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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这种如宇宙飞船飞向未知方向般的过程，并非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不可挽回；或许我们正处在法国社会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称的“认识论断裂”的边缘之上，这跟那种“范式的转换”①并不相同。某种“认识论断裂”可被看成是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其形成了一种新的框架，使人可以从自身的角度去审视这个世界：例如，卡尔？*对历史的重构使其将历史当成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观点的提出就可被看成一个分水岭。或许，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物质资源—燃料、水源、食物—的危机，将会迫使人们进行修正，从而使工作不再继续朝着抽象化的形式去发展。随着使用这些基础性资源成本的不断上升，我们对于服务性项目的支出将会减少，而我们的注意力将再一次聚焦在寻找事情的真相上。这将会对我们的工作过程产生撞击，我们将会被要求去证明，“附加价值”并非超过了我们所创造出来的基本价值。谁知道呢，但或许工作也将可能重新回到其本质形式。这种工作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夸夸其谈，而是更多实打实的劳动，就像是把干草捆扎成捆、给轮船的船身敲入铆钉或者是纺织短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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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格拉底吃早餐　第五章（1）
看医生，害的相思病也该看看
　　假如说爱情是一种疾病的话，那么疾病也同样是一种爱情了。因为在本质上，它也是“从黑暗中飞来”，让人不可预计，而且是使人盲目的。长着翅膀的丘比特或者一场传染病，当它们正在来临时，你都没法看到。
　　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一则笑话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能够行得通。把俄罗斯人逗得哄堂大笑的笑话，却能让索马里人变得眉头紧锁。当然，反之亦然。但的确有一些笑话，能够跨越国家界限，四海流行。
　　一个男子打电话给医生：
　　“医生，我该怎么办？我的朋友刚刚晕倒死掉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确认他的确已经死了”
　　“好的，等一下……”枪响了一声。“现在干什么呢？”
　　或许，这则笑话并不像蒙提？派森组合（Monty　Python是英国著名的六人喜剧团体。）所表演的喜剧作品一样具有超现实主义的滑稽精神，因为，它使人因笑而死。但在一个有关具备普适性吸引力的笑话研究中，这却是一则“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在紧急状况之下的无可奈何、医生和呼叫者之间错误的信息传达、它的悲剧性后果、呼叫者以热切坦率的态度所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这则笑话把这些元素组合到了一起，从而在听众那里激发起了某种情绪。它在让人难以忍受的同时，将微妙的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在所有关于医生的笑话之中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了。
　　但是，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笑话是关于医生的呢？为什么没有那么多有关兽医或者园丁的笑话呢？原因在于，人们总是倾向于去取笑那些把我们搞得紧张兮兮的事物。而在关于医生的这个例子之中，把我们搞得紧张兮兮的事物恰好就是他们身上所具备的权威性。
