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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艺术-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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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懂得珍惜，一些老师滥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在不经意间给自己高大的职业形象抹黑。比如说，一些老师让学生代批作业，美其名曰是对优秀学生的信任和奖励，老师的负担倒是减轻了，却将负担转嫁到本来时间就很紧张的学生身上。这样的做法缺乏作为一位教师基本的职业道德。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课堂上的板书写满时，通常是老师随时擦随时再写，但有一位老师却“为了养成学生劳动的习惯”，让学生们轮流擦黑板，自己站得远远的，等尘埃落定，才重新执笔。更有甚者，有的老师为了惩罚课堂上不遵守纪律的孩子，就让他们打扫卫生，甚至给老师擦自行车，这更是玷污了劳动的意义。其实，劳动本是一件光荣的事，孩子在家里做家务都会受到家长称赞和鼓励，怎么在学校劳动反倒成了“劳改”？在这里劳动被带上了一种羞辱的色彩，这不仅使学生在对待劳动的态度上产生混淆，还会挫伤孩子的自尊，不利于孩子身心正常、健康地成长，同时也会给教师的光辉形象蒙灰。
这虽然只是个别老师的做法，它的负面作用却是很大的。有些事情，尽管看上去不大，但在孩子的记忆里却可能永不磨灭。我从哈尔滨转到北京上学后不久，就遇到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女教师，她讲课很投入，抑扬顿挫，字正腔圆。在一堂历史课上，她讲到一个奸臣独断专横，常用“先斩后奏”的方法陷害忠良，并很有表情地解释道：“先把他杀了再打他，这有什么用呢？只能说明这个奸臣的残忍……”听到这里，我一下怔住了，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一个男同学，我们经常互换《三国演义》之类的连环画，都很喜欢历史故事，我发现那个同学也很愕然，从他惊异的眼神中我更肯定了自己的看法，便脱口而出：“老师，您讲错了，那个‘奏’字没有提手……”老师先是一愣，随即厉声喝道：“谁让你说话了？！下课后你俩上办公室来！” 由于我们的行为侵犯了她作为老师的威信和尊严，下课后，我们被她责骂一顿，什么无组织、无纪律，什么不尊重老师，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检讨虽然写了，但心里始终很委屈、不服气，也令我的心情以及师生之间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遮着一抹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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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魅力传播知识与美德（2）
多年过去了，这件小事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它让我时时提醒自己要正确对待别人的意见，特别是对待持不同意见者。有一次，我在给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女孩上钢琴课时，先读了几句英文版的序，她听后便说：“老师，你发的音好像有点不对，这个字我们老师是这么念的……” 望着她纯真的脸，我觉得孩子的坦诚和率直真是可爱，倒是他父亲急忙在一旁纠正：“老师念的是美音。”其实即便是我错了也没有什么，我们当老师的既是老师又是长辈，对于孩子应该有一个宽厚的胸怀，有一种屈尊的精神。要知道，孩子的本性是没有恶意的，他们的坦率，说明了他们是诚恳而善意的，我们不应该首先想到自己的脸面和自尊，更不能凡有意见不同就视作动机不良，“人无完人”适用一切人，包括师长和权威，任何人都会有某个方面的疏忽。对待孩子们的疑问，我常说：“对不起，孩子，是老师的问题。我应该……”我认为这样的态度并不会损害一个老师的尊严，反而体现出一颗包容的心以及教师的自信和胸怀，也使孩子们更加信赖你。
教育者既是传播思想和知识的个体，又是一个载体，承载着培育未来人才的历史责任。如何摆正师与生的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也会对他们的心理和人生态度产生影响。
