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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与记忆-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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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讲改变我们的家园，
我要讲改变她就是为了改变她，再没有别的目的。
谁说一切都已了结？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也许来自中国农村的老人不知道梅塞德斯。索萨为何人，阿根廷在何方，但“谁说一切都已了结”，无疑是说出了她们内在的最隐秘的东西，那些沉潜的痛苦并没有了结，它们如蛇盘曲在不知哪块肌肤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它们就会发作。
二
一九九六年春天，大森典子律师从日本来到中国山西一个藏在山的褶皱里的村子同侯巧莲见面，侯巧莲告诉律师，自己十三岁被日本人从家里抓走，关在窑洞里。不到半个月，和窑洞里被关的妇女一样全身都肿了，像农村过年杀猪时候，先把猪吹得圆滚滚的。她们的关节不能伸展，每天连衣服都不能穿，回家的时候连毛驴坐也不能坐，路也走不了，那些女人有的则是背回来的，有的则是用箩筐给抬回来的。
像平常一样，律师接着问：那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侯巧莲蓦地大哭起来，浑身抽搐，十指如鸟爪紧紧地团在一起，泪水不可遏止，犹如溃堤的水流，冲决树木水草，汩汩滔滔，站在旁边的张双兵慌神了，急忙抓住侯巧莲的手，将紧攥成拳头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反复揉搓。
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这是精神创伤后遗症（PISD）带来的痛苦经历“闪回”发作了，大森典子律师不知道世间还有PISD病症，但她感觉到受害者刻骨铭心的心灵创伤。
PISD是以日本阪神大地震和日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为契机，才为世人所知的精神后遗症；所谓的“闪回”，其实是指对创伤等严重应激因素的一种异常精神反应。它是由异乎寻常的威胁性或灾难心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现在的研究表明，每个人包括儿童在内都有发生PISD的可能性，而且女性是男性发生的两倍，时间不是使所有的一切都能淡漠以至遗忘，有些东西还在人的某些地带沉睡着，也许这些瞬间的闪回，正是女性遭受性的或身体上的攻击的痛苦的浮现。
当这种痛苦被偶然“惊醒”闪回时，受害者有一种再体验的感觉，那些创伤情境再现，而且再现的内容非常清晰、具体。尤其，生活中与创伤可能产生联系的任何事物，都可能引起个体对创伤情境的再体验。并且这种体验会给个体带来极大的痛苦，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产生一些PISD相关的共病；如：焦虑、恐惧、自责、失望、抱怨等。
再就是人本能的回避反应：出于对再体验的痛苦，个体会主动回避一些可能引发创伤体验的事、物。而且这种回避反应可能无意识化，即表现为“遗忘”。这种回避反应一方面对个体是一种保护机制；但另一方面它会延缓个体PISD相关障碍的复原；再就是高警觉，就是对许多小的细节事件都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应。侯巧莲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形下像孩子大哭，一九九六年七月，在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当对受害者李秀梅进行询问时，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当律师询问她时，她也是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形下大哭起来，怎么也止不住。庭长很吃惊，法庭只好暂时休庭。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无望的正义（3）
