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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沙龙做邻居-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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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天,以色列全国没有娱乐活动。电视节目上,主要是各种记录片,既有当时集中营中的惨景,也有幸存者的现身说法。在学校中,老师也会给孩子讲当年的各种事件。在一些家庭,父母也会给子女讲民族苦难的历程……
但也就在13日鸣笛的当天,就在南京中山陵,据说还举办了一场花车游行,许多宠物也到场巡游。
我绝对不反对这种活动,人民有权力游玩欢乐,越多类似活动,从某种程度上更说明我们国家发展的迅速、人民生活水平的进步。
但在这一天,我们正沉痛纪念在这个城市遇害的30万亡灵。时间合适吗?我宁愿相信这都是我们的无意识,但无意识的背后,却是我们对历史的淡漠。历史不容忘却,要将纪念活动真正深入民众心灵,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心灵纪念,深入骨髓
其实这篇文章匆忙了点,犹太人的纪念活动远不只这些,还包括许多让人值得咀嚼回味的细节。可以说,如果想探究犹太人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危机感,就不能回避这个大屠杀纪念活动。
根据法律,以色列每年都有一天定为“大屠杀纪念日”。在这一天,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是不会安排任何外访的,必定在国内主持这个国家一年一度最高仪式的纪念活动。这是惯例,更是领导人的一种历史责任。
这一天,总统、总理、议长、大拉比,都必然以最庄重的面容,向死难者献上花环,总统、总理还要发表演讲,回顾历史惨痛一页,告诫犹太人勿忘这段最黑暗的历史。
历史在一代代人心灵的阵痛中传承。每年的纪念活动,最重要的还不是总统或者总理的发言,而是6名大屠杀幸存者点燃六支大烛台,每支不过二三十厘米大小的烛台,代表的却是罹难的100万犹太人。烛火熊熊燃烧,是无数犹太人的冤魂在述说,更表明犹太人自强的坚定信念——犹太人永不会被灭绝。
以色列所有电视台、电台都会现场直播纪念仪式。当每位老人走上前去,颤抖着点燃烛台的过程中,电视或电台都会播放提前录下的对这些幸存者的采访,让他们述说当年自己坎坷的经历,教育后人。
这当中总有太多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2004年点燃烛台的老人中,有一位叫雷尔纳,他当年已74岁高龄,出生于匈牙利。他回忆说,当时他们一群犹太孩子已被纳粹扒光衣服等候处死,孩子们面对似乎已无法改变的命运,哭成一片。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候,纳粹军营里新到了一批土豆,孩子们马上被要求去分捡完土豆,然后再送来处死。这一转折成为这批犹太儿童最后存活下去的希望。盟军最终将他们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
1949年,雷尔纳来到以色列,现在他有了两个女儿,十个孙子女,三个重孙子女。
故事让我这个外国人不胜感慨,更让爱国的思想教育深入到每个犹太人心灵。一般认为,正是当年纳粹对犹太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才使世界普遍同情犹太人并最终准许其在中东复国。
这正如雷尔纳老人所说的:“对今天的青年来说,知道我们过去的经历非常重要,当时我们之所以如此遭遇,因为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
我们有责任去记住和缅怀每一个人
2004年大屠杀纪念的主题是“直到最后一个犹太人,直到最后一个名字”。这绝不仅仅是宣传策略。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官员对我解释说,纳粹希望杀尽所有的犹太人,我们则将寻找到任何一个遭屠杀的犹太人,同胞的名字绝不会被忘记。
对犹太人来说,在新纳粹势力抬头的今天,搜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提供难以辩驳的事实,这既是对死难者的安慰,也是对否认历史的极右翼势力的最有力还击。
