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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柜上有最新及以前年份的美术杂志。我爱好绘画，却不曾有机会读到这样的杂志，于是我大部份的时间里，都是抱着这些杂志在读，那份愉悦，是旁人所不能体会的。

　　村子里的夜晚没有电灯，但月光总是如垠般皎洁，美丽而浪漫。有几个多情而大胆的村姑，总是在这时把我们俩拉出去散步，玩得高兴的时候，她们会拉我们一起跳她们的民族舞蹈，把那炮班的战友们羡慕的个个要死。

　　说起这些快乐的往事，胡忠华的笑声还是那样爽朗，他问我有没有给那几个姑娘写过信，我坦诚地说没有，他表示理解，他知道我心中的梦想。

　　他俩又带我找到了二营机枪连一排长余双的帐篷，余双却不在，我们正准备走，有一个战士自告奋勇去找他。只等了一小会儿，老远就听到余双叫着我的名字快步回来了。他兴奋地说：“听说你来了，酒也不喝就跑回来了。”

　　刚一坐定，他便这一个菜，那一个菜地算计着叫人做饭去了，全然不顾我是否有时间在他这里吃饭。

　　他做饭的工夫，我找参谋长领回了编织袋。我们一边喝着酒，一边叙着旧，浓浓的战友情谊，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塞满了整个帐篷。特别是他们将在随后的攻击作战中加强到主攻的五连和六连，那种义无返顾，慷慨赴死的激情惨杂着对美好青春和生命的留恋，完美地诠释了军人的使命和责任感，为了祖国，也为了作为军人的荣誉，我们不惜用生命去维护。

　　下午回到阵地，顾不上休息，就和陈成利修起了工事。宋振清过来说排长叫我去一下，我听后一椤，心想他可能要批评我回来晚了，很快又排除了这个可能，疑惑着进到梁吉发的洞里，他很和气地叫我坐下。他这一客气，我反而更加疑惑了。

　　他绕了很大的弯子，并尽可能用和缓的语气说完后，我终于明白，是要把我和文玉海对调。

　　文玉海是八二年的炊事班老兵，炊事班解散后去了二排，由于人勤快，就到指导员身边当了通信员（类似于勤务兵），考虑到战后立功的问题，只有现在下到班里才有可能实现，而他不想回二排，指导员同意了，他选择了九班，可是跟谁对调呢？最初想到的是李忠彬，可他没立功，就这样调走，怕他背上思想包袱，于本人于工作都不利。

　　本着调到新单位后不背包袱为原则，就决定了我，我立过二等功，到了新单位不会有包袱，别人也不会认为是因为工作不好而调离，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猜测。

　　他这样说完，我也就同意了。我知道已经是决定了的事情，不如爽快地答应，自己的想法已经不重要了。

　　梁吉发又说：“我是很不舍得你走的，但又不得不这样决定。”苑庆敏也在一旁说：“九班的人才调走了，真的是太可惜了！”

　　说实话，决定让我和文玉海对调，我的心里是有一点想法的，但我对他们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理解的，换上是我，我也会作出同样的决定。只是这文玉海的面子也太大了一些，可能是在领导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有这样的面子吧。

　　我简单地表示了服从，只是因为修工事，衣服和身体都很脏，梁吉发和苑庆敏都叮嘱我：弄干净了再到二排。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94）　　　　　　八六年元月十六日，阴雨雾。

　　十分难得的晴好天气，一直持续了有半个月之久，战壕里的泥巴已经变干，并被我们踩实。猫耳洞里没有了水滴，洞内也告别了泥泞。这是一种让我们十分渴望的生存状态，幸福和满足的感觉还没有体验够，昨夜的一场雨，又把这一切全都带走了。

　　我已经不是九班的兵了，没去二排报到之前，也不是二排的兵。这个感觉很不错，自由自在，没人可以管我，也没人管得了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用不着请示，也不用汇报。我要好好把握这没人管我的机会，我要自己决定这一天怎么过。

