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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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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初，李济召集众人在长沙郊外的小饭馆“清溪阁”聚会。
“未言心相醉，不再接杯酒”。刘燿从事田野考古七年多了。１９３１年春，他还是河南大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傅斯年率史语所历史组同人岑仲勉、全汉升、劳榦、王崇武等在长沙圣经学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学国文系学生，参加史语所的殷墟发掘，后留所作研究生，１９３４年升为助理员。他参加过小屯、后冈、卫墓及大赍店等地的发掘，独立主持了山东日照瓦屋村的发掘。田野上他已度过了七个春秋，足迹遍及河南山东等地。此时，他刚刚完成瓦屋村发掘报告的图版及器物草图的制作部分……寒风中的刘燿端起酒杯喊出，“国将不国，何学术为！抗日第一，爱国为先”，然后一饮而尽。
未完成发掘报告就投笔从戎，同人对他既景仰又惋惜：一个搞考古的一生能接触到地下文物，多少带有运数的意味；这种遗憾，极可能就是终生。把酒话别，湘水呜咽。当日的细节奔泻在石璋如的笔下：我们叫了两桌菜，菜没来之前先叫酒。当时大家志气都很激昂，都先喝酒，用小酒杯喝，有人素来酒量不大，像董作宾先生就有“董文抿公”之称，不能喝，李济、梁思永先生酒量也不太大。由于在田野久了，像王湘、刘燿、我、祁延霈几个山东、河南人，喝酒比较爽快，就喝将起来。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８—１９０页。师长李济，自１９２６年主持山西西阴村发掘至此，已有十多年的考古经历。而今山河沦陷，百姓涂炭，该如何面对抗战救国和田野考古这一矛盾？他无意劝阻刘燿等人，只想说服自己和留下的同人：“我们是否也应该赶赴前线，与日本鬼子决一死战；考古这种工作，在现处的环境中是否是一种浪费？我们并不懊悔选择的这份职业，但那放下铲子扛枪赴前线打仗的冲动是完不了的，是异常强烈的。”李济例举英国的埃及学家裴居离爵士，欧战期间正在考古现场，也想拿枪投入卫国战争，然而冲动的情绪最终服从理性的调遣。于是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众人：“现在我们既然没有机会表达我们这种志愿，那就只有继续我们原有的工作。”１９３７年，日本人第一次轰炸长沙时，李济夫人（左三）与杨步伟（左四）到小吴门附近的现场探访。（李光谟提供）
第六章 流寓西南（2）
萧萧秋色，慷慨悲歌。几十年后倾注在石璋如笔下：几人先说“*万岁”，这是第一杯酒，大家都喝。第二杯喊“中央研究院万岁”，第三杯喊“史语所万岁”，第四杯是“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是“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因为比较早成立），第七杯是“河南古迹会万岁”，第八杯“李（济）先生健康”，第九杯“董（作宾）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兄弟健康”。如此喝将下去，有人已是勉力而为，还没有上菜呢，酒却喝成这样，于是有四个人——王湘、祁延霈、刘燿、石璋如四人就倒在餐馆地下不省人事，李景聃也醉了，不过没躺下。我们本来是住在长沙圣经学校宿舍，可是醉到一塌糊涂、又吐，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去。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８—１９０页。次日，刘燿、祁延霈、王湘等人告别师友，奔赴前线。
自兹分别，即杳无音信。后听说刘燿刘燿历尽艰辛辗转到达延安。从此，改从母姓，化名尹达。后人多不知其原名。去了延安，而一道离开的王湘、杨廷宝等仍无消息。李济放心不下，四处托人打听，还通过朱家骅去信问询周恩来。后来朱家骅回函李济：“关于王湘、杨廷宝二君之事，前蒙台嘱，即经致函周恩来君，顷接复云：‘嘱事曾特电探询。现王任延安振华造纸厂长；杨在延安解放社出版局图书馆工作。渠等均愿安心服务，不拟离延他往，务乞鉴谅。’等语。知注探转。”
第二节昆明两年
一、 赵元任出国风波
１９３８年冬李济一家逃亡广西经越南出入境，办出国护照所拍的唯一的全家照。（从左到右）一排李光谟（１９２７北京—）、李权（１８６８钟祥—１９４７南京）、二姐李鹤徵（１９２５北京——１９４０昆明）；二排保姆“小李妈”李佩兰（１８９５北京—１９８０北京）、大姐李凤徵（１９２４北京——１９４２李庄）、李济（１８９６钟祥—１９７９台北）、李陈启华（１８９８钟祥—１９７５台北）。
