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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日记-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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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从他的立场出发，他这样做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尽管如此，我们经过考虑认为必须坚持我们的做法，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如果在安全区的边上发生了巷战，那么毫无疑问，逃跑的中国士兵就会撤进安全区，这样安全区就不是一个非军事化的区域了。它即使不被日军摧毁，也会遭到日军的猛烈射击。所以我们一直希望除了被日军当作战俘之外，这些完全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不会有其他危险。朝我们射击的那个中国军官后来怎么样了，我们不知道，我只看见我们的汽车专家哈茨先生夺下了他的枪。
回到总部后，我发现大门口非常拥挤，这里也涌来了一大批无法渡江撤退的中国士兵。他们都接受了我们缴械的建议，然后被安置到了安全区的各个地方。施佩林站在大门口，脸色非常严肃，他手里拿着毛瑟手枪，当然子弹没有上膛。他监督武器是否排放整齐，并清点数目，因为我们准备将武器清点后移交给日军。
日军会不会驱散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袭扰或惩罚难民区内聚集的人群，让我们十分担心。因此发布了如下公告：
致难民收容所难民的重要通知
1．紧急呼吁所有的人尽可能不要在街上逗留。
2．在最危险的时候，建议躲在房子里或不会被看见的地方为好。
3．我们提醒注意，难民区是专为难民设立。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难民区无权为中国士兵提供保护。
4．如果日军来难民区检查或巡视，必须予以通行，不得对他们实施任何抵抗。
。。
12月14日（1）
我们分别用英语和日语草拟了一封信，准备面呈日本指挥官。下面是这封信的译文：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致指挥官先生南京宁海路5号
驻南京日本军队 1937年12月14日
尊敬的指挥官先生：
请允许我们在此表达对贵炮兵部队的谢意，他们遵守纪律的行为使得安全区幸存。为了维护中国平民的利益，我们想就未来的计划安排与您取得联系。
国际委员会承担在安全区安置滞留城中的中国居民的责任。米面已有储备，可暂时接济难民。委员会同时还接管了安全区内的中方警务管理工作。
委员会现请求如下：
1．恳请在安全区各通道口派驻日军岗哨。
2．安全区由区内平民警察保护，平民警察只携带手枪。请予以批准。
3．批准委员会在安全区内出售米面并设立粥厂。委员会在其他城区有粮食储备，请准予我们的卡车通行，运输粮食。
4．在难民全部返回原住处前，请准予委员会继续保留目前对房屋的管理权（即便能够返回，仍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无家可归，必须得到照料）。
5．准予委员会与贵军合作，尽快恢复水电供应和电话通讯。
昨天下午，出现了一个从未想到的局面，大量逃跑的中国士兵在城北无路可退，其中一部分来到我们办公室，请求怜悯，救他们的命。我方代表为此试图和贵军司令部取得联系，但是只在汉中路遇见了一位上尉。以上提到的那些中国士兵已经被我们解除了武装，他们被安置在安全区的房子里。
现恳请您能宽恕这些士兵，考虑他们的愿望，准予他们重新过和平的平民生活。
在此，我们想向您介绍国际红十字会，约翰·马吉先生（美国人）为该会主席。该会已经接管了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的几所原军医院，院内全体人员的武装昨天就被解除了。该会保证这里的建筑物将来不会被用于医院以外的其他用途。如果地方够的话，我们建议将所有中国伤员安置在外交部。
为了中国平民百姓的安康，我们期盼着能有机会和您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谨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拉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原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秘书宋（音译）先生还承担了翻译的工作，60岁的宋先生也是我们下属的红卍字会成员。我们找了约6名日本军官，他们让我们和明后天才抵达的日本陆军谷寿夫将军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时任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据1947年3月10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载：“由谷寿夫所率之第六师团任前锋，于1926年12月12日傍晚，攻陷中华门，先头部队用绳梯攀援而入，即开始屠杀。第二天早晨又率大军进城，与中岛、牛岛、末松等部队，分窜京市各区，展开大规模屠杀，继以焚烧奸掠。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1926年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及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尸横遍地，惨绝人寰。其残酷之情状，尤非笔者所忍形容。”联系。
