靠一个有小资味儿的女主人公的真实生活经历，抓住了读者的心。这种影响，比一个战斗故事，一场剿匪战斗，也许更深入灵魂，更为广大学生和知识文化界所接受。
也有头脑比较封建的人批评《青春之歌》中的女主角接二连三地恋爱，很不严肃。其实那正是人类感情的自然流露，如果有什么可议论的地方也往往是人性的普遍弱点，所以才能激起那么多人的强烈共鸣。
随着《青春之歌》一书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母亲忙了起来，电话和拜访者络绎不绝。这儿请，那儿请；这约稿，那约稿；这个采访，那个采访。父亲劝母亲：采访一律不见，邀请一律不参加，以免让人说你搞个人名利。
母亲却认为这太绝对了，会脱离群众。
母亲在1958年9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邵荃麟的爱人葛琴告诉她，这次去苏联开亚非作家会议的作家名单里有她。
10月4日，母亲随中国作家代表团乘飞机前往苏联塔什干。代表团团长为茅盾，副团长为周扬、巴金，秘书长是戈宝权。团员有叶君健、刘白羽、曲波、祖农·哈迪尔、季羡林、赵树理、袁水拍、郭小川（兼副秘书长）、纳·赛音朝克图、库尔班·阿里、许广平、张庚、杨朔、杨沫、玛拉沁夫、谢冰心、肖三。
女作家中只有许广平、谢冰心和杨沫三人。
母亲从无名之辈一下子与这两位文坛名流连在一起。
恐怕连母亲自己也没料想到，总在疾病的折磨下频频恐惧的她，单位调级唯一没有份儿的她，小说出版后还被点名批评的她，几个月之后，竟然会被上级如此重视。
12。不和谐声音（1）
到了1959年初，小说《青春之歌》的影响已经弥漫全国，好评如潮。
但是，1959年《中国青年》第2期发表了郭开的文章《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对《青春之歌》首次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评。
这篇文章是怎么出来的呢？
自从反右运动之后，全社会存在着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特别是在部分青年群众中，喜欢上纲，动辄就扣大帽子。针对这种情况，《中国青年》杂志总编邢方群在编委会上指出：目前我国青年在政治生活中存在着看问题简单化，片面化的问题，比如乱扣帽子，对一些琐碎小事也生往政治上拉等等。应当组织一些文章进行教育，请文艺组注意这方面的选题。文艺组编辑江涵到北京电子管厂参加了小说《青春之歌》讨论会，并看了郭开的文章后，感觉郭开的批评是一个情绪偏激，看问题简单化的典型，就向总编邢方群汇报了。
邢方群当即表示，这个典型很好，要抓住不放，让文艺组进行组稿准备。郭开得悉《中国青年》将要讨论，编辑部并将刊发按语，其中含有对他的批评，表示了不同意见。经邢方群同意，《中国青年》找到了何其芳。何其芳看了郭开的文章后说：《青春之歌》不能全盘否定，郭开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你们可以讨论。这样《中国青年》决定从1959年第2期起开辟专栏进行讨论。
郭开是北京电子管厂的一名工人。他批评《青春之歌》的文章有三个基本观点：
“一、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
“二、没有很好的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书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三、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尤其是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到书的最末，她也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是作者给她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结果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
本来，《青春之歌》已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中国青年》杂志又是一本发行量很大的全国性刊物。当它刊登郭开批判《青春之歌》的文章后，立刻在全国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强烈轰动，并为此掀起了一场热烈的、全国范围的大辩论。
这是第一篇尖锐、系统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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