　　一觉睡到九点多才醒来，啃了一块坚硬的压缩饼干，然后把随身物品装进挎包，连同挎包一同塞进背囊，把背囊扔到哨位上，提着枪就钻进了蒙蒙细雨中。

　　昨天上午胡忠华告诉我，三连的袁传清和赵忠伟分别在35和36号阵地上。他俩是我的同乡，自到了八里河东山前沿，就没再见过他们，知道了他们在哪里，就有一种去看看他们的冲动。就如当初我知道同乡战友范帮祥后，义无返顾地去看他一样。同班战友虽然能同甘共苦，情同手足。但同乡战友之间的情谊早已超出了战友的概念，从对方的身上，能充分享受来自家乡的讯息，某种程度上，我们把对方视作是来自家乡的亲人。

　　以最快的速度冲过33与34号的结合部，直到看到34号的哨位后，心还是狂跳不止。我是擅自离开阵地，万一有什么差错和意外，那是没法交待的。

　　爬上34号，巨大的直瞄火炮掩体已经做好了伪装，几个战士正在出出进进地忙碌着。见我跑了过来，一个战士大声对我喊道：“快点离开，我们就要试炮了。”

　　我只好打消了看直瞄大炮的想法，转身向35号跑去，希望此刻不要试炮，这边炮一响，越南人的炮弹也会打过来，我没有掩体，那是非常危险的。

　　首先在35号见到了赵忠伟，然后在陌生的36号找到了袁传清，小雨已经停了，我习惯地环视着周围的地形，山连着山，峰连着峰，分不清哪里是越军阵地，哪里是我军阵地，他们一一指给我看，我感觉极不安全。这时34号上的大炮响了，就像是在身边打响一样，非常震憾。

　　响必越军凭声音已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仅仅只是几分钟的时间，他们就开始还击了，一排排的炮弹打了过来，阵地颤抖着，我们藏身的猫耳洞更是摇摇摇晃晃像是要垮踏一样。越忠伟开玩笑说，越军知道我是贵客，这炮弹是专为我放的礼炮。

　　炮击停止有半个小时后，我们一起到了赵忠伟在35号的洞里，正聊的开心，越军又开始了对直瞄火炮的射击。我想，今天是真的遇到麻烦了，来之前怎么就不知道是试炮的日子呢？还遇上了这似乎是不依不饶，没完没了的炮击，万一炸死了，我是擅自离开的阵地，没准连个烈士都弄不上，那就真的太惨了。

　　炮击间断二十分钟后，我们都认为不会再打了，我也该回去了，他们站在哨位前送我，我刚走出二十多米远，忽然有几发炮弹“嗖嗖嗖”地喘着粗气飞来了，这声音就是炮弹落在附近的警示音，感觉就是落在我的面前一样，我的脑际急速地闪出“完了”两个字，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爬在满是泥水的壕沟里的。轰的几声巨响过后，泥石雨点一样地撒落在我的身上，“没完”两个字又像电波一样在脑际一闪，从地上爬起，抓起扔在一边的枪，窜到就近的洞里去了。而炮弹还在附近爆炸，这是一个齐射。

　　炮弹把我留住了，我心急如焚，雾大，夜幕又在徐徐降临，非常担心在路上出现问题。他俩招待我的方便面加咸鸡蛋，我没有吃出一点味来，相当于是把它们倒进了胃里。我顾不上言谢，把嘴一抹就奔跑了起来，更顾不上是否还会有炮击了。这时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在天黑前赶到二排所在的阵地29号。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95）　　　　　八六年元月十七日，阴，大雾。

　　昨天下午，我一路飞奔回到32号，文玉海已经到了哨位上，我背起扔在哨位上的背囊，急匆匆地边向连指方向跑去，边跟他和陈成利告别。天气不好，天色也不早了，阵地上的人或者进了哨位，或是钻了猫耳洞，我已没有时间去跟他们一一告别。

　　没有去过29号，也不知道路有多远，心急火燎地跑着，不管积水是深是浅，一口气跑到副30号背后的六零炮班阵地上，竟然没用多少时间。

　　炮班班长汪毅告诉我，去29号走左边的交通壕。交通壕与炮班哨位几乎是在一个平面而没有一点落差。在这样的哨位上防守实在是没有一点安全感，汪毅却是一脸的不在乎。我给自己壮了壮胆，不得不一头扎进能见度只有几米远的交通壕里。

　　交通壕的两边都布满了铁丝网，这让我的心里坦然了许多，我边走边留意铁丝网是否完好无损。铁丝网完好等于安全，破损则表示可能的危险。

　　这是一段平坦的结合部；交通壕的长度大概有二百多米，速度快一点，也就是一溜烟的工夫就到了。只是这段路两边的林子很密，天色将暗，又是浓雾迷重，路上只我一个独行者，虽不害怕，但却总是提着心吊着胆。

