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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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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告诉了罗申,声称“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先派出9个师组成第一梯队,尽管装备差一些,但可以打李承晚的伪军。然后,再准备第二梯队。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了苏联空军掩护的问题,而且“希望它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也不应迟于两个月”,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随即,罗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斯大林。
当晚22时,毛泽东又起草了一封给周恩来的电报,通报了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以及需要同斯大林进一步商谈的问题:1。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门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2。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3。菲利波夫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的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4。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还告诉周恩来,他对第三、第四两点没有把握,因此,“请你留在莫斯科几天,和苏联同志重新商定上述问题”。①
14日凌晨,斯大林看到了罗申的电报,他立即通过什特科夫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金日成,要金日成暂缓执行他13日发出的“关于在北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电报”,因为他刚收到毛泽东的来电,得知“中共中央再度讨论了形势,决定不管中国军队多么缺乏武器装备,还是要给朝鲜同志军事援助”。②
当天,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发去两封电报。在第一封电报里,毛泽东通报了朝鲜情况及志愿军参战的初步打算。他指出,我军将以一个军进至平壤东北地区,其余三个军及三个炮兵师位于德川以北,就可能使“美伪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保持平壤元山线以北地区至少是山岳地区不被敌占。”在第二封电报里,毛泽东通报了志愿军出动的时间及部署。他告诉周恩来,我军定于10月19日开动,于10月28日“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开始构筑工事”。毛泽东还说,等6个月后,“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他相信,“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有利益的”。①
斯大林为中国出兵流泪(3)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13日的电报后,于当晚约见了莫洛托夫,请他将电文转告斯大林,并征求斯大林的意见。14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苏联志愿空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另外,苏联志愿空军“进入朝鲜战争,当其与朝鲜人民军配合作战时,在双方指挥关系上如何解决?”②周恩来还附上了中国政府开出的第一批各种炮及其所属器材的订货单。
斯大林得知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的最后决定后异常兴奋,于14日再次致电金日成:“经过摇摆和作出若干临时性的决定之后,中国同志终于下定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心。有利于朝鲜的最终决定终于下定了,我为此感到高兴。因此,您知道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情况介绍应予撤销。与中国军队出动有关的具体问题,您需要同中国同志一起来决定。而中国所需要的技术装备将由苏联提供。祝您成功。”③
然而,苏方许诺的空中掩护,是打了折扣的。由于担心苏联飞行员被美军俘获,暴露出苏联参战的真相,引起美苏直接冲突,苏方不打算配合志愿军在朝鲜地面作战。苏方答应的空中掩护,只是负责掩护志愿军的后方,即使等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后,苏联空军也不能飞到朝鲜境内。也就是说,苏联的空军不能越过鸭绿江。
斯大林的这个决定显然对中国出兵极为不利。得知这一消息后,毛泽东并没有动摇决心。15日,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给倪志亮的电报,让他转告金日成:“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10月16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当天,朴宪永奉命来到沈阳,请求中国尽快出兵。10月16日,彭德怀在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10月17日,毛泽东再度电告彭德怀和高岗,要他们于18日返回北京,至于出兵时间,“待周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10月18日,即在周恩来返回北京的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最终确定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时间。当晚21时,毛泽东电令邓华等13兵团领导同志:“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①
19日晚,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当斯大林得知志愿军出兵的决定后感动得掉下了眼泪,连声说道:“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此后,斯大林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这一认识的转变,使苏联加大了对中国援助的力度。整个抗美援朝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2个空军师的武器装备。