封建社会受到孔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伦理关念的影响，师生之间的关系也是等级森严的。过去常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从尊师的角度来说虽无可非议，但它其中强调的主要还是一种辈分上的尊卑，这“父”字的内涵也是严父而非慈父。那“师”意味着“严师出高徒”，那“父”意味着“棍棒出孝子”，其中充满了高高在上的威严和冷冰冰的距离感。其实一天到晚摆出个尊严的面孔，孩子有点过失就严厉喝斥，甚至动用体罚，到头来棍棒底下不但永远出不了孝子，甚至出不了一个健康、正常的人。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皮鞭不只会降低孩子的尊严，也会损毁孩子的心灵，会在心灵中投入最阴郁、最卑鄙的阴影：畏缩、怯懦、仇视人类和虚伪。”所以教育者的权威是无法通过指令得到的，只有真正地付出爱心，不因为这个生命弱小而无视它的权利，也不因它的稚嫩而恣意地摆布它，而是尊重、呵护和扶助他，才能赢得孩子真心的尊重和爱戴。冰心老人说得好：“我说的既不是‘尊师’也不是‘爱生’，我只觉得‘师’和‘生’应该是互相尊重、互相亲爱的朋友。”
我在北京三里河二小上学的时候，教音乐的老师姓赵，因为他的个子很高，大家都叫他大赵老师。那时的他很年轻，完全没有一点老师的所谓尊严，对学生们温和友善，总是精心地呵护着我们。记得一次他认真地告诉我：弹琴要注意保护手指，在体育课上参加打排球、篮球这类容易伤手指的球类运动时，一定要小心别戳着手。上他的课大家总是很快乐，在他的音乐教室里挂满了音乐家的画像和他们的语录。记得贝多芬的“音乐应该使人类的心灵爆发出火花来。”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的。赵老师钢琴弹得很熟练，那时候，非常崇拜他，有一次我由衷地对老师说：“您弹得真好，什么歌都能弹。”听了我的话，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用少有的严肃表情对我说：“我学得太晚了，而且也不系统，将来你会比我弹得好，好好努力吧！”我当时还很不理解，觉得自己仅仅会弹教科书上死板的几课和一些基本练习，而他什么歌都会弹呀。但他的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对我的鼓舞很大，他那充满殷切希望的面容和语重心长的口吻令我永生难忘。
对于既博学又风趣，寓教于乐、具有人格魅力的老师，孩子不仅对他充满喜爱和崇拜，同时还会爱屋及乌地努力将他教授的这门课程学好。老师身上那些优良的品质也通过他的一言一行、言传身教地带给学生，使他们从中受益。
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位很多学生都知道的方承国老师，相信多少代毕业生都对他抱有深深的爱戴和敬意。他刚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分到中央音乐学院当文学教师时，我才上附小六年级，他个子不高，方头大脸的，黑黑的皮肤，脸上还有几个浅浅的麻子，尤其是他一点都不注重仪表，穿着随意甚至有些邋遢，他经常搭配不当的衣着往往使他在其它老师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显眼和不合时宜，所以刚来时女生都有点善意地笑话他，而他却全然不在意，还自我解嘲说：“君子谋道不谋食。”然而，随着教学的不断深入，他竟然像磁石一样把我们紧紧地吸引住了。记得那时似乎大、中、小学的语文课他都教，在他的课上，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无不涉猎，从范仲淹、柳宗元、李白、杜甫、白居易、李清照，直到近代的雨果、托尔斯泰、鲁迅、巴金以及毛泽东诗词等等，有些课本上没有的内容只要你向他请教，他张口就来，一时想不起来了，他就会习惯性地用手指敲敲脑门，最终没有他想不起来的。更重要的，对于任何事物他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而且总是那么心平气和，从不慷慨激昂，他说自己比较笨，不会那样。然而，他从不遮掩自己的见解，并以他超乎寻常、敏锐的洞察力，给予最敏感而尖锐的批评，包括当时一些红极一时的文人，但仍旧永远那么从容、坦荡、有理有据。听大学高班的同学讲，他本来不是分配到音乐学院的，以他的成绩应该分在文科院校，但他热爱音乐，执着地认为音乐与文学是密不可分的。他告诉我们，诗词在当时的朝代都是有固定曲牌（旋律）的，尤其是词就是为歌唱而写的，甚至还要加上舞蹈和表演等等。他经常从一些文学经典作品中找出很多范例来分析和比较，从借景抒情的文字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并通过对文章及诗词生动幽默的讲解，很巧妙地告诉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在当时他不属于那种“又红又专”的教师，但在他的身上找不出丝毫训人和说教的痕迹，那些质朴而睿智的语言从他内心深处平和地流出来，深深地打动每位听课的学生，教人去思考、去反省。学生们都热爱他，不仅因为他的学识渊博、有着超人的才华，更因为他人格的魅力。然而，即便他学富五车、才华横溢，在一个以音乐为主的院校里也不会有太多施展的机会，出风头的都是那些音乐方面的学者教授，而面对这一切他非常坦然，从不计较，把名利看得非常淡，永远那么平和、那么淳朴、那么憨厚，总是一门心思地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对学生们孜孜不倦的传道解惑之中。多少从音乐学院走出来的学生，包括很多比赛获奖和后来功成名就的老毕业生们，都曾受到过他魅力的感染，接受过来自他精神上的恩泽。他们永远敬重他，并尊他为毕生的老师。
