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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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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５年，李济在《清华学报》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论文《幽兰》。他从音乐史角度探讨在公元６世纪时中国琴曲采用和声的问题，提出应对唐代以来所传乐曲及乐器做一番剔抉。他试图从学理上探讨中国音乐中究竟有无和声的问题。当时中国现代音乐尚处于萌芽时期，在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上尚无系统的科学理论可借鉴，因此这篇观点独到材料翔实的论文自然受关注，清华园盛传“国学研究院出了一位二十九岁的琴家”的新闻。其实人所不知，李济十年前读清华时，就曾登台演奏。据《清华周报》报道，在１９１５年１１、１２两个月，在招待美籍教师的茶话会和同乐会上，李济两次作弹古琴的表演。陈寅恪曾在一次会上说，“赵元任是带着钢琴去美国的，李济之是带着古琴去的。”
有闲情逸致操弄古琴，研讨乐理，说明李济初到清华园的生活相对平静；或者说他的生命还在养精蓄锐，他的学术还处于由茧化蝶的孕育过程……
第四节五位导师
学界多年来流传着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神话。近年来，画家陈丹青又画有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题的油画。北大历史学教授罗志田曾质询这一题材的真实性，他说：“我前几天看电视，讲清华的一个有名的老师叫陈丹青，他不干了。采访他时他拿出一张他以前画的国学院的画，画了五个人，不是导师的讲师——唯一的一个‘特别讲师’李济就不在上面，反倒是把吴宓画上去了。陈丹青在采访中说他从来不知道有国学院这个事物，我猜一定是有清华的同志提供信息给他。”《清华国学研究院与２０世纪中国学术——纪念清华学校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讨论纪要》，《博览群书》杂志，２００５年８期。历史真相远不如神话传说引人入胜；罗志田文章的影响远不及陈丹青画作流传普及（加上印刷品及电视传媒）。那幅油画加上画商的利益驱动，对这些年人们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神话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大导师”之说其来有自。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记赵家》中写道：１９２４年正月，张彭春又来信清华决定办研究院拟聘请四大教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和陈寅恪，一定要元任答应，我说元任你不答应，我得答应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8）
第二天张仲述和梅月涵两人坐汽车来接我们到清华园去，说，房子都预备好了，张说你们这四位大教授我们总特别伺候，梁任公王国维都已搬进房子，现在就等元任和陈寅恪来。（上次刘寿民先生来还笑我说四大教授的名称，但是这个名称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如此称呼的，刘先生或忘了，或没听见过。其实正式的名称是四位导师，其余的都是讲师或助教。）杨步伟：《杂记赵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４４页。最后一句，许是杨的恣意发挥，文字中不难看出负气的成分。其原因后面还会提及。
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很多人不知道李济，原因大概是他教的人类学、考古学不是正儿八经的“国学”，他当时是特约讲师，受聘时年龄尚不足二十九岁，比好些学生还年轻。有人这样写过：“首届研究班即招收到三十八名新生。刚报到时，看到几位导师很庄重地坐在前排，学生们也分不出谁是谁。后来他看到一位头戴瓜皮帽、留着辫子、身穿长袍、神情有些委顿的老人，悄悄向旁边人打听：‘这大概就是李济先生了吧？’其实他看到的那位老先生应该是王国维，不过在青年学生心目中，考古的就必定是位老先生。”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９７页。
有人认为导师的确是“五位”。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陈寅恪的助教的浦江清和第二届研究生戴家祥，都曾在文字中提到当时指导研究生课程的是五位先生。为便于导师指导学生的学习研究，研究院设立了五间研究室，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各据一室。李济的薪酬待遇与四大教授完全一样。当时，美国弗利尔艺术馆与他签约在前，清华再聘的具体协议则由毕士博跟清华校长曹云祥出面签订。于是，他的月薪由清华和弗利尔双方付给，当时教授的月薪是四百大洋，李济在弗利尔领取三百大洋，在清华领一百大洋。罗志田写道：“李济比研究院主任吴宓整整多拿一百块。论资格，当年清华的排名顺序，主任就排到最后。按拿钱来说，少拿一百块，那时候不得了啊。”《清华国学研究院与２０世纪中国学术——纪念清华学校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讨论纪要》，《博览群书》杂志，２００５年８期。那时一般人的收入，石璋如在几年后的殷墟发掘时写过，一般民工月薪是五个大洋，小学教员是十五个大洋，而石璋如由河南大学毕业，到中研院读研究生毕业转为事务员，已可以拿到四十五个大洋。李济是以大师的身价、讲师的头衔做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20世纪８０年代，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成立，远在美国的著名学者杨联陞在《人文社会学院献词》中写道：清华研究院，五星曾聚并。
梁王陈赵李，大师能互影。
任公倡新民，静庵主特立。
寅恪撰丰碑，史观扬正义。
元任开语学，济之领考古。
后贤几代传，屈指已难数。
