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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眼中的最大"共谍":郭汝瑰-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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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给受降日寇。这对蒋介石标榜“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人魂”是一个辛辣的讽刺。更使人气愤的是:以后,方先觉被日寇收买,放回四川,带来诱降条件,蒋介石为了掩盖他与日寇勾搭,却宣称方先觉是逃出来的,并叫他任*的青年军师长。再一次是敌人打到贵州的独山,盟国友军问起这些消息,我们感觉很不光彩。
  诺曼底登陆以后,德国失败,已成定局。英国人不喜欢丘吉尔*,准备一旦战争胜利后,就要赶他下台。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为了争取选票,拟定一个保险计划:凡英国工人,每星期交一个先令的保险费,对其生老病死,国家一律实行保险。英工党自称社会主义,我当时分别不出真伪,总觉得,这种社会主义到底还是为大众着想,比国民党进步得多。
  英工党认为,希特勒定倒无疑。战后,将形成美、苏两大巨头主宰世界,英国要再想回复到1936年以前的状况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为了维持其大国地位,就暗中与中国驻英军事代表团团长桂永清商谈,说工党选举获胜,愿将香港交还中国。作为交换条件,望战后中国不附美,也不靠苏,而与英国联合,于战后在美苏之间形成第三势力。桂知陈诚此时已担任军政部长,想凭借我与陈的关系,办事方便一点,乃要我同他一道回国向蒋介石请示,我闻香港即将回归祖国,十分高兴,毅然放弃到战区旅行的计划,1945年2月,随桂永清返回祖国。
  桂永清以前曾在德国留过学,后又在德国当武官,与瑞士国际间谍机关早有联系。他对我说:“国际间谍机关坏得很,不管哪一国,有钱就能买到情报。美、英、德、法都在那里买,谁的钱越多,谁的情报就越可靠,越有价值。”回国路上,我发现他与途经的中国驻各国使馆均有联系。到加尔各答,与总领事谈话多涉及军统内部,回国后,不住旅馆,而直接到戴笠(住重庆上清寺)公馆下榻,这时我才知道,桂是军统特务。以后,桂永清将英工党意见告诉了蒋介石(我未参加),蒋考虑几天后答复他要一心一意依靠美国,拒绝了英工党的建议,我满以为此次之行定能收复失地,结果却是南柯一梦。
  

在军政部工作
在国民党军事高级指挥人员中,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外,便是军政部部长权力最大。军政部下设有:军务司(管部队编制、装备)、交通司(管通信、交通)、马政司(管军马)、军法司(管军法案件)、兵工署(管兵工生产)、军需署(管军费出纳、被服装备、粮秣补给)、军医署(管军队卫生)、兵役署(管征兵)。
  以前,军政部部长由总参谋长何应钦兼任,蒋介石嫌何应钦过于持重,想换新人,去进行一番改革,陈诚及一些人乘机攻击何应钦老大,不振作,军政部暮气沉沉,蒋介石选中了陈诚,陈诚便以敢做敢为的姿态登上了军政部部长的宝座。
  1945年2月,我回国后,陈诚要我担任军政部军务署的副署长(军务司扩大为署,署长方天)。我3月就任以后,就一直在国民党的高级司令部工作。
  陈诚当上军政部部长以后,有人说军政部变成了土木系。“土”即“十一”,“木”即“十八”,意为军政部被陆大十一期和十八军的旧人所垄断。我不是“土”而有“木”(十八军的干部),并与陆大十一期的同学很合得来。方天为了冲淡“土木系”“土”的色彩,就荐举我当军务署副署长。陈诚那里当然也很顺利通过了。
