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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与记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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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法师的《影尘*》得知，长春般若寺是炎虚法师筹款所修。后来法师从关里青岛湛山寺到般若寺传戒法的时候，日本特务要求他一天写一次报告，甚至有一次还要传法师去问话。在特务机关中信佛人也很多，当时有人对特务机关长说：炎虚法师在中国，在东北都是很有名的法师，如果传他来问话，似乎于面子上不好看，不如派两个人去庙里给他谈一谈。
炎虚法师说比丘戒时，来一日本僧人，就请这日本僧人为尊证。晚上登比丘坛，时间长，日僧坐不住，打哈欠直摇晃，又恐怕给日本人丢脸，硬挺腰板勉强坐着，出堂后还直说好。到了说菩萨戒时，又来一大僧正，武藤顺义，在菩萨戒坛旁边，给他另设一座，像观礼似的。他看一千多新戒，齐起齐跪，规矩严整，仪式隆重，心里很佩服，直夸奖！临走时，要去传戒正范一部，其他还抄去很多。 txt小说上传分享
带血的头颅（7）
而赵尚志殉国时候，是炎虚法师第二次到长春般若寺传戒，当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也是个佛教徒，时常到寺里来拜佛，多次拜见炎虚法师，并向法师请教佛法问题。梅津美治郎个子不高，表面上态度和蔼，毫无傲慢之气，而且还给人以谦恭文雅的感觉。但事实上此人却是表里不一，着实是个两脚兽。梅津美治郎的孤僻乖张在日本陆军中非常有名，人们评价：“他简直就是一块石头，在为人上他谨小慎微到无可复加的地步。”
但就是这个人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是他逼迫何应钦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是他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留下了哭声。在他“扫荡”和“*”的口号下，日军对中国的普通的百姓开始了血腥的“三光”政策。梅津美治郎还在东北秘密签署建立了“魔窟”——“七三一”细菌部队，对整个人类，不止中国人，还有苏联人、朝鲜人、蒙古人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投降，是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参加了投降签字仪式，并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梅津美治郎患癌症不治身亡。就是这样一个双面人，既然虔敬礼佛，本该以天下苍生为念，却在侵略战争中尽显了无毒不丈夫的为人。他一向小心谨慎，一生没有留下任何的笔记。但就在他因病身亡的第二天，美国军医在梅津美治郎的枕头下意外地发现了一张纸片，上面写道：幽窗无历日。
这就是这个一生从不记日记的梅津美治郎身后留下的惟一文字，而这几个字到底代表着什么？无人知晓。唐人绝句有“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这是隐者的诗。据《古今诗话》载，这位隐者的来历为人所不知，曾有好事者当面打听他的姓名，他也不答，却写下这首诗。这诗有不知今是何世之意，犹《桃花源记》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意味，梅津美治郎真的是人间的隐士么？
赵尚志将军的头颅是一九四二年的二月由东城政雄和田井从冰封雪裹里的佳木斯，乘一架日本战斗机运往长春的。当时佳木斯的气温是零下四十摄氏度。飞机起飞前，赵尚志的头颅是冰冻着被放进一只特制的小木匣里。飞机在长春机场降落时，东城政雄发现赵尚志冰冻着的头颅开始解冻，赵尚志牺牲时怒目圆睁，被割下头颅后，眼睛依然怒目而视。可是，飞到长春以后，烈士的眼睛已经闭上了，送到伪满军政部后，由于室内温度更高，没有进行防腐处理的头颅已经有血水渗出。
三天后，当伪满军政大臣和一群日本军官亲自查验赵尚志头颅的时候，头颅已经散发出变质的气味。日本人请示关东军总司令部，决定将将军的头颅焚烧灭迹。就在准备焚烧时，炎虚法师及时赶到了，亲自出面请求将赵尚志的头颅让他带走，超度亡灵。
