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李济传-第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我群的演变”Evolution of the WeGroup。。中国人种所分的“我群”，即被中国史家视为同类的文明人的群体；“你群”即“所谓的野蛮人”。李济强调“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分野并非总是政治的分界”。指导老师狄克森教授看过初稿后认为，“在分析材料上所用的方法，及所得的结果，都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地方”，“差不多完全接受了”。李济明白，论文仅说“我群”未论“你群”，是一个极大的缺失，他决心进一步弄清中国民族的形成。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12）
中国历史上笼统地将中原以外四周各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而向来缺少对边邻民族的记录分析。李济从当时仅有的一些传教士关于现代中国民族分布情况的著录入手，将现代人类学的知识运用于中国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文中既有对中国人的体质的描述，又有对中国历代族姓和城邑的变化的归纳，最后得出如下结论：北方民族的入侵，汉民族的多次迁徙，尤其是永嘉和靖康的两次南迁，造成民族与文化的演变，最后形成了中国（本部）境内的五大族系，构成现代的“中国人”。这五大族系是：中国东部的黄帝后裔（体质特征为圆头窄鼻）、北部的通古斯群（长头窄鼻）、西部的藏缅语群（长头宽鼻）、南部的孟—高棉语群（圆头宽鼻）和西南部的掸语群。历史的发展趋势是，通古斯群日渐占有黄帝后裔的地盘，而黄帝后裔日渐占有另外三个群的地盘。穿插在这五个主要群族之间，还有三个次要的成分：北方的匈奴族系，遍布中国本部各地的蒙古族系，南方的矮人族系。
这篇题为《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Kingdom。的论文终于完成。随后，李济将论文的主要内容及搜集资料、准备过程中的一些思考浓缩成一篇题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的短文，投寄给美国巴尔的摩出版的《中国留学生月刊》杂志，该刊于１９２２年２月发表了这篇文章。皮博迪博物馆的老师和同学鼓励李济，就此题目作一次公开的学术报告。当年１２月波士顿举行的美国人类学会年会，与会者都是北美的一些知名人类学家，如博阿士、威斯勒、克罗泊、狄克森等，李济的学术报告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些资深学者认为言之有物，人们对这位年轻的中国学子的独特见解，报以阵阵掌声。不久，这篇同样的文章又在１９２３年的《哈佛研究生杂志》第一百二十三期上再次刊登，这是一份难得的殊荣。李济在文章中提出要从考古学、民族志、人体测量学、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人类学和上古史，特别指出拼音字文明与象形字文明各自的优缺点及其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并首次探讨了中国现代化步伐之所以缓慢的基本原因在于方块字不能检索的问题。其中谈中国语言研究的重要性，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中没有专门涉及的一个问题，但他认为这对于“了解中国文明的本质”是必需的。
他的意见，引起了哲学家罗素的极大关注。罗素在１９２２年出版的《中国问题》Problems of China。一书中，引用了李济的两大段文字：欧洲科学家总是惯于把语言看作声音的集合体，而不是看作某种比发声器官本身所发出的东西更内在、更深刻的内容的表达。语言符号对人的心智形成所起的日积月累的影响，尚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如果以此为根据对世界现存人类文化进行划分的话，人们就会觉察到：拼音文字使用者和象形文字使用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两种文字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虽然我们极为尊重拼音字文明，但却不得不坦率地说，这种文明由于缺乏稳定性而具有严重的、固有的缺点。拼音字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也是最易于发生动荡起伏的人们所居住的地区。西方国家的历史就不断重复这种现象。希腊人的盛衰就表明了这一点，罗马的盛衰也表明了这一点，*人的盛衰又重复了这一点。古代闪语和含语各民族基本上都是使用拼音文字的人民，因而他们的文明也像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缺乏稳定性。当然，这一现象可以部分地作这样的解释：由于拼音语言过于飘忽流动，不能指望它作为保存任何稳定思想的工具。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其人民的思想感情或可比作瀑布和激流，但却不能比作汪洋大海。他们的思想比别的民族丰富，但别的民族的人却不像他们那样动不动就放弃自己的一些有价值的观念……。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13）
