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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1630-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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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章 廷杖下（）
张献可倔强的反驳道：“臣只知为了大明江山社稷着想，不知什么私心！更不知道什么门户之见！倒是陛下口口声声门户朋党，却不知在陛下心中臣是何党，那杨鹤又是何党？”
“你——”崇祯被张献可这一席话顶住，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胸中的怒气顿时爆发出来，他站起身来，厉声喝道：“不必再说了，下去！”
“陛下，臣句句话都是为了江山社稷，不存一点私心。↖臣今日不畏死，只恐陛下信了那杨鹤奸臣之言，坏了祖宗三百年江山呀！”
“出去候旨！”崇祯额头上的青筋已经暴凸出来，他强自保持住脑子里的一丝清明，·没有发出对张献可施以廷杖的命令。
“陛下，杨鹤之行祸国殃民，臣今日不言，臣负陛下，负天下万民。陛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
张献可的最后一句话终于摧毁了崇祯的最后一丝忍耐，他大声喝道：“给我拿下，如此狂悖之徒，拿下去着实打！”顿时几个锦衣卫士将张献可从地上拖了起来，推了出去。崇祯拍着御案咆哮道：“着实打！给朕着实打！”
满朝的文武们都震惊失色，颤栗不已，无论平日里与张献可是否交好的人都害怕他今日会死于廷杖之下，毕竟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张献可被踉跄的拖出午门，摘掉朝冠，扒掉朝服推倒在地。这个倔强的老人此时对倔强到来的廷杖并不畏惧，但他可惜的是自己的劝谏并没有挽回天子的心意，没有能够将杨鹤这个在西北胡作非为的奸臣抓回北京来，现在一场大祸已经不可避免了，这一切就好像一条无形的毒蛇在啃食着他的心。张献可挣扎着抬起头，想要再看一看午门内的天子，但城墙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绝望的闭上了双眼，朝天举起双手喊道：“天乎！天乎！”
午门外的西墀下早已做好了行刑的准备，不过当值的锦衣卫头领吴孟明还没有发出行刑的号令，他用探询的目光看了看一旁的曹化淳，但他没法从曹化淳脸上看出什么神色，最后只得低声道：“曹公公，该开始了吧？”
曹化淳轻轻的摇了摇头，他打算还等等午门内，看看有没有朝臣原因替张献可说两句好话，也好免去这番廷杖。他很清楚对张献可这样一个名震天下的清介之臣实施廷杖这等酷刑对崇祯的名声会有多大的损害，但天子既然下了命令，作为天子家奴的他就不能不执行。
又过了一会儿，还是没有传来免除廷杖的命令，曹化淳微微的点了点头，早已等的有些不耐烦的吴孟明吆喝了一声，廷杖就开始了。
随着吴孟明的一声令下，张献可就被脸朝下按在地上，他的手脚都被绳索绑的结实，四个锦衣旗校从四面拉紧，使得他的身体无法动弹。吴孟明见手下做好了行刑的准备，又回头看了看曹化淳，看到对方没有反对的意思，便大声喝道：“搁棍！”
“搁棍！”四周一百多个锦衣卫齐声应和，午门外宽阔的广场上立即传来一片回音。喊声刚刚落地，一个身着红衣的大汉走出行列，将一根红漆大棒放在张献可的大腿上。吴孟明喝了一声“打！”下边一百多手下也齐声喝道“打！”那大汉便打了三下，吴孟明又喊了一声“着实打！”手下也重复了一声“着实打”。那大汉便加重手法，打了五下，此后每打五下便换了一个人。
张献可的脸挨在地上，鼻子和嘴唇早已碰破了，斑白的胡须上到处都是鲜血。在受刑时他一会儿喊着“苍天”，一会儿喊着“二宗列祖”，但没有求饶。随着受刑的进行，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被打到四十棍的时候，他整个人已经感觉不到疼痛，只能迷迷糊糊的感觉到在遥远的地方有什么微弱的吆喝声，同时仿佛觉得身体随着每次打击震动一下。又过了一会儿，他就已经完全昏死过去了。