我们知道对待侵略，对待世事，高僧大德的做法是悲智双全的。既有割肉饲鹰，舍身喂虎的大悲心肠，亦有狮吼海潮，杀生取义般的神勇。慈悲是佛门的标志，而面对邪恶，佛门同样有击法鼓，澍法电，与正义共存的先例，多少僧人为抗日募捐，为驱虏奔走，为抗战而呼吁。地藏菩萨在佛前立下大誓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多么撼人心魄。炎虚法师在《影尘*》里却没有记载自己的这一举动，也许在法师看来，这是对残破祖国奉献的绵薄之力，为度脱罪苦六道众生，然后自己才算得道成佛吧！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带血的头颅（8）
头颅在哪里？
赵尚志的头颅埋在哪里？炎虚法师没有告诉任何人？英雄的头颅成为一个谜。一九八七年初，寻找赵尚志头颅的事突然有了转机。一位从事战争史研究的日本女学者山崎枝子从日本东京来到黑龙江佳木斯，亲自去梧桐河察看了赵尚志牺牲的地方。山崎枝子是一位对中国友好的学者，在哈尔滨期间，她采访了抗联老战士李敏，李敏向她讲述了赵尚志牺牲和头颅失踪的经过。李敏对山崎枝子说：“能否请您协助找一找赵尚志将军的头颅？我们知道头颅被送到了长春，据说，关东军的医务部门把它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转送到日本。”
山崎枝子从李敏那里了解到：赵尚志烈士在梧桐河殉国后，直接策划杀害赵尚志烈士的田井久二郎和东城政雄在日本投降后曾被苏联红军逮捕，辗转到苏联赤塔囚禁。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将两人引渡给中国，他们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多年后，均于一九六三年被中国政府特赦送回日本。
山崎枝子回到日本后，采访到了谋杀赵尚志的执行者东城政雄。山崎枝子女士写道：东城骑着自行车到车站来接她，他戴一副黑边眼镜，身穿夹克衫和工作裤。虽然已经七十六岁，记忆力却相当好。他严肃地说：我现在深深地反省着自己，策划并实施谋杀赵尚志计划的是我。被中国方面当作重要资料的日方文件里，由于上级机关的人要报成绩，伪造部分不少。我不打算再蒙蔽搪塞了，请您全部用真名，把一切情况都写出来吧。
在写赵尚志将军的时候，我读到了一九九四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见证：日军忏悔录》，其中有东城政雄的文章《我参加了谋杀赵尚志将军》，这是他在回到日本后写出的。在文章里，他明确写道“赵将军的头颅，后来被埋到新京市内的护国般若寺里”。
“我在伪满当警察官的整整十年期间内，不知不觉地丧失了全部人性而变成‘东洋鬼子’，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无数罪行。”
“我参加谋杀赵将军这件事，不仅仅是对将军一个人，而且是对当时东三省的三千万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使他们因为失去了抗日斗争的领导人而沉浸于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之中。实际上，这是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抹不掉的罪行。由于我的罪行，使东北人民抗日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胜利大大地推迟了。越想这件事，我越感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被列入日本战犯名单（收监号码三五三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了六年，那里始终贯彻着人道主义的‘尊重*’、‘不许打人’、‘积极治病’等基本方针。”
“由于这个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胜似亲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地完成了‘由鬼到人’的转变。后来，又把我们全部释放回国了。”
“我要在此风烛残年中为反对侵略战争，为日中两国人民的世世代代友好，为日本社会成为真正的*主义社会，为日本的进步与改革而奋斗到底！”
也许老人的文字没有文采，但正是朴实和忏悔震撼了我。要知道在日本忏悔，对战争承担责任是多么困难。到过中国的日本军人何止百万，手上有中国人呻吟和妇女孩子绝望眼神的日本军人，绝不止是那些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有良知的日本人。也许，这是一个对很多人都熟悉的对比。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态度，我感到自己有必要再复述。
带血的头颅（9）
千秋易过，罪责难逃。在德国柏林市中心繁华区的一块草坪上，竖立着一块牌子，漆黑的底板上书写着几行黄色的大字：“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恐怖之地”，下面是包括奥斯威辛集中营在内的一系列第三帝国时期集中营的名字，它提醒着人们永远不要忘记德国纳粹的罪行。