　　29号的哨位出现在了可见的能见度里，阵地入口修成了一个像隧道一样的入口，入口上方的编织袋上放了一块从弹药箱上折下来的木板，写了一个大大的29。跑进入口，悬着的心平静了下来，相对密集的哨位和猫耳洞，在雾蔼里若隐若现，犹如一座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在平静中了隐藏着杀机。

　　阵地兀立在一片林海的中央，四周的密林突显出了阵地上的一片空白。诺大的一个阵地，只有两棵大树的树干矗立在雾蔼里，看不清它有多高，更不知道它是不是还有代表生命的枝节和绿叶。没有其他的树木存在，想必都被用来加固了工事和掩体。

　　所到之处，到处都是用编织袋装满泥土后堆码成的掩体和工事。我找到二排长姚连生，他说早已接到通知，只等我来报到，他随即叫来五班长刘景昌，并把我交给了五班长。

　　天已黑了下来，刘景昌安排我和任文革同住一个猫耳洞。因我来得匆忙，也不享悉当前的地形和情况，刘景昌没有安排我上岗。

　　一觉睡到早晨醒来，全身的关节像散了架一样不能动弹，难受至极。动一动腿，伸一伸手，发现铺的两端高，中间低，原来是睡到一个变了形的“U”形铺上了。又是第一次睡，可想而知有多难受了。

　　任文革躺在连接猫耳洞的哨位上，我俩就说起了话，话题很快就扯到了今天修工事的事上面。我问他天气怎么样，他撩开了望孔的挂帘往外扫了一眼说：“大睛天。”

　　听说是大睛天，睡够了觉的我兴致勃勃地钻了出来，哪里是什么睛天？湿漉漉的阵地喝足了水份，雾海履盖了一切，一个十足的阴雨天，工事就不能修了。迷迷糊糊的任文革却说是晴天，想必这小子上岗时，一定是睡着了，要不怎么连下雨也不知道呢？

　　早在32号时，就统计了要补充的被服，我报的是一件绒上衣，下午发下来，却是一件绒裤，完全是风牛马不相及。我问刘景昌能不能调换，他说没有办法，我只好自认倒霉，谁叫我是刚刚对换过来的呢。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96）　　　　　八六年元月二十一日，阴有雾。

　　２９号阵地是个独立的阵地，往前不再有通道与其他阵地相连，也是我们４１２团的一个边缘阵地。不知道左侧那片低洼的雨林有多宽，听说雨林的那边是兄弟团队４１３团的阵地。过来２９号好多天了，却不曾听到那边有枪声传来，可能是林密，也可能是距离太宽。因为这样的情形，２９号阵地上就放了两个班防守，就是４１２团一营二连二排的四班和五班，加上二排长姚连生在内，共计二十一人防守。整个阵地成＂９＂字形设防，哨位密集，与其他阵地不同的是，２９号阵地上的白天也有人轮流上岗。

　　全连阵地都在无限止地加固防炮洞，２９号也不例外，从我报到的第二天一直修到昨天下午才告一段落。衣服和身体都脏得不像样了，每次睡醒的那一刻，总能嗅到身体里散发出来的难闻的味道。于是做梦都在向往八里河村旁边那条清澈的小河，当然，还有那一对活泼开朗的姐妹。

　　找姚连生开了一个下山的条，然后全副武装再到指导员那里换一个条。这是防越军特工抓俘的又一新规定，任何活动，都必须是全副武装，而且必须是两人同行。可也是，这么大规模的行动早已是箭在弦上，万一有人被俘把消息泄露了出去，那可不得了。

　　本来我是不想下山去洗衣洗澡的，花那么大的体力去爬那么陡的天梯实在是划不来。本来一直都是穿着脏衣服坚持下来的，住的脏，睡的也脏，洗不洗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战友们大多都是这样在想。脏不成其为脏，苦也不成其为苦了。只是郝爱想下山去见一见打进攻的老乡，在排长那里开条时报上了我的名字，我就只好同行了。