　　就像是法国伟大的批评家莫里斯？布朗肖—《黑暗的托马斯》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在一则发生在医院中的故事中所写的那样，“我非常喜欢医生们……然而令人感到烦恼的事情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有权威。有些人或许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医生们的确就是医院里的‘国王’”。从我们称呼她（或者他）为医生的那一时刻开始，我们就意识到了医生们所具有的权威。仅仅是发出“医生”这个单词的声音—这是一个称呼，而不是一个名字—就已把我们放到一个不公平的地位上去了。不管你患上何种疾病，都必须由医生来决定。因为医生拥有我们普通人所缺乏的那种诊断病症的经验。但在所有推进医疗健康体制改革的努力之下，病人变成了消费者，而且据说这让病人们处在一种相对有利的地位上。然而，病人和医生之间力量的消长却依然没能动摇医生的这种优势地位。医生的话再不靠谱，他们也能够对我们的病情做出清晰的诊断。更何况他们还能够治愈我们所患的病症。正由于病人们对医生的这些预期，所以医生们的权威更被无限放大。除此之外，我们特殊的身体状况让我们不得不处于弱势的地位，这也就是我们要看医生脸色的原因。毫不稀奇，医生这种职业也患上了一种源于它自身的弊病，就是一种过分傲慢的“上帝综合征”（God　syndrome）—他们自以为自己是上帝。
　　并不仅仅是因为医生们拥有专业性较强的经验，事实上，他们的“天赐”权威还有另外一个产生渠道，那就是源自病人们的盲目性：假如病人对于自身的状况没有如此“拿捏不定”的话，医生的这种权威性效果就将大打折扣了。你可以反驳说，自从人们私底下上网“Google自己病情”的习惯开始之后—自我诊断已经得到了正面的激励—对于我们身体系统的运转情况，我们知道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不仅如此，我们还已经习惯在到达候诊室之前了解自己的病情，并在看诊时自己知道的和医生知道的一样多。的确没错，我们对于自己病情的了解已经多到了让我们自己变成了所谓的“专家型病人”（expert　patient）了。为了减少一部分责任，医疗机构当然也愿意我们变成这样一种病人。但不管我们的自我检查有多么深入，我们依然要请医生对我们的病情做出最终诊断。这不仅因为医生是唯一能够对我们的健康状况发表意见的人，还因为我们在关键点上没有资格对自身的情况做出正确估量。因为我们常被局限在“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态之中。即便我们的病情是肉眼可见的—比如说出疹子、划伤或者是脚趾囊肿—我们个人对真实病因的认识也都远远不够。我们的自我感觉必须得到医生的认证，必须让医生来完成最后的“临门一脚”。不必大动干戈，医生就能够把我们的个人分析变成是确凿无疑的诊断。因此产生了两种效果：首先，毫无疑问这加强了医生身上的权威性；其次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也界定了我们自身的局限性。因为这说明在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之下，我们无法把自身看清楚。在这个领域里，以奥地利哲学家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为代表的一些人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拓展。他们提出了所谓的“医原性疾病”①的概念。这个概念所描述的现象是：病人认为自己需要服用更多的药，但最终却因为服药过量造成病情恶化。病人的盲目增加了医生的权威，结果造成他们服药过量。这个过程证明，我们从一开始对自己的理解就不够完整。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与苏格拉底吃早餐　第五章（2）
你让医生往耳朵里滴药水，或者让医生来检查你的椎骨，在这些过程之中，你或许会感到奇怪，因为我们需要借助额外的一双眼睛才能够看到自己。有这样一种说法：身体不仅仅是自身的媒介—用两条腿来负担我们，用两只胳膊来取到我们需要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除了心智之外，身体就构成了我们每个人的自身。但因为我们不能够在没有帮助的条件之下恰当地看清楚自己的身体，所以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够恰当地看待我们自身。这是隐藏在我们身上并躲避着我们自我意识的一种阴影，而这种阴影将会横亘在双方原本透明且令双方都很享受的关系上。与医生的见面过程不仅能说明我们病情的存在，而且我们一开始就需要向医生请教的这个事实也证明：当谈到我们对于自身的认识时，我们的确生活在一种“部分无知”的状态中。这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假如人们总是能够看到其全部自身的话，那我们也许将陷入对于自己身体疑神疑鬼的困境之中了。所以，少许的无意识或许能够促使我们更加大胆地进入这个世界。
