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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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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山雨欲来（7）
世界各地，狼烟四起。中国东部，一片混乱。
在这股混乱与大骚动中，存放于北平协和医学院美国人手中的“北京人”化石，又将何去何从？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1）
“北京人”何去何从
随着国民党军队不断溃退，北平落入日伪之手，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大多数机关、团体、学校，黯然撤出，迁往西南地区。淞沪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一退再退，地质调查所又相继迁往长沙、昆明，直至退到重庆北碚才算立稳了脚跟。
设立在协和医学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及其人员，没有随地质调查所搬迁，因为“协和”暂时还属美国人的势力范围，在此范围内的人、财、物是不受日本人干涉的。
但此时，已很少有人能够在战争乌云密布的氛围中安心搞研究了。尽管大多数科学界人士还在上班，但研究的课题却从科学中偏离开来，开始关注战争动态和发展趋势。几乎每一间办公室所谈论的话题，都是战争、战争、战争。几乎所有关心“北京人”研究计划的科学界人士，都开始担心起化石的安全。如果一旦日美战争爆发，“北京人”化石的命运将难以预料。
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护“北京人”头盖骨这一人类至宝。时已离开中国地质调查所，晋升为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的翁文灏，对“北京人”的命运给予了热切关注。1941年1月10日，翁氏与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共同致信北平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和新生代研究室新接班的主任、美国人魏敦瑞，明确指出：“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安全问题。” 按翁文灏的设想，“北京人”的安全问题和解决的办法有如下三条：
在北京找个秘密场所把北京人藏起来，从而避免用船外运时可能遇到的危险。
把北京人转移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
把化石全部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
但是，“北京人”化石却迟迟未能转移。因为这三条看似可行的方案，均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如按第一条实施，即使“北京人”被秘密藏起来，终归在沦陷区内。一旦日美战争爆发，美国在华的一切人与物，将会任由日本人宰割，而狡诈的日本人会不惜一切探寻“北京人”的下落，并直至从某个秘密场所将其搜出。
第二种方案的可行之处就在于，若把“北京人”化石运往重庆，安全暂时有了保证。但是，在中国东部国土尽丧，烽烟四起的恶劣环境下，要辗转千里甚至万里予以转移，沿途的安全无法保证，很可能凶多吉少，最后落个鸡飞蛋打，使“北京人”落入日伪或土匪兵痞手中遭到毁坏。
相比之下，第三条方案更具可行性。只要将化石运往秦皇岛码头，在那里装上美国来华的邮船或货轮，就能平安抵达美国。但这个方案又明显地违背了1927年2月中美双方签订的协议。因为在此协议收中明确规定，周口店发现的一切化石标本均不得运出中国。
面对三条各有利弊又有缺陷的方案，与其相关的翁文灏、胡顿、魏敦瑞等中美双方人士一直举旗不定。时间一天天过去，“北京人”何去何从的问题越发显得突出和刻不容缓。
1941年4月，新生代研究室主任魏敦瑞要离开北平撤往美国，翁文灏得此消息，致电胡顿与魏敦瑞本人，请对方按他此前提出的第三条方案转移“北京人”，并由魏敦瑞携带出境。尽管这个决策违背了协议规定，但除此之外又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
翁文灏的设想遭到了胡顿的反对，他在给翁文灏的回信中写道：〃企图将这批化石转移出北京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将它们运出中国或日本占领区很易遭到被没收的危险。〃
极度精明的魏敦瑞对这一决定同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以为，如果把这批化石作为我的行李运往国外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华北均为日本人控制之中，万一北京人被海关查出，就会遭到扣留。再说，这样有价值的东西在如此危险的时候运往前途更加不可知的美国，是否妥当也应慎重考虑。所以，我认为最保险、最合适的方法，还是把化石放在原处，也就是说要牢牢地把它锁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柜中。至少，在目前来说这种做法是较明智的。”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2）
1934年3月15日，“北京人”研究的第一位科学家步达生，在他的实验室里研究周口店出土遗物时不幸去世，这位世界一流的古人类研究者的接班人一时成为难题。经丁文江建议，成立了一个国际科学委员会，目的是选择步达生的接班人。最后国际委员会一致同意由美国科学家魏敦瑞为继承人。于是魏被任命为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并继续从事周口店出土遗物的研究。
面对这样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科学家，以及与“北京人”有直接关系的负责人的意见，翁文灏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高层不得不再作慎重考虑。恰在这时，重庆政府和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复电，不同意“北京人”化石运出国外，如果情况没有更大的变化，化石仍存放新生代研究室。
尽管魏氏拒绝将“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并提出了暂留北平的建议，而这个建议又与重庆国民党政府，以及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不谋而合，但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北平的紧张状况，使他预感到“北京人”很可能在劫难逃。这一轰动世界的人类宝贵的财富，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遭到丧心病狂者的毁灭。于是，他极富远见地将中国助手胡承志叫来，严肃而略带忧伤地说道：“我有一种预感，也许在不久的日子，我们将失去曾经倾注过大量心血和热情的这些宝贵的化石，并难以完整地寻回。而面对这个不测的预感，我们又无能为力去改变它。唯一可做弥补的是，现在你立即将北京人头骨化石做成里外都有的脑壳模型，然后寄给我。当然，我知道做这样的模型很费精力和时间，但你必须这样做，直到非停止不可的那一天。为了‘北京人’及我的研究事业，感谢你所给予的最后一次合作与帮助。我在那边等候你的佳音。”