而在距日本东京不太远的静冈县伊豆半岛的伊豆山上，立有一块“七士之碑”。所谓“七士”是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七名甲级战犯。他们的部分骨灰被盗出，秘密埋葬于此，一九五九年正式立碑。一九七八年，又有人从此处取出少量骨灰，于爱知县幡豆町三根山顶建了“殉国七士墓”。
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认识与担当多么的不同，人们把它归属于不同的文化。西方“罪感文化”主要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约束人的行为，日本“耻感文化”则主要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
德国总理勃兰特凭吊波兰二战受害者纪念碑时，竟然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也未经事先安排而长跪不起！这一历史性的镜头本身便是一座不朽的丰碑！无论从个人境遇还是政党历史来看，勃兰特似乎都用不到下跪忏悔。因为他是纳粹的受害者，而他的社会*党在二战期间又是纳粹压制和*的重点对象。按理来说，他完全可以把所有罪恶都推到纳粹或其他在二战中得意的政党及其继任者头上，强调自己和社民党是受害者。类似情形在我们周围经常能够看到。但他偏不，要代表一个民族去下跪忏悔。显然，他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推理的：自己既然是一个曾经对全世界、对犹太民族犯过罪孽的民族的现任合法政府的首脑，是这个政府的继承者，就应当为其过去所犯的罪过表示真诚的忏悔。
我们应该为他的形象定格：他跪在那里，潸然泪下，为多少万无辜的生灵，也为自己民族在过去所犯的罪孽。他是跪着的，但无须用仰拍的镜头，都能体现出他的伟岸高大，一个十足的精神上的巨人。跪着的勃兰特使德意志的精神得到了升华，勃兰特向世间展现了他无比高贵的人格魅力。这是一种真诚的忏悔，犹太人、波兰人民、世界人民因而接受了这种真诚的道歉。勃兰特的个人威望不仅没有受到损伤，反而因之使他个人和他的民族垫高了许多。
在“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有一种深重的罪恶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也就是说，“罪感文化”中的那个向善的力量是以自发和主动为主的，那迈向善心世界的脚步，无须他人的催促便在灵魂的深处不停地向前迈进着。
相比之下，“耻感文化”的作用方式便有些不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当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或者他自己感到被嘲弄了。无论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但这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当事人感觉到有外人在场。”这也就是说，“耻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主要是依靠外部的促醒和推动，因此，它的被动的成分是主要的。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时刻需要有外部的舆论压力才能保持住“恶行所带来的羞耻感”，才会促其小心翼翼地处心向善。相反，如果缺少了外部的压力，“耻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便不会像“罪感文化”中的那样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带血的头颅（10）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那样，在“罪感文化”下，常见的社会现象是人们习惯于忏悔。人们通过忏悔来获得灵魂上的罪恶感的解脱，进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和提升。与此相对应，在“罪感文化”中，人们也赞赏勇于承认错误、公开道歉和真诚悔过的行为。二战之后，德国的政府官员面对全世界人的目光，跪倒在犹太人受难碑前的行为，便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和认同。反过来，这种赞赏忏悔的做法，又对主动、自觉、勇敢地承认过错产生出激励作用，从而强化了“罪感文化”的力量。
