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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的外交官: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纪实-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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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较快解决问题，我直接拜会南斯拉夫内务部长斯托伊利科维奇。我对内务部长说，当此西方对南斯拉夫进行制裁，南联盟经济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时候，中国人来到南斯拉夫，带来了资金，带来了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部分满足了居民需求，也增加了南斯拉夫人就业机会，帮助了老百姓渡过难关。应该说，这些中国人对活跃南斯拉夫经济，为其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南方应当对他们表示欢迎，应当给他们延长居留登记并简化手续，而不应当采取排斥的态度。尤其对在南长期从事经营活动的人员应当给予较长的居留期。斯托伊利科维奇对我的说法表示同意，并直接道出了南斯拉夫人的担忧。他说，你们中国是个泱泱大国，有13亿人口，而南斯拉夫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总共1000万人口，他们担心中国人大量涌入，把南斯拉夫淹没了。最后，他还是答应对在南从事经营活动的中国人放宽登记期限，简化手续。我记得那一次还就一个被拘留的中国人进行了交涉。这个人在贝尔格莱德大街上看到迎面来了警察，拔腿就跑。警察把他抓住，投入监狱。此人在南联盟合法居住，那一天他身上没带护照，怕警察找麻烦，想逃之夭夭。这使警方怀疑他是犯罪分子，严拘不放。内务部长答应进行调查，如确是守法逗留，将予释放。后来这位中国公民获释，他的妻子为了表示感谢，在我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时，给使馆献了花篮。
提起南联盟内务部长斯托伊利科维奇，还有一段故事。可能因为他掌管内务部队，对“科索沃解放军”的清剿由他负责，所以北约宣布他是南联盟的五个战犯之一。我曾请他到位于多瑙河上的中国饭店做客，他应邀前来，戒备甚严。事先他派警察把守通往饭店的路口，河上也派出小艇巡逻。当然，饭店里除了他的同事外，没有其他宾客。席间，我同他谈的仍是华人在南的处境问题。他酒量不错，言谈也挺豪爽。2000年10月，米洛舍维奇总统下台，他自然也被撤换。科索沃战争后，美国和北约向南斯拉夫新政权追索战犯。据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称，2001年5月南联盟总统科什图尼察访美后，曾致信美国总统布什，许诺在议会通过《与海牙法庭合作法》，但这一承诺未能兑现。美国国会穷追不舍，将2002年3月31日定为最后期限，要南方把5名战犯和其他10名嫌犯送交海牙法庭，否则将冻结4000多万美元的援款。在最后期限到来前几小时，塞尔维亚政府对4人（米洛舍维奇此前已引渡到海牙）下达了逮捕令。此后，塞尔维亚议会上下两院先后通过了《与海牙法庭合作法》。根据这项法律，所有在南境内的已受到海牙法庭指控的战犯嫌疑人都在引渡之列。4月11日，就在《与海牙法庭合作法》刚刚在公民院通过之际，斯托伊利科维奇在议会大厦前举枪自杀。当然，这是后话。
书归正传。在这场战争风暴来临前夕，有的华人采取三十六计走为上的做法，离开南斯拉夫回国，或者到邻国暂避。但这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华人留下来，观察风色。大家开始时认为，这场战争不会延续多长时间，刹那间雨过天晴，大家可以照常做生意。