行刑的锦衣卫用冷水将张献可喷醒，吴孟明看了曹化淳一眼，显然这个老先生的身子骨是挨不完剩下的五十多下廷杖了，但曹化淳的脸上并没有什么神色，吴孟明只得转过头示意手下继续行刑，可张献可又挨了几杖便第二次昏死过去了。曹化淳心知若是继续打下去就要出人命了，他吩咐吴孟明暂时停刑，亲自前往崇祯那儿请旨，留下张献可一条性命。此时崇祯胸中的怒气还没有消去，他很想将张献可处死以给那些臣子一点颜色看看。因此他冷冷的瞟了曹化淳一眼，冷冷的说：“再打二十杖！”
曹化淳的额头上立即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他很清楚此时的天子和平日里在寝宫里的那位可完全是两个人，不过想起张献可躺在地上血淋淋的躯体，他咬了咬牙低声道：“陛下，张献可乃是直介之士，若是这般打死了他，只怕待会与毕尚书说话时有些不好看。”
曹化淳的话让崇祯的头脑清醒了下来，他冷哼了一声，厌恶的说：“那今日便罢了，念他年老昏庸，暂缓治罪，着他好生回话，若是还不治罪，定当加重议处，绝不宽贷！”
崇祯说到这里还意犹未尽，还想再多说几句以显示天子的威严。但这时一阵狂风夹杂着细密的沙土席卷而来，顿时将他头顶上的御罗伞盖向后吹倒，四周的太监和锦衣卫们纷纷乱作一团，他身后城楼上檐角上的铁马也被刮落，摔在地上一声巨响。崇祯的脸色顿时大变，作为一个受过很好儒家教育的皇帝，他素来是以“天子”自居的，而眼前的天象大变让他内心深处不得不产生一个恐惧的年头——这莫非是上天对自己方才的行为不满加以警示的吗？他脸色惨白的朝曹化淳挥了挥手，示意对方迅速把张献可带回去，就飞快的登上御辇，在大队太监的簇拥下返回乾清宫。而午门外的群臣也乱作一团，慌乱的朝午门跑去，那些威严的大象、锦衣卫、大汉将军组成的仪仗也在狂风之中一哄而散了。
回到乾清宫的崇祯心情沉重，他的脑海中开始不断重现方才跪在地上苦苦劝谏的张献可还有突然而至的狂风，不久前的狂怒已经化为一丝丝后悔，难道自己当真是做错了吗？少年时所读过的那些书中的忠臣形象一个个浮现在崇祯的眼前，所不同的是自己这次处在了昏君的位置上，难道今日朕的行为也会落在那史书之上遗臭万年？一想到这里，崇祯的心情就越发烦躁起来，他停下脚步，向侍立在一旁的曹化淳道：“曹公公，你让人取些伤药，给张先生送去。”
“张先生？”曹化淳闻言一愣，旋即才反应过来，赶忙应道：“奴才遵旨！”
“莫要大事张扬，还有，对张先生家里便说是你让人送的。“崇祯此时的心情非常矛盾，他即不想被后世之人当成一个暴虐的昏君，又害怕送药被群臣当成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因此才下了这样一个有些自相矛盾的命令，却完全没有想到身为提举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曹化淳的身份就决定了他的所作所为不可能解释为个人行为。他犹豫了一会，低声问道：”曹公公，你觉得朕这么做对吗？“
曹化淳低头小心的答道：“老奴听说‘雷霆雨露，皆是君恩！’，方才在午门前廷杖是责罚其无礼，现在赠药是怜惜其且老且忠，皇爷所为虽尧舜之君无以复加，想必张先生也能明白陛下的心意！”
听了曹化淳这番话，崇祯的心情才稍微好了一点，这时外间的小太监通传户部尚书毕自严到了在外间等候，崇祯赶忙回到座位上，下旨通传其来觐见。不一会儿毕自严便在小太监的引领下进来了，他是个貌不惊人的老人，身材矮小干瘦，双肩几乎撑不起宽大的官袍，毕自严刚拜了一拜，性急的崇祯便伸手虚托道：“毕先生免礼，来人，给毕先生搬张椅子来，坐下说话！”
毕自严没有退让，坐下后沉声道：“陛下今日招老臣来应该是为了三边总督杨鹤杨大人请款的事情吧？”
“嗯，老先生你也看过邸报了！”崇祯点了点头：“今天上午张继可在午门外也也闹得有些过了，把朕逼得没有法子了，若非如此朕也不会对他行刑的。”说到这里崇祯叹了口气：“也不知道为何张献可为何如此？莫非杨鹤在西北招抚不对？”
毕自严看了崇祯一眼，沉声答道：“老臣没有去过陕西，不知道杨总督招抚是对是错，不过他在折子里提到的一件事情老臣是十分支持的。“
“哦？“崇祯闻言一愣，赶忙问道：”何事？“
“更改盐引、清理军屯！“
“什么？“崇祯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后一项也就罢了，毕竟清理军屯是毕自严一贯的主张，他一上任户部尚书，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清理京中各处的库房，第二件事情就是巡视九边清理军屯，但盐税乃是明朝几个最重要的财税来源之一，杨鹤做法显然破坏了盐政，为何身为户部尚书的毕自严居然会支持对方。
