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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中在人心-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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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此反复地捉弄她。我问她,你确实亲眼见到了李艺的原始照片吗?她说,确实亲眼见到了。我问她,你能确认你手中的那张照片和李艺的原始照片,是同一照片吗?她说,是同一照片。不同的是,她手中的那张照片是经过裁剪后发到网上的,背景被裁剪掉了;而李艺的原始照片背景上有医院,有护士。我问她,你能确认记者带去的孩子不是你的儿子,但你能确认照片上的孩子和记者带去的那个孩子,是同一个孩子吗?她说,应该是同一个孩子,好像又不是很像?我问她,你判断是的根据是什么?她说,因为从李艺提供的原始照片上看,孩子的旁边还站着他的父亲。我问她,你见到孩子的父亲了吗?她说,没有,孩子是妈妈跟着去的,据说孩子的父亲在金河磷矿。我说,怎么那么巧,两个孩子在地震那天都穿着同样的红色夹克衫?她说,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脑壳都搞昏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镜头24 儿子,妈妈在北川等你(7)
事情到此,应该是真相大白了:照片上那个孩子,不是贺先琼的儿子!这对贺先琼来说,就像被扔进油锅里炸了一次,又炸了一次!
  但是,陕西周正龙的“华南虎照”能造假欺骗天下,什邡李艺的“原始照”会不会也有造假的嫌疑?我相信不会。不过照片尚未经过权威部门的鉴定,在理论上至少还是一个问题;此外,据我对金河磷矿的调查采访,地震时金河磷矿被两座大山覆盖,200多人几乎全部掩埋,逃生者寥寥无几,倘若孩子的父亲真是金河磷矿的工人,而当时又在金河磷矿上班,那么位于红白镇深山中的金河磷矿距离什邡医院上百公里,这位父亲怎么可能在孩子受伤后第一时间站在旁边呢?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照片上的孩子不是贺先琼的儿子,并不等于贺先琼的儿子就一定遇难了!所以尽管如此,贺先琼依然感觉儿子还在,依然认定儿子没死,依然坚持继续寻找!因为除了上述几条线索外,贺先琼告诉我说,她还有如下几条线索:1。她曾遇到过曲山小学5年级一个叫王宝的学生,王宝过去就认识她的儿子,王宝告诉她说,5月13日这天,他和同学们被安置在绵阳体育馆的里面,曾见过她儿子。她儿子手上有伤,穿着红衣服,还问过他:宝哥,你看见我妈妈没有?她当时虽然曾在绵阳体育馆找过儿子,却是在体育馆外围找的,不知道里面有孩子;2。她儿子的同学的家长周斌,打电话告诉她说,他曾经在绵阳中医院找自己孩子的时候,看见过一个穿红衣服的男孩,护士告诉他这是从北川过来的孩子,没有人认领。但当时急于要找自己的孩子,没有仔细过问;3。她去问过“地震明星”郎铮的外婆,郎铮的外婆告诉她说,她当时看见和郎铮一起救出的孩子中,有一个穿红色夹克衫的小男孩;4。一个安徽武警的战士打电话告诉她说,他曾经在北川参加过抗震救灾,并参加过北川曲山镇幼儿园孩子的抢救,救出的孩子中确实有一个身穿红色夹克衫的小男孩,他还把这个孩子护送到了绵阳中心医院,或者是绵阳中医院;5。重庆37师一个叫祖远海的战士打电话告诉她说,他曾在北川曲山镇幼儿园救过一个身穿红色夹克衫的小男孩,救出来后,还抱过这个小男孩;6。她后来与上海的李丽在网上再次相遇,李丽很委屈,说许多人不相信她说的话。李丽向她再次表示,她确实救护过照片上那样一个小男孩,她没有说假话,没有必要说假话,她为什么要说假话呢?
  贺先琼还告诉我说,也有人给她打电话,说如果告诉了你儿子的线索,你打算怎么办?暗示她给信息费;还有一位没有任何联系方式的网友给她留言说:你的孩子现在很好,在上幼儿园,不用担心……
  上述种种信息,虽然很难判定哪一条绝对准确、绝对可靠,却让贺先琼心存希望。于是“儿子没有遇难,儿子还活在人间”这个念头,在她脑海里渐渐凝固下来。她明知自己寻找的脚步很可能是通向失望,甚至通向死亡,通向绝望,但她依然还要坚持寻找——这种寻找,很可能是漫长的一生的寻找!因为寻找,已经成了她的一种习惯,一种心理需求,一种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形式。她的寻找,已经不再单单是寻找儿子,而是在寻找一种亲情,寻找一种希望,寻找一种可能!而人类漫长的历史,不正是在对种种种可能的寻找中一步步走到今天并继续走向明天的吗?