用魅力传播知识与美德（3）
除了学校的老师，生活中的老师比比皆是。他们也许只是一些很平常的人，但他们的作用却是巨大的。美国19世纪著名的歌曲作家福斯特（18261864）是一个白人，但从小在匹兹堡生活时一直由黑人保姆照看着。她给他讲黑人的故事，唱黑人的歌曲，这些使小福斯特十分入迷，感动了他的心灵，那些美妙的歌曲连同保姆的疼爱成为他美好童年回忆的一部分，并使他从中汲取养份，创作了一首首真挚朴素、脍炙人口的歌曲：《老黑奴》、《噢，苏珊娜》、《美丽的梦神》……这些歌曲传唱至今。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如果是健康的，他必定受到身边很多人有益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充满了魅力的师长。回顾自己成长的道路，尽管随着时间流逝，很多事情已经模糊，但抹去浮尘，在内心深处，一些形象依旧鲜活、历历在目，一些教诲已深刻在心上，一些行为的准则、做人的原则已经溶化在血液里，成为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将薪火不断地传给后人。在那些给予我关爱、赋予我力量的师长中，有的给予我启蒙教育比如姥爷，有的是我心中的偶像，比如舅舅，有的给予我爱和鼓舞，比如母亲、三里河二小的大赵老师、业余附小的凌安娜老师，有的则充满知识和人格的魅力，比如方承国老师、朱工一先生、潘一鸣老师、刘培荫老师及其先生张洪岛老师，还有老院长赵沨先生……他们是我心目中的楷模和榜样，在每一段历程中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从他们身上学习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加受益的是如何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平等和博爱，他们的正直和善良、他们的宽厚和坦诚、他们的风趣和幽默、他们的品味和风骨、他们的博学和睿智，以及他们的一言一行就是答案。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关系到一个人的成长，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未来。如果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能够遇见几个对自己有影响的师长和楷模，可能一生都会因此而受益。如果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家长、甚至每一位成年人都能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对学生、孩子或身边的年轻人言传身教的责任，释放你的影响力，用爱去唤起良知，用智慧去传播知识，用品格和魅力去感染他们，那我们的世界一定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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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什么去竞争（1）
在每个人的学习和社会实践中，都会不可避免地经历各种各样的考试和比赛。合理而公开的考核，是甄别人才的一种公平而有效的手段。
用考核的成绩来分别胜负，优胜劣汰，从早年的文比科举考场，武比疆场擂台都早已有之，武比相对简单一些，不管是擂台还是赛场，真刀真枪，孰高孰下一目了然，遇到武德不好的选手不能点到为止，甚至会出现很残酷的比赛结果，成了古罗马的斗兽场。在隋唐，科举考试制度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为所有人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竞争平台。然而一直到清末，在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考试里，一些文人为了夺取功名，飞黄腾达，发生了多少大大小小营私舞弊的考场丑闻？其中多少人为此身败名裂甚至丢了性命。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弃到今天已经有近一个世纪了，但考试或比赛中的弄虚作假现象，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高而销声匿迹。人们在迅速脱贫，逐渐富裕起来的过程中，社会竞争也在不断地加剧，而有限的资源、激烈的竞争环境又成为不正当竞争滋生的温床，营私舞弊现象非但没有绝迹，反而此消彼长，有愈演愈烈之势。形形色色的考核和比赛催生出各种舞弊的新套路，手段虽五花八门，但目的却万变不离其宗：不是靠自己的实力和真才实学去竞争，而是靠投机取巧来取得好成绩。