苏联送给中国的一份珍贵礼物
1。苏联送给中国的一份珍贵礼物
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这是赫鲁晓夫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到机场迎接。
赫鲁晓夫这次来访,带来了一支庞大的展览队伍。10月2日,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北京西直门外苏联展览馆隆重开幕。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北京,对这次展出都极为重视。周恩来为展览会开幕剪彩。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苏方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中方出席开幕式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李济深、黄炎培、彭真、陈叔通、赛福鼎、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等。
苏联参展的商品有一万一千五百多件,包括机器制造工业、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和电器工业的各种最新型和最大型产品;各种纺织工业、化学工业和其他各种日用品工业、手工业产品;各种谷物、经济作物、畜产品、水果蔬菜及其制品。此外,还展出了各种书刊、教材、油画、雕塑、乐谱、图片。
对中国这样一个当时还不能制造汽车和拖拉机的国家来说,苏联那些五花八门的展品确实让人开了眼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在参观展览时题词,对苏方的展览表示“很满意、很高兴”,它用“真凭实据表现了苏联工农业经济的突飞猛进,苏联技术科学的高度发展,苏联教育事业和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苏联人民生活的幸福”,这些光荣的成就“鼓舞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并且使中国人民得到学习的最好榜样”,也是“苏联对我国热情援助的一种表现”。①
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为展览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称赞这次展览“为我国盛大的节日增加了光彩,为我国正在进行着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再一次指出了壮丽的远景。它是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人民给我们的一份最隆重、最珍贵的贺仪,它是我们未来的象征,中国人民正以万分热烈的心情来欢迎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内容丰富的展览会的开幕。”①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钱俊瑞在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和感受到苏联人民在过着怎样美满和幸福的生活。“他们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文化娱乐生活过得好。这一切,我们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知道的。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使全中国人民都能过这样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展览结束后,苏联将包括机床和农业机器在内的八十三件展品送给了中国。其中有:履带式拖拉机、耕耘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载重汽车、汽油车、加油车等,这些成套设备可以装备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
莫斯科表现得如此慷慨,毛泽东曾两次致信赫鲁晓夫及苏联代表团,指出:中国人民从这次慷慨的援助中“再一次看到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和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的关怀和支援”,对莫斯科这种“慷慨的赠礼”,表示“衷心的感谢!”
赫鲁晓夫说斯大林犯了错(1)
2。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赫鲁晓夫这次访华还做了一件让毛泽东大为称赞的事情,就是把中苏在新疆的两个合资公司归还给了中国。毛泽东说,他终于把斯大林曾强迫他吞下的苦果又退还了回去。
这两个公司的成立,一直被看作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师哲回忆说,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还表现在中苏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和《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上,“可以说苏方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
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以及创办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协定,签订于1950年3月27日。
实际上,在此之前,即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在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谈时就表示出对中国新疆矿藏资源开采的极大兴趣。他向毛泽东建议,中国应该修建一条从成都到兰州的石油管道,并且流露出中苏共同开采新疆石油的想法。
赫鲁晓夫后来承认,“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新疆问题提出来了。”但是,赫鲁晓夫没有说清楚,究竟是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直接同他谈过这个问题,还是指示米高扬来处理这件事。
米高扬确实参与过这两个协定的起草和谈判。1950年1月下旬,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将这两个协定的最初草案送给了斯大林,当时的名称为“苏中金属公司”和“苏中石油公司”。后来,苏方在周恩来的要求下,对这两个草案作了修改。毛泽东、周恩来回国后,由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伍修权等同米高扬、葛罗米柯及苏联外交部的其他官员进行谈判。