  军务署管军队的编制、装备,就操纵了全国各军师大小、强弱的命脉,因为当时有甲、乙、丙三种不同的编制,以后又有美械的军。如果一个军定为美械军,就编制大、器械精、经费多、装具足;反之,定为丙种编制的,当然就差劲了。所以当时各军师竞相与军务署讲朋友、拉关系、求好处。
  这时欧洲大势已定,美国目光转向东方。虽然美在太平洋上“跃岛进攻”节节胜利,但是深恐日本陆军以阿图岛的“玉碎”精神,在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顽抗到底,则美军将付出较大的牺牲,故一面催促苏联出兵东北,一面出枪出钱,由中国出人,在中国实行“冰人”计划。按此计划、先越“驼峰”(喜马拉雅山)空运二十个师的美械到中国,装备二十个师的阿尔发部队,然后由这些阿尔发部队为骨干,在广东打通一个海口,由美国海运供给大量装备,装备成更多的美械师,以驱逐中国大陆的日寇,由于空运和战略目标的关系,阿尔发部队多在云南、广西、湖南,以后并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由何应钦任总司令,指挥这些军队。阿尔发部队虽然主要是由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按战略关系位置决定,但具体业务由军务署承办,装备的先后,运送的缓急,可以上下其手,所以也居很重要地位。
  后因飞机运输量小,便决定打通滇缅路,史蒂威率孙立人、廖耀湘两师从印度,经密*打过来,国民党远征军则从腾冲、经龙陵打过去,两军在八莫会师。然后,从滇缅路以十轮大卡车,日夜不停运送美械,史蒂威主张以部分美械分配给十八集团军,因而与蒋介石意见矛盾。以后魏德迈接替史蒂威职务,与蒋一个鼻孔出气,尽量抑制共产党和十八集团军,国共两党裂痕日深。这时,军令部特别设立了一个第十三科,直属部次长,专门主管共产党的情报和对付共产党的军事计划等工作。肖毅肃和张继寅,相继任过第十三科科长。共产党驻渝办事处当然就有所闻,想进一步了解究竟,以防患未然。这时,我非常反对内战,同情共产党,但我只了解国民党军队编制、素质等情况,供给的情报,不能满足共产党研究如何防止内战的需要。
  由于蒋介石一心依赖美国,等待胜利。所以,军令部每周要举行一次大战研究会,注视世界大战动向。
  1945年夏,希特勒被消灭,日寇已成釜底游鱼,*就甚嚣尘上,更加积极起来了,大战研究会也因此变更重点,经常研究如何*。我为了获得情报,以协调军政、军令两部业务为理由,请求同陈诚的侍从参谋汪奉曾一同参加旁听。有一次研究会研究如何防止八路军、新四军壮大的问题,认为:苏军进入东北,可扶植共产党军队壮大,因此须防止八路军、新四军出关;关内*如得日军装备亦可壮大,因此须防止日寇投降后武器装备落入八路军、新四军手中。为了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出关,军令部主张装备傅作义一个军以胡宗南两个军,便于日寇投降时抢先进入天津、北平、张家口一线,阻止八路军以新四军东进。这是以后傅作义袭击张家口,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企图进入北平惹起邯郸战役的张本。根据这个方案,蒋介石令军令、军政两部会同积极准备,以后,全面内战的战略,许多都是这一罪恶阴谋的发展和演进。
  

参加受降(1)
8月15日傍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重庆顿时鼎沸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精神堡垒(现解放碑),爆竹震耳欲聋,“胜利了!胜利了!”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我到了精神堡垒,见几个美国兵来到此地,亦被人们抱起,来回往天上抛,场面之热闹,不可言状。