沙龙在2004年的纪念大会上说:“我们有责任去记住和缅怀每一个人(死难者),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照片,他们的故事;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手段追溯到他们每一个人,让他们的形象深入到我们、我们的孩子以及子子孙孙心中,这是我们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事。”
在历史长河中搜寻数以百万计悄然消逝的小人物的名字,谈何容易!但在以色列学者的大力努力下,以色列已统计出了约200万的犹太人姓名。他们的名字都在互联网公布。但更庞大更艰苦的工作仍在继续。
在这些活动中,耶路撒冷西郊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该馆既进行着历史课题的研究,更承担着对公众的历史教育任务。
教育更多的是润物细无声。在采访大屠杀纪念馆,我也多次看到一些学生在一些纪念馆所大声喧哗。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毕竟这是孩子的天性,但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加,随着他们对历史的更多了解,“他们肯定会改变一切,他们将牢记历史,他们将会为他们过去的轻率行为忏悔。”
在该纪念馆,经常可以碰到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都是自愿来为参观者和学生作讲解的。
许多幸存者表示,历史就在他们脑海中,他们有义务传承下去,一个不忘记自己悲惨历史的民族,才能不重复悲惨的过去。听来让人心头为之一震。
8。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给我们的警醒(3)
我们的纪念,似乎更集中在有限的几个纪念日。只有在平常中还能牢记历史,那么,纪念才真正成为不能忘却的纪念。
即使是非常表象的问题,我们都有着很远的距离。一提到中国的屠杀纪念馆,许多朋友心头马上想到是:惨烈、血腥。这没有问题,这确实是一段悲惨的历史。但作为教育子孙的基地,仅仅惨烈不够,还要有艺术思维,要让人们能够感受往事,记得历史。与我们国内有些纪念馆喜欢用血腥场景表达惨烈主题不同,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就不是简单的资料或实物展览,它的许多场所极具艺术匠心,让人在震撼中感受历史的沉痛。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比如儿童纪念厅,建在一个山洞中,在通向该厅的狭窄的甬道尽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白色大理石雕刻的遇难儿童的头像。儿童强忍着不哭泣却又在哭泣的神情,让人无不为150万犹太儿童的遭遇感到震颤。
儿童纪念厅内,是大大小小的棱镜,三支烛形灯通过各个角度的反射,组成了一片惨淡的星空。点点星光,仿佛是孩子们充满希望和绝望的眼睛。厅内的广播中,播音员读着遭屠杀的犹太儿童的名字、出生地、遇害年龄。深沉的嗓音,简短的概括,纳粹的罪恶,有时真让人类自己都难以想象和接受!
悲痛而不血腥,沉重却让人深省,充满艺术思维的大屠杀纪念馆,可以是纪念馆中的一个典范。
永不宽恕,永不忘恩
对于大屠杀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以色列人有着异常敏感的神经。每当有侵害犹太人事件发生,上自总统总理,下至普通百姓,都会一致发出愤怒的声讨。这种团结性和一致性,正可能是这个流散两千余年的古老民族重新焕发青春的重要因素。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比如,2001年,德国一交响乐团赴以访问演出,当乐团宣布最后的演奏节目是德国著名音乐家瓦格纳的作品时,大厅内立即有人高呼“法西斯分子滚回去!”大部分观众立刻愤怒退场表示抗议。
因为在犹太人眼里,与纳粹关系密切的瓦格纳是屠杀犹太人的帮凶,他的作品是犹太人必须唾弃的对象。艺术超越国界,但带有仇恨歧视色彩的艺术,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
让我们痛心的是,我们有些民众的纪念却是那样的异样。以南京大屠杀为历史背景的电影《五月八月》在上映前,居然有广告招贴画招揽观众说,该片主题为“第一部揭露中国女性被奸杀的南京大屠杀电影”。南京影院振振有辞:不过是照单贴出而已,“片方认为女性在大屠杀中遭奸淫杀害是事实,影片对此也进行了揭露,这样宣传并无不当”。
