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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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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北京人”的下落。于是，他以几十年搜集情报的工作经验，开始了秘密行动。
老特工的寻访之路
中田光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可能地回忆出53年前他在长春远藤家看到和听到的有关“北京人”头骨的每一个细节。遗憾的是，由于远藤和山口本秀均已谢世，无人帮他印证回忆中可能出现的偏差与失误，更没人给他任何启发和提示，他的回忆只能断断续续地在痛苦与欢愉中交替进行。当他把能够回忆起的每一幅历史画面全都回忆出来后，又用文字作了详细的记录，作为日后寻找的根据。
在如此日复一日的回忆和记录中，中田当然不会忘记自己与远藤的第二次会面。那是1948年6月，远藤从中国返回日本后，曾在东京三鹰小学的一处住宅里作过短暂的停留。中田光男闻讯后，专程前去拜望。二人见面后，除了述说离别之情与各自在返回日本途中所经历的磨难与惊险外，自然也谈到了“北京人”头骨问题。中田光男清楚地记得，当他问远藤“北京人”头骨是否已带回日本时，对方连连点头说：“带回来了，带回来了！”说着，起身带他走到一堆行李前，指着一件被军用毛毯紧紧包裹着的东西说：“它就躺在这个包里，我正考虑如何处理它呢。”
第十章 世纪末寻找（6）
几天后，远藤离开了三鹰小学，去了位于东京北部地区的埼峪大学。在之后的若干年里，远藤一直在这所大学任教，并先后出任过考古系主任、大学校长等职，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去世。
中田光男和远藤的这次相会，是二人的最后一面，所涉及的“北京人”问题，也是极其有限而肤浅的。至于远藤后来对“北京人”化石到底作了怎样的“处理”，他不得而知。因此，面对自己回忆出来的历史，中田感到既有合理的东西，又有不少困惑之处。他不明白当年那个亡命天涯的长春之夜，远藤为什么会突然拿出“北京人”头骨给他们看？是为了缓和当时压抑、惊恐的气氛，还是另有原因？远藤是怎样得到“北京人”头骨的？最后到底又作了怎样的处理……于是，他决定先到埼峪大学作一番调查。
不尽人意的是，当他来到埼峪大学后，由于远藤已去世多年，许多线索已不可寻觅。埼峪大学考古系几位健在的老先生说，他们从未听说、更没见过远藤带回了“北京人”头骨，只知道远藤退休后，有一位员工曾为他清扫过办公室。中田光男又找到了这位员工，但对方告诉说，他当年清理远藤先生的办公室时，没有发现什么木箱，更没有发现什么“北京人”头骨，远藤本人的大部分遗物都是由他的外孙阿部清理和保存的（南按：处于本故事结尾处的原因，遵中田先生嘱，阿部为化名）。而阿部并不在埼峪大学，一直在日本东北大学任教。
为搞清历史线索，中田又赶往日本东北大学。
可谓无巧不成书。中田要找的阿部教授，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和他一起从中国东北逃亡长春的部下山口本秀的儿子。山口本秀早已作古，而他的儿子此时也年过半百。望着阿部教授这位华发已生的晚辈，中田想起53年前和他父亲逃亡的惨景，不禁黯然神伤，嗟叹不已。他颇为感叹地对阿部说：“时间真是流逝得太快了，每个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消失，似乎只是瞬间的事情！”
中田光男后来说，他与阿部的第一次交谈，刚开始是亲切、美好而又融洽的，但当话题扯到远藤从中国带回的那个木箱以及木箱里装的“北京人”头骨时，气氛似乎就变得有些尴尬和复杂起来了。他尽管曾是搜集、研究情报和谈判的高手，但在与阿部的交谈中，却没有取到事先设想的效果。阿部明确告诉说，关于从中国带回“北京人”头骨的事，他外公远藤和父亲山口本秀健在时，他本人既没听外公说过半点信息，也未得到父亲山口本秀关于此事的任何一句遗嘱。他虽然确实对外公远藤先生的遗物负责进行过清理，却没有发现所谓的木箱和“北京人”头骨。
至此，线索似乎中断了。
但中田寻找的希望并未因此而破灭。他回到东京家中，对此次的调查过程作了冷静的思考与分析。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远藤当年从中国带回“北京人”头骨这件事，阿部应该是知道的。何况，他从阿部与他会面的言谈举止中，隐隐感到其人内心深处似乎隐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又会是什么呢？