在这一非常时期，信息非常重要。绝大部分华人不懂塞尔维亚语，听不懂当地的广播和电视，对时局很不了解。为了让华人了解情况，我馆多次举行吹风会。第一次吹风会由我主讲，第二次由武官和研究室主任主讲，出席的人非常踊跃，大厅和走廊都挤满了人。使馆印发了南斯拉夫相关法律规定以及防空袭知识等材料，领事部还开设了一条热线服务电话，由使馆负责领事工作的张存良负责，24小时开机，随时向华人提供咨询。由于询问电话接连不断，张存良同志睡眠不足，嗓子都嘶哑了。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战争迫在眉睫，使馆向驻南华人提出了六点可行性建议和准备撤离的具体计划，就有关问题请示国内，并请我国驻南斯拉夫邻国使馆予以协助。
华人安全牵动人心（2）
在北约开始空袭的第二天，使馆领事部刚一开门，立即涌进三百多华人。他们急切要求使馆提供撤离到第三国的证明以及其他方面的帮助。平时我馆领事部只有一人主持工作，一名编外协助，此时编外同志已撤离到驻罗马尼亚使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来找我商量，我决定抽调研究室、办公室、文化处、武官处所有能抽出的人都到领事部协助工作，甚至临时寄居使馆的两位记者夫人也赶去帮忙。大家当天废寝忘食，一天开出五百多份证明。由于西方一些国家已经闭馆，无法取得签证，又重新为他们办理撤往周边国家的证明。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来办证和寻求各种帮助的人络绎不绝。
南斯拉夫形势恶化，人们的脸上布满阴霾，华人的情绪也普遍波动。有的人把压抑的情绪到使馆宣泄，大发脾气，事后又赔礼道歉。个别人造谣说，国内要派飞机接使馆人员撤离，不管华人了，甚至煽动其他华人届时截飞机，占领使馆。领事部及时摸清情况，对造谣煽动者进行批评教育，公开表明态度，我们不会撤馆，也不会丢下华人不管。大多数华人表示，只要使馆在，我们就放心了。
北约轰炸不断加紧，战争没有穷期，要求离开南斯拉夫的华人越来越多。但是，离开南联盟的通道却不多。北面邻国匈牙利已加入北约，同南塞已是敌对国家，往来虽未断绝，但盘查甚严，一般很难拿到签证。克罗地亚是在激烈的战斗中挣脱了南塞，两国反目成仇，华人由南塞转移到克罗地亚也很困难。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已成为这场战争的前线，过境相当困难和危险。这样，只有向东，经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撤离。经请示国内，决定开辟罗马尼亚通道，把华人送出南斯拉夫国境后，由我驻罗马尼亚使馆接应，有的在罗马尼亚暂避，有的经布加勒斯特乘班机回国。
使馆向旅南华人发出通知，要去罗马尼亚暂避或经罗回国的人到使馆领事部登记。使馆门庭若市，往来登记注册的人摩肩接踵。使馆几乎动员全馆力量接待来馆华人，审查证件，逐一编号，输入电脑，解答问题。使馆人员组成一条工作流水线，快速而有条不紊地做好华人撤离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我把使馆有关人士多次召集在一起，详细研讨华人撤离方案，抓好每一个关键环节，防止出现任何疏漏。这样大规模地集体撤离，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首先，交通工具。登记离开的约四百余人，使馆没有那么多车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想出了办法，因为南斯拉夫机场封闭，已无飞机起降，运送乘客的机场大轿车闲置，使馆租了十辆，运输问题迎刃而解。但是，这样大的车队，是很显眼的目标，如果遇到北约轰炸，可能酿成惨剧，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为防万一，我们同比利时驻南斯拉夫使馆交涉，请其通知北约，同时我馆报请国内，也请国内同北约相应部门打招呼，要北约不要轰炸我撤离车队。此外，我旅南公民出境，还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出境检查；二是携带外币。按照南方的惯例和规定，对我公民出境要逐个检验。三四百人的队伍，通关就需要很长时间。于是我请李银堂参赞去内务部交涉，内务部答应免检放行。按南斯拉夫规定，外国人出境，只能携出500第纳尔，还不到50美元，这不够一个人在罗马尼亚两天的费用，我只得出面同南方交涉。起初我到南斯拉夫财政部、银行交涉，不得要领，未解决问题，后来我找南斯拉夫海关关长交涉。海关关长是米洛舍维奇的朋友，我和他以前未曾谋面。我们一见如故，他爽快地答应，出境华人可随意带出自己的外汇，不限多少，只是不能为他人携带。至此，旅南华人出境的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了。