……《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２０９页。１９９２年，季羡林在主持清华大学“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岁诞辰”的座谈会的发言中也明确提到：“……成立时的导师应是五位，其中李济之先生当时的职称是讲师，但他属于五位导师之一……”。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9）
其实，“五大导师”抑或“四大导师”全是后人炒作附会。研究院从１９２５年成立到１９２９年解散，也就四年。彼时，陈寅恪的学问还仅仅是“述而不作”，隐而待发；李济还是个三十挂零的青年，平生志业还未开展；王国维与梁启超的生命却已走到晚期；而研究院主任吴宓因反对清华教改和得不到学生尊敬仅仅一年多就率先告退……几位大师虽“同台唱戏”，但其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学术渊源、治学方式，兴趣爱好、生活习惯，各不相同。把李济比肩“四大导师”他自己也许并不以为是多大的荣幸。
李济奉行“直道而行”的处事原则，曾批评过几位同事。戴家祥回忆发生在１９２６年１０月的一件事，他写道：“瑞典皇太子对中国的访问，在学术界非常重视。梁任公写了一篇报告，陈寅恪译成英文。这篇报告的中文本分发到每个同学的手中。李老师把这篇报告在课堂上向我们一摊：‘这是中国人的所谓考古学。’我仿佛记得梁老师用大量的文笔叙述李营丘的《营造法式》，并且说准备送一部给皇太子殿下。最后还建议把曲阜孔陵挖开来，那一定有许多好东西的。”戴家祥：《致李光谟的一封信》，李光谟、李宁编，《李济学术随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２７５页。清华中文系代理清华园工字厅。（岱峻摄于２００７年）
系主任刘文典曾请陈寅恪命招生试题：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外加对对子：一年级为“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二三年级的学生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李济认为对对子一类的传统的国学，过于狭隘。对对子，以增加生活乐趣，启发美感，从中所得的快乐可能不亚于解答几何习题，二者从精神价值上讲，或许可以等同。但是，“由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训练，就渐渐地发展了欧洲的科学，由司马相如的词赋的学习，就渐渐地发展了中国的八股”，“八股与科学真是人类文化一副绝妙的对联！”
这些宏言谠论，其他导师未必首肯。
李济的“阳春白雪”，在学生中也“和者盖寡”。他讲授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课程，除１９２３年起在南开讲授过外，中国的大学或研究院还无先例。这两门充满图版、图表、数据和计算，缺乏诗意的课程，也吸引不了那些热衷“乾嘉之学”的国学研究生。一次，国学院的助教章昭煌公然拒绝为李济抄写笔记。研究院四届七十余名毕业生，李济只重点指导了一个半研究生：一个是吴金鼎，另外半个是徐中舒徐中舒大多时间跟从王国维受业，故从李济指导的角度言只算半个。。学生对李济和他的学问多少有些敬而远之。第二届学生姜亮夫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给我们上课的还有梁任公、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之几位先生。这几位先生中，只有李济之先生的‘考古学’不喜欢听。我后来才发觉，在清华不爱听李先生的课，是最大的错误。后来我发愤去国外学考古，想来弥补这时期的损失……”写这篇文字时，姜亮夫已是九十二岁高龄。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７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原清华国学研究院１９２６级研究生戴家祥在致李光谟的信中写道：
李老师所讲的考古学与我们过去所讲的考古，或者挖古董、收藏古董，实在相去十万八千里。我虽然听了李先生的考古学，由于自己水平不够，所以受益不多。但是记得他在课堂批评过安特生的仰韶六期的分法，认为它并不科学；特别是说到安特生的学术修养“是半路出家的和尚”（意思是说他搞地质的）。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10）
在第二届同学（中）只吴金鼎一个人选择这门专业。吴金鼎山东人，毕业齐鲁大学，看样子实在是个木讷君子，整天拿着本巨型的外文书。据寅恪师背地对我说：“吴金鼎英文好极了！”可是他没有写出论文，１９２７年暑假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找不到一个考古发掘的现场。戴家祥：《致李光谟的一封信》，李光谟、李宁编，《李济学术随笔》（附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２７４—２７５页。
李济人最年轻，主张推进科学思想的心情最为迫切，他不会恋栈清华园混日子。几十年后，罗志田认为，“过去的学术史研究特别注重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其实当时仅任清华国学院讲师的李济恐怕对实际研究的影响还更大，特别是在地下证据由文字向实物转换这方面，李氏的划时代影响无人能及。”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４期。
也许，考古学在当时还过于“现代”。
第五节现代考古学与安特生
１９世纪末20世纪初，一门叫“考古学”的现代学科，悄然在中国降生。
１８９９年，河南安阳出土的十二块有字龟甲，首次被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此前当地村民把它视为“龙骨”用作药引。王懿荣看到那些有字甲骨后，意识到这是珍贵文物，开始重金收购。一年后，王懿荣的甲骨转归刘鹗，刘的亲家罗振玉是金石学家，得知这些甲骨来自河南安阳小屯村，就在第二年派弟弟罗振常赴安阳调查。罗振常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准确位置，并收购到大量的有字甲骨片，其中还有一块完整的龟板。据说出卖这片甲骨的人，用赚来的钱买了二十亩地。１９０３年，刘鹗的第一本研究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问世。一年后，孙诒让写成《契文举例》一书。此后，甲骨文研究渐成显学。安阳也开始引起学术界注意。