在开车经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被破坏的严重程度。汽车每开100～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看见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这些人应该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
12月14日（2）
日军把10～20个士兵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全部洗劫一空了。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我是无法相信的。他们砸开店铺的门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也许是因为他们缺乏食物。我亲眼目睹了德国基斯林糕饼店被他们洗劫一空。黑姆佩尔的饭店也被砸开了，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是如此。一些日本士兵把掠夺来的物品成箱成箱的拖走，还有一些士兵征用了人力车，把掠夺的物品运到安全的地方。我和福斯特先生去看了他在太平路上的圣公会教堂。教堂旁边有几所房子，其中有一所被两枚炸弹击中。这些房子全被砸开并洗劫一空。几个日本士兵正打算把福斯特的自行车也拿走，见到福斯特和我，他们愣住了，随后便迅速溜走了。我们把一个日本巡逻队拦住了，告诉他们这里是美国人的地盘，请他们让抢劫的人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只是笑笑，理也不理我们。我们遇见了一队约200名中国工人，日本士兵把他们从难民区中挑选出来，将他们捆绑着赶走。我们的各种抗议都没有结果。我们在司法部大楼里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约有400～500人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估计他们是被日本人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这种做法把我们惊呆了。
我们安置伤兵的外交部已经不允许我们进去，中国医护人员也不准离开。我们成功地抢在日军下手之前，在空房子里安置了一批125名中国难民。韩（湘琳）先生说，他家隔壁的一所房子里有3个十四五岁的姑娘被日本兵拉走了。贝茨博士报告说，连安置在安全区内房子里的难民们仅有的一点点东西也被抢走了，就连仅剩的1元钱也逃不出闯入者的手心。我的私人住宅也来了几队日本兵，当我出现并向他们出示手臂上的国社党卐字袖章后，他们就撤走了。美国国旗非常不受欢迎，我们委员会成员索恩先生汽车上的美国国旗被抢走了，车里的东西也被盗了。从清晨6点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路上奔波，因为我们要准确地了解这种暴行。韩（湘琳）先生不敢离家半步了。日本军官多多少少还算客气，举止也还算得体，但是一部分部队的行为确实可恶。飞机上抛撒着宣传品，告诉平民百姓，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会受到人道的待遇。我们疲惫不堪，不抱任何希望地回到了位于宁海路5号的总部。城市的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饥荒，我们用自己的私人汽车给司法部大楼送去了成袋成袋的米，因为那里有好几百人正在挨饿。但是，外交部里的人和那些伤员怎么活下来的，对我来说简直是个谜。在我们总部的院子里，有7个重伤员已经躺了好几个小时，救护车最后终于把他们送到了鼓楼医院。重伤员中有一个约10岁的男孩，子弹击中了他的小腿，连发出呻吟的气力都没有了。12月14日
我真的不想说自己对艺术一窍不通，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在生活中时间很少被我用来阅读诗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我总觉得这和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的职业很不协调。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教育的缺陷”最终令人难堪地表现出来时，我不得不从“女性”书目中选出这本或那本书，用来弥补我知识上的缺陷，当然我首先会左顾右盼，以确定不会被人发现。但是不知是谁听到了风声——女士们已经发现了一切，她们面带沉静的微笑原谅了我们的过失，对我尤其如此。但是不管怎么样，台历背面的那些格言警句变得越来越美好。某些特别有诗意的东西在我没有提出非议的情况下，不知不觉被塞进了我的每日笔记本里，塞进去的纸条常常还露出点边。今天就有一张纸条摆放在了我的面前：
生命
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
生命。
死亡吓不住我们——
每一个沉寂
都萌发出生命的
意志。
我们切齿痛恨
虚伪、半途而废。
我们真切热爱
自由、光明。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
父辈和大地的神圣遗产
这个生命，人民和国家的造化。
我将这张纸条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并且每天都放在我的面前。如果生命每时每刻都处于危险之中，那么读起这些来便有特别肃穆的感觉——谢谢你，妻子！
《纽约时报》的记者德丁先生打算乘车去上海。这种想法虽然值得称道，但是我不能确定他能否顺利通行，尽管如此，我还是托他带一份电报到上海，电文如下：
上海西门子洋行（中国），本电文签署人和当地办事处的全体职员到12月14日晚上9时为止一切都好。请通知 D．拉贝夫人（天津，马场道136号）和柏林的施莱格尔先生。