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之前，我同海关关长还有过一次未曾谋面的交往。有一次我和同事们到一位南斯拉夫朋友家做客，我乘坐的奔驰300被强盗抢走，司机被打伤。南斯拉夫朋友考虑我暂时无车可乘，送我一辆奥迪A8型车暂用。这次和他见面，才知道是海关送我暂用。我表示感谢，问及何时还车，他说，这辆车我要用多久就用多久。后来，我离开南斯拉夫时，曾去拜会他，向他道别。他送我一支南斯拉夫制造的猎枪，十分精致，还带有持枪证。如同我收到的其他礼品一样，我把这支猎枪交给了使馆。至于那辆车，在北约轰炸使馆时竟然没有受损，在危难时刻成了我及我馆的主要交通工具。在我离任后，我的继任者继续使用。后来驻南斯拉夫使馆的人告诉我，这辆车竟在大使官邸的院里被窃，随后发现在去克罗地亚的公路上被撞毁。这辆车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不得而知，也使这辆车笼罩上神秘的色彩。
4月3日清晨，使馆院里聚集了很多华人，这是旅南华人出发赴罗马尼亚的日子。他们带着行李，携着家眷，行色匆匆。我和他们一一道别，祝他们一路平安。此刻，我打量着他们的表情，感到他们的内心情感是十分复杂的。在北约高密度的轰炸中离开南斯拉夫国土，会感到某种轻松，但离开后是否有机会重返，这里尚有未了的事宜，没处理完的货物，没有挖掘的商机，仍留下几分思念，几缕眷恋。当天乘车离开的总共是211人，登记的四五百人中，仍有一部分选择留下。使馆参赞、办公室主任、领事部负责人及副武官等人同他们一起乘车，护送他们直到罗马尼亚境内，同前来接洽的我驻罗使馆人员交接，做好相应的安排后，才返回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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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安全牵动人心（3）
我记得，一位姓张的自费留学生的父亲打电话给使馆，说他的女儿在南自费留学，要使馆关照他的孩子，想办法让她回国。我特地关照领事官员打电话给她，要她来馆登记，届时关照她安全离开。后来她安全回到北京，她母亲到机场接她。我有幸看到记者的相关报道：“亲人重逢，相拥相泣，其情其景，格外感人。”这位女学生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不打仗多好！”
据了解，转移到罗马尼亚的211人中，120人乘罗航回国，12人买了俄航机票取道莫斯科回国。其余的人因为有大量货物在南斯拉夫未及处理，留在罗马尼亚静观事态发展，期待战争早日结束，以便重返南斯拉夫做生意。
一些华人回国后，给使馆发来感谢信或感谢电。他们说，使馆人员做了大量工作，周到的安排，将我们安全送回国内，而你们却仍留在生死不测之地，为祖国、为人民忘我地工作着，我们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是的，使馆人员在震天的轰炸中，在隆隆的炮火中生活着，工作着，没有畏惧，没有退缩。他们心里装着两个神圣的字眼：祖国。
我记起我国香港诗人犁青的《初入国门》一诗中的几句：
祖国的土地
处处景色新
一张脸孔
全都是亲人
孩子对母亲
有万句话要说
但是说不出
泪在串串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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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间接轰炸，是直接轰炸
北约公然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如此突如其来，似晴天霹雳，如五雷轰顶……
这在外交史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
5月7日，星期五，黑色的星期五。
入夜，断电，贝尔格莱德一片黑暗。
我记得那晚没有月亮，只有稀疏的星辰狡黠地眨着眼睛。晚上8时，照例拉响了空袭警报。整个城市一片死寂。
为了保障同国内联系，为了工作需要，使馆利用备用发电机发电。因为发电机功率不大，不能给全馆供电，为方便大家，特意给俱乐部供电。大约11时15分，有关部门完成了工作，为节省柴油，关掉了发电机，使馆也陷入了一片黑暗。