而“耻感文化”便不同，因为它需要有外人在场，需要外力的启动，这就给人留下了“脱耻”的暗道。其方法就是只要使自己的恶行不让人知道，或者是制止了别人的议论，便感觉不到那种耻辱之感了。
因此，有的人做下了恶事，有了恶行，首先想到的是“千万不能让人知道”，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隐瞒、隐藏、掩盖他所做下的丑行、恶行。“脱耻”的一个方法便是不认事实，对做过的事情百般抵赖，赖掉以后便不以为耻。与德国人相比，在对待二战罪行上，日本人至今也没有痛痛快快地承认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更不为此而感到耻辱，也看不到他们诚心改过的态度。所用的法子就是抵赖、篡改历史，隐瞒历史真相，对别人举出的铁证视而不见。在“耻感文化”社会中历练得精熟之后，便会生出各种各样的招术，主动地来打通和扩大“耻感文化”的另一面，也就是“脱耻”的通道。因为，即使是惯常在“月黑风高夜”杀人越货的“黑老大”，只要他行事机密，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或者即使走漏了风声，也会运用强力“封了口”，那么，在社会生活中他也仍然可以把自己装扮成“道德完人”。
在赵尚志头颅失踪多年以后，东城政雄老人勇敢地站出来，对着媒体说我有罪，并对过去的行为忏悔，这在日本是多么的不易。由“七士之碑”，我还想到一个普通士兵身后立碑的故事，以此来证明东城政雄先生的良知。
在距离东京大约两百公里的埼玉县的一块私人墓地里，静静地竖立着一块墓碑，碑体呈长方形，不事雕琢，黑底白字，碑文翻译如下：
在旧军队服役十二年八个月，其中十年在中国作为陆军下级干部（原宪兵准尉），在天津、北京，山西省临汾、运城，旧满洲东宁等宪兵队勤务，参加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所做的行为，表示深深歉意。
这块碑的碑主叫大泽雄吉。在中国作战期间，他到底做了哪些让他良心不安的事情，他到死都没有告诉任何人。战后，大泽退伍回到故乡以经商为生。他女儿绫子回忆说，大泽常常吐露对天皇、对战争的厌恶，而且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绫子多次追问他在中国的事情，他都含糊其辞。绫子知道的惟一细节是，大泽所在的部队曾经抓来一个中国少年做杂活，一天，这个少年突然把自己的右手砍掉，说是自己干活时不小心误伤的，乞求放他回家。大泽的上司看出破绽，命大泽杀掉这个少年。大泽了解到少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生病在床，少年如果不回去，母亲必死无疑；如果逃走，被抓回来肯定会被枪毙。万般无奈，少年才想出这个方法。大泽同情少年的遭遇，就去给他说情。但是，这个少年最终的命运如何，大泽还是没有告诉女儿。大泽临终时，拿出一纸写好的碑文交给病床前的绫子，要女儿一定为他竖立这个墓碑，向中国人民谢罪。绫子为了解父亲在中国战场上的表现，四处寻访他的战友，但是，找到的人要么说些当时的生活小事，要么就说当时他们没有直接参加战斗，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就这样，大泽的战争经历始终是一个谜，而且谜底随着他的死去而永远被尘封在地下。但是，从大泽留下的这个碑，我们得到的信息是清晰的，这是一个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记忆的象征。 txt小说上传分享
带血的头颅（11）
虽然有了遗嘱，谢罪碑的建造并非一帆风顺，大泽死后，绫子的哥哥继承了家业，他坚决反对建造谢罪碑。为此，绫子向同样收到父亲遗嘱的伯父求助。但是，同样当过宪兵的伯父也说，竖了这样的碑，会被乡邻误以为死者干了多少天大的坏事，这种辱没门风的事情不能干。结果一直到大泽死后十二年，绫子的哥哥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绫子的外甥继承了家业，大泽的遗愿才得以实现。
大泽立起的是石碑，东城政雄立的是文字的碑，石碑也许会漫漶，但大泽的勇气和忏悔后的心灵的安妥会被人记着，东城的文字也许会被焚书者烧掉，但烧不掉的是人心。
还我头来
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长春市般若寺在内部施工时，发现了一颗无名头骨，并被僧人转埋在了长春市远郊。
二○○四年六月二日，赵尚志将军的妹妹等人在长春远郊的一片树林中，找到了头颅的第二掩埋地。
这是否是将军的头颅，岁月沧桑，最有力的实证细节在哪里？人们疑虑，这头颅有点像女性，是那样的小巧，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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