拉贝
我刚刚得到消息，德丁先生已经回来了，上海之行没有任何结果。很遗憾！
12月15日（1）
上午10点，日本海军少尉关口来访，他向我们转达了海军“势多”号炮舰舰长和舰队军官的问候。我们把致日本军最高司令官的信函副本交给了他。
11点，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先生来访，我们告诉他我们工作计划的所有细节。
福田先生非常清楚，尽快使发电厂、自来水厂和电话局恢复正常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日本当局的利益。就这一点，我们，或者说我，可以向他提供帮助。韩（湘琳）先生和我非常了解3个地方的情况，我相信我们的工程师和工人们能够让工厂重新运转起来。在新街口的交通银行（日军司令部）我又碰到了福田。在拜访当时的指挥官时，作为翻译的他帮了我们不少的忙。
由于12月14日，也就是昨天，我们和日军指挥官没有取得联系，所以为了澄清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的问题，我们向福田先生递交了一封信，信文如下：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致福田德康先生南京宁海路5号
日本大使馆参赞 1937年12月15日
南京
尊敬的福田先生：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的命运深感担忧。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力争做到安全区里没有中国军人，到星期一，也就是12月13日的下午之前，这方面的工作成效良好。但是就在这一天的下午，有数百名中国军人接近并进入了安全区，他们希望能够得到我们的帮助。委员会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无法提供保护。但是同时也向他们解释说，如果能够放下武器，不对日本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抵抗，我们认为，他们极有可能得到日方的宽待。在那天晚上，由于匆忙和混乱，再加上有些士兵已经脱下了军装，委员会未能把已经解除武装的士兵同中国平民区分开来。
委员会当然知道，这些中国士兵，一旦验明身份，根据法律就应当被看作是战俘，但是同时也希望，不要因此而殃及中国平民。
此外，委员会还希望，日军能够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根据有关战俘的战争法律规定，对这些过去的士兵给予宽大的处理。战俘适合充当劳工，他们自己也会因为能够尽快重新过上平民的生活而感到高兴。
顺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这封信作为对12月14日我们给指挥官信函的回答，我们现在收到了指挥官以纪要的形式给予的回复，回复由福田先生翻译，纪要如下：
与日军参谋部参谋长在南京（交通银行）的会晤纪要
1937年12月15日，中午
翻译：福田先生
委员会出席成员：约翰·拉贝先生，主席
斯迈思博士先生，秘书
施佩林先生，总稽查
（前面提到的12月14日和15日两封函件经过福田先生的翻译，递交给了指挥官。指挥官此次会晤是要对此表态，而不是要回答问题。）
1．在城内搜索中国士兵。
2．在安全区入口处设置日本岗哨。
3．居民应尽快回到自己的家中。
4．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要交给日军办理，您应该相信日军是有人道主义的。
5．中国警察可以在安全区内巡逻，但必须解除武装，只能携带警棍。
6．贵委员会可以把安全区储备的1万担米供难民使用，但是我们的日本士兵同样也需要米，必须允许我们的士兵在区内购买粮食。（关于区外储备的粮食，没作明确表态。）
7．必须恢复电话和水电供应。我们定于今天下午和拉贝先生一起视察这些设施，并在视察后制定相应措施。
8．从明天起我们将对这座城市进行清理，所以急需劳工，请委员会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我们明天需要100～200个劳工，干活付酬。
签名：刘易斯 S·C·斯迈思
12月15日（2）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
我们同指挥官和福田先生告别的时候，将军走了进来，他当即表示要我们带他去安全区转一圈。我们约好下午去察看下发电厂。
遗憾的是下午约定的察看时间被我错过了，因为有一队日本士兵要带走一部分逃到我们安全区的原中国士兵，他们已经放下了武器。我以德国人的身份向他们担保，这些难民已经不会再战斗，应将他们释放。但是在我刚回到委员会总部还没进办公室的时候，杂工就告诉了我一个不好的消息，日本人又回来把所有1300名难民都捆绑起来。我、斯迈思和米尔斯3人试图再一次把这批人解救下来，费了很多口舌，但是一点用也没有。这批人被大约100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围起来，捆绑着拖走了，可能准备拉出去枪毙。我和斯迈思开车再一次找到福田，替这批人求情。福田也答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忙，但是希望渺茫。我告诉他，如果这样处决人的话，我将很难为日本人招募到劳工。福田也深以为然，安慰并答应我明天就去办这事。我伤心极了，把人像动物一样强行拖走，太残酷了。但是他们声称，中国人在济南枪毙了2000名日本战俘。
我从日本海军处听说，负责安全接运美国大使馆官员的美国“帕奈”号炮艇被日军误炸沉没，两人死亡。一人叫桑德利，意大利一家报社的记者；另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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