史语所撤离长沙，桂林暂住月余，最后经中研院总办事处商定迁往昆明。赵元任带领二组（语言组）单独行动。赵主持史语所语言组十年，调查了中国东部十二个省的方言和西南地区的土语，采集了许多边疆民族语言；开始在南京现代化的语音实验室，用科学方法分析各种语言现象。成绩得到国际学术界首肯。赵先生学问好，人也有情趣，一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唱遍大江南北。当李济带着大部队滞留桂林，还在为车船发愁时，赵元任凭着自身知名度和太太杨步伟的公关能力，已捷足先登。
史语所大部队由桂林经安南（今越南）的谅山、河内，一路舟车劳顿，终于在１９３８年春节过后到达昆明。历经坎坷，别后重聚，理当庆幸，殊不知又发生了一场误会。个中原因扑朔迷离，直到杨步伟的*《杂记赵家》问世，人们才知道，是与李济发生矛盾，起因就为这一路的磕磕绊绊和在昆明的安置问题。
据杨步伟叙述：在昆明的安排，由赵元任的学生章某委托连襟彭陆炳工程师负责。彭预定了拓东路６６３号华洋义赈会修筑滇缅公路留下的办公室，楼上楼下共有十几间屋子。从２月８号起，西南联大的蒋梦麟、蒋廷黻、周培源、王慎名、张奚若、罗莘田等一帮赵元任的老友陆续入住，先到先选，后来者只好睡在楼板上。楼下和后面的小屋分别作了史语所先期到达的凌纯声、吴定良、萧纶徽、芮逸夫、劳榦、董同龢、丁声树、杨时逢等人的办公室。战乱之中，苟且安身，总算又可以在书桌上写点东西。赵元任又开始整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闲时也写合唱曲，然后指导小孩演唱，也随众人各处去探访名胜古迹。２月底傅斯年来信，史语所迁来昆明，一处住不下，要再找地点，又租下翠华街的房子。
第六章 流寓西南（3）
杨步伟写道：三月十一日李济之等到了，可是一到就大发脾气，问研究院为什么不搬到翠华街去住都住在我们那儿？当日就要萧纶徽等人搬去，可好笑董同龢也和他们一道去了。等了一下子董又坐了一个洋车回来了，难为情地说，李先生不要我们语言组的人去。这一组仍留在拓东路住处，丁声树和元任一句话没说。在那时元任对这种事总是不响地生气而已。……七八小时手拿一管笔一字写不出来，终日不说一句话，我一看这种情势不好，不要因人家对付我们一家而害全体，不如离开为两全之计。
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在１９３６年本来请元任去数年或永久性教授……我就对元任说我们去信问问有没有机会，我们去一年避一避风头，等大家定点，消点气再回来。杨步伟：《杂记赵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１１３—１１６页。赵家走得非常郁闷，杨步伟数落了李济诸多不是，如在史语所借不到路费，不主动参加饯行，不准同人到车站送行等等。在驶往美国的远洋船上，很多人认识赵元任。一天，人们要他30年代的赵元任。（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唱《叫我如何不想他》，他唱了自己作曲的《过印度洋》。歌词中有“哪里是亚洲？哪里是欧洲？我美丽亲爱的故乡丢在脑后。怕回头，怕回头，一阵大风，雪浪上船头”的句子。唱完，一声不响回到舱里。
时值抗战，“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而把“我美丽亲爱的故乡丢在脑后”，赵元任会不会心怀愧疚？要不要给国人一个交代？赵太太在《杂记赵家》中，把一切原因都归于李济，这或许偏于主观。举家出走，恐怕不会是一时半时的决定？透过几份档案，多少或能捕捉到当事者的心绪：
１９３８年７月，李济两次致信赵元任：“甚望兄能等孟真到后再走，此次兄请假出国想有若干重要事必须与其面商者，此决非弟所能代也。”“闻悉兄此次出国概不受饯，至感不安，近捡旧籍得殷墟古乐器图像数帧，或可供兄为夏刍士子讲中土音乐史之参考，敬希收入行箧。”７月２２日，赵元任回函：“承赐古乐器照相，谢谢；改到二十五动身。”所档：考１２—１—１、２、３。７月２７日，俞大綵傅斯年电李济：“拓东路房请续租，弟三十一号飞蓉，在蓉候机，上旬内可抵滇，乞告元任。”所档：考３１—１１—５９。此时，赵元任已举家离开昆明。
赵家出国，对中研院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有如一次地震，赵李两人的情感也遭受了一次“断裂”。他们是哈佛的老友，友谊还熏染着双方家庭：２０年代，李济在哈佛念书。赵元任带家同住哈佛，又有一位小千金如兰，于是赵家成为中国留学生常聚之所。杨步伟写道：“那时在哈佛的中国学生中李济之、陈岱孙、叶企孙、萧蘧、张歆海、钱端升、李旭初等人常和我们往来，济之来得最多，胡正详差不多就是我们一家人一样。……到年假了，以上常来的朋友们都来我们家过年。……每年一次中国学生会的时候，我们总去加入，如兰就由他们大家轮流地抱，其中李济之和钱端升两个人抱得最多。”赵家的孩子也格外亲李济，据李光谟说：赵家和一些朋友家的孩子，对李济和刘半农这两位分别从美国、法国归来的叔叔很感兴趣，习惯地用英文“达克特·李”和法文“麦歇·刘”叫他们。