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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全三册)-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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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精密的作战计划，都不能保证胜利，还需要另一个因素的介入才能成功，那就是敌人必须犯下致命的错误：错误的决策，或错误的判断。对这种不能控制的因素，我们称之为“运气”。韩信的军事能力，举世无双，可是，如果他的运气不佳，碰上的对手不是迂腐的陈馀，而是天才李左车，千万汉军，势将在井陉丧生，所谓登台拜将，徒留笑柄。
纪元前7世纪，出了一个子滋甫（宋国二十任国君襄公）；纪元前3世纪，出了一个陈馀，使我们又多了一份研究儒家学说的资料。荀况在跟临武君那场洋洋洒洒的辩论中，特别强调仁义之师。而儒家心目中的仁义之师，据说只有三次：姒文命建立夏王朝、子天乙建立商王朝，以及姬发建立周王朝。而三次灭国兴邦的大战，却无一不靠诡诈的战略和战术。保卫国家的战斗，跟侵略掠夺的战斗，性质上虽然不同，但短兵相接，血肉相搏的时候，可不管你是圣贤还是禽兽，是正义还是邪恶，一旦进入战场，冲锋号响，便只有智慧之师、勇敢之师，没有仁义之师。拿破仑就曾说过：“上帝永远站在大炮最多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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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武夺军
纪元前204年，困守成皋（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的刘邦，被项羽强大凌厉的战力慑住，知道不能久守，就放弃成皋，再度逃亡。跟夏侯婴同乘一辆小车，悄悄溜出北门，北渡黄河，到达韩信、张耳统帅部所在的小修武（河南省获嘉县有东西二城，东城称小修武，西城称大修武），不声不响，投宿一家客栈。凌晨，自称是汉王的使节，驰入统帅部。韩信和张耳还没有起床，刘邦即直接闯到卧室，夺取韩信、张耳的印信（在中国，印信占极重要的角色，主管官如果没有了印信，就等于孙悟空没有了金箍棒。甚至以君王之尊，也必须像保护性命一样地保护他的印信。而罢黜一个君王时，第一件事就是夺取他的印信），用该项印信，召集紧急军事会议，调动他们的职务或工作。韩信、张耳起床，才知道来的不是汉王的使节，而是汉王本人，吓了一跳。刘邦既取得两人的部队，即命张耳巡行各地，加强故赵王国土地的战备。擢升韩信当宰相（相国），率领没有随着张耳出发的赵国部队，向东攻击齐王国。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传奇的君王之一，他出身于地痞流氓阶层，可能还不识字（即令识字，教育程度也不会高）。世界上有很多头目，其蠢如驴，却自捧或被捧为天纵英明，实在使人背皮发紧。刘邦阁下确实先天地就有超越普通庸才之处。他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来
自部属们的建议，自己几乎完全没有主见。但他大多数时候，对部属的建议，都有正确判断，而在发现判断错误时，会立刻认错、马上改正。刘邦身上，找不到予智予雄的镜头，这要归功于他恢宏的胸襟，和对新事物吸收消化的强大能力。
荥阳（河南省荥阳县）陷落，成皋出奔，刘邦不回关中（陕西省中部），却直投韩信张耳大营。像小偷一样，悄悄溜进小修武，提心吊胆过了一夜。史书虽没有记载，我们可推想，他跟夏侯婴一定有一种忧虑和恐惧：万一韩信和张耳不肯买账，紧握军权不放，他们可是死路一条。魏无忌先生手拿国王兵符，带有随从宾客，晋鄙还拒绝交出军队。刘邦和夏侯婴，不过落荒而逃的两个光棍，韩信张耳把他们宰掉，而自己称王，跟宰掉两条丧家之犬没有分别。即令不宰，把两位软禁大营，假传刘邦命令，还可控制关中（陕西省中部）。刘邦出生入死得来的江山，将全部滑入韩信张耳之手。
