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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沙龙做邻居-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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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连成一片的尖利鸣叫，让人心惊肉颤。依常识判断，可能哪儿出了点交通事故，或者更可能的——在某个大型超市前，发现了一个情况不明的包裹……
开头的这句话是我在耶路撒冷一个夜晚写的。紧张的生活让这篇本来想写中国人的文章也就只写了开头几段，太多的悲剧让我当时再也无力叙述下去。现在接着朝下写吧，当我离开这片土地时，毕竟还有那么多我亲爱的同胞还在血腥冲突中承受着莫大风险，体会着生命边缘生活的无奈和刺激。
在以色列呆久了，似乎习惯了这种战争边缘的状况。如果隔上一个小时还听不到警车或者救护车的鸣叫，心里不由地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当然，随即而来的还有一阵欣喜——总算可以安静一会儿了，但这种欣喜往往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后更尖利的鸣叫中消失。
打开电视机，如果没有听到有关伤亡的报道，心里顿时就会打一个疑问，真的就天下太平了？时间长了，每次走过超市门口，先要看看门口是否有安检人员，没有，不进去！有，如果他正在聊天，不进去。如此工作态度，怎能防得住无孔不入的“肉弹”。
“动荡”，总是生活的常态，每天充斥荧屏的，总有太多的尸体、鲜血，甚至已散成片或块状的肢体，不是以色列人，就是巴勒斯坦人。有时，梦中，发现自己又置身在爆炸现场，呛人的血腥味将我从半夜睡梦中惊醒，独自茫然坐到天明。无所想，似乎又想了太多。
作为一个记者，我总是努力记录着生活的片段。每次爆炸发生，我总是迅速冲向现场。多次，正躺在床上，爆炸声传来，来不及梳洗，一头乱糟糟的头发，胡子拉碴一脸睡痕的我，就出现在现场。
我不是非常怕死，但在这是非之地时间久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珍惜生命。只有生命对每个人都是公允的：只有一次。
生活却永远不会公允，总有太多的冲击。即使来到了遥远的以色列，依然没有逃脱这种劫数。这是劫数吗？难道这块圣地，却总是带给人们不安定的血腥吗？
在一个又一个中国人倒在巴以这块土地前，请让我赘述一下此前的一起屠杀。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６日，约旦河西岸一条公路，偶尔有车辆往来，远处，是看不到河水的约旦河谷，连接着茫茫一片的荒山，空阔，安静。
在巴以地区，采访中，我曾无数次从这条路经过。为避免风险，摄影记者高学余将他和我合开的一辆汽车四周都贴上了“ＴＶ”的大红字幅。尽管我们不是电视台记者，似乎用“ＰＲＥＳＳ”更为合适，但“ＴＶ”却是人人知道的最简单的字幅。它成了我们的自认最有用的护身符。
“护身符”并不万能。许多记者车辆仍不可避免地遭到伏击，就发生在这条公路上。幸好，这一天我没有踏上这条道路。这是一条不归路。当一辆小型厢式车突然出现在这条空旷道路上时，死神出现了。
路旁的山冈上，一个巴勒斯坦枪手突然出现，他训练有素地向汽车投掷炸弹。爆炸声响成一片，人们从车里惊恐地逃出来，鲜血不停地溢出，中间夹杂着孩子的哭泣。
但没有用，迎接这些人的是枪手冲锋枪的扫射。我不知道当时面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平民和孩子时，枪手到底是什么样的表情。沉默？还是狞笑？如果狞笑，那似乎更能证明他是恶魔；更可能的是沉默，人性的黑暗，即使是推托于仇恨，那也只是对仇恨这个词的侮辱。
当以色列警察赶到时，巴勒斯坦枪手早已逃逸。７名乘客当场死亡，随后又有两个人在医院中告别人间。
其中有一个是刚满九个月的婴儿，他也成为以巴冲突２２个月来身亡的最年幼的犹太人。可怜他的父母还没来得及给他取一个名字！
第二天晚上，在同事蒋国鹏住处，与他的房东、一位来自意大利的慈眉善目的犹太老太太聊天。
“刘，对这里有什么感觉？”她问。