１９２５年，李济与赵元任同时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两家又同住在清华旧南院。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６日，李济考察山西夏县西阴村返京，路上受寒，患斑疹伤寒，不几天就不省人事。起初，李家人相信民间单方，延误诊治，以至病危。杨步伟当机立断，叫车把李济送到协和医院救治。也许缘于那次救命之恩，杨步伟总好以李家的保护神自居。１９３６年，李权老人编修《钟祥县志》，请赵元任提供方言部分的内容。赵索性作了详细的方言记。后来，在他写成的语言学著作《湖北钟祥方言》中，反请李老伯担任钟祥城内的发音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六章 流寓西南（4）
李济与赵元任都是学术巨匠，个性独特，卓立不群。加之赵夫人杨步伟个性强，异于常人。他们这种关系如同一个比喻，两堆篝火不能架得太近，否则彼此都燃烧得不充分。
二、 从昆明城到龙泉镇
史语所分住城里拓东路和靛花巷两处。历史组研究人员劳榦、陈述给所长傅斯年写信报平安：学生等三月十二日到滇，……此次千里长途运公家要物来此，李启生、高晓梅诸君费力甚大，梁（思永）先生尤卖力气，生等亦随同料理，不敢分一、三组畛域，亦不敢辞事务工作也。唯房屋至今无着落，故一切均未进行……好在宿舍现已整理好，学生等及那廉君用煤油箱作书桌工作，亦堪适用。此地天气甚为和暖干燥。空气亦清澄，唯每日在外吃饭，稍感生活不安定耳。陈雯怡：《从“以书为本位”到“历史问题”的探索——陈述在史语所时期的学术发展》，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４９５页。傅斯年开始考虑长久之计，他于１９３８年春致函代理所务的李济：“同人几全到昆明，大可安定矣。在云南总是‘羁旅之人’理当‘入门而閟禁’。同人迁移安适，至慰。弟意在昆明可作长久想。所址租地以全租为宜，临大指西南联大。如建筑，似可入一股。……”所档：考１２—８—１６。他的想法还没来不及实现，日本飞机又开始轰炸昆明。
石璋如回忆：靛花巷位在云南大学隔壁，离北门很近，一跑出北门就是乡下了。当天九点响起空袭警报，我跟高去寻先生两人一起跑，藏到一个挖好的战壕，战壕的形状很像田野的坑，我们看见敌机本应从东往西，却在上空绕了一圈从西往东，九架敌机在上空缓慢盘旋，整队飞往昆明城，不久就清楚地听见机关枪、高射炮、炸弹的声音，我们在战壕内也丝毫不敢动弹，听见声音结束后才起身，看见敌机轰炸完毕之后成群结队离开，却见我方有一架飞机起飞追击，只见一架敌机冒烟，我方飞机见敌机冒烟就溜了。……
我们从战壕出来，回去昆明城内，大概是下午两点左右。往小西门方向走，那一带有昆华师范学校，被炸得很厉害，听说死了不少人。我们研究院的天文所也有损失，我不知道天文所在那里，只听人说天文所的研究员（可能还是所长，很有名气）李鸣钟的妻女都被炸死了。董先生作《殷历谱》时经常一起讨论的天文所的研究员陈遵妫，他的母亲跟弟弟都被炸死，太太跟儿子被炸伤。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９９—２０１页。秋天，史语所迁往昆明郊外的龙泉镇。镇因黑龙潭而得名，倚五老峰，有盘龙、金汁两河向南流入滇池。此时，中研院社会所和北平研究院历史所迁到落索坡，中央地质调查所到瓦窑村，北平研究院在黑龙潭，中博院设竹园村，史语所和北大文科研究所暂栖棕皮营的响应寺，中国营造学社迁麦地村，一时间龙泉镇俨然一座学术城。
傅斯年领头在棕皮营村长赵崇义的西院弄了块原种竹笋的地，预备盖五间房子。李济因家眷较多，在傅宅的斜对门，房子盖得更大些。两家之间有条路，李济在路北，傅斯年在路南。１９３９年昆明龙头村响应寺史语所驻地。（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六章 流寓西南（5）
董作宾、梁思永在响应寺后山墙的后边盖房子。董作宾爱写字，傅斯年曾题赠“平庐”，有人说是暗喻董作宾的夫人熊海平。梁思成、林徽因自己设计，请人用未烧制的砖坯，盖了一生中唯一为自己建造的房屋。
石璋如拍摄的龙泉镇烧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陈述是带着未婚妻一起逃难来昆明的，他匆匆央请傅斯年为他证婚：“生待婚妻吴富荣新由北到滇，只身住此，食宿多不方便。生拟聊备点酒，介其一拜诸师友，就可算结婚了。为法律上之郑重，谨制婚纸两份，敬恳吾师证之。……际此非常，不敢铺陈也。”陈雯怡：《从“以书为本位”到“历史问题”的探索——陈述在史语所时期的学术发展》，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４９５页。此时办喜事的还有另外两起：一起是全汉升的婚礼；一起是董同龢与联大的学生王守京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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