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在各类统考中，试卷泄密事件层出不穷，光是被媒体揭露的就有多少？甚至有些身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也参与“传销”考题，把考题当成商品来卖，殊不知，他们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良知和灵魂，而买者换来的除了虚假的成绩外，是否也有良心的不安？这样的现象虽然只是少数，但危害却极其深远，因为它搅乱了一个正常的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得选拔真正的优秀人才失去保障。
随着国家各方面稳定快速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精神需求不断增加，学习各门艺术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于是各类艺术学科的考级也应运而生，尤其是一些与升###系起来的各种特长生政策，更是得到考生和家长的格外重视，使得原本很正常的一种验证自己学习水平的考级考试带上一层浓重的功力色彩，甚至变了味道。
有一次，我举办演奏会时，一个朋友带着孩子来前观赏，她父亲告诉我，他的女儿已经通过了钢琴九级的考核，并让她弹给我听，但是孩子总是不肯，说比那些演奏会上的孩子差得太远、没法弹……在父亲的一再催促下，她弹了一首九级的贝多芬奏鸣曲。一听才知道，她读谱、方法都完全不对，错音错节奏有四、五处，整个人都是僵的，怪不得她父亲告诉我，自从考过九级以后，她基本没再弹过琴。演奏会的间歇我就问她，你是怎么通过考级的？他看我一脸疑惑的样子，低下头说：我妈妈认识管考级的老师，我们班的好几个同学都是我妈给说了情才通过的……我想这样“有本事”妈妈决不仅仅只有这一位，怪不得后来考级的成绩逐渐与升学加分脱了钩，很多录取学校或单位在考核特长时，也不仅以证书为依据，而要听考生亲自弹奏才算数。这让我想起我国一位资深钢琴家、国际钢琴大赛的银奖得主愤怒地将考级文凭称为一张废纸。过去，我曾看到一些业余钢琴学校、学习班的广告，以保证学员通过考级来招揽生源。我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你连这个学生的面都没见过，一切都是未知数，你怎么就能下这个保证呢？你是根据什么来断定他们一定能通过考级呢？
考级本来是一件好事，它有助于督促孩子努力学习、并接受客观的检验，从更广的角度来审视自己学琴中的问题，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更好地掌握这门技能。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存在差异也是正常现象，一时达不到标准还可以继续努力，然而，如果不择手段地就是为了那么一纸文凭，那么考核就失去了意义，成了自欺欺人的过场。其实，即便通过了九级，也不过是学琴刚入了门，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为托关系搞张九级的证书就“功德圆满”了，不思进取，实则连门都没进去，自己就封上了前进的道路。
是金子总要发光，如果不是金子，就是镀上一层金色，也会褪去。面对竞争我总是鼓励我的学生，集中精力好好练就真本领，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古代战国时期，赵王想联合楚国共同抗秦，他派平原君去游说。平原君想挑20名有勇有谋的家臣与他一同前往，但挑出19名后，再也挑不出来了。这时，有个叫毛遂的人自荐，平原君表示不认识他，还说一个人如果有才能，会像锥子那样，装在囊中也会立刻显露出锋芒，你来了三年，我没听说你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呀！毛遂回答，那是因为你没有把我装在囊中，锥子装在口袋里，早晚要露出尖来。毛遂后来在随平原君出使楚国时，果然在关键时刻发挥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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