汉语无疑处在拼音语系的对应面。它缺少我们在拼音语言中可以看到的很多长处，但它作为最终的、简单、明瞭、确凿的真理的化身，却不会因任何风暴和巨变而改动。它保护着中国的文明已达四千余年之久。汉语正如它所体现的精神一样是稳定的，充实的，优美的。当然，究竟是这种精神产生了这种语言，还是这种语言促进了这种精神，问题还有待研究。罗素还提到，从李济的论文中“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他对此作了如下评价：我们并不想彻底卷入对上述理论的探讨中去，它洋溢着中国人的爱国激情；然而却必须承认，西方人也不是安于把所谓“拼音字文明”当作自己唯一的文化。我虽无权判断表意文字在决定中国文化的别具一格特点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但我却毫不怀疑这一价值的重要性。而且认为它或多或少正如上述引文中所说的那样。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４６—４７页。罗素被誉为“２０世纪的伏尔泰”，是位只服从真理而不向权势低头的哲人，他在书中大量引用并赞赏一个尚不知名的青年的文章，实属少见。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费慰梅在一次访问李济之后写道，伯特兰·罗素在他的《中国问题》一书中大段引用了李的这篇文章，这就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子李济“一下子出了名”。１９５５年６月，李济在美国加州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又谈到这篇题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学生论文”，他说：“此次在美半年余，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为仍有好些人注意我的那本学生论文。这是卅余年前的一本我自己并不十分满意的著作，今日忽然得到若干人的欣赏，真有啼笑皆非之感。但是细想想，那本书的‘看法’似乎还是站得住……可惜……除了几个外国人外，大半的中国历史家，仍是对（此）……感到隔膜。”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３３５页。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这莫非正是故乡传说的宿命？
清澈的查尔斯河水，不舍昼夜，流过三个寒暑。李济在哈佛大学苦苦钻研，一本折合中文约二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终于完成，并于１９２３年５月１０日以“极佳”的评语获得正式通过。此为中国人写的现代人类学的开山之作。一位历史学家说，“自后中外学人凡论及中国民族及人种问题的，大都征引其书”。这年６月，二十七岁的李济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１２月，被美国人类学会吸收为会员。
１９２３年夏，李济返国途中拜访了美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体质人类学泰斗阿列士·赫德利奇卡教授Ales Hrdlicka，１８６９—１９４３。。在得知李济只有（哲学博士）而没有（医学博士）学位后，赫德利奇卡敦劝其不要继续体质人类学的专业工作。也许正是这番忠告，改变了李济的人生。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穿越浩瀚的太平洋，李济回到曾赋予他青春梦想写博士论文时（１９２３年前后）的李济（后右一），在美国麻省剑桥的查尔斯河畔与哈佛人类学研究所师生们合影。左一为同窗好友印度的B。古哈博士；左二为导师虎藤教授；衔烟斗者可能为狄克逊教授。（李光谟提供）
的古都北京。喜出望外的父亲尚不知道如何衡量儿子“博士”头衔的价值，但他不久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博父”的别号，并在诗词和书信中公开使用。李济后来的一些朋友如傅斯年、赵元任等，都善意地笑称他“李博父老先生”。赵元任搞汉语方言调查，１９３６年编写《钟祥方言记》一书时，他请李权提供了方言材料，还在序中一本正经地表示对“李博父老先生”的感谢之情。从那时起，国内外的一些熟悉李济的朋友（包括他们的先生或者夫人，以及后辈中的一些大孩子），都习惯地称他“Dr·李”（达克特·李），李济也从中感受到了朋友的真情。
此时的李济豪气干云，用他自己的话说，“好像初出笼的包子似的，总带了些热气”。他将自己的表字“受之”改为“济之”，一字之易，昭示了回报祖国，造福人类的决心。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1）
第一节矿科教授与“丁大哥”
１９２３年秋，李济回到北京，席不暇暖，就经学长凌冰举荐，应张伯苓之聘，去了天津八里台的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自第二年起还担任了南开大学文科主任。李济曾说，当时他教的人类学这门“新鲜”学科，受到京津一带大学和学术界很多人的关注。学生李纯一（李景聃）和陶云逵就是受其影响走上考古和人类学研究之路的，可惜天不假年，两人都英年早逝。
据说，李济还担任过南开矿科教授，有人在文章中写道：“在民国十年（１９２１）以后，国内各大学鉴于需要，也纷纷讲授矿课，以南开大学经李组绅捐助设立的矿科，由薛桂轮主持，李珠及李济等为教师，最为驰名……因经费不济，数年后遂停办……”还有一篇文章写道：“……（矿科）聘李珠、李济、孙昌克等清华同学为教授，誉满全国……”《传记文学》（第１７０号），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70年代出版。“李济未必就是矿科教授，也许是矿科的教学计划安排有人类学的课程。”李光谟曾如此分析。
那时人类学（尤其是考古人类学）与地质学关系密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考古学的田野发掘，最早的源头就来自地质学的“掘地”。地质学因工业文明对能源材料的需求而兴，地质学家常受雇企业主寻找矿藏，其间不时发现古生物遗骸、古代石器和陶器，于是古生物学和现代考古学应运而生。１９世纪中期，这些在西方刚起步的新知识，通过地质学著作的译介与传播也逐渐进入国人视野，如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编译的《地理全志》，１９２４年李济在南开大学。（李光谟提供）
