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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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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12）
但杨士杰和公安部部长凌云等人对这个《报告》表示“保留意见”。回到北京后，许多同志认为烟台会议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必须向中央反映会议真实情况。大家建议，由陈文炜以会议参与者身份写出一书面反映。陈文炜写好后，送请杨士杰过目，杨士杰签了名，立即派人送到会议主要牵头人的*部。*部有关人一再询问杨士杰：这是个人意见，还是中组部的意见？
为慎重起见，陈文炜、杨士杰专门向耀邦作了汇报，耀邦看了陈文炜书面反映的副本当即表示：“我完全赞成！”事后，他又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出来一道附上去，再请中央定夺。
报告送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隔三差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3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右派”改正问题。
这次会议在北京的民族饭店举行，当五大部的人马在那儿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帽子，当做自己人看待，就够可以的了。也有的人说，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过来，全党不就乱了套了吗？还有的主张不管怎样，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针对这种议论，杨士杰拿着一些正式文件材料，理直气壮地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事业的发展，还未听说过‘乱了套’……”
杨士杰的这一席话，最后得到了“五人小组”成员*部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部长赵苍璧、*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他们一致表示：赞成杨士杰的意见。杨士杰高兴得立即给中组部打电话：“解决了，解决了！”
于是，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义，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当年55号文件向全党转发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与5个月前转发的烟台会议方案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不但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作出了“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的明确规定，而且特别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一段话：“对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为之大振。紧接着在耀邦同志的直接统筹建议下，新华社发布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人民日报》配发了《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
未几，以“右派”改正为中心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与气魄》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随之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被全部纠正的消息，纷纷见诸报端。《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特别强调：“中央党校、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改正工作所以进展较快，是由于他们对这项工作有认识，有较强的党性和政策观点，对那些负屈20多年的同志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但有些地区的有关部门，面对这项重要工作，犹犹豫豫，摇摇晃晃，至今不敢切实抓起来。这样的精神状态同当前的大好形势是不适应的。要办的事情很多，一定要珍惜每一个人力、每一分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上去。”
无疑，这不啻于快马加鞭，全国迅即形成一股股改正“右派”的强旋风。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50万大关。后来，我由于工作之便而得知，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552877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人数的58％。这场大解放，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党以实事求是精神解决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大胜利。
*是位有名的“红小鬼”，他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功劳。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在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指导支持下，为拨乱反正，为党的事业的中兴，作出了不朽的重大贡献。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第一线的一个重要成员，为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为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同志一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千百万因为*参与领导的“大抢救”而得到第二次“解放”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全党和全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历史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原载《炎黄春秋》1995年第11期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1）
◎ 陈敏
最早提出“私营经济”
陈敏（以下称陈）：我想了解一下你25年来的理论探险、思想探险的历程，可以称做郑炎潮历险记，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讲讲你作为广东理论界的改革先锋之一，与广东理论界其他改革先驱如卓炯等以及与广东政坛的改革先驱比如任仲夷先生等的互动。第三个层面是把你和你的师友们的理论历险、思想探险与广东改革开放25年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把你们的个人命运和广东25年的命运联系起来考察。
郑炎潮（以下称郑）：那我就谈一下。关于这些问题，我手头有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很陈旧，但应该还有价值（手持已发黄的1982年研究生毕业论文，封面题目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及其发展》）。这是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我最早和最有代表性的论文之一，是今天要谈的我的第一份历史资料。这是论文原稿，写成时间是1982年。当时我的导师是黄家驹教授和丁家树教授，但我精神上的导师主要是著名经济学家卓炯教授，当时他在广东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兼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研究生的授课和指导导师。现在看来，这份论文的学术价值我认为有两点：其一，在我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概念；其二，提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理论是经济改革的基础理论，它决定着经济改革的方向、目标、内容，关系到我国在这次改革中能否探索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应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
（手持另一份资料，封面题目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篇文章是我在小平南行之前写的，小平南行是1992年春，我这篇文章是1991年11月结的稿。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平南行之前学术界已有探讨，并留下了一些文稿，但开始没人敢发表。小平南行后，就马上发表了，我这篇是在广东《学术研究》杂志1992年第一期发表的。
苦难出学者陈：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学术生涯吗？