中田光男通过此次调查知道，远藤仅有一女一男，女孩为大，男孩为小。女孩嫁给了山口本秀，男孩则在12岁那年暴病夭折。于是，大女儿以及外孙阿部便成了远藤一生中最亲近的人。远藤去世后，阿部是远藤财产的惟一继承人。既然有了如此一种血缘关系作基础，远藤带回“北京人”头骨的事，阿部怎么会不知道呢？即便远藤生前守口如瓶，临终前也应吐露真情。莫非远藤真的将“北京人”的信息带进了坟墓？
中田光男毕竟是日本关东军搞情报的老特工，他决定对一些资料进行认真分析，先从外围打开缺口，然后再逐步向真相逼近。于是，他很快找来一本又一本书籍和资料。通过一段时间的查看和分析，感到起码有两个问题是疑点：其一，他在长春看到的远藤手中的那个“北京人”是个完整的头骨，而据书籍和资料记载，中国人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只是一块头盖骨，不是完整的头骨，二者为什么出现了差异？其二，几乎所有的记载都说，“北京人”是在北平从美国人手中丢失的，若真的落入了日本人之手，也该落到驻华北的日军手中才对，怎么会插翅跑到了长春伪满自然博物馆远藤的手中？
第十章 世纪末寻找（7）
当中田光男查看日本考古学家松崎撰写的《北京原人》一书时，却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即松崎在书中提到了一个叫挪野的日本关东军中将。该书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周左右，挪野中将曾带领一个日本大尉和其他几名军官前往协和医学院地下室，取走了“北京人”头盖骨。这块头盖骨先是保存在关东军司令部，后来就不知转移到什么地方和什么人的手中去了。该书还说，挪野中将到协和医学院取头盖骨时，中国的科学家裴文中也在现场。而随同挪野去取“北京人”头盖骨的那个大尉，后来受到了关东军的处分，原因不明。
松崎在他书中的这段记载，此前没有任何人涉足，也许算得上一则“独家新闻”。但，松崎说挪野中将拿走“北京人”时裴文中也在场，显然缺乏根据。倒是中田光男从一名研究日本关东军问题的学者那里得知，挪野中将不但确有其人，而且是一个古生物化石的爱好者。因此，如果松崎对挪野与裴文中的记载是个错误，则不必考虑这条线索。若记载属实，那么挪野中将与远藤之间就有可能构成一种链条关系。尽管松崎在书中没有提到挪野与远藤是否相识，但就一般推论，作为古生物爱好者的挪野中将和作为著名古人类学家的远藤相识或是好友，当是可能的。假定挪野中将此前与远藤交往密切，当关东军危机四伏之际，他将“北京人”转交给了远藤保管，也是可能的。
问题是，远藤1948年回到日本后至离开这个世界前，对手中的“北京人”会作怎样的“处理”呢？
就当时日本的情况分析，盟军早已占领并控制了日本的一切。日本在战争期间从别的国家抢夺回去的各种物品，都已受到了盟军的追查并被清退。据一位东京大学的教授后来透露，与“北京人”失踪事件有关的长谷部言人、高井冬二并未远离东京，他俩当时被美国人关了起来，连与二人有关联的铃木尚等著名教授，不仅被盟军清查了办公室，甚至连家也给抄了。这些情况想必远藤是不会不知道的。
那么，当他得知这些险情后，必然要为自己好不容易才从中国带回的“北京人”的命运担心。在焦急、忧虑中，很可能出现两种“处理”方法：一是将其毁掉，来一个查无对证，使自己完全摆脱险境；二是找一个秘密地点隐藏起来，等将来时局有所变化再作打算。
很显然，远藤作为一个著名的古人类学家，无疑会选择后者。
假如这一推理成立，那么，远藤会将“北京人”秘藏在什么地方呢？
当年长春之夜给中田光男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远藤亲吻“北京人”头骨这一奇特的细节。也正是通过对这一细节的苦思冥想和反复推敲，中田光男终于做出了如下推论——
按正常的思维方式和当时的处境，远藤若将“北京人”藏于家中或者埼峪大学某处，是不合适也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可能是远藤将“北京人”头骨埋藏在了他那12岁即夭折的独子的墓穴之中。因为远藤最疼爱的独子夭折于12岁那年，“北京人”也恰恰是面世12年后丢失。远藤当年在长春之夜又有亲吻“北京猿人”头骨的亲昵举动，可以看作这个亲生儿子和“北京人”在远藤的心里已是难解难分。或者说，远藤已把“北京人”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待了。
根据这一大胆推测，中田认为首先急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掘开远藤之子的墓穴，惟其如此，方能将真相大白于天下。于是，他多次直接或间接地找到东北大学的阿部教授以及与远藤有血缘关系的一些亲属，向他们讲明自己的意图，希望在日本有关部门的监督下，秘密掘开远藤之子的墓穴，以对历史作一个公正的了断。