“不错！“毕自严依然是那副荣辱不惊的模样：”兵事我不懂，也不好乱说。不过杨大人在理财上的做法却是深得我心。祖宗设立盐引之政为的不是聚敛民财，而是为了边关将士有粮有马、天下百姓有盐可食，天子富有四海，所求者无非国泰民安，岂能如商贾之徒，汲汲于求什一之利？孝宗之后，叶淇改旧制为商人以银代米，交纳运司，再分与九边，而边关将士有饥寒之忧，纵太仓银累至百万又有何用？至于军屯就更不用说了，西北之乱之所以能闹得这么大，便是因为军屯为豪**猾之徒所占，军中壮士无以聊生，只得从贼，而成大患，杨大人所作所为别的老臣不敢评论，但这两样老臣以为都是善政。“
听了毕自严这番话，崇祯点了点头。在中国古代的绝大部分时候，政府向百姓征收的税收是有很多种形式的：钱币（包括铜钱和银两）、粮食、布匹、各种特产实物、以及劳役，在许多现代人看来这完全是一种荒谬的行为，因为如此错综复杂的税收体系不但很难征收、运输和存储收上来的钱物，也很难根据预算来决定要征收税收的总额。比如我们很难计算百姓缴纳到驿站的一百捆干草应该折合成多少银子和铜钱，也很难将为了修建一条道路所征发的一百个青壮年劳动者一个月的免费劳役折合成税款。
因此许多现代的汉学家指责古代中国是一个几乎没有公共服务的政府，从民众身上征收来的大量财富被毫无计划的分肥和花费，而缴纳了税款的百姓当遇到盗匪、水灾等突发性的祸患的时候政府却没有预算的开支，只能向百姓临时性的征收一笔新税来应对。这些汉学家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采用某种单一货币的形式来征收税款，而不是形式多样啊的实物和劳役，这样就可以中央政府先根据所要支付的体系来建立科学的预算，然后根据这个预算来征收税款，以防止百姓被无休止的劳役和名目繁多各种捐税压榨的精疲力竭。而为何古代中国在大多数的时间没有这么做呢？这些“聪明”的汉学家简单的将其归结为古代的中国士人数学很差，或者说他们懒得学习数学，而让国家财政保持在一种“混沌”的状态，这样这些懒得学习数学的人们就能长时间的控制国政了。那么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知道的更多一些就会发现这些汉学家们不过是提出了一种“看上去很美”的建议罢了。
第五十六章 白银（）
众所周知，古代世界各民族刚开始的时候选择了各种不同的东西作为货币：贝壳、牲畜、粮食、盐、布匹、金属，但到了最后几乎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金银铜这三种贵金属，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金银铜拥有单位价值大、质量均匀、容易分割、不易腐烂、旧藏不坏等几个特点，因此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说过“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但相比起其他几个文明古国，古代中国是一个贵金属十分稀缺的国家，少有的几个比较富裕利于开采的铜、金、银矿还往往位于偏远的西南地区，偏偏古代中国又是一个非常早熟，经济发展很快的国家。于是对于古代中国政府来说，很早就遇到了一个其他文明未曾遇到的问题——通货紧缩，即市面上货币总量不足，其结果就是货币的价格不断上涨，结果就是商旅裹足，实物商品价格下跌，无形之中农民的负担不断增加，最后导致国力受损。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只有一个，古代的老百姓们可不会接受纸币，政府不得不拿出真金白银来制造货币，以汉代为例，数十万在矿山中服役的刑徒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开采铜矿并制造铜钱，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市面上需要交还的商品和人民缴纳的税款需要越来越多的铜钱，政府不得不把开采出来的铜越来越多的用在制造铜钱上，提高了铜以及铜器的价格，当铜的价格超过了与其同等质量的铜钱时，一个很赚钱的买卖就出现了——将铜钱融化掉制成铜器然后卖掉牟利。
