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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在中国访问的时候，曾见过一些亲朋故旧，虽然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中，那些他们所见的人，不可能对他们大胆讲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处境，再加上当时他们到中国来的国宾身份，所到之处看到的是一片光明。
　　当时中国在接待外宾方面所表现出的虚假作法是普遍现象，常常是提前排演，或者用政治手段威胁外宾的亲朋故旧，不让他们讲真话，再有就是临时装扮外宾所要到的机关场所和亲戚家里的生活条件，等等。但有一个问题在困扰人们，这样的行为难道会天衣无缝吗？这些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均是智慧超群之士，当时经历也是阅尽沧桑，何以会对此一切毫无察觉？合理的解释是他们不可能一点没有察觉，是他们强烈的民族情感不忍心让他们在西方那样的处境下，再来对自己的祖国提出批评。这种家国情感超越事实判断的历史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统一渴望的极端表现。以事实判断，他们不见得对当时中国的真实生活没有一点自己的独立观察，但对国家统一的强烈感情，让他们的理性失去了对事实的反省。杨振宁的“我不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国的”的心境，何炳棣的“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的说法，都是很好的证明。家国情感超越事实判断，统一意念妨碍知识分析，信息阻塞导致背离常识，轻信国家强大产生民族幻想，这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当时的基本思想状况。当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情感主导思想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对事实的判断，可能会不如一个家庭妇女。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5）
1962年，杨振宁在日内瓦和他的父母见面。数学家父亲杨武之告诉杨振宁：“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当杨振宁父亲讲得正高兴时，他母亲打断了他父亲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当时杨振宁的感受是：“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18杨振宁访华前十年就有这样的经历，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的认识。
　　另外一个原因是，早年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问题，特别是物质文明发达后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与他们在儒家文化环境下生成的价值标准发生冲突，常常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矛盾，一方面认同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但一方面又简单否定这种文化中出现的负面现象，他们不愿意放弃真实的西方生活，但同时在思想和观念中强烈表现出对故国的情感。王浩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何兆武曾说：“王浩在国外是左派，拥护新中国，有一阵改学*主义，想知道*到底是怎么说的，学习得很起劲，所以他从来不去台湾。”19
　　1973年，穆旦在西南联大的同学王宪钟从美国回来看他，他的孩子们在议论此事时流露出抱怨情绪。但穆旦严肃地告诉他们：“美国的物质文明是发达，但那是属于蓝眼睛、黄头发的，而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穆旦还说：“物质不能代表一切。人不能像动物一样活着，总要有人的抱负……中国再穷，也是自己的国家。”20
　　黄仁宇在自传中曾提到过，吴文藻和谢冰心都是在美国受教育，但“他们却毫不掩藏对美国政策的不满。他们就读东京美国学校的子女对同学说，他们家会回中国大陆去住（他们一年内做到了）”。21
　　1971冬天，冯友兰听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写出“东河昔游地，及见旧邦新”的诗句。第二年冯友兰和梁漱溟见面，“谈话间，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合法地位事十分高兴，因此对毛泽东十分佩服”。22
　　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普遍对于从事观念和知识活动较为轻视，所以很难摆脱成王败寇的思维。黄仁宇在《黄河青山》中提到当时一个美国博士多克？巴内特（DockBennett）的感觉。他认为：“*同盟令人失望。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理想色彩浓厚、诚心诚意的人，虽然怨气冲天，但毫无解决问题的逻辑。”23
　　黄仁宇说在巴内特访问过的成员中，“没有一位能对问题提出前后一致的解决之道。原来*同盟不过是知识分子的结盟，没有真正植根于中国社会。被谋杀的教授之一是诗人闻一多，他和持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罗隆基一样，都在美国受教育，念过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和科罗拉多学院。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延伸到学术圈和出版界以外的地方，但是由于他们的背景使然，特别讨好那些以概念方法来了解中国的美国观察家。他们都说同样的语言，因此在这些不幸的中国学者身上看到了自己。但说来矛盾，这些中国学者批评美国、赞美苏联时特别有劲，因此许多国民党官员受够他们的偏心和嘲讽，称他们是‘罗隆斯基’和‘闻一多夫’”。24

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6）
黄仁宇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是同一辈人，他们共同的人生经历和处境（特别是后半生在西方生活的经历），很容易产生思想共鸣。黄仁宇在他晚年的*中曾肯定延安道路的历史意义。他认为：“至于特定的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出现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消除私人拥有农地的现象。”25