  日寇无条件投降来得如此突然,实出国民党意外,此时,蒋军主力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四个方面军(一方面军卢汉,二方面军张发奎,三方面军汤恩伯,四方面军王耀武),在广西和湘西,六战区在鄂西,一、五战区在豫西、陕西,二战区在山西西北部,八战区在西北和绥远西部,第三战区在江西、浙江西部,第七战区在广东北部,第九战区在湘赣两省边区,而广大的东北、华北、华中地区除日军控制交通线外,多在八路军、新四军手中。
  蒋介石得日军投降消息,令日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人到芷江接洽投降。为了达到垄断受降的目的,他一面下令,“全国投降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布置”,一方面打电报给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要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何应钦秉承蒋介石旨意,令冈村宁次不得向指定受降部队之外任何“非法武装组织”缴械。又令伪军维持地方治安,并指定七战区在广州、三战区在杭州,九战区在长沙,六战区在武汉,一战区在郑州洛阳,二战区在太原、卢汉在河内(北纬十八度以北归中国受降)。汤恩伯在南京,薛岳在徐州。王耀武在济南,李宗仁、孙连仲在北平,傅作义在包头受降,收缴日军武器装备。以后并由熊式辉、杜聿明往东北从苏军中接收主权。蒋介石又与美帝勾结,由美空运、海运这些部队前往,并改六战区司令孙连仲为十一战区司令,由郑州经平汉路北段去北平。一时,蒋军海、陆、空并举,奔赴全国收缴日械。
  何应钦亲临芷江(王耀武四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受降,我代表军政部随同前往。一时间,王耀武的司令部宾客盈门,受降人员纷至沓来,王为人精明,擅长交际,待人非常恭敬,彬彬有礼。每日清晨,王必来各处招呼,见人就说“早晨好”,衣、食、住、行等均照顾得十分周到。
  交际应酬和拉关系是王耀武的拿手戏。记得还在上海作战时,他的三十一师归五十四军指挥,我同军长霍揆彰到他司令部去,王盛情接待,并招待我们吃梨。他很快就削了一个梨子给军长。然后,他从我手中将我正在削的梨子夺过去,一边说:“你打仗做点计划很行,削梨子不行,我来。”王态度不卑不亢,做得恰到好处。
  我在军政部军务署工作时,一次,王耀武来署拜访,他在各司各科到处讨好。然而,却无谄上欺下之感。他故意把别人的钢笔借去写一写,然后说:“您这支钢笔不行,我把我这支‘派克’笔给您,用过了的不要见怪!”其实,他的笔是刚从商店里买来灌上墨水。装满满一口袋,送别人一支,又另外佩带上一支。见第二个司长、科长处,又如前表演一番。请客送礼这本是国民党的一贯作风,并非王独创,只不过他比别人做得要漂亮而已。
  8月18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金井参谋长到芷江投降。下午三时,金井的飞机在机场降落,部队用汽车将其押送到王耀武司令部,举行授降仪式。因金井要在投降书上签字,所以何应钦特别用一支“鼠须笔”要金井在投降书上签字,准备签字后将笔珍藏起来,做一个历史的纪念物。谁知,签字后,“鼠须笔”却不翼而飞。

参加受降(2)
受降仪式结束后,金井乘专机返回南京。何应钦令其副参谋长冷欣同机飞往南京,作南京受降之准备。冷去后,瞻仰中山陵,并于当日报刊上登载一则消息,称:陆军总司令副参谋长冷欣某日到南京谒陵。蒋介石在报上见此消息后,大发雷霆,将报纸撕得粉碎,并接连骂道:“混账,这家伙简直是飞扬跋扈,妄自尊大。”即刻打电话将其撤回。
  冷欣撤回后,何应钦要我赴南京接替冷的工作。我猜何的用意无非想一箭双雕,他是想派我去南京,借以拉拢,挖陈诚的墙脚(因他常把我作为“西南子弟”相看待,以后又要我去美国作他的军事代表团团员)。万一我出了洋相,他就借此搞陈诚。何的参谋长肖毅肃知何派我去南京的消息后,私下对我说:“老弟,你不要去,此事难搞。你知道他这个人(指蒋介石)很难捉摸,连冷欣都出了问题,你还去得吗?”