4月21日，魏敦瑞向北京科学界的朋友作最后告别，在协和医学院娄公楼106室的告别会上，魏氏以极其复杂的情感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说道：“感谢各位前辈和朋友对我来华工作期间所给予的热情帮助与合作。在我来华工作的6年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现在，我就要离开各位亲密的朋友，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相信不远的将来，我还会重返这个美丽的国度，同大家一起工作……”魏敦瑞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最后竟讲不下去了。他侧过身，抬起衣袖想掩饰那双发红发烫的眼睛；但泪水还是悄然溢了出来……
如果说步达生在周口店人类化石的研究中，显示出了卓绝的成就和洞察力。那么，魏敦瑞的研究则表明了一个德国人的精湛技艺。魏氏于1873年生于德国一个犹太人的家庭，1899年毕业于慕尼黑医学院，1928年任德国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大学人类学教授，1934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1935年来华接替步达生研究“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并担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之职。他在古人类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很少有其它民族的科学家与之匹敌。尤其是在华期间发表的关于“北京人”的科学研究论文，其严谨的结构、流畅的文笔、完美准确的叙述，充分显示了德国科学的优秀特征。这批论文不仅是人类学论著的杰作，也是一切科学论著的典范。在中国科学界看来，魏氏发表其辉煌论著的以前或以后，没有任何一种用欧洲语言撰写的关于人类化石的研究报告可与他的“北京人”的专著相提并论。
魏敦瑞撤离北京后，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研究他的中国助手胡承志源源不断地寄去的“北京人”头骨模型。有必要提及的是，魏氏在离华前对“北京人”命运的担忧和预感，不久便成为极富悲剧色彩的丢失事实，而日后寻找这稀世珍宝的一切努力都接踵失败了。值得慰藉的是，魏敦瑞这位聪明而富有远见的科学家，在“北京人”丢失之前和之后撰写的多篇研究报告仍在人世，根据他的指令做出的“北京人”模型已抵达美国，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这一人类至宝丢失的缺憾。
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为此，全世界人类都应该感谢他。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3）
魏敦瑞走后，由裴文中继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并从事周口店人类化石的研究。此时的裴文中已不再是刚发现“北京人”头盖骨时的毛头小伙了，他于1935年夏赴法国巴黎人类古生物学研究所与巴黎大学动力地质研究室留学，跟随著名考古学家步日耶主要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攻读，并于1937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不仅掌握了先进的西方田野考古手段，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以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古人类的方法。凭他的声名和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新生代研究室主任这把交椅，理所当然地应归属于他。
遗憾的是，此时的裴文中远没有主持周口店发掘时那样幸运了。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使研究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他清楚地知道，在这危难之时，能保全“北京人”化石及其它发掘之物，就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艰难的抉择
太平洋局势越来越凶险，早已对自己的工作失去兴趣或虽有兴趣但无法进行下去的科学界人士，开始无目的地成群结队游动起来。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存放的“北京人”，一时成为游荡人群关注的热点。在众多的关注者中，有两个日本人幽灵似地夹在其中，瞪着狡诈、机警的眼睛，不声不响地四处窥探。几乎每个星期，两个幽灵都要光顾一次新生代研究室。
终于，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新生代研究室人员的注意，正当裴文中要出面了解这两个人的身份和来参观的动机时，想不到两人却捷足先登，找到了裴文中。
这两个人正是“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暗中到周口店窥探“北京人”遗址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地质系助教高井冬二。
“我们怀着对贵国远古文化无尚崇敬的心情来到这里参观访问。伟大的‘北京人’的发现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更令我们敬慕不已。‘北京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当然也是日本大和民族的先祖，我们为如此伟大的发现而感到自豪。如果我们能在您领导下的新生代研究室从事一段我们共同祖先骨骸的研究，将感到莫大荣耀……”长谷部言人对裴文中说了一大堆溢美之辞后，终于表示他的目的。
裴文中望着面前两个小个子日本人鬼头鬼脑的样子，一时没有吭声。他知道在这风雨欲来的动荡时刻，两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决不是为了科学研究，其真正目的无非是想利用在新生代研究室工作的机会，进一步了解“北京人”的保安措施，刺探中国方面将如何转移或隐藏这批珍贵的化石。想到此处，裴文中断然拒绝了二人的要求。