灾难太深了，她们的记忆深处，是一片布满蒺藜和针刺的荒地，在战后五十年，侯巧莲一直不愿提起，甚至连自己的孩子和老伴也始终不知道细节。孩子们怎能知道那些细节？家里人说她是疯子，一说开会就往厕所跑，因为当时抓她的时候就是说去开会，开会是她最害怕的。这些受害的女人，无一例外的都虐待自己的孩子，平时温和的母亲会突然像疯子一样，拿着铁棒打自己的孩子，像对待陌生的异类，有时手持菜刀沿着村子四处追赶，有时把自己的孩子的两只脚吊在房梁上殴打，像吊着一只羊或者猪狗——所有的孩子都能栩栩如生地讲述自己的母亲的这些怪异，其中有的孩子也患上了精神创伤后遗症，日军造成的创伤已经超越了时间超越了一代人，殃及到没有经历被占领的孩子们身上。
人们说拥有记忆的人类是幸福的，但是创伤的记忆是可怕的，精神创伤后遗症还有一个症状，是记忆的一部分被深深烙印在脑子里，但其前后的链接或关联被丢失。律师在与受害者会面调查时，经常会遇到受害者对某个场面记忆清晰，叙述得非常具体，至于什么时间、怎样发生的，却没有了清晰的记忆。侯巧莲能讲述她被抓进炮楼，关进窑洞，日军玩弄她，强迫她“跳舞！跳舞！”，在强烈的日光下，机器里传出咚咚的音乐，她被迫跳舞，就像击鼓传花的一个玩物，这个人捅几下，那个人捏两把，五十年后侯巧莲可以讲述得如同烙铁烙印在肉里一样清晰，如同自己养的生灵，傍晚时抛了几把草，喂了几口泔水；但当律师问她这是被抓后第几天的事，以及到场面为止的过程，她却全然不记得了。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精神创伤、精神创伤后遗症这些词汇，但这种病症如何痛苦地折磨受害者，没有这种体验的人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出的。当时侯巧莲还是一个孩子，突然被抓进日本人的据点，远离亲人，不分昼夜地被蹂躏侮辱，这滴血心灵的伤痛，岂是一个“PISD”的词汇所能概括？村子里的人把她当成疯子，那是对的，因为她的人格已经完全被毁坏。她的孩子们也因为她的经历，生活在受歧视的环境里，那空气也有看不见的压抑。随时的，在公众的场合，或者在说书的牛屋，在打井的工地，人们常侮辱孩子：你是日本人的种吧？
我曾多年关注所谓的慰安妇的事情，二○○五年，我曾在《东方卫视》“深度105”看到关于慰安妇“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一连几天，肠胃呕吐，夜不能寐。那是一个深度报道，我用文字稿记录了当时采访的年已耄耋的女人和当地淳朴的村民。也许这不符合文章的规范，但我以为所谓的文章应以大义为重，形式毕竟是形式（后面，我还会引用在日本法庭的证词），如果内容冲决了形式的限制，那不也是一种形式？
当地村民：村里人给她（侯冬娥）起名叫“盖山西”，这个名声就大了，哪里都知道高庄有个“盖山西”，日本人早听到这个消息了，想尽一切办法抓住这个“盖山西”，那清乡队把窖口扒开，叫她出来，不出来就拿刺刀对她，在逼迫之下，她就钻出来，钻出来（清乡队）就把她从窖子里扯出来，就带走了。
李秀梅：四个日本鬼子，拿着枪，上着刺刀，把我拉上来，我叫我妈，前面拉我，后面把我妈推倒，我叫妈妈，他拿个小手巾，把我嘴扎上，拉到村底下，抬了个死毛驴，把我搁到驴上，我这边逃，不能，我这边跑，这里有两个人拿着刺刀，说，杀，还朝我脸上打了好几个巴掌，我往这边跑，这边人也说，杀，吓的我不敢（跑）了。
无望的正义（4）
侯巧莲：赶上我们走，把我家房子烧了，把我家窗户烧了，把炕上的席子烧了，把铺盖也烧了，把那柜子里的东西都烧了，抬上我们走啊。（根据班忠义的初步调查，仅仅在一九四○到一九四三年，被日军强行带进圭村炮楼的中国妇女就有二十多个。当时，这些女孩年龄最大的二十五岁，最小的当时只有十三岁。）
陈林桃：把我关起来，关进窑洞里，然后他们进来六个日本人，然后又进来一个人，七个日本人糟蹋我的。
侯巧莲：那夜黑里，就把我们三个人叫上，各分各的地方。他（日军）和我在了，黑夜，在了。