刘邦不敢把他的生命寄托在韩信张耳的效忠上，假使当天晚上就投入大营，一夜之间，足够酿成背叛密谋。所以必须一直等到夺取元帅印信，重新调整军官职务之后，才敢确信自己的安全，这是一种别人教导不出来的应变能力，反应疾如闪电。接着仍授权张耳负责赵军，并擢升韩信当宰相，使他们虽然军权被夺，却不以为意，而仍死心塌地。无疑的，刘邦是一个政治天才。
螃蟹型人物
纪元前203年，西楚总参谋长（大司马）曹咎镇守成皋（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汉军屡次挑战，曹咎都不作反应。汉军使用心战，在城外对项羽以及西楚官员百般诟骂，肆意侮辱。几天下来，曹咎气得发抖，忘了项羽“不准攻击”的吩咐，大开东门，渡汜水（汜水流经汜水镇东门）出战，大军刚渡过一半，汉军迎头痛击，西楚军首尾不能相顾，立刻崩溃，成皋陷落。西楚储存的金银财宝，全到汉军之手。曹咎跟司马欣，在汜水河畔，双双自刎。刘邦遂从小修武（河南省获嘉县东城）南下，渡过黄河，再入成皋，把重兵进驻广武（河南省荥阳县北），接近敖仓粮库。
西楚王国（项羽）跟汉王国（刘邦）血战五年，西楚一直居于主动，占尽优势。前203年的成皋战役，是一个转捩点。成皋一失，敖仓不保，敖仓不保，西楚开始缺粮。即令钢铁部队，一旦“乏食”，便只有破败。长平战役（参考前260年），秦王国所用的秘密武器，就是饥饿。现在，饥饿抓住项羽。
成皋陷落，由于曹咎这个蠢货之不能忍。心胆俱裂，由衷屈服，是瘫痪了的奴才。跳高之前，先曲双膝，则是英雄豪杰。《伊索寓言》上介绍过一只螃蟹，当钓竿敲打它时，它立刻愤怒地把它钳住，死也不放。这种刚愎暴戾人物，当一个码头小流氓，已到顶端，当一个领袖——无论是政治的或军事的，曹咎就是榜样。
忍是一种艺术，韩信提供了另一个榜样。奴才的忍和英雄的忍，表现在外的形态是一样的，内涵却大大不同。螃蟹型人物不忍一时之愤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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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项羽
纪元前203年，西楚霸王项羽，在垓下（安徽省灵璧县东南），被汉王刘邦的军队击溃。项羽向南逃亡，抵达乌江（安徽省和县东北20公里乌江镇），自刎而死。
项羽是一员名将，他的致命伤是不懂政治，却在打了几场胜仗之后，忽然间自以为很懂政治。政治比军事复杂得多，绝不是一个习惯于发号施令、资质平凡的军事将领所能胜任。项羽不但自认为他能够胜任，而且还游刃有余，他就注定的要付出代价，并连累千万无辜的人，跟着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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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称帝
纪元前202年，汉王刘邦消灭项羽后，各封国国王，一齐上书刘邦，拥护他当皇帝。刘邦遂在汜水（发源嵩山，曲折北流，注入黄河）北岸，筑坛登极（一任高祖），妻吕雉本称王后，改称皇后，子刘盈本称太子，改称皇太子。追尊娘亲刘老太婆当昭灵夫人。
明明自己想干，却装腔作势，硬说不想干，然后教唆摇尾系统发动誓死拥护的闹剧，自己才作勉强状，扭扭捏捏，登台亮相。这种无聊的小动作，在政坛上不断演出，一直演到20世纪，仍然有人乐此不疲。刘邦写下的这个剧本，遂永远被奉为经典。
秦王朝皇帝嬴政，在儒家学派刻意的丑化之下，被当做一个有百非而无一是的暴君。可是，他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包括“皇帝”的位置和排场，以及全部有利于专制行为的法令规章，却被刘邦所建立的西汉王朝，滴水不漏地一古脑继承，受到儒家学派的肯定，没有任何抵制。儒家学派攻击的只是嬴政本人，不是攻击嬴政所做出来的摧毁人权的专制制度。
刘邦杀丁公