然而，他的这一要求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无奈之下，中田光男又找到了日本众议院议员平沼赳夫，希望通过日本政府官员的影响力，去劝服阿部教授及远藤的其他亲族，支持他那个刨坟掘墓的计划。
作为好友的平沼赳夫对中田的想法表示理解和支持，但对刨坟掘墓一事深感为难。因为在日本要掘一座坟墓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既牵涉法律问题，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社会影响以及死者亲属的感情等问题，一旦真要实施起来，是相当棘手的。所以，平沼赳夫向中田光男授意，让他找机会到中国去一次，将自己所掌握的线索奉献于中国科学界。如果中国科学界认为有价值，可促请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日本政府说明情况，提出掘墓的请求。到那时，日本再以政府的名义和阿部等人商谈，这样，此事或许有望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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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世纪末寻找（8）
中田光男听从了这位好友议员平沼赳夫的劝说，作着与中国方面接触的准备。经过一系列筹划与努力，终于同中华日本学会取得了联系。于是，1999年9月17日，中田光男从东京踏上了飞往中国北京的航班。
难以破解的墓穴之谜
来到中国后，中田下榻于北京凯莱大酒店。前来迎接他的，是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科院研究员周季华教授。当晚，中田光男便将自己隐藏了53年的有关“北京人”秘密线索和现在的寻找计划与周季华作了详细的交谈，恳切地希望周能与中国有关部门取得联系，促成此事。
多年来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事业的周季华听罢对方的一番言谈，心中异常激动。他知道，尽管“北京人”是全人类的财富，但它首先属于中国，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能有机会协助有关方面找回“北京人”，自然是件很荣幸的事情。于是，他很快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业务副所长叶捷取得了联系。
叶捷听后极为重视。翌日晚，便同本所的古人类学家董兴仁一起前往凯莱大酒店，与中田光男进行了会谈。中田除了将自己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线索和盘托出外，还希望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交涉，从而促成将远藤儿子的墓穴掘开的计划。而后，叶捷和董兴仁就“北京人”的一些具体问题又作了进一步交谈。当叶捷问及对方当年看到的“北京人”是什么形状时，中田从行李包中取出了日本考古学家松崎所著的《北京原人》一书，指着印制在此书封面上的一张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图片说，他当年从远藤手中看到的“北京人”化石，与这张图片极为相似。
很显然，《北京原人》一书封面上的图片是一个完整的古人类头骨，而叶捷、董兴仁两位专家知道，中国当年失踪的“北京人”是一块头盖骨，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头骨，这二者是不可混为一谈的。中田则推测说，远藤得到“北京人”头盖骨后，有可能别出心裁地给它作了修复，从而使之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头骨。但叶捷和董兴仁仍认为这种推测只是一种合理的想象，缺乏充足的理由和证据，而任何一个科学的论断都必须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最后，双方商定，次日共赴周口店遗址博物馆，让中田的记忆与实物来一番对照，以进一步印证其线索的真伪。