  这时候,肖毅肃为什么要阻挡我前去呢?说来话长,肖原来是我堂兄郭汝栋的旅长,并甚得重用。1931年,张发奎的部队由广西打到岳州,当时,郭的部队驻黄州、仙桃镇一带,肖要带兵响应张,郭不同意,肖对人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郭得知后即向部队团长写亲笔信说不得我的亲笔信,不得听其指挥,轻举妄动。此时,肖又染上吸鸦片的恶习,郭越发不满,便给肖几万元钱后礼送出部队。肖离开部队后到上海,去赌轮盘赌,把钱输光,时遇我从日本返国,见其消沉,立即解囊相助,回湖北后,在堂兄面前与肖说情,郭才同意以顾问名义每月给他二百元生活费。后来,我在陆大时,陆大要招收特别班,我认为肖有能力,写信给堂兄,主张保送。郭回信说:“肖烂烟、烂赌,此人已成过渡人物,无培养价值了。”我回信说:“如将肖送入陆大学习,可使其重新做人,还是有前途的。”郭遂保送肖。
  肖毅肃考陆大特别班时,我也为他各方疏通。因此,我猜肖出于友好,故有此说。但我曾受肖指挥。在郭汝栋部队时,他任先遣司令。我是他指挥下的营长,后来,他任何应钦的高级参谋,我则任二十集团军参谋长。地位就差不多了。因此不免嫉妒,但终因有肖的劝阻,我放弃了去南京的打算。
  9月3日,何应钦令军政部的兵工署副署长杨继增、后勤部的项雄霄和我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一行十余人,乘专机先往南京。飞机在光华门外降落。进城时,守城门的日本兵不断地向我们举手行礼,百姓们见我们入城,也纷纷上前围观,一个个脸上都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南京城内,市场繁荣,产品应有尽有。我们这些接收大员一进南京城,如猛虎下山,奔赴各个商店,为老婆、孩子抢购丝、绸等贵重商品。当时,南京市面上流行的是汪精卫发行的伪币,接收大员们便自行规定了法币与伪币为一比二百的比率。这样一来,价值二百元的东西,接收大员们一元法币便可买到,这可把生意人整苦了。然而他们却敢怒而不敢言。寥寥数十人,就把个南京城搞得乌烟瘴气了。
  何应钦到南京后,受降签字仪式在原黄埔军校大礼堂举行。何应钦、顾祝同、徐焕异(空军司令)在主席台就座。冈村宁次、金井等人在台下面对主席台横坐一排。冈村宁次身高体瘦,光着头。此时,他平日那日军的“傲”气与战败者所具有的“丧”气交织在一起。尽管他故作镇静,极力想保持他那平时的尊严,然而从他脸上流露出的却是颓丧的神态。
  何应钦将投降书递给他的参谋长肖毅肃。肖接过投降书后,走下主席台,来到冈村宁次面前,一只手将投降书递给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立即站起来,双手接过投降书,在上面签字后又双手呈还。肖复归主席台,将投降书交给何应钦。然后,由何在上面签字。仪式并无特殊之处,并没有要日本人交出他的军刀。
  签字结束后,战犯冈村宁次被依法“关押”,但他却享受着特别优厚的待遇,住在一幢西式小洋房内,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
  受降后,陆军总司令部搬往南京,驻原黄埔军校。美国用飞机先将新六军运往南京。新六军在印度成立时,士兵均经过特别挑选,个头相差不多。士兵们身着清一色美制毛哔叽军服,武器装备精良,入城时,显得很有气派。
  新六军接防后,日军全部退入营房,不准出街,只给他们留有几支守卫的枪。但城外日军枪械未曾收缴,名为让其自卫,实际上是要他们不把枪交给共产党。
  南京城又成了国民党的天下,所有的接收人员们就大搞起“五子”登科来了,凡“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他们什么都要,什么都抢,什么都争。已接管的日本人的东西不用说,就是跑了的日本侨民留下的家具、财物也都成了他们争夺的对象。抢劫的东西,一律归己。
  一个一比二百的比率,一个五子登科,把饱受日军残杀的南京人民整得叫苦连天。他们异口同声地骂道:“天上飞来的,地上钻出来的(指国民党特务)都坏极了,”“盼了这么久,盼来的却是一伙劫收大员。”
  劫收大员们在南京搞的这一套,凡是奔赴杭州、上海、徐州、济南等地受降的,亦是如此。
  后来何应钦对我谈话和陈立夫的《成败之鉴》都曾指出蒋介石的失败在于不收编伪军,以致使其投奔*,壮大*力量。我的看法:蒋军失败的根本在于国民党策略上的混乱、错误;政治上*,如特务、五子登科;经济上的通货膨胀,而上层官员又趁机大发国难之财。战争已经打了十几年了,经济上已十分萧条,人民都已对蒋家王朝彻底失望,人心向背,这才是国民党蒋家王朝失败的根本原因。
  当时,卢汉在河内收缴日械完毕。蒋介石为架空龙云,就调他的部队去东北,怕卢汉不听调回云南,又调五十三军周福成部到河内接防。法国也将兵舰开来受降,五十三军的炮兵向法兵舰开炮,将其兵舰打伤一艘,其余各舰都纷纷挂起白旗逃跑了。
  蒋介石自以为垄断受降,便可达到独吞胜利果实之目的,殊一拥而上,争夺城市,导致到处出击,备多力分,处处被动,战略上也就伏下了败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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