　　李久清没去买菜，在他那里玩到十点钟了才去司务长那里吃早饭。白花花的蒸馒头，香喷喷的香葱炒鸡蛋，瘦肉炒白菜。真棒，我差不多有一年没吃到这么可口的饭菜了，我真想大口猛吃，可看到司务长，炊事班长和李久清都只吃了很少一点，我只好强装斯文慢慢地吃着。他们一个劲地叫我多吃，想想炊事班也是我的老家了，实在没必要装斯文，就大口地吞了起来。却由于长期的食欲不好，胃好像也变小了，只吞了三个馒头就撑不住了。

　　由于只给了半天时间，我不得不抓紧时间去小河里洗澡，然后在李久那里等到郝爱，一起回到了２９号。班长刘景昌随即召集班务会，我想，大概是欢迎我的班务会吧，或者至少也有这个内容。

　　十个人在战壕里或站着；或蹲着；或依偎在壕沿上；姿态各异。“阵地诗人”，刚当五班副班长的张念勇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表扬了一些人和事，这个与我毫不相干，心里在想，如果有欢迎我的内容，我该如何发言。

　　他很快就讲完了，却压根就没提到我，这让我很有一些失望。但我原谅了他，他刚刚当上副班长，根本没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接着把希望放在班长刘景昌身上，他只安排了张国富和郝爱参加出击作战后的哨位安排，也压根不提我加入五班的事。虽然简单明了，我的心里却有了想法，难道他们不欢迎我？还是我不讨他们喜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在他讲完后征询谁有事讲时，我发言了，为的是平衡心里的那份失落。

　　我说：“本人调到五班来，从此就和大家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生活了。只是我这个人的缺点大于优点，希望战友们多多给我帮助，多多给我认识自己，提高自己的机会。做的有什么不对，直接帮我指出来，我会非常的感激，谢谢大家。”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97）　　　　　　八六年元月二十五日，阴有小雨，雾。

　　通知：从25号到28号这三天内一律不准下山，更不得擅自离开阵地。姚连生是当着我们的面，这样告诉班长的，实际上也是告诉了我们。同时还发布了另一个消息：我的二等功批了，张国富也立了一次三等功。

　　张国富是钟祥胡集人，身材和陈成利极其相似，个子不高，却很健壮，结实，敏捷。这次出击作战，原定他是参加阻击分队的，并在前天随阻击分队的成员一起去熟悉了阻击地形，来回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他说用眼睛一看，没有多远，但要走过去，却要花上一二个小时。这是因为山高谷深，有的地方如悬崖一般陡峭，无法绕行时，就是坐在地上任意往下滑到谷底。等到了谷底，裤子破了，屁股也破了。而不是太陡的地方，一人多深的茅草里有无数的草刺直往衣服里面钻，十分难受。

　　下坡容易，上坡就难了，这些天一直在下雨，加上这亚热带雨林深处简直就是一块巨大的海绵，一脚踩上去，看似结实的土地却像西瓜皮一样湿滑。爬上一段陡坡，需要消耗巨大的体力。回到阵地时，他们的衣服全部被汗水湿透了，裹着泥巴沾着草屑，十分的狼狈。

　　他们走的路线和熟悉的地形，是由两名侦察兵带他们走的。显然路线也是他们亲自勘察过的，听说这只是阻击分队的路线，主攻，助攻，以及预备队走的路线都不一样。看来那些穿着神气迷彩服的侦察兵们确实不容易，光是这么多路线的寻找和勘查，就己十分的艰辛，且不说这样的勘查是在两军对垒的间隙地带，同样对方的特工队也没闲着，他们也是十分的活跃，这对侦察兵的心理和生理都是巨大的挑战。前些日子里，就有一次两军侦察兵的遭遇战。他们真的是比我们更不容易。

　　阻击分队人员裁减，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又把他安排到了担架队，担架队比阻击分队危险，也比阻击分队累。这点他十分清楚，他认为这是一次争取立大功的机会，他跟我说：“拼的时候到了，就是累死也要多抬几个伤员，争取再立一次功。”

　　他说这话的时候显得雄心勃勃，好像完全不知道，由于担架队员的职责，又是完全暴露在炮火下，他们被炸死炸伤的风险是非常高的。他没有去想这些，他在想自己的未来，他就像是在赌博，命自己的生命赌自己的未来。他和我一样来自农村，我的二等功对他是个刺激和促进。我希望他安全地回来，更希望他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