使馆的俱乐部设在半地下室的食堂里。这里平时是餐厅，到晚上和节日，就成了大家娱乐的场所。所谓半地下室，就是窗子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每逢周末，使馆同志们到这号称俱乐部的地下大厅里休息、娱乐。有的打台球，有的玩牌，有的下棋，有的玩麻将。尤其在断电的日子里，使馆发电机为俱乐部供电，来这里的当然很多。当晚，俱乐部里聚集了约二十余人。当大家玩兴正浓时，灯光突然熄灭了。大家用手电照亮，陆续从俱乐部走出来。
研究室主任王辅国在院子里找到我。他说：“今天是周末，让大家多玩一会儿，干吗关掉发电机？”这时，又有几个同志围出来，等待我的决定。我看了一下表，已经11点15分，考虑到北约轰炸以来，大家一直缺觉，感到身心疲惫，我就说：“一个多月来，大家因轰炸睡不好觉，白天工作又很紧张，都感到很累，今天索性早点休息，免得晨昏颠倒。”我说完，大家又聊了几句，纷纷散去。有的同志回到宿舍准备休息，有的在走廊里聊天。我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就回到大使官邸，点上一根蜡烛，坐在床上，秉烛看书。我平时注意倾听大家意见，照顾同志们的合理要求，而那天晚上，万幸我没有让有关同志重新开动发动机，没有让大家继续回俱乐部消遣，大家分散到使馆的各个方位。否则，会酿成怎样的惨剧啊！
午夜，大约11时45分，一场震惊世界、亘古未闻的浩劫发生了。
忽然一声巨响。响声有多大，多少分贝，我不知道。总之，这么大的动静，我从没听见过。究竟是几声巨响，有人说两声，有人说三声，而我听到的几乎就是一声巨响。这响动，似天崩地裂，地动山摇，就好像发生了强烈地震，整个二层楼的官邸都摇晃起来。固定的玻璃窗都被推到房子里来，里里外外的门都被甩到外面，天花板下坠，墙皮脱落，屋子里的灯具破碎，玻璃横飞。碎玻璃、混凝土块，稀里哗啦地打到床上、沙发上，我在床上被颠起来。住在楼下的厨师老王从床上颠到床下，慌忙中他没有什么感觉，后来他总觉得不舒服，回到北京后一检查，发现摔断了三根肋骨。
当时，闪过我脑际的第一个念头是北约轰炸了我馆旁边的南斯拉夫电力设计院，轰炸的冲击波殃及了大使馆，这可能是对使馆的“间接轰炸”。同使馆毗邻的电力设计院，是南联盟在发展中国家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它很可能成了北约的轰炸目标。
我立即穿好衣服，拿了手电，拔脚向外走。这时，我回头一看，蜡烛尚未熄灭。我回身吹灭了蜡烛。门框两边的墙已经塌了下来，我只得从缝隙中钻出来。到了外边一看，坏了，被炸的不是邻居，而是我们的使馆！这是“直接轰炸”！
使馆大楼已经浓烟四起，烈火熊熊。大块的水泥构件从使馆大楼的墙壁摔到院子里，大楼南面的外墙已经完全坍塌，整个草坪已经堆满了废墟，小小的水泥道埋没在残砖碎瓦里。使馆刚刚运来的供食堂使用的五个大煤气罐也随之爆炸，外壳散落在使馆的院子里，有的挂在使馆周围的栅栏上，有的竟飞到了围墙外。我的心受到强烈震撼：北约竟然轰炸了我们的使馆！
这时，有些同志已经从大楼里跑出来。大楼里四处起火，浓烟弥漫，楼梯遭到破坏。天花板，墙壁上，钢筋、铁丝、各种建筑材料密密麻麻地垂挂下来。这些从楼里出来的人都没睡下。他们在烟火腾起之际，靠平时对大楼的熟悉，攀着铁索，沿着破损的楼梯下来。有的就在楼下的办公室里，借着火光，从窗口跳出来。这是在浓烟烈火中突围的第一批，大约七八个人。
我站在使馆大楼前，透过冒烟的窗口，看见楼里使馆的同志们在寻找出路。我十分着急，担心他们的安全，也担心在慌乱中同志们从楼上往下跳，或者采取其他鲁莽的行动，造成无谓的伤亡。于是，我在楼下高声喊道：“同志们，不要慌，要镇静！”
烈火硝烟中的两条自救通道（1）
使馆淹没在浓烟烈火中。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职责，是同志的安全，是不使国家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啊！
负责使馆重要资财的两位同志，小王和小郑，一个睡在五层的值班室，一个睡在四层的宿舍。小王透过烟尘，借助火光，从五楼下到四楼。这时，小郑正从寝室出来。小王一把拉住小郑往楼上跑。小郑已经受伤，脸上淌着血。有人这时遇到他们，急忙问：“你们为什么还往上跑？”小王回答说：“有事，咱们是干这一行的。”他们从五层拿起四箱国家重要资财，冒烟突火往下走。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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