“你觉得呢？”我反问。初来乍到的我，非常希望能听到当地人的感受。
“我还好……”她边想边回答，话锋突然一转，“说实话，我现在也不大敢随便外出，你知道，到处是爆炸，我现在也不看电视，那电视新闻，不听也罢。”
兴许是看到我的脸色，她马上安慰我：“中国人命大，与以色列和阿拉伯人都友好，应该以后不会有什么事了！”
这只是她美好的愿望。一个多小时后，当我从蒋国鹏家回到住处时，突然接到电话：以色列“自由的心脏”特拉维夫又发生了连环自杀式爆炸事件。除了两个自杀式爆炸者外，还有三个人在瞬间离开了人世，这其中有一个是我们中国同胞，许恒勇，３９岁，来自福建平潭。
17。在以色列的中国人（2）
７天后，许恒勇的同乡、在这起爆炸案中受伤的李斌也终因伤重不治在医院去世，时年３４岁。他也成为第四名在以色列遭遇自杀式炸弹而身亡的中国人。
向国内发这条“７·１７”事件的稿件时，我不禁泪流，为同胞的不幸，为这片土地无穷尽的流血。
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中国劳工在以色列喋血。在这次爆炸前的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２日，一名年轻的巴勒斯坦女子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的耶胡达集贸市场附近车站拉响了裹在身上的炸弹，六名平民丧生，其中就有中国劳工林春美、蔡献阳。还有两位同胞林金谋、陈拥军被炸成重伤，身体多处截肢。
２００３年１月，又有三名中国劳工倒在血泊中：他们是李培中、郭爱平和张敏民。
巴以的动荡还在继续，血还在流淌。一直负责处理劳工问题的中国驻以色列参赞范建民对我感叹：“在以色列有１万多中国人，留学生、劳工，他们住得都比较分散，每次爆炸发生，我们都非常紧张，就害怕中间有我们的同胞。”
“现在，基本上一有爆炸，就有可能有亚洲人甚至是中国人，因为他们许多劳工也是没有办法，出去必须要乘坐公共汽车，这是最让人担心的。”
这就是生活的无奈，也是中国劳工在以色列的一个侧面。
血洒以色列
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角色，相当于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前者是历史文化重镇，后者是经济港口新城。有一点不同的是，耶路撒冷同时被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视为首都，而且是犹太教、###教、基督教共同的圣地，为避免争论，外国驻以色列的大使馆一般都设在特拉维夫。
自杀式爆炸者的目的，就是多杀伤民众以制造轰动震撼效应。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作为以色列最大的两个城市，自然一直是自杀式爆炸者袭扰的目标。许恒勇等遇难的“７·１７”事件不过是一个新的例子。兴许是为了增强爆炸的成功率和效果，以往执行自杀式爆炸一般只有一个人，而这一次是两个巴勒斯坦人。
生还的中国劳工许祥兴告诉我们，当时咖啡店外摆着七八张桌子，他和几个同乡就在其中一张桌子上喝酒。炸弹在距他一两米的地方爆炸了，一声巨响后，他就晕了过去；随后，另一声巨响将他震醒，他身上已是鲜血淋漓……
身处这个是非之地，危险有目共睹：既有电视新闻中无须渲染就可见的血肉淋漓的场景，也有现实生活中不得不再三小心提防的自杀式炸弹。作为对同胞的关心，国内的外交部和驻以色列的中国大使馆，都再三告诫国人，最好不要前往以色列；在以色列工作和学习的，则要多加小心，不要去一些热闹场所，不要乘公共汽车，有事赶快向中国大使馆求助。
但这并非是所有劳工都能领会和执行的。中国劳工在以色列的数目，本身就是一个谜。中国驻以使馆登记在案的大约是七八千人，但据说实际数目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以色列有关部门的估计大概是在两三万人左右。但具体是多少人，他们也搞不清楚。
中国劳工绝大多数都来自福建。他们往往是一人先出外打工，如果觉得效益较好，则带动亲戚、朋友或乡亲都过来。如“７·１７”的特拉维夫连环爆炸案的死伤者中，许祥兴和许祥敏是堂兄弟，而许恒勇则是他们的叔叔。许恒勇的哥哥许恒云也在以色列打工。
以色列国土狭小，不过１。４万平方公里。因此，完全可以说，在每一平方公里的以色列土地上，至少就有###福建劳工。