　　但是，和这种对于自身的“部分视而不见”比较起来显得更加奇怪的则是对于疾病本身的视而不见。在一本综合了文学、心理学和医学的名为《痛苦中的身体》（The　Body　in　Pain）一书中，卓越的美国学者伊莱恩？斯凯瑞（Elaine　Scarry）就采用这样的方式阐述这种“视而不见”：当一个人听说其他人身体上的痛苦时，人们也许会稍稍被触动，但这件事情毕竟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体内部，而这样一些表层之下的深层次现实也看似有些遥不可及，因而无法对当下产生直接影响。所以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凶兆，这种情况都显得不够真实具体，因为疾病还没有在可见的表面把自己显露出来。
　　即便是我们具备了很高层次的同情心，也无助于缓解另外一个人的痛苦。这看起来跟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痛苦同样的抽象—例如，在电视上一次一次看到洪水受害者的图像，使得我们对于痛苦也日益麻木了。“他人的痛苦”是一种抽象之物，或者因为看不见而变成一种难以理解的东西。同样的，在我们自己身处痛苦或者忍受疾病折磨时，这种情形也适用于我们自身。医生做出的诊断，无论是证实或是推翻你自己的“自我诊断”，都不仅仅会增强医生的权威性，而且还更让你显得无足轻重。即便是此时病情还没有彻底清楚，但跟你刚到医院时相比，你的病情已变得更加明朗了一些。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医生将借助于现代医学科技所提供的科学器材—激光、扫描设备、DNA抽样、探针、显微镜照相机、计算机分析、3D造影、资料库、机器人—准确地指认出那些入侵你身体的特殊细菌、那些你体内已遭破坏的细胞，以及那类你所缺乏的特定染色体。最终，她将说出你身体所出现问题的名称：散光、心跳过缓、弓形体病、黑素瘤、肝炎—这些名称代替了所有的疾病总和。假如这种疾病仍然没有被包含在治疗措施和诊断结论之内的话，那么这种疾病也就被分隔在理性之外了。一旦出现了一种模糊不清的威胁，那这种威胁就会被转换成为一种科学的研究目标，而知识自身的存在就能够为病痛带来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假如这些针对疾病的科学描述有所遗漏的话，将会出现什么状况？假如那些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染上疾病的原因，恰好并非是科学性的、技术性的或者是理性的，而且也不能够被科学、技术、理性地描述出来的话，将会出现什么状况？假如这种疾病与科学正好相悖，又将会出现什么状况？

与苏格拉底吃早餐　第五章（3）
认为疾病并非是一种科学所能解释的这一想法，或许会令人感到奇怪。因为我们习惯于采用科学术语来描述所有疾病，而且这种观念已经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忘了糖尿病或是青光眼本身都并非是一种科学性的产物，而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就在我们不采用科学性的术语对疾病进行描述的时候，我们又采用了军事领域里的术语。尤其在描述病毒或是癌症病情的时候，我们就把它们给拟人化了，好像它们真的是非常聪明、狡猾而且有心计的敌人似的。在谈到癌症时我们或许会说，它“打算”开始繁殖了；在谈到病毒的时候，它“正在攻击”脊髓。我们总是喜欢说，我们正在与一种传染病“进行斗争”。不管是科学术语或者是军事术语，我们用来形容疾病的语言，似乎已经隐含着理性的智慧。但在这些特殊的隐喻之中，却蕴含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暗示意味。举例来说，在一个随机出现的点上迅速爆发之前，病毒身上那种“游击队员”似的特质其实是潜伏起来的。这就意味着，病毒是一种具备颠覆性、叛乱性而且暴力性的力量。这毫无疑问意味着，在疾病能够被理性的术语描述的同时，理性却违背了其真正的内涵。为什么会这样呢？
　　比如说，当一只绦虫寄生在我们的肠道时（绦虫应该寄居在其他生物体内才是），我们或许的确能够获得一种合理的解释。从本质上说，我们生病是因为绦虫在我们体内的活动，这的确是一种合理的解释。因为当涉及我们自身的关键性需要时，这种寄生的确会给我们带来伤害。但这种糟糕的状态—感觉自己生病了—却超越了导致其出现的那些理由。换句话说，一些特定的事物会导致你感到自己生病了—例如，你因食用了未充分煮熟的猪肉而感染了这种绦虫—但这种生病的体验，却使你进入到了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中：现在，你所处的状态不仅仅与生病的起源有关，还与生病这件事情本身有关。疾病所造成的影响已超越了理性所可触及的范围—医生给病人的光明只能持续很短的一段时间—接着，又再一次回到黑暗之中。