　　了解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背景，可以设想，如果黄仁宇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回到中国，他对中国的观感，也会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相同，至少作为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当时并没有看出中国历史的真相。是何炳棣缺乏观察历史真相的知识准备吗？不能这样认为。1936年8月8日《吴宓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夕7─8独坐气象台观晚景，遇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炳棣。谈甚洽。宓为何君述对于中国近世历史政治之大体见解：（一）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二）日本之一贯政策，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为虎作伥，自坏其纲纪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何君以为然。其见解颇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学识之崇博，何君拟即从寅恪请业云。”26从这段史料可以判断，上世纪70年代初，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失察，主要不是知识的原因，而是民族情感所致，特别是联系到当时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的主权地位这一事实，就更容易理解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感。
　　三
　　一个睿智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被某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必须在思想上保持对某种制度的基本判断，这种判断依赖知识背景，排斥个人情感，理性的支撑以思想为基本后盾。
　　在历史上，对极权制度产生错觉的现象并不鲜见。有些是看到了真相，但出于各种考虑把真相留给历史，当时只说出假象，比如罗曼？罗兰。但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良知和勇气，敢于背叛自己的理想和知识信仰，比如纪德。但更多情况下，对极权制度的错觉源于基本理念和思想倾向。
　　1926年夏天，胡适对莫斯科作过三天的访问，后来他在给张慰慈的信中，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基本作了肯定的评价，为此他曾和徐志摩发生过一些争论。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面对苏联，何以会与徐志摩对苏联的评价完全不同？其实主要还是对真实情况的了解程度和知识观念之间发生了偏差。因为他当时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上并不清晰，所以所见也就不同，观念不清晰，怀疑就无从谈起。而徐志摩一开始就对这种制度保持警惕。
　　1925年徐志摩到苏联去，但徐志摩笔下的苏联却是这样的情景：“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的明显。”27徐志摩写《欧游漫录》前后关于苏联的言论，完全是批判性的。
　　徐志摩对莫斯科的感觉是：“但莫斯科？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怕，惨酷，虚无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冻的莫斯科河，你流着：在前途二十个世纪的漫游中，莫斯科是领路的南针，在未来文明变化的经程中，莫斯科是时代的象征。古罗马的牌坊是在残阙的简页中，是在破碎的乱石间；未来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间，是在人类鲜艳的血肉间。莫斯科，集中你那伟大的破坏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后奴性的人类的子孙，多的来，不断的来，像他们现在去罗马一样，到这暗森森的雀山的边沿，朝拜你的牌坊，纪念你的劳工，讴歌你的不朽。”28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7）
1936年，纪德到苏联参加高尔基的葬礼，写了著名的《访苏归来》等一系列文章。纪德本人是苏联的同情者，认同社会主义事业。但他在苏联十周的经历，完全改变了他对苏联的印象。在莫斯科，纪德的感想是：“在这里，关键是让人人相信，已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幸福，以后会更好；还让人相信，任何地方都不如他们幸福。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防范同外界（我是指国界之外）的一切交流。正是借助于这种做法，哪怕生活在同样水准，甚至水准明显低的情况下，俄罗斯工人也自认为很幸福，比法国工人还幸福，而且幸福得多。他们的幸福是由希望、信赖和无知构成的。”29
　　纪德观察到：“苏联公民对国外一无所知。更有甚者，他们还都确信，外国各个领域都远远不如苏联。这种幻想始终巧妙地维系着，这的确很重要，每个人即使不太满意，也还是庆幸受这种制度保护，会免除更大的苦难。”比纪德早一年到过苏联的罗曼？罗兰，同样看到了真相，可惜当时不敢写出来。1935年夏天，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到苏联访问，他在苏联的观察分为两面，一是真实的感受，一是表面的客套。罗曼？罗兰把自己真实的感受写在日记中封存，要求在五十年后公开。可见当时对苏联的观察并不是有没有真实判断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勇气讲出真实的问题。纪德和罗曼？罗兰的观察恰好说明这一点。
　　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说：“苏联公民的自尊，都以歪曲真相的代价而得到强化。来自国外的消息本来能使苏联劳动者对他们国境之外的世界上的事态具有正确的概念，但这种消息却遭到系统的隐瞒和歪曲。我确信，他们倾向于低估，并且有时甚至是过分低估其他民族的生命力。”30
　　1932年，费边社的创始人韦伯（旧译韦勃）夫妇到苏联访问，后来出版了《苏联印象记》，韦伯夫妇对苏联的印象很好，完全是正面评价。他们认为：“苏联的民众已经认识清楚，社会环境的压力，以前曾剥夺他们充实的生命之自由与机会，现在这压力却经过了改造，给予每一个人选择职业与选择居住的较多的自由，给予每一个人较多的休息与假期，给予每个人较多的消费品，给予每一个人较大的责任与酬报，使每一个人估量他自己的能力，有积极参与集团工作的机会。”31韦伯认为社会环境的统制与改造“确实将增进他们个人的自由”。