这些中国劳工中，真正完全符合以色列法律手续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或者可能就是大使馆统计在册的七八千人。根据以色列法律，外国劳工获得以色列签证并同本国雇主签定合同后，一般情况下，可在以色列工作两年，中间不得更换工作和雇主。期满后则必须回国重新申请签证，如果逾期不归，则属于“非法劳工”，不仅工资都得不到保障，而且被警方发现，则将被投进监牢并被遣返回国。
当然，这些“非法劳工”，并不仅仅来自中国，其他如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如罗马尼亚、乌克兰等东欧国家，甚至秘鲁、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都有。据估计，以色列的外籍非法劳工总数，至少在２０万以上。其中大多数虽有合法入境手续，但都属于“逾期滞留”；小部分则压根就没有过签证，完全是通过非法途径偷渡过来的。
这也正是为什么“７·１７”特拉维夫爆炸事件后，许多受伤者宁可挣扎着溜走，也不愿意上警察的救护车。因为他们怕警察一查明自己的“黑工”身份，马上会将他们遣返回国。
以色列同行对此无奈评价是：这些“黑劳工”怕以色列警察，更甚于怕巴勒斯坦人的“自杀炸弹”。
“４·１２”耶路撒冷爆炸中遇难的林春美、蔡献阳都是合法劳工。但“７·１７”特拉维夫爆炸案中的几名受害者，都是“逾期滞留者”。在中国驻以使馆的交涉下，以色列国民保险公司初步同意，支付“７·１７” 自杀式爆炸的中国受害者医疗费用并偿付国家抚恤。
但由于两者身份毕竟有区别，两次爆炸受害者的赔偿金额可能都会有所差异。
林春美、蔡献阳遗体回国时，以色列高官到机场送行，沙龙向他们的妻子写了一封充满感情色彩的信笺。但当许恒勇和李斌回国时，伴他们同行的，只有地中海无言的海风，他们悲痛欲绝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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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以色列的中国人（3）
中国人还比较受欢迎
以色列在中东国家中，是一个富国；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曾排名世界第十位。而且，犹太人教育程度高，大多从事脑力劳动，因此许多体力活、脏活、累活，都需要外国劳工来干。
根据犹太人传统，从事农业等产业的工人，连续工作六年后都需要“休耕”一年，说是休耕，以犹太人的精明，也只是自己不干，将土地交给非犹太人去耕作，种好种坏并没有太高的苛求。
以前以巴局势相对平静时，这些工作基本上都由巴勒斯坦人来做。２００２年巴勒斯坦人爆发反以起义以来，以色列清除了大部分巴勒斯坦人。这些岗位的空缺，自然也就被外籍工人所填补。这当中，也包括许多中国劳工。
这使外籍劳工和巴勒斯坦工人间关系产生微妙变化。“７·１７”特拉维夫连环爆炸案发生后，一位受伤的外籍劳工曾嚷道，这里是外国工人居住区，“巴勒斯坦人为什么炸我们？难道是因为我们抢走了他们的工作？”这是他的推断，似乎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在以色列工作已两年多的樊志刚说：“我们和巴勒斯坦人关系也挺好，但总也有一点别扭，可能他们认为我们抢了他们的活，但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在以色列多年的王崇君说：“以前，我还是对安全相对乐观的。”他讲了一个故事，“几年前，我们有一个工程师去商店买东西，他到商店里，忽然看到一个人不停冲他使眼色，他感到很奇怪，商店里正好也没他要的东西，他马上离开了。”
“哪知道，就在他走了还不到１００米，爆炸发生了，他回头一看，就是那个商店。”王崇君感叹，“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爆炸越来越多，就像在特拉维夫中国人比较集中的罗马街，经常爆炸，好几个中国工人被炸死了。现在，都打红眼了。”
省钱后面的悲剧
“４·１２”耶路撒冷爆炸和“７·１７”特拉维夫爆炸，之所以有中国工人伤亡，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同他们尽量要省钱的习惯有关。当然，我这么讲，决不是为自杀式爆炸者开脱。这种针对平民的攻击，理所当然应受到所有有良知人的谴责，更何况，受害者也包括无辜的中国同胞。