班忠义：是他（日军）给你脱的衣服，还是你自己解的衣服？
侯巧莲：他脱的，脱了。那（时候）大娘小了，把大娘欺负的，大娘出的那水（汗），咬的那牙，吓的浑身发抖，难过的，比那生娃子还难过，等我起来拉那灯，我起来穿衣服，还看到这么一团血。
（耿立注：在受侮辱的日子里，我们不要忘记盖山西‘侯冬娥’，她为了姊妹受的屈辱更深重，所谓的舍身饲虎，佛经里的文字，怕和这相比也是自愧弗如。）
侯巧莲：有一天能来十多个（日本兵），有一天三个，五个，我年龄小，我不能，我在哭，侯冬娥看我可怜，就说，妹妹你不要哭，我替你吧，你不要哭，我抱着她叫姐姐，她就帮我办了那个事了。
陈林桃：在（炮楼）那就全凭她（侯冬娥）照顾我了。第五天，獠牙子又来了，侯冬娥就替我了，獠牙子走后，我叫冬娥子，（她）不作声，我一看，她吐着一嘴白沫子，姐姐，姐姐，叫她不出声，心里她不清楚，叫过一段时间，她不答应，我就吓得哭了，过了一会，她醒过来，她说，你不要哭，你不要哭，我慢慢地就过来了，真吓死我了，她嘴里说不要哭，她也哭，我也哭。这到什么时候是个尽头，慢慢熬吧。
旁白：
侯冬娥替人受虐、保护姐妹的事让当时采访的记者十分惊讶，更让人震惊的是侯冬娥在炮楼里受到的摧残。
（侯冬娥后来要死了。）
侯巧莲：日本人医生来看了看，说不行的，不行的，说话也不能说了，才又叫人上来，把侯冬娥，铺没有铺的，盖没有盖的，就这样（把她）放在担架上抬走了。
当地村民：（侯冬娥）回来，回来是担架运回来的，动也不能动了。
侯冬娥侄女：她（侯冬娥）说，你跟我到茅子里来看看，我就跟去了，她脱下了裤子，两条腿上血凝成一片了，那身上瘦得没有肉了，她说你看我这还能不能活，她看见身上的血就哭。
旁白：
在日军炮楼里受到极大伤害的妇女，回到村子里还要忍受世俗的眼光。记者了解到，一些村民私下都不喊她们的真名，而把她们称为“进过炮楼的”，更有人把她们的遭遇当作笑话来讲。
郭喜翠儿子：（我妈）半夜里做噩梦，说的话就好像是她当姑娘时候的事，我们不愿意说这些，我们心里清楚，但表面不说，对其他人从来没有说过，半夜里做噩梦，她老是说，一下子把她压住了，好像是暴躁地叫啊，叫啊，咱马上过去说，妈啊妈啊，怎么了，她总是说没事，做个梦，至于说做什么梦，咱也不知道，她醒了以后也不说。
李秀梅：我那时十五岁，他（日本兵）打我，打得我这些伤痕，脑袋上都是窟窿，我被皮带打成了瞎子。我一辈子七瘸八拐，我不能往人前头走，一辈子也没有好看过一天。
无望的正义（5）
侯冬娥后来嫁给一个小名叫“狗看”的人，狗看想让冬娥子给他生个小孩子，（但是）达不到他的理想，她不生了。怀疑子宫方面出了问题，日本人的糟蹋破坏了，破坏了生育能力，狗看对她也没有希望了，经常骂她，说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小姐，该。
如今侯冬娥死掉了，从一个美貌的女子，到一抔黄土，因为美貌，因为是女人，被一场战争毁掉了。我常想埋葬在何处的侯冬娥的所谓的坟墓，应该是大地凸出的眼球吧，土地和庄稼也不能合上这双无望的眼睛的，如果说月亮是天的眼，那么夜色怎能掩上月亮的眼呢。
三
其实，在对日诉讼的事情上，我们要感谢一位普通的民办教师，是他以自己的真唤醒了那些屈辱的进入耄耋之年的女性，是他，不是用笔墨，发掘出了奇异的历史，一种难言的民族的苦楚和疼痛；若不是他，历史的一段怕就要湮没，风干了，如他家窑洞门框上的辣椒，是他让那些受侮辱的灵魂站了出来，他就是民办教师张双兵。
一九八○年张双兵在山西省盂县西潘乡高庄村当民办教师，这是在普通乡村普遍存在的一个职业，没有工资，也没有医疗，农忙的时候可以到地里收割庄稼，一天，张老师正在带学生麦收的时候，看见一个老太太跪在地里艰难地劳作着，张老师当即让学生们给老人帮忙。这位老太太就是侯冬娥，在村子里无儿无女，与老伴相依为命，生活穷困而艰难。而且在村子里还要忍受着人类最卑劣的根性之一：歧视。人们对老太太的议论很多，说她是“上过日本人炮楼的女人”，但是老太太本人从不提起自己的过去。从小就听家里人讲起日军在家乡暴行的张双兵，出于一种物伤其类的同情，自此便常抽空去侯冬娥家帮助做些家务活，担水、劈柴，打场、播种。但是，每当张双兵在炕头向老太太问起“上炮楼”的事，老太太总是保持沉默。怎样让老太太说出心里话，张老师把妻子叫来，夫妻俩对侯冬娥说：“您一定给我讲讲日军*你的事，说不定真能为你复仇呢。”经过了十年，在这片忍辱负重的土地上，张老师像一盘旋转不已的辘轳，反反复复前前后后几十趟，在沉默了五十年之后，侯冬娥终于敞开了自己的内心，十年构筑的信赖关系，才使这一天成为可能。侯冬娥眼里不再是不安，而是信赖与诉说。