上海总税务司署印的《地学启蒙》，“格致汇编”刊出的《地学稽古论》等。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上自穹古之石史（地质学家从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进化之迹，号曰石史），下自昨今之新闻，皆史家研究所当取材。”１９１０年，中国第一种地学学术刊物《地学杂志》创刊发行。地质科学的研究方法，影响到大学教育，大学课程中专门开设了地理学和古生物学。“土层犹书叶”，“以掘地代读书”（传教士、学者李提摩太语）。李济后来的文章曾谈到地质学对中国学术的巨大影响：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只把书本视为学问，“劳心”、“劳力”有别的观念阻止了实际田野工作的发展；民初地质学者开始在中国实际从事田野工作，这才渐渐打破了读书人与“劳力”的界限。他所说的田野工作不仅仅是字面意义的“动手动脚找东西”，而是包括层位学等侧重文物所处地下环境的一套系统方法——“田野工作和田野工作方法的观念，可以说完全是由地质学家介绍到中国来的”参见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李济文集》（卷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３３４—３４５页；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张光直著，《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４４０页。。当时学科分工并不清晰，矿科、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说李济当过矿科教授，及至后来筹备中研院地质研究所，再其后受聘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这诸多的疑问在当时或许并不为奇。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2）
李济在南开最早的朋友是原在克拉克大学的学长凌冰和清华同学杨石先，其后又结交了蒋廷黻、黄子坚、喻传鉴、伉乃如等一批同事，通过地质学教授翁文灏的介绍，还结识了留美时的偶像——地质学家丁文江。
那时，李济一次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随意浏览，当拿起一本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主办的《馆刊》时，扉页上竟是一位中国地质学家的半身照片。“他的锐利的目光与侧出的两钩胡尖，均给了我鲜明的印象。”李济深情地写道，“那时在美国留学，要是真想学点‘什么’的话，常常地不免有寂寞之感；寂寞的是，同道的人太少了；譬如在无数的科学杂志，所看的无数的科学新发明新发现及论文，与中国人有关的，差不多见不着。因此，有时在这些刊物内要碰着一个中国名字，那衷心的喜悦，就有点像在科举时代，家里出了一位状元公似的。”丁文江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创者。早年留学日本和欧洲，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及地质学双学士。回国后先后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所长，曾在滇、黔等省调查地质矿产资源，编著中学生物学教科书，并长期担任《中国古生物志》主编。他与矿冶界协作配合，积极兴办实业。
１９２３年，李济第一次与正在北票煤矿公司做总经理的丁文江见面，李济说：有一天下午，带了一封介绍信，我跑到“义租界”意大利租界，旧译意大利为“义大利”。北票煤矿公司总办公处去拜会他。一见面他就说：“老兄回国了，好极了，你可以多作点研究工作。像我这个人，又要作生意，又要办行政，剩下的工夫太有限了；虽说想作点研究，也作不了多少。”他随即以对话的方式考了我一阵子，大概是想测验我的肚子里究竟有多少油水。一个初回国的留学生，好像初出笼的包子似的，总带了些热气。那时他的兴趣，有一部分集中在人类学，恰恰是我学的一套，所以虽是初见，两人很谈得来；一谈就谈了差不多两个钟头。我记得临别的时候，他把开始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到现在回忆，这一次当面接触的印象，除了他的两钩胡尖，及一双锐利的目光外，最深的就是他的爽朗气象。他的谈话的恳切与热忱，使我感觉一种舒适；他的恢宏的见解，更提高了我对于中国学术的希望。他鼓励我作研究工作，是非常切实的。李济：《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７６页。丁文江像。
相识不久，李济就向丁文江指出他在昆明做过的人体测量中有些数字是错的。丁文江重新核对数据，发现毛病出在自制的卡尺并不精确。丁文江非常欣赏这位“直道而行”的小兄弟，还热情地把他推荐给地质学界、古生物学界的一批国内外专家认识，还介绍他参加了中国科学社１９１４年在美国康奈尔成立，主要发起人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等九人，任鸿隽为首任社长。１９１８年迁至上海，１９２２年在南京建立生物实验室和科学图书馆。科学社的目标不仅在于“促进科学，鼓励工业，统一翻译术语，传播知识”，还希望用十字军的热情通过科学最终再造中国。。李济１９２４年赴湖北调查居民体质，就曾得到中国科学社的经费资助。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3）
丁文江也是李济做科学考古工作的引路人。
１９２３年８月２５日，河南新郑南街李家楼的士绅李锐在雇工掘井时挖出古物，一座未经盗扰的双墓道大墓被发现了。驻郑州的北洋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闻知此事，带领士兵赶去发掘。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中国考古发掘队专门委员毕士博（C。 W。 Bishop）闻讯后也致函靳云鹗的长官吴佩孚，称“对于掘采一事，略有经验，甚愿尽其绵薄”，并称“甘效驰驱，纯系公家任务和私人爱好，决无盗取之用心，亦不受薪金报酬。钟鼎尊彝诸物出土后，如能拓印数纸，寄回美国展览，区区之愿已足”。“学者军阀”吴佩孚即命部下靳云鹗“似宜表示欢迎”，并“优为招待”。不久，北洋政府*和北京大学代校长蒋梦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