9月19日，中田在周季华的陪同下，同叶捷、董兴仁等专家一起驱车来到周口店。在这座举世闻名的博物馆里，中田光男仔仔细细地看着每一件陈列的化石标本，也小心翼翼地梳理着自己的记忆。当中田的目光与六个静卧于玻璃柜中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头盖骨相遇时，没作任何反应。而当他来到一个头盖骨、下额骨和牙齿等都较完整的头骨面前时，禁不住停下脚步，眼睛蓦然一亮，伸手指着那件头骨说：“对，就是它，我当年在远藤手上看到的那个头骨和这个头骨极其相似！”
“中田先生，您认为您的记忆可靠吗？”身边的叶捷问。
“我相信我的记忆没错！” 中田光男肯定地说道。
叶捷点了点头，将中田重新领回刚才已经看过的六个“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玻璃柜前，然后指了指说：“很遗憾，中田先生，我们当年丢失的‘北京人’，就是类似橱窗里躺着的这些头盖骨，而不是你刚才所指的那件完整的头骨！”也就是说，中田当年从远藤手上看到的“北京人”，有可能是假的“北京人”！
中田点点头，饱经风霜的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悲凉：“叶先生，我相信您说的是真的，可我当年看到的的确是一个完整的头骨。对这个差异，我想除了远藤先生后来做了修复外，很难再有别的解释。”
叶捷急忙安慰道：“没关系，中田先生，不管您提供的这条线索最终结果如何，我们都十分感谢您，因为您毕竟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当然，事情的真相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调查和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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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世纪末寻找（9）
中田光男的搜寻工作至此暂告一个段落。
至于中田光男请求中国政府用外交手段和日本政府交涉，以便刨开远腾之子墓穴之事，中国科学界高层表示应持慎重态度。所谓“外交无小事”，这是当年周恩来总理的句话，也是事实所在。一旦通过外交途径交涉，很可能会使问题变得复杂化，反而不如民间渠道更为有利。因为要发掘远藤儿子墓穴，此事非同小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日本，对于死者的墓地，政府都有相应的法律作保护，即使中国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交涉，也未必如愿。再说，假定交涉成功了，远藤的亲族也同意了，墓穴一旦打开，而里边却没有“北京人”又怎么办？
鉴于上述诸多复杂的原因，中国方面认为，此事应继续调查、考证，切忌贸然行事，等真有把握之时，再作打算也不为迟。当然，如果中田光男自己能说服日本政府和远藤家族，掘开其子的墓穴，那又另当别论了。
作为积极倡导寻找“北京人”的贾兰坡，对中田光男提供的这一线索和中国之行，自然有不同于他人的看法和见地。当我通过周季华教授访问了中田光男，并向贾老就这一问题进行请教时，贾老说，中田光男提到的那位远藤先生，确有其人，而且还接触过。日本侵华期间，远藤曾在中国的土地上主持和参与发掘过一大批古生物与古人类化石，其中最具影响的当数在中苏边界的内蒙古发掘的那几个扎赉诺尔头盖骨化石。这些发掘出来的扎赉诺尔头骨化石，除裴文中从远藤手中要回一个放在新生代研究室研究以外，其它的一直由远藤保管在长春伪满自然博物馆。二战结束后，这批扎赉诺尔头骨下落不明。贾兰坡还透露，在1941年前，远藤多次从长春来北平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研究周口店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并与贾兰坡相识。“北京人”化石失踪前后，也曾来过，此后便销声匿迹了。
根据贾兰坡的说法，既然裴文中能从远藤手中要回一个（南按：当我就此问题请教胡承志时，胡老说，1947年他在新生代研究室看到的是两个扎赉诺尔头骨） 扎赉诺尔头骨，可见远藤与裴文中和贾兰坡等其他中国科学家的确是相识的，甚至有着良好的关系，否则就无法解释裴文中能从他手中要回扎赉诺尔头骨和远藤经常到协和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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