西楚王国（项羽）将领季布，战场上曾经数度追逐刘邦，使刘邦受到很大的惊恐和羞辱。项羽死后，刘邦下令特赦季布，任命他担任宫廷禁卫官（郎中）。季布的同母老弟丁公（名不详）也是项羽的将领，彭城（江苏省徐州市）之战时（参考前205年），他追捕刘邦，马蹄到处，短兵器已可刺及，刘邦情急，向丁公乞怜说：“我们两个，都是一代贤才，为什么不能相容？”丁公遂手下留情。等到项羽覆亡，丁公晋谒。刘邦下令把丁公带到军营，巡回示众，宣布他的罪状：“丁公当项羽的部下，却不忠于项羽，使项羽丧失天下的，就是他。”然后诛杀。刘邦说：“使后世做人家部下的，再不要效法丁公。”
司马光曰：“刘邦从丰沛起兵，网罗豪杰，招降纳叛，数都数不完，等到登极称帝，却只有丁公受到惩罚，什么原因？因为进取跟守成，形势不同。当群雄转战疆场的时候，人民并没有固定的领袖。只要前来投奔，就一律接受，理所当然。等到已成了皇帝，四海之内，都是臣民。假如不强调礼教仁义，臣民们仍心怀二志，谋取政治暴利，国家岂能长久安定？是以用大义作为标准，向天下人显示：只要你是叛徒，连新领袖都不能容你。用背叛领袖的手段，去结私人恩德，虽然饶了自己一命，仍然以不义相待。杀一个人使千万人恐惧，刘邦的谋略，岂不深远？子孙们享受天子权位400余年，理应如此。”
刘邦杀丁公，是一种最卑鄙的“引蛇出洞”型的严重忘恩负义，不过三流权术，目的只在阻吓“后世”的人起而效法丁公！然而，没有多久，陈NB572就向丁公看齐，接着英布也向丁公看齐！而刘邦反而巴不得陈NB572和英布手下的将领个个都是丁公。数千年来，丁公这类人物，多到动用电脑都数不完，司马光太高估了杀丁公的效果。刘邦的子孙当皇帝400余年，另有原因，任何专制帝王或任何独裁头目，都没有能力控制他死后政治情势的发展。刘邦刚翘了辫子，便出现了吕家班局面，杀丁公的效应哪里去了？
张良避谷远祸
张良健康不佳，一直多病，自从跟随刘邦从洛阳迁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之后，就沉迷在玄虚的巫术里，每天静坐，使全身气息运转，不再吃饭，而只吃一种据说可以延年益寿的药物。在家幽居，很少出门。他说：“我们张家，几代都是韩王国的宰相，韩王国亡后，我变卖价值黄金24万两的家产，向秦王国报仇，曾引起天下震动（指博浪沙行刺嬴政，参考前218年）。今天，以口舌的功劳，被尊为帝王的师傅，封一万户侯爵，这是一个平民最高的极限，对我而言，已十分满足。目前唯一的愿望，是离开这个烦扰世界，追随赤松子先生，遨游世界之外。”（赤松子，太古时代的神仙。神农氏时，曾担任水利官，可以造雨。）
司马光曰：“有生就有死，犹如有白天就有黑夜。从古到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以张良的真知灼见，足可以了解神仙之事，不过虚话。然而他仍宣称要追随赤松子，一定有他的原因，说明他具备高度智慧。功名——功勋和名位，是人生最难处理的关节。诚如刘邦所称道的，西汉王朝开创基业的英雄，不过‘三杰’。然而，韩信全族屠灭（参考前196年），萧何投入监牢（参考前195年），岂不都因为他们已经达到巅峰，而仍不知道停止？所以张良才假托神仙，放弃现实世界，把功名看成身外之物，把荣耀抛到脑后，所谓‘明哲保身’，张良正是一个榜样。”
司马光对张良晚年的怪诞行为，所作分析的原因，我们同意，以张良的聪明智慧，当然了解神仙并不存在。只不过为了保命，不得不言不由衷，信口开河。但司马光认为韩信和萧何的受到迫害，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巅峰，而仍“不知道停止”，却远离事实。什么叫巅峰？侯爵是不是巅峰？王爵是不是巅峰？刘邦已经封王，还不满足，喋血上爬，为什么没有杀头坐牢？不但没有杀头坐牢，反而当上皇帝，好不威风。这已足够说明达到巅峰而仍不知道停止，并不是招祸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另有所在，那就是威权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政体，钢铁般坚固的外貌，强有力的野心家随时都可能把它摧毁，不像民主政治那么有丰富的弹性。掌握权柄的人，不得不把全副精力用来防止叛变。每一个有能力或每一个有影响力、受到人民爱戴，以及有大功劳，军权、政权在手的人，都是潜在的仇敌。无论你知道不知道停止，都会被排除。最简单也是最迅速的手段，莫过于制造冤狱。韩信和萧何所受到的，不过一场大冤狱和一场小冤狱而已。韩信可能还有不收敛之处。萧何自始至终，都战战兢兢、俯首帖耳，根本没有“不知道停止”的行为，也难逃此劫。