不难想象，不管大汉政府的刑徒们工作效率多高，他们铸造出的铜钱也是没法弥补被融掉制造铜器的速度的，因为每年能挖出来的铜是一定的，政府铸造的铜钱越多，拿来造铜器的铜就越少，也越值钱。而且谁也没法分辨哪个铜壶是用合法的铜材制造的，哪个铜壶是用铜钱铸造的，那些罪犯几乎是无风险牟利，虽然大汉政府三令五申的发布法令要打击这种行为，那依然无济于事。
而政府也不能任凭市面上的铜钱越来越少，因为这无异于加重农民的负担，于是政府的铸币部门只有降低货币的成色，比如把铜钱做小或者掺入铅等贱金属，但老百姓也不是傻子，他们纷纷把成色好的钱币隐藏起来，而把那些成色不好的劣币用出去，久而久之，市面上流动的都是劣币，购买力也越来越低，到了最后连官府都不认用这种钱缴纳的赋税了，到了这个时候一个王朝距离他的末日往往也不远了。
同样的事情在唐宋又重演了一遍，所不同的是抢铜钱的又多了一个角色——外国商人，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普遍技术文化都远远落后于中国，这些国家即使有相当丰富的铜矿（比如日本、蒙古），也没有能力开采、冶炼并铸造钱币，于是他们干脆从中国出口大量的铜钱——直接拿回去当做本国的货币使用，反正古代中国的富庶发达，也不用担心这些铜钱会贬值，今天我们还经常在周边国家发现为数众多的中国古代铜钱就是拜这些古代商人所赐。
不难看出，古代中国的政府并不是没有想过统一用货币来征收赋税，阻碍他们这么做的并非那些古代官员们的数学太差，而是中国是一个极其缺乏铜、金、银等贵金属的国家，少量可以做通货的贵金属根本无法维持一个经济总量如此之大的帝国的统一货币体系。
直到明代中叶这一切方才改变，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的巨额白银开始通过墨西哥——菲律宾马尼拉——中国南方这条漫长的航线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几乎是同时，日本在本土也发现也巨大的石见银山，这个时候的日本人总算是学会了开采和冶炼银矿，而中国用丝绸、糖、陶瓷、茶叶等深受西方喜爱的商品交换白银。正是因为这条白银之河的存在，从嘉靖年间的浙江巡按庞尚鹏开始，由张居正最后完成的钞法改革，即政府将土地所有者所要承担的劳役、各种实物税全部折合成白银征收才有实现的基础。但当白银成为货币的同时，明朝政府也将一根绳索套上了自己的脖子。
很多现代人认为我们每天使用的纸币是一种货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日常流通的纸币并没有价值，只不过是一种货币符号罢了，如果离开了国家的强制力作为担保，任何纸币将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真正的货币指的是足额的金银币，其价值由其材质的本身价值决定，无需国家强制力的保证。
显然，在市面上流通的是真正货币的年代，政府如果想要发行新的货币，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一定数量的金银来铸造，而货币市场是掌握在拥有最多金银的人手中。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政府对本国经济的控制程度实际上就取决于他手中金银的多少，而在明帝国采取了以白银为货币的政策之后，却没有将白银的来源控制在自己手里。恰恰相反，当时中国流入市场的白银中，九成以上都是来自海外输入，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是来自本土的矿山，也就是说那些通过海外贸易掌握了绝大多数白银流入渠道的商人们不仅仅是贩卖货物的商人，他们还掌握了大明帝国法定货币来源，是他们而不是大明政府决定每年有多少白银流入货币市场，换句话说，这些商人掌握了大明的中央银行。
很难想象，在当今的世界上如果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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