难怪时评家刘洪波先生要这样说:“假如依样画葫芦,美国犹太人斯皮尔伯格的影片《辛德勒名单》,就应该被定位为‘第一部揭露犹太女子被迫裸体进入毒气室的纳粹集中营电影’了。中国人遭受了屠杀,并不是特有的,但把表现屠杀的影片定位为‘第一部奸杀电影’却是特有的。”
“北京有过以鬼子兵装束打扮服务员的餐馆,广州有过以汉奸装扮进行服务的酒店,恶梦醒来果然便是心神俱爽的早晨,寓教于乐也好,寓乐于吃也好,反正‘鬼子’‘汉奸’担当了娱乐众生的重任。我们遭受过侵略,并不是特有的,把侵略转化为娱乐活动却是特有的。”
当然,最让人感叹的还是犹太人对纳粹战犯永不宽恕的追杀。许多逃到南美洲的沾染犹太人鲜血的纳粹残余,最终仍被以色列特工缉拿归案并处以极刑。
对犹太人来说,追杀纳粹战犯是正义行为,若是放弃对他们的追究,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都是对民族的背叛,是一种难以饶恕的罪恶。任何一个以色列领导人绝不敢在这个民族大义上有丝毫糊涂。
犹太人也不接受战犯的忏悔。这可能与民族个性有关。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人显得更豁达一点,比如,表示忏悔的日本战犯,总会受到中国人既往不咎的欢迎。这让犹太人是无法理解的。
就简单对比日本和德国两个战败国对历史的态度吧。德国的纳粹战犯时隔许多年后,仍需接受法律审判,即使不受监禁,也绝不敢抛头露面;日本则是许多刽子手依然高举要津,甚至每年还有老兵身穿“皇军服”招摇过市;德国一再向受害者道歉,德国总理甚至下跪谢罪,日本则是将战犯奉祭在神社,接受官员甚至首相的祭拜。这不仅犹太人难以想象,就是德国人都无法接受。一位在日本战争期间的美国受害者,就称这种行径好比是“在柏林市中心为希特勒建立一座大教堂”。
我们确实宽容,但我们也要警惕,过多的宽容,容易麻痹我们民族的心灵,难以告慰屈死者的冤魂。
对于那些恩人,以色列却保持了极大的尊敬。在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内,有一片精心护理的“国际义人园”,园中镌刻着曾在纳粹铁蹄下拯救犹太人的国际义士的名字。犹太人以这种最高荣誉向他们表达感激。
在郁郁葱葱的园林中,你可以找到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何凤山的名字。二战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曾向数千名犹太人颁发了“生命签证”。一位幸存者引用哲人的话称颂他:“有些人虽然早已不在人间,但他们的光辉仍然照亮世界;这些人是月黑之夜的星光,为人类照亮了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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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给我们的警醒(4)
在以色列当记者的两年,我不止一次听到以色列人充满感激的提到何凤山,提到上海人民对当时流散到中国的犹太人的友好态度。2004年2月,以色列“兹瓦特迪克”基金会又专程向何凤山颁发人道主义奖。作为一种传统教育,以色列方面组织了许多学生参加这次颁奖大会,向孩子们讲述过去的历史和何凤山的义举。
一位老师因势利导问旁边的学生:“你们怎么看待何凤山先生?”
“他太了不起了”、“我们非常尊敬”。孩子们回答。
“如果你们当时处于何先生的状态,你们会怎么做?”老师继续问。
一位孩子回答:“我们将向他学习,做一个正直、勇敢的人。” 其他人点头。
细节中表现出的精神、品质,可能更让人感动。颁奖仪式结束后,没有任何命令或暗示,所有学生都不约而同地从座位上站起并长时间鼓掌,目送出席仪式的何凤山家人和中国外交官走出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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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没有阿拉法特的圣诞节(1)
听多了爆炸和枪声,烦躁中的我,格外向往宁静。何处是胜景?似乎惟有伯利恒了。每当踏步这个两千年前耶酥诞生的圣诞之城,聆听教堂悦耳的钟声,我总有一种恍惚和平的感觉。和平绝不在这里!圣诞教堂传来过枪声,即使在最隆重的圣诞节,我看不到几个游人,只看到一个空着的椅子,留给被困在废墟中的阿拉法特,椅背上,搭着象征阿拉法特的“地图头巾”……