　　能够让疾病这种黑暗的性格显现（或者说消失）的最为戏剧性的例子，是一首由19世纪英国浪漫派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写作的著名诗歌，它描写了一朵因蠕虫而生病的玫瑰：
　　啊，玫瑰，你病了！
　　是看不见的蠕虫，
　　从黑暗中飞来，
　　在咆哮的暴风雨中。
　　它找到你，把你作为温床，
　　血红的愉悦，
　　以及它那黑色的密爱，
　　使你的生命毁灭。
　　很明显，这首诗讨论了伤害玫瑰健康的腐坏之地。从诗歌的象征意义上来说，它象征着患上疾病的人类之爱。此诗的象征物隐含着浓重的*色彩，于是这首诗歌也变得厚重起来。当然，认为爱情不是一种治愈的手段而是一种致命的方式—一种四处肆虐的疾病闯进了房门—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然而，这种将爱情描述成苦恼、疾病的说法，却的确有着漫长的历史。甚至连相思病都有了它自己的名称—它所指的就是当你陷入爱河时候出现的白日梦、食欲不振或自身理性思考能力的中断。假如说爱情是一种疾病的话，那么疾病也同样是一种爱情了，因为在本质上，它也是“从黑暗中飞来”，让人无法预料，而且让人盲目。长着翅膀的丘比特或者一场传染病，当它们来临时，你都没法看到。疾病潜伏在你的身体之中，就跟爱情发生时的情况一样，都在“发烧”的隐秘空间里旁若无人地表演。就像处在热恋中一样，这种在本质上由于疾病而发烧的状态，即便不总是先让人们产生幻觉、接着让你时而做梦或时而产生幻觉、最终陷入想象的话，也能够使你的头脑失掉其理性思考的能力，并且开始开小差。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与苏格拉底吃早餐　第五章（4）
这种疾病以隐喻或者说是以形象化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倾向，在一本书中曾经进行过著名的分析。这本书我一会儿就将谈到，而它的作者是与伊莱恩？斯凯瑞几乎同代的美国人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但在这里，我首先要谈一谈曾最令我感到震惊的一次电台广播节目：一个儿童精神病专家正在描述她曾经治疗过的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在4岁的时候，性格发生了巨变。在这之前，他是一个阳光、开朗、活泼而且充满好奇心的孩子。然而一夜之间，他就变得孤僻、闷闷不乐而且沉默寡言起来，这种状态持续了4个月。这个小男孩的父母曾经寻求过很多医学专家的帮助，但却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在此次电台节目中，这位儿童精神病专家和这个小男孩进行了以下对话：
　　你觉得自己哪儿不舒服？
　　沉默不语。
　　你能告诉我你自己认为患上什么病了吗？
　　我不能。
　　你能，假如你想的话。我不会生气。
　　你没有足够的纸。
　　这个儿童精神病专家看上去非常疑惑。
　　看着，我这里有很多的纸。你想要多少呢？我这儿还有彩色的蜡笔，你想要画一些什么东西吗？
　　这个小男孩拿起了一张纸，从上到下画了一条线。接着他又拿起另外一张纸，重复了一遍同样的事情。然后他把两张纸接在一起，所以那条线就可以从一张纸延续到另外一张纸上。之后他拿起了第三张纸，画下了第三条线，并把这张纸放到了第一和第二张纸上所画的那条线的位置下面，然后一次又一次做下去。直到所有的纸张都用尽了，这个小男孩才停下来。这个精神病治疗专家的地板上摊满了由彩色蜡笔所画出不间断线条的纸张。“到那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这个儿童精神病专家在节目里说，“这个可怜的小男孩患上了绦虫病。”
　　在这个儿童精神病专家所提供的趣闻里头，疾病剥夺了这个小男孩的语言表达能力。他在这种形象化的描述中表现出的半神秘状态，使这个小男孩几乎已经成了人世间一个超自然的神灵，他成了疾病的传声筒。即便你没有在这个故事中感受到其所蕴含的那种超自然的感觉，那它也蕴含着另外一种感觉。当我们厌倦与我们身上的疾病抗争而变成它随意选择的牺牲品时，这种感觉就会出现。但在《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中，患癌两年而成功治愈的苏珊？桑塔格却辩论说，似乎是人类的一种特色，人们总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