镜头24 儿子,妈妈在北川等你(8)
就在我结束本文写作之际,贺先琼还在电话里对我说,我不管什么结果,我都要坚持找下去!我还要亲自去找一下李丽,再当面问点线索。作为儿子的妈妈,我总觉得儿子还活着,我一看见儿子的照片,一看见儿子的眼神,就好像听见儿子在说,妈妈,我没有死,我还在,你怎么不来找我呀?我的脚步就停不下来。我想,既然儿子还在,如果我现在不去找他的话,他长大了会怪我的,儿子会说,妈妈,当初你们知道我还在,为啥子不来找我呢?你知道这么多年我是怎么想你们的吗?你知道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尤其是我在绵阳或者成都寻找儿子的路途中,看见天桥上那些被人贩子用来当做要钱工具的孩子趴在地上时,我就会站在旁边一边流泪,一边想:我儿子会不会也像这些孩子一样,被人贩子拐去当做要钱的工具呢?
  于是,贺先琼担心儿子时间长了会忘记北川,忘记妈妈和爸爸;担心儿子长大回来后找不到妈妈,便在一个静静的深夜,趴在电脑跟前,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给儿子写了一个帖子发在网上:
  骁儿,妈妈最爱的宝贝,你现在哪?是过得好,还是过得不好?妈妈好担心哟!儿子,天气变凉了,你现在有加冷的衣服吗?有人管你吗?在上学吗?地震出来时带的伤好了没有?受伤的手还疼吗?骁儿,妈妈很担心你,很想你,妈妈没有办法不想你!妈妈一直在不停地找你,妈妈每次打喷嚏的时候,就知道是骁儿在想妈妈了。
  骁儿,妈妈求你了,你一定要记住,你叫王文骁,现在已经五岁了,北川县曲山镇人,地震前在曲山镇幼儿园大二班上学,妈妈叫贺先琼,爸爸叫王旭。妈妈以前在北川开复印店,叫旭光复印店。希望你长大了,不要忘记妈妈。妈妈的家再简陋,只要有你,也是温馨的,幸福的。妈妈的电话是13550852071。妈妈这个电话永远也不变 ,一直为你留着!
  骁儿,妈妈在北川等着你,一定等着你!
  这位年轻的北川妈妈,能等回儿子吗?
  后记:从天上到人间
  李鸣生
  作为一名军人,没有上过战场,如同一个船员,没有下过大海。即便有一天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想也不会轮到我了。要说遗憾,恐怕这得算一件。但汶川大地震偏偏爆发了!于是我很想去,就像一个战士渴望扑向战场。故乡遭难,不去看看,良心上过不去——事情,就这么简单。
  去 灾区一看,初衷变了。汶川大地震的死亡人数尽管不及唐山大地震的一半,但“震波”却至少是唐山大地震的100倍!中国的事一夜间动静闹得这么大,除了汶川大地震,还有什么?震惊世界不说,单说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有哪朝哪代的龙旗为百姓下降垂落?有哪朝哪代的帝王为百姓低头鞠躬?但公元2008年5月19日,共和国的国旗为百姓下降垂落,共和国的领导者集体站在中南海,为百姓低头鞠躬,默哀3 分钟!我说过,短短3 分钟,足以胜过3000年!仅这3 分钟,便令世界刮目相看,让我血液沸腾!为什么?这是对死亡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对百姓的尊重——中国的百姓什么时候受到过如此高贵的礼遇啊!而尊重死亡,便是尊重高贵的生命;尊重高贵的生命,便是尊重高贵的国民;善待生命,善待国民,正是一个国家高贵的国格所在!此外,一场大地震,居然震出那么多的爱那么多的善,那么多的美那么多的真,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与传统美德如同汶川大地震本身,同样震撼了世界震撼了我的心灵。我不仅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也看到了人心的单纯;不仅看到了大难与大悲,也看到大爱与大美;不仅看到了绝望与死亡,也看到了希望与新生!作为一个写作者,在故乡的废墟上、尸体的气息中、死亡的阴影里,亲历了人类历史上如此惊天动地的一场大劫难,不用文字留下点什么,说得过去吗?于是震惊变成了责任,悲痛变成了良心。我决定写点什么。

镜头24 儿子,妈妈在北川等你(9)
但汶川大地震事件之大,人物之多,内容之多,写什么呢?我过去的作品主要写航天和高科技,面对的常常是浩瀚宇宙,茫茫太空,千年历史,未来时空;我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大专家、大科学家;作品也总是在中外世界布局,天地之间驰骋。现在,要从天上到人间,从宇宙到废墟;加之某种客观原因,写作时间满打满算只能有四个月!这对我是个大难题。思来想去,我决定将本书聚焦在人心上,聚焦在大地震对人心的震撼与重创上——不管是受灾人还是救灾人。仅此,够了。