伯利恒很近,距耶路撒冷不过8公里。两个古城,近在咫尺,分属两个国家,隔绝更如两重世界。
要从耶路撒冷去伯利恒,有时并不容易,你必须过以色列军队设置的一个关卡。能否顺利进入,全看以色列大兵的心情了。心情好时,大兵咧嘴一笑,手一挥,证件也不必出示,进去吧!心情不好时,大兵自顾聊天,或者扛枪朝天发呆,让你在车里等半天都不会招呼你一声。你只能徒唤奈何,还不能声音太大,引起大兵反感造成更大的麻烦。
因为距离近,这个检查站,可说是耶路撒冷以色列的第一道重要防线。刚到以色列时,我去的第一个检查站,就是这里。
当时初来乍到,情况也并不熟悉,未等大兵朝我们招手,冒冒失失就开车过去,露出微笑和士兵套近乎。但以色列大兵勃然大怒,枪口长时间指着我们,嘴里不停地骂着,那架势,真好像要拉开枪栓朝我动真家伙。
好在他英文也不好,我希伯来文根本不会,自己更装什么都不懂,仗着自己是记者的特殊身份,折腾了半天。士兵总算烦了,最终嘟囔着手一挥,让我过了。
事后,讲给当地朋友听,他们却倒吸了口凉气。因为像这种情况,我不听招呼即开车上前,士兵很难辨别开过来的是正常车辆还是自杀式爆炸者,他们很可能真会开枪。士兵的生气,估计正是不明白,怎么碰到这么个不懂规矩和危险的亚洲人。
我当时还有点无所谓,毕竟以色列大兵还算是比较文明的军队。但在耶路撒冷呆长了,我的畏惧感与日俱增。因为这种危险,绝不是恐吓,实实在在,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许多巴勒斯坦人,就因为类似的冒失,丧生在了以色列士兵枪下。以色列方面还理直气壮:战争状态,谁叫他们不按要求办的。
在战乱地区,胆子不能太小,但冒失的事最好也少做。于是,以后经过关卡,总是格外小心,很耐心站在二十米远处,等士兵的手势。确认士兵是在冲自己招呼,才慢慢将车开过去。他们要求检查什么证件,就掏出什么证件。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更何况,人家拿着枪,在他们的地盘上,自然是拗不过人家的。
被定居点包围的“圣诞之城”
巴勒斯坦人一般分两种,一是穆斯林,占绝大多数;另一则是基督徒,皈依了罗马教廷。在伯利恒这样的基督教圣城,基督徒相对较多,经过两千年的相处,两大宗教的仇恨因素相对淡化,伯利恒也就相对安静。
小城虽小,地理和历史很重要。根据犹太人的说法,犹太人最雄才大略的皇帝大卫王正是从这里发家并进入耶路撒冷,这也是犹太人的圣城。加之他就枕在耶路撒冷旁边,以色列自然虎视眈眈。事实上,如果不是囿于国际社会的反对,伯利恒都差不多要被以色列吞并了。
犹太人的并吞之法是步步为营。出耶路撒冷,到伯利恒途中,是一个叫吉罗的犹太人定居点。从政治地理来说,这仍算是约旦河西岸,属伯利恒郊区;但从市政管理来说,它已被犹太人纳入耶路撒冷,成为古老耶城的一个新区。
这是个老定居点,二三十年历史,人口大约两到三万。在吉罗定居点边缘各制高点处,竖立着许多高大的水泥壁,如屏风一般,将定居点拱卫起来。“屏风”外侧,可见累累弹痕。以色列竖这些水泥壁,就是为了防止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黑枪,让定居者住得下、住得安全。这可算是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隔离墙”的雏形了。
沿着水泥壁,小心翼翼地行走。我更愿意将这堵墙称作“柏林墙”——因为墙上也有大量的涂鸦,有关和平、战争、冲突、炮火。一些图画更让人看出犹太人幽默的一面。比如,水泥壁挡住了外面的大树的根部,只能看到树冠;在面向你的墙上,就画上这些被遮掉的树干,如果不注意,还真以为就是一棵完整的大树。
因为相对偏远的缘故,吉罗的房价很便宜。摄影记者高学余曾被介绍到这里租房,在市区一个一居室的房子的价钱,到吉罗可以租到一套花园别墅,甚至外加一个游泳池。
老高看了看房子,还看了看周围环境,颇为心动。他随后跟大家商量,如何?但却遭到了大家一致地拒绝,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作为新华社这个官方通讯社的记者,根本就不存在商量余地。
为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使馆都在特拉维夫租房办公,租金每年高得惊人。但这没办法,这就是政治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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