　　因为韦伯夫妇在思想上倾向社会主义，所以对苏联的感受也非常自然趋于正面评价，但历史最后证明，早年对苏联的正面评价，其实是历史的错觉造成的。
　　1945年夏天，郭沫若对苏联进行了五十多天的访问，后来写出了《访苏纪行》，郭沫若对苏联的观察自然完全是正面的。他认为自己是抱着“唐僧取经到西天去的精神到苏联去的”，因为“苏联值得学习的东西太多了”。32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总之，对一种制度的深刻洞察力，常常取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倾向。这一点，我们从瞿秋白上世纪20年代初写出的《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同样道理，1972年，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前后到中国来的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对中国的观察却与他们完全不同。
　　1973年纪录片《中国》上映不久，周恩来会见杨振宁。杨振宁对周恩来说：“我不知道周总理是否认识安东尼奥尼，他是意大利很有名的导演。去年来中国访问了很久，后来又拍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我没看过，一般看过的中国人都不喜欢。后来，我看了一个比较‘左倾’的小报纸，上面有一个中国学生的分析，我觉得很深入。这个人大概是个学电影艺术的，他说，这个电影表面上看不错，但如果你对安东尼奥尼过去的电影手法有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在恶毒地攻击中国。他举了一个例子，在电影结束时有两个场面，一个是有一群小孩在那里玩，接着是一个木偶戏的场面。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小孩都变成了木偶。”33此事曾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34但历史证明，杨振宁、何炳棣等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对当时中国的观察，不如一位西方电影导演深刻。当年中国著名的《参考消息》上曾不断转载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访华观感，而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却受到了批判。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如今愿意忘掉当年对中国的观感，而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却成了纪录片的经典。
　　2007年
　　注　释
　　1　何炳棣等：《留美中国学者访华观感集》，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4年版，第32页。
　　2　同上，第34页。
　　3　同上，第34页。
　　4　同上，第37页。
　　5　同上，第38页。
　　6　同上，第46页。
　　7　同上，第47页。
　　8　同上，第49页。
　　9　同上，第56页。
　　10　同上，第78页。
　　11　同上，第75页。
　　12　同上，第129页。
　　13　同上，第139页。
　　14　同上，第136页。
　　15　同上，第139页。
　　16　徐胜兰、孟东明：《杨振宁传》，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01页。
　　17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3页。
　　18　《杨振宁文录》，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19　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第227页。
　　20　陈伯良：《穆旦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9页。
　　21　黄仁宇：《黄河青山》，三联书店，2001年，第141页。
　　22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6、517页。
　　23　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96页。
　　24　同上，第196页。
　　25　同上，第477页。
　　26　《吴宓日记》第6册，三联书店，1998年，第33页。
　　27　韩石山编：《徐志摩散文全编》（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3页。
　　28　同上，第576页。
　　29　安德烈？纪德：《访苏归来》，李玉民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页。
　　30　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3页。
　　31　韦勃：《苏联印象记》，生活书店，1934年，第72页。
　　32　郭沫若：《洪波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17页。
　　33　陈东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电影〈中国〉引起的风波》，《党史博览》，2006年第6期。
　　34　《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摘》，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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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节选）——从院士到学部委员
1949年中国政权发生转换以后，知识精英与新政权的关系成为一个敏感问题。政权转换对知识精英的影响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本文所谓的知识精英泛指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1949年前主要以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为主，1949年以后主要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为主。
　　1949年以后，政权转换首先面临的是对原有国家机构的接收问题。一般来说，原初的接收基本是自然过渡的，震动不是很大。就地接收，平稳过渡，是政权转换的基本接收模式，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