  接着的问题是,这样的“大题材”怎么写?我想做一次小小的努力,于是便有了如下几点很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我想逃避概念写作。谁都知道好作品是从生命的血液和生活的土地里长出来的,而不是由概念生成的。但历史每天都在生产概念,人类每天都在复制概念,我们早已进入一个复制概念的时代。某个概念一旦产出,立即便被复制,开始是几个人,接着是一批人,随后便是整个社会。当一个个的概念被广泛复制再广泛传播后,自我便渐渐消失了。因此自“五。四”后近一个世纪里,中国大多数作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概念化的写作。报告文学同样如此。尤其所谓的“大题材”,更容易如此。我在七八十年代写的东西全是概念化的产物,九十年代初或多或少也有。甚至时至今日,概念这个东西依然很难从我们脑海剔除。比如一写汶川大地震,脑子里很可能便装上了“抗震救灾”这个概念。因此如何逃避“大题材”概念化的写作,我想在本书中做点探索。
  第二,我想有点属于个人的思想。优秀的作家首先是个思想家。思想的基点是对历史客观的审视与真诚的反省;思想的意义既属于个人也属于人类。我不是优秀的作家,但写汶川大地震我想尽量坚守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立场、独立的思想。在这个信息、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里,留给报告文学的空间不多了。如果说记者留下的是新闻,作家留下的就是思想——哪怕这个思想尚不成熟。而报告文学能继续存活的唯一理由,也是思想。因此面对这场大劫难,我想用自己的脑袋想点问题。
  第三,我想尽量说点真话。真实是报告文学的前提。但报告文学走到今天,或者说今天的报告文学,如果还仅停留在 “内容真实”这个最基本的层面上,恐怕已经不够了,也很难满足读者的需求了。在我看来,真相比真实更为重要;与其强调作品的真实,不如强调作品的真相;而不管真实还是真相,均取决于作家是否虚假,是否讲真话。因此,在我看来,作家的真实比作品的真实还要重要!如果连作家自身都虚假或半虚假了,在这个早已谎言为患的世界里,还需要报告文学吗?当然我知道,弄虚作假容易,实事求是很难。但我还是想让自己真实一点,尽量说点实话、真话。
  第四,我想让报告文学的叙事有点变化。近10年来,小说的叙事发生了较大的革命,报告文学的叙事却缺乏变化。尤其一些写所谓“大题材”的报告文学,几十年来基本都是官方意识,“主流”叙事;作者总是有模有样、捏腔拿调、卷着舌头说话——有的说的还是大话、空话甚至假话;有的作品就像早市二道贩子手上的大白菜,既没个性,又缺质感,还少了鲜活。因此写作本书时,我想用现场视角、全知视角叙事的同时,也借助当事人的视角参与叙事,尽可能把传统的“主流”叙事转化为作家个性化的叙事,让作品呈现一种客观的、立体的、多层次的、交替递进的叙事风格。
  第五,我想在文本上做点尝试。报告文学不仅需要思想的革命,也需要文本的革命。随着影像时代的到来,传统文字在影像面前常常显得苍白无力,底气不足。比如用文字描述一朵花怎样美丽、一个女子如何漂亮,码出一筐汉字也不如放上一张照片真实可信。于是我想到了图文结合,让照片客观纪实,融入创作,参与叙事,成为文字不可替代的一部分。于是便先有了照片,后有了文字,而不是先有文字后有照片,文字照片两张皮。可惜我不是摄影家,对摄影技术一窍不通,斗胆冠以“摄影报告文学”,既不自量,也属无奈,还望诸君赐教。
  总之,此次“抗震救灾”以人为本,该书便以心为本。大地震令人心碎,心碎之后如何重构心灵的家园?大地震让人心痛,心痛之后痛出什么样的国民?痛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而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力量、本真与大爱,为什么在大难之时才轰然闪现?假设没有汶川大地震,今后灾难也不再降临,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力量、本真与大爱,难道就永远不见天日、深藏心底吗?倘若大难与大爱真是这样一种因果逻辑关系,我们又到哪里去寻找这笔民族的财富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至于我的这部小书,不过像地震后的一块碎片,倘若能为遇难的同胞带去一份安慰,为活着的人们引出些许反省,为日后研究汶川大地震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震学家留下一个“标本”,幸矣,足矣!
  2008年5月19日~29日第一次赴灾区采访
  2008年6月1日~6月10月第二次赴灾区采访
  2008年7月16日~7月31日第三次赴灾区采访
  2008年8月1日~11月30日急就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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