此时，欧洲近代考古学已走向成熟，自视甚高的西方人开始觉察到，只有对“中国史前古代文明的发现”和“亚洲部分地区旧石器时代研究工作的展开”，“世界史前学”才可能完整。G。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２５５页。１９０１年春天，瑞典人斯文·赫定来到中国，他想通过对中国西部的实地考察，解决当时悬而未定的罗布泊的地理位置问题。他在考察罗布泊西北一带时，无意中发现了被人类遗忘了千余年的楼兰古城遗址。１９０２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标志着西方学者开始把探险式“考古”的目光投向中国，特别是在古代世界文明交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西部地区。
１９１４年，王国维看到法国学者沙畹著的《斯坦因中亚所获中国古简与古文书》，开始意识到，现代考古学已超越了金石学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同年和次年，罗振玉先后出版了《殷墟书契考释》和《殷墟书契后编》两部著作，他在注重有字甲骨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到无字甲骨及石刀、石斧、骨器等其他殷商遗物。他在１９１６年编印的《殷墟古器物图录》一书中，一改前人喜用的“金石”一词而以“古器物”称之。金石学在中国历史悠久，西周初年已有了文物的收藏，西汉已有人研究中国的古文字，北宋出版了最早的《考古图》，我国的“考古学”一词即出自于此。但直到上个世纪初，中国的考古学还不是“科学的考古学”，“古器物”研究缺乏田野考古学的基础。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11）
催生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最大动力是地质学，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安特生 Andersson，Johan Gunnar，１８７４—１９６０。功不可没。
安特生毕业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１９０１年获地质学博士学位。１９１４年被北洋政府聘为农商部矿政顾问。李济在书中这样介绍他，“据说那时凡在中国有治外法权的大国都妄图把他们的科学家派到中国，以获取中国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列强之间为此竞争很激烈。但中国政府决定不从他们中间选择专家顾问，而任用了瑞典人的安特生。瑞典被认为是欧洲少数几个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之一。这个决策大概是根据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建议。”李济著，《安阳》（单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３０页。安特生在张家口找到了龙烟煤矿，为此曾受到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接见。１９１６年袁倒台，地质考察因经费短缺陷入困顿。这年６月，正在山西勘探铜矿的安特生偶然发现了一批古新生代生物化石，这一发现使事情出现转机。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争取了民国农商部的支持，安特生也从瑞典皇家争取到一笔经费，于是开始对古新生代化石的收集整理。安特生（左二）在河南考察途中。
１９２０年，安特生的助手、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到豫西调查，在渑池县仰韶村的农户家看到一些古石器，采买了六百多件运回北京。安特生见到这批石器大感兴趣。第二年春天，在丁文江的支持下，他随刘长山再到渑池。他们在仰韶村路边的断壁上，发现了一片红底黑花、打磨光滑的彩陶残片，又在一灰坑里发现了石斧。此前，虽有不少外国探险家和考古学者在中国东北、西北、西南等地采集到远古石器，但都被认为是异族的石器，与“中国人”——所谓汉人的历史无关章鸿钊：《石雅》，地质专报乙种第二号，１９２７年再版本，３９３—４０４页。。安特生开始想到，也许中国真有史前遗址。１９２１年１０月至１２月，他在获得中国政府的挖掘批准后，和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地质学家袁复礼袁复礼，河北徐水县人，祖辈为官。他于清华毕业后赴美，１９２０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硕士学位。１９２１年回国，被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聘为技师，同时在北京大学作兼职教授。等五人又来到仰韶村，共待了三十五天，挖了十七个点，发现最多的是彩陶。据袁复礼回忆，他们在仰韶村对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进行发掘，收集到带土的实物十余箱，其中有许多石器、骨器和陶器。安特生第一次用锄头刨开了覆盖在中国史前文化之上的沉积土，发现了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但这一发现如同孤岛，于是安特生设想，仰韶彩陶多半与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的彩陶有某种联系。１９２３年，他将研究的成果以《中国远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１９２３。为题发表，他比较了仰韶文化与中亚的安诺（Anau）和特里波列（Tripolye）文化彩陶，正式提出了“彩陶西来说”。
彩陶既然是从西方传入仰韶，必然会在通向中原的甘青地区留下传播遗迹。安特生进而想到，也许是通过丝绸之路和草原之路向东传播的，他决定去验证这个假说。在地质调查所的支持下，安特生从１９２３年５月开始，沿黄河西上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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