在以后的拉家常中，侯冬娥含泪一点一点吐露了自己的过去。侯冬娥是当地的美人，人称：盖山西，盖者，方言超过的意思，也正因这个缘故，侯冬娥被日本人拉到炮楼的事在乡村就广为人知，成为人们再度侮辱谈论的对象。
张双兵把侯冬娥的悲惨经历整理成了七八千字的申诉材料，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转交给日本政府。这是中国内地第一位站出来讲话的受害女性，也是递交给日本政府的第一份控诉书。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九年，在十年的时间里，张老师走遍了家乡附近的沟沟坡坡，到处打听曾受日军欺侮的女性。但是，沉默的乡村依旧选择的是沉默，在农村，很多受害妇女怕人笑话，不愿意说起过去的事情。她们怕记忆的闪回再回到那痛苦的深渊，还有的妇女，被日军强暴后，出嫁到距离家乡很远的地方，很难找到她们。一只沉重的蜗牛，他爬，他背负着那些苦难的女人的悲惨。我想，总有人会感铭着张双兵的无声无息的路途，也许他知道，他走过的足迹涂掉了那些玷污，他知道脚下的坎坎坡坡刻过多少受害女人的血泪。 。。
无望的正义（6）
侯冬娥当年被日军强暴后，被一位叫李四银的八路军战士救回家。后来这八路军转业到了大西北工作。为了找到这位证人，一九九九年的暑假，张老师自费去了新疆的哈密，最后在哈密农牧局找到了已经暮年离休的李四银。为了节省差旅费用，张老师日夜兼程，前后只用了七天的时间就取得了证人的证言。但是，几天几夜的火车硬座坐下来，张双兵回到家几天了，还感觉像是在火车上忽悠着。
张双兵了解到西潘乡一位叫侯巧莲的老人曾被日军强暴。为了能让老人讲出自己受伤害的往事，张双兵经常到山里看望老人。老人家在半山腰，吃水不方便，张双兵每次去看老人，都是从村里挑着水给老人送去。最后，老人不仅向张双兵讲述了日军的暴行，而且家里每年打下红枣都要给张双兵留着。老太太说，我的儿子、闺女也没有张双兵好，因为儿子、闺女能给我吃，给我喝，但是不能给我出被日本兵欺负的这口气。张双兵不仅关心我，最主要的是给我出了这几十年压在我心里的恶气。
曾被日本军人强暴的羊泉村刘面换老太太。她说，张老师可是个好人，为了我们的事，他受苦了。我们这些老太太已经七八十岁了，我们也没有文化，如果我们死了，这段事就没人知道了。张老师把我们的事都写了下来，就可以留给后人看，后人就知道日本鬼子是怎么欺负咱们中国人的。
羊泉村的周喜香因为惨遭横祸后失去生育能力和落下残疾，周喜香后来收养了一个养女。有年冬天，老太太得了肠胃病，住院一周，治病花的一千多元钱是张双兵帮助筹募的。老太太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吃穿由养女负责。周喜香的养女说，我从三岁就和妈妈一起生活，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妈妈被日本鬼子欺负的事，是张老师让我妈开口讲出了真相。张双兵经常去看望周喜香老人，老太太喜欢吸烟，但家里没有钱买烟，张双兵就拿出自己的烟给老人吸。有的时候，赶上下雨，满院子都是泥水，老人想到院子对面的屋子去，张双兵抱起老太太给送过去。
也许，张双兵老师只是一个小人物，但他撬开了一块松动的历史板块，如果不是他，历史在这里将作为哑巴，谁说历史是公正的，历史只相信存下的文字和站出来的那些人，如果没有张双兵替那些老人留下了文字，也许你不相信历史曾有的野蛮和那些女人受到的侮辱。
日军在战争过程中所谓的慰安妇，其实就是一种践踏女人尊严的丑陋暴行，它损伤了被强迫无力无罪女性们的人格、人性，乃至所在国家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荣誉感，使她们和她们的国家蒙受了无比巨大的肉体和心灵上的痛楚。慰安妇的发现，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出第二例的男性对女性的集体奴役、集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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