3月27日,这两个协定在莫斯科签字。苏方签字人为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中方为驻苏大使王稼祥。但协定的全文,包括秘密议定书在内都没有公布。
这两个公司是按照平权合股的原则组成的,“其目的在协助中国本国工业之发展及加强中苏两国间之经济合作”。①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任务是:在新疆境内进行寻觅、探测、开采及提炼石油与天然气。中苏有色金属公司的任务是:在新疆境内进行寻觅、探测及开采有色金属。两公司的产品由中苏双方平分。公司的开支及其所得之利润同样亦由双方平分。公司的领导职务由双方代表轮流担任。协定规定,在头三年中,两公司管理委员会的主任由中方出任,副主任由苏方出任。两公司总经理一职均由苏联人担任,副总经理由中国人担任。公司职员,中苏两国各占一半。两个协定的有效期限均为三十年。
当年翻译协定文本的伍修权说,中方从这一合作中也得到了好处。当时中国技术落后,没有能力开采这些地下矿藏。尽管苏方从中得到不少好处,但对中国也还是有利的。
但是,在当时中苏两国无法对等的情况下,中方不得不接受协定中某些不利的规定。也就是说,中方在产品和利润分配方面被迫接受了对自己不利的条款。关于这一点,就连赫鲁晓夫也不得不承认,两个合股公司的“全部产品都运到了苏联”。而且,莫斯科还要求中国不得将开采出来的原料卖给第三国,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的一种压制”。②
不过,斯大林这样做并非不可理解。苏联在波兰、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曾建立过类似的联合公司。对此,赫鲁晓夫坦言,“我们在所有欧洲人民民主国家都组织过这样的合营公司”,例如,罗马尼亚就曾对此很恼火。所以,在北京看来,建立这样的公司如同对中国独立性的打击,是对中国领土的侵犯。这种事既不应该同中国,也不应该同其他兄弟国家做。虽然中国人不满意,但他们没有作任何抗辩就接受了苏联的这一建议。③
赫鲁晓夫说斯大林犯了错(2)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赫鲁晓夫多次批评过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他说,过去,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人也步其后尘了”。斯大林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是对中国人的一个侮辱”,①就是“向毛建议双方共同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开发新疆的天然资源。中国人未提异议就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他们对这个主意无疑是很不高兴的。他们一定会觉得苏联在打新疆的主意,一定会认为这个机构是对中国领土和独立的侵犯。这样,斯大林就在中国撒下了敌意和反苏、反俄情绪的种子。”②为此,赫鲁晓夫曾提醒斯大林说,中国人很可能会反对我们像过去英国人、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国人那样“向他们索取贸易特许权”。听了赫鲁晓夫的话,斯大林不以为然,毫不客气地大声责怪赫鲁晓夫不该插手这件事。
果然,当3月29日《人民日报》将协定签署的消息公布于众时,“在中国的爱国人士中就引起了抗议”。次日,刘少奇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提到了这一情况。指示说,在北京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波动”,许多青年提出质问,要求解释,甚至有人“骂苏联侵略、人民政府卖国”。③
但是,在公开场合下,中方对莫斯科的做法还是给予了高度赞扬。认为无论如何也不应把苏联在中国创办的合资公司同帝国主义者的行为相提并论。因为帝国主义者“用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投资的方法进行经济侵略”,但苏联投资于这四个公司,“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为了另外一种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以苏联的资金和技术帮助我国开发我们当时无力开发的资源或难以经营的企业,以便为我国建立起在经济上完全独立的基础。”中方甚至拿出事实来证明莫斯科没有侵犯中国主权,这就是众所皆知的中长铁路问题。中苏共管期间,1000多名苏联专家直接帮助中国管理和建设这条铁路,并“为新中国铁路建设培养了二万多名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这项任务完成之后,苏联把中长铁路无偿地交还中国自己管理。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把中苏合股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立刻受到了中方的欢迎。“这样的事情,也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做到的。苏联政府帮助把共同经营的企业建设好了,人才也培养出来了,经验也教给我们了,它就把企业移交给我国,完全归我国所有。如果把这样的事实来和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时代的经济侵略作一对比,我国人民对于苏联给予我国的真诚慷慨的援助怎么能够不万分感谢呢!”①
赫鲁晓夫归还中苏合资公司(1)
3。 赫鲁晓夫归还中苏合资公司,毛泽东表示:“我们感谢他”
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曾提出:希望建立中苏航空公司,同时开辟从苏联经哈尔滨和沈阳至大连、从沈阳至北京、以及从北京经乌兰巴托至苏联的航线。12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也向斯大林和科瓦廖夫表示过,希望建立经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航线,以及签订有关中苏航空协定。
这项协定的谈判主要是在刘亚楼和葛罗米柯之间进行的。1950年1月26日,苏方递交了第一份草案。经过协商,双方一致同意开辟三条航线。由于其中一条需要经过蒙古人民共和国,为此,葛罗米柯和刘亚楼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苏方起初认为,没有必要在协定签字前,就征求蒙古政府是否允许飞机从其领空飞过。但是,刘亚楼坚持认为,在协定签字前应该问一问蒙古。在涉及蒙古地位问题上,葛罗米柯如此轻率,他的态度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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