司马光没有一句话触及到专制制度和当权分子的邪恶，反而千错万错，都是被迫害的人错，谁叫你不停止进取？谁叫你激起主子的疑心？因而大肆赞扬“明哲保身”。儒家系统对于不能明哲保身的人，总是冷嘲热讽，讥笑备至。数千年以降，遂使中国文化越来越缺乏正义和道德勇气。在明哲保身哲学引导下，中国人都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连自己应有的权利，都不敢挺身保护，唯恐惹祸招灾。
嬴稷诛杀白起（参考前257年）不过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刘邦一连串屠戮，却是专制政治必不可免的一项作业，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征，几乎所有新兴的政权，都要通过这个窄门，血迹斑斑。
叔孙通制朝仪
纪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各亲王和封国国君，以及高级官员，都来朝贺。天色未明，皇家礼宾官（谒者）到现场主持仪式，依照顺序，引导大家进入殿门，分别站立两厢，东西相对。侍卫武官沿着台阶布岗，并在庭院中戒备，手拿武器，旗帜招展，一切就绪后，前面传出警告：皇上就要驾到。不久，西汉帝（一任高祖）刘邦（本年57岁）坐着御辇（君王皇后专用的人力拉的小车），缓缓而至。皇家礼宾官引导亲王封王以下，直到年薪六百石（音dàn【但】，十升一斗，十斗一石）的中央政府科长级官员，依照爵位及官位高低，顺序向前，向刘邦敬礼。气氛庄重肃穆，一个个心颤胆惊、紧张恐惧。朝拜礼毕，摆下向刘邦祝福的酒宴，大家端坐殿上，弯腰低头，不敢仰视，仍依照爵位跟官位高低，起身给刘邦献上祝福酒，九次之后，皇家礼宾官宣布朝会礼成。这时，监察官（御史）提出弹劾，指控若干举动不合规定的官员，立即逐出金殿。自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喧哗、动作粗鲁。于是刘邦乐不可支，拍着大腿说：“到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可真他妈的过瘾！”擢升叔孙通当祭祀部长（奉常），赏赐黄金500斤。
任何一个国家的君王，都有朝见仪式，但都没有中国的怪诞。最突出的一点是“跪”。而跪，是一种对人最尊敬、对己最屈辱的古礼。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叔孙通先生“制朝仪”时代，跪还是一项简单动作，大家的屁股坐在小腿肚上，只要稍稍挺身，便算完成。3世纪之后，蛮族部落的“床”，引进中国，中国人虽不再席地而坐，可是“跪”却不废，遂变作一项难堪的负担，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瘤疣，这瘤疣一方面阻碍血液正常运行，一方面培养奴性成长，直到20世纪。
叔孙通搞的这一套，是儒家的拿手本领。“儒”的原始意义，就是“典礼专家”，所以胜任愉快。在君尊臣卑原则下，君王遂远离人群，春秋战国那种君臣促膝谈心——像嬴稷跟范雎交头接耳的美好时代，一去不返。皇帝和臣属之间，隔着一条“礼教”鸿沟，这鸿沟随着时代进展，而越来越深、越来越宽、越来越无法逾越。最初，特殊的几个官员，还可以坐在皇帝身旁。但到了11世纪，司马光先生编撰《资治通鉴》时，宰相已没有座位，只好站在那里。而最后，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宰相连站也不可能，跟平民一样，也得跪到皇帝面前（而且还得准备随时被揪翻在地，苦刑拷打）。中国人所陷入的，就是这种畸形的，官越小，尊严越少，平民根本就更没有尊严的传统。
对专制政体而言，叔孙通先生制定的朝仪，是一种屈辱剂，严重地使人权、民主，受到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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