“４·１２”耶路撒冷爆炸案，发生在耶胡达集贸市场。这是一个露天市场，物价在耶城来讲是最便宜的，比一般超市至少低一半，而且菜也比较新鲜。因此来这里买菜的人从早到晚都络绎不绝。在耶城的中国劳工只要买菜，也首选这个地方。
我在耶路撒冷期间，也经常到该市场采访和购买东西。也正因为人多，这里就成了自杀式爆炸者最可能光顾的地方。
另外，中国劳工们没有交通工具，出入一般都乘坐最便宜的公共汽车。
虽然他们也知道，公共汽车上是自杀式爆炸发生最多的地方。但为了省钱，他们还是愿意冒险。但不想，４月１２日发动自杀式袭击的巴勒斯坦姑娘，最终就选择了耶胡达集贸市场旁边的公共汽车，造成了六人死亡的惨剧，其中也包括我们两名中国同胞。
“７·１７”爆炸案发生在特拉维夫南部的老中心汽车站，这里物价便宜，是许多外国劳工聚居的地方。街道旁边开有许多的咖啡馆和酒吧，店铺都比较小，老板为了省钱，也很少雇请安全人员。而受自杀式爆炸影响，以色列只要是大一点的商店，都有专门的安保人员，对进入的每一个人进行详细的检查。但这样，也自然抬高了经营成本，里面的东西都比较昂贵。
因此，对于这个便宜但却安全难以保证的老汽车站，许多以色列人都是敬而远之的。但附近的外籍劳工却并不太在乎，有空还是喜欢在这里聊聊天、喝点酒。一则是因为这里东西便宜，比较适合于他们的消费水平；二则，他们认为这里是外籍工人区，应该不会有什么自杀式爆炸。中国劳工如果朋友来访，或者犯“酒瘾”了，也喜欢在这里消费一下。而事后孙美昌讲，这是他到以色列一年来第一次到外面喝酒，但不想就碰上了爆炸。
另外，这个地方也是特拉维夫的“红灯区”之一。外籍劳工们往往都是单身一人，实在无聊时，也经常上这里来光顾一番。据以色列警方披露，７月１７日晚，当一名自杀式爆炸者进入该地区时，一名妓女还曾向他兜售自己，但这名自杀式爆炸者面无表情地回答：“我来这儿并不是来寻找快乐的，我是来这儿寻死的。”妓女一时摸不着头脑，还以为是碰上了一个白痴；但几分种后的爆炸，才使她恍然大悟。
在她恍然间，许多人已倒在了血泊中。
接连的爆炸，也彻底粉碎了许多劳工心头 “巴勒斯坦人只对付犹太人” 的幻想。一名罗马尼亚劳工就感慨表示，他原来还以为，在以色列，纷争也只针对犹太人，与他这个外国人没有任何关系，但想不到现在爆炸是不管什么人都炸。他表示，他“是来赚钱的，不是来卖命的”，他决定马上收拾行装，越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越好。
赚钱还是回家？
外籍劳工接连在以色列遭受自杀式炸弹袭击，也给以色列国民保险公司背上了又一个包袱。因为这许多劳工属于非法劳工，根本没有投保，而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对于这些遭受自杀式爆炸的外籍劳工，以政府又要求保险公司给予一定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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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以色列的中国人（4）
在“７·１７”特拉维夫爆炸案次日，以国民保险公司就呼吁政府，取消对这些非法外籍劳工的赔偿，或者由政府出面给钱，而不要让保险公司掏腰包。
对于这些非法外籍劳工，以政府也是无可奈何。由于以巴战事吃紧，军队和警察基本上都投入到军事行动或安全保卫上，根本腾不出人手来顾及他们。而且，即使抓到了他们，怎么处理也是一件难事！
如果将他们关监狱，现在以监狱都已经爆满。为关押这些非法劳工，以政府甚至一度想过租用旅馆，但最终因为开销实在太大而放弃。
以色列警方告诉我，现在他们逮捕非法劳工也是“缩手缩脚”，采取的是“量出为入”——遣返一个劳工，留出一个监狱空位，再逮捕一个劳工。但遣返也非一帆风顺，一般至少需要１２－１４天。碰到有的劳工反对遣返打起官司，或者没有护照需重新申请护照（这也是常事），时间拖得还要长。
其实，凶险的现实、同胞接连的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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