郑：我是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毕业后分在陕西一个汽车大修厂工作。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1979年我考入华南师范学院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
陈：这是你的幸运，你的学术生涯从广东开始，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开始。
郑：是的。正因为身在广东，而我国改革开放广东先行一步，所以我可以把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广东省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行超前性的理论研究。
我1979年进校，1980年确定论文题目，1981年开始写。写之前已允许个体经济发展并且很多个体户雇工人数已大大超过政策规定（当时只准许雇工8个），已经有了特区（深圳特区是1980年年底挂的牌）。广东的个体经济、中外合作经济、外资企业和私营经济最早发展，为什么呢？一方面因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方面因为广东是侨乡，百分之七八十的港澳同胞和华侨是从广东出去的，国门刚打开，港澳同胞和华侨就回乡投资或支持亲人发展个体经济或中外合作经济等。所以我的理论不是个人空想出来的，是先有这些社会实践作研究素材，我才能够写出我的毕业论文。为什么我的毕业论文产生在广东，而不是产生在别的地方呢？因为当时内地没有这些社会条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2）
陈：你是理工科出身，为什么会转向社会科学研究？你的这种理论兴趣跟你的个人生活有什么关系吗？
郑：我的人生转向、我的理论兴趣跟我的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我的老家是著名的侨乡之一广东恩平，大学时代，每次放假回家总要听到很多偷渡香港或国外的故事，总有一些乡亲突然就再也见不到了，甚至有一些乡亲因为偷渡淹死在海里，这对我刺激很大。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选择在中国生存发展，而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偷渡境外？为什么我的同胞苦难深重，而报纸上却始终莺歌燕舞？我不能不思考，中国到底怎么啦？中国的路到底该怎么走？
我以前是学理工科的，读大学以前，我没有任何社会理想，我是农民的儿子，父母都是文盲，苦了一辈子。我考大学的目的，就是离开农村，吃商品粮。进大学后正好碰上“*”，“*”给我们带来灾难和伤害，同时也激发我们反思和追求。我发现我不适合搞理工科，下决心改行。这里也有一个故事。大学时代，我曾经是重点批判对象。我本来“根红苗正”，和当时的所有红色青年一样盲目崇拜。后来我为什么从崇拜转到怀疑？家乡的苦难教育了我，“*”的苦难教育了我。为什么跑那么多人又死那么多人？为什么停工停产？为什么搞武斗？为什么搞残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些问题从自然科学和理工科教科书中是找不出答案的，于是我相信只有研究社会科学，才能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那时我先读马恩列斯毛传记，后来又读华盛顿、拿破仑等名人的传记，渐渐得到一个启发，就是要树立伟大的志向，干一番事业，这就渐渐改变了我原来那种淳朴的、原始的、中国式的所谓个人理想。开始从一个听话的孩子，变成一个怀疑者、一个“问题”青年了。
陈：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
郑：我1966年迷信般地崇拜，1967年还崇拜，1968年开始怀疑甚至是“叛逆”，反对“*”，怀疑*，认为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1969年就开始寻找自己独立的思想。我的一帮同学，都有这个经历。
陈：不是你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
郑：对，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都很不幸，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被捕坐牢，有的被流放到新疆或西藏。我是比较轻的，没抓我，只是作为系里的重点批判对象，大会小会批，并隔离起来，两个同学看守，从吃饭到睡觉到上厕所都跟着我，搞了半年。那时我还不到20岁。
陈：也就是群众专政。
郑：对，群众专政、同学专政。毕业时，我的鉴定是这样写的：“犯过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政治错误，不能重用。”然后把我送到部队农场锻炼，再分配到工厂从事技术工作。一直到报考研究生前3个月的1979年3月，西安交通大学*“错案”，才通知我的工作单位将我的原鉴定撤销。
我为什么要研究社会科学？因为现实让我困惑，我的思想挨批判而无法找到答案。我用业余时间看了很多书，试图从书中找到答案，主要看马列经典。刚好机会也来了，1978年恢复高考，我下决心考研究生，转向研究社会科学。为了考研究生，我白天上班搞技术，利用晚上和业余时间把*写的3本《资本论》、3本《剩余价值理论》从头到尾通读了两遍，几乎每一页都有圈点或批注。我对*经济理论较熟，功底就是那时打下的。1979年，我考上了经济学研究生，实现了从事社会科学的愿望。 。。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3）
绝处逢生的一次会见陈：还是回到开始的话题，从你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讲起吧。
郑：读研究生是我实现人生理想的起点。选定《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及其发展》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关于这篇论文还有几个故事。
我的毕业论文在全国最早提出“私营经济”这个概念。当时我在广东作了大量调研，根据这些调研我断定，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已经是不可阻挡。但当时有一个政策，个体经济可以搞，不过必须有一个量的限制，比如雇工不能超过8个。因为按照*的说法，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经过研究，我发现*的这个说法与广东改革开放实际不符。照搬*这个说法，对发展经济、对改革开放只会起束缚作用。我认为需要一个新概念来定义和规范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叫什么呢？我当然不同意叫资本主义，就自己定义了一个概念，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但这个概念很敏感，政策不允许，又不符合*经典理论。论文答辩前夕，导师告诉我，关于私营经济那一章必须放弃，不放弃，你的答辩肯定不能过关。当时我很痛苦，到底是放弃自己长期研究和创新的理念，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计后果呢？我自己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学校也没法解决，最后还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都知道，任仲夷书记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他1980年到广东，来之后遇到了难题，因为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8个，但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他也很苦恼，当时就要广东社科界研究。那时我没参加有关会议，我还只是一个研究生嘛。但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很高兴，我正好研究这个题目啊。于是我从毕业论文中抽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那一章的打印稿，没有作任何修改，用信件单独寄给任书记。我的研究生论文9万多字，这一章大概近万字。
陈：是用平信还是挂号信寄？
郑：平信。信封写上“广东省委任仲夷书记收”，贴了一张8分钱的邮票，就寄出去了。
陈：你为什么要选择直接寄送给任书记呢？
郑：为什么我要直接寄给任书记？因为当时我的印象中有这么一件事，听说中国社科院比我早一届的两个学经济的研究生来广东调研，任书记亲自接见他们。这让我很意外也很感动，我想，堂堂省委第一书记，原来这么平易近人，连研究生调研也接见，那我为什么不试探一下，看看我的论文能否引起书记重视。
当时对这事，我是既抱希望又不抱希望。抱希望是因为我认为，要是任书记能看到我的文章，那么它应该有参考价值，对解决广东的现实问题应该有作用。不抱希望是因为任书记肯定忙，一封平头老百姓的普通信件，他未必能看到。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不到一个星期，任书记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不是直接打给我本人，是打到我们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办公室的。任书记说找郑炎潮，办公室主任说小郑不在，有事我们转告吧。任书记说不行，这事没法转告，一定要和小郑本人谈谈。任书记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给主任，要我晚上跟他联系。 。 想看书来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4）
我当天晚上就直接与任书记电话联系。电话拨通，我问你是任书记吧？他说是啊。我说我是郑炎潮，你打电话找我啊？他说，是啊，我打电话找你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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