两个小鬼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协和医学院，但并没有放弃与“北京人”的纠葛。事实上，日本人插手“北京人”，才刚刚揭开帷幕。
当天晚上，裴文中就向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报告了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研究室的情况，并指出其险恶用心。同时致信重庆的翁文灏，把这一情况和自己的推测作了汇报。
“看来事情比我们想的还要复杂，‘北京人’化石必须尽快想办法转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翁文灏在回信中再度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并让裴文中与胡顿联系，尽快拿出一个切实的方案。
“这一时期来，我也有这种预感。但究竟怎么才能防止万一呢？”面对裴文中焦虑不安的神态，胡顿问。
“很显然，化石是不能按第1种方案留在北平，看日本人的来头，即是把它藏在老鼠窟窿，他们也会找到的。”裴文中望了一眼胡顿，接着说：“我看还是向重庆和纽约方面说明情况，请他们在第2和第3种方案中选择一个。”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胡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并请裴文中具体办理。
电文发出后，新生代研究室加强了对“北京人”化石的封锁和警戒，除雇用的警卫人员外，胡顿还做出规定：研究室人员轮流夜间值班，严防“北京人”被盗。许多年后，胡承志回忆说：“每天魏敦瑞用‘北京人’作研究，自己也用真品做模型，但用完后必须放回保险柜里，从不许真品在保险柜外过夜。而且，到了晚上，每隔半个小时便有一个打更的人背着一个监测仪器，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警。甚至连他做模型工作，也必须有一个店铺为他担保。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4）
时间一天天过去，气候越来越冷，随着一场大雪飘落，严酷的冬天到来了。鉴于国内外形势一天天恶化，“北京人”何去何从，也就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最后关头。
一份电报，从裴文中手中再次飞往重庆。
此后，裴文中每天上班，总要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朝着国民政府、也是老所长翁文灏所在的方向——重庆北碚，呆呆地望上一会儿，渴盼着对方的传来的消息。然而一周过去了，两周也过去了，重庆方面却杳无音信。处于烦躁焦虑中的裴文中内心又陡然增添了一种无奈和惆怅。
这个时候身居重庆的翁文灏，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与党内党外勾心斗角的人事纠葛，已感到心力交瘁，疲惫至极。尽管处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官宦地位，但翁文灏还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和使命感，为“北京人”的命运而殚精竭虑地奔波忙碌。当他收到北平发来的电报后，便与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进联系，就“北京人”存放在美国的可行性进行了具体商谈。接着，又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多次电函联系，商讨对策。由于局势混乱，战争迫近，数月之后，才好不容易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北京人”运往美国的回音。驻美大使胡适表示对此竭诚相助，力保“北京人”赴美后的安全与主权不发生变故。由于“北京人”所具有的世界性声誉，其去留关乎国家荣誉，翁文灏本人无权做主，必须得到最高当局批准方能成行。因而，他给在外视察战事的蒋介石拍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报：
介公委员长钧鉴：
“北京人”化石在平安全可虑，有被窃遗失之危。倘遇不幸，乃为吾国与世界人类文化之一大损失。为避免可能之灾难，请就迁移之去向明示为荷。
蒋介石接到电文，同样感到左右为难，一时打不定注意。“北京人”如同古代之九鼎，可谓镇国之宝。尝言得鼎者得天下，失鼎者失天下。九鼎在国势命运中的重要程度，从“问鼎中原”等典故中可见出分量。 “北京人”的世界声誉和所具有的强大文化力量，使颇为自负的蒋介石也不敢冒然行事，草率地决定迁移去向，此事只好悬而不决。待蒋介石回到重庆后，翁文灏再度催促此事，并表示：“北京人”危在旦夕，必须速作决定，并着手行动。否则“北京人”将不复见矣！蒋介石意识到此事已迫在眉睫，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于是令行政院召集相关人员开会相商，自己亲自到会听取意见。经过几番慎重讨论，终于做出决定：国民政府同意并允许将“北京人”运往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避风险，待战争结束后再归还中国。
会后，翁文灏立即给裴文中写信，对“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做了如下安排：
先找美国公使馆对“北京人”转移之事，作个周密的计划安排，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
“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后，可供魏敦瑞博士研究时使用，但保管和保存权必须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手上，即必须要掌握在胡适先生的手上。待战争结束后，务必再将“北京人”化石重新运回中国。
裴文中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便匆匆赶往美国驻北平公使馆，就“北京人”转移事宜进行交涉。裴氏在其后来撰写的《“北京人”的失踪》一文中这样说道：
一直到1941年11月，才由北京的美国大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交纽约自然博物馆保管，待战争结束后再行运回中国。但是当我与北京的美国公使馆交涉时，他们的负责人却说没有得到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训令，不便负责。我又请他们急电重庆请示詹森，等詹森回电答应。时间已经到了11月底。以后，就由协和医学校的校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二人与美国公使馆交涉。
裴文中为什么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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