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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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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我们便听到工人口耳相传，研究院出四毛，很快就有赚八毛的机会。村长说县府官员李冠领着武官村村长和工人以“中央夜晚发掘团”的名义到李来发的田里发掘，研究院就是“中央白天发掘团”。……工作队觉得不对，便请驻团的警察跟士兵观察情况，军警就携带我们预备晚上工作时照明的双筒照明灯到1００工地旁高土堆上观察。军警看见盗掘者越过李来发的菜田，在附近的棉花田里有说有笑的挖掘，便打开照明灯，盗掘者发觉情况有异，军人与盗掘者都开了几枪，后来双方以有话好说为由决定停火，军警将盗掘者缴械，将李冠、武官村长等人带到工作站，随后就派人把李冠送交县政府，武官村长和一部分被抓的工人则让武官村人来保释，于是夜里就解决了这件事情。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18）
翌日白天，张曹秘书到达工作站，不承认李冠是县政府正式人员。事实上，李冠若非县政府人员，就根本无权命令村长做事，只是县政府怕丢脸而不敢承认罢了。……后来李村长获释，整个事情不了了之。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９１—９３页。如果不是官匪勾结，至少是安阳县政府的“不作为”。１２月１６日，梁思永再致电傅斯年、李济，“删夜，侯庄工地东有数十人盗掘，今早查得盗坑卅五处，请呈中央电豫省府饬安阳县府限期拿获此案主犯，如照例敷衍，则发掘工作将不能继续”所档：考８—１６。。
一年又过，困境依然。１９３５年１月６日，潘悫函李光宇：“奉济之先生电，知已电专署严办盗掘案，唯延迟数日未办，对我方之威信大受损失”所档：考４—８—５。；１月２７日，李济致函河南安阳专员公署方专员，“侯家庄工作地内，又被盗掘，请严缉匪犯重惩该区保长”所档：考４—５—７８。；１２月３０日，潘悫再函李济，“洹河两岸盗掘蜂起”所档：元１５５—３１a。。
１９３５年春，欢迎李济视察殷墟发掘团时在安阳袁家花园（团部）的合影：左起王湘、胡厚宣、李光宇、祁延霈、刘燿（尹达）、梁思永、李济、尹焕章、夏鼐、石璋如。（李光谟提供）
转眼又是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０日，潘悫致函李济、董作宾，“专署对于盗掘人犯并未传缉，再刘清和伙同嘉祥等盗掘一案可否函专署将此二人严办或由总办事处处理？”所档：元１５５—３９a。１月２３日，潘悫函李光宇：“这两天真够我受的了，今晨已送裘委员上路，此间连日急于军事布置，将来如到紧急时期，非跑不可，因为地方人看我既如眼中丁，官方也有点讨厌我们。”所档：考４—８—１５。１０月２４日，潘悫函董作宾李济梁思永：“二十二日收工后大司空村南地发生盗掘案，三人就捕，翌晨石璋如君面诣程专员详述经过，程允定加严惩；办事处发现匪警后，公安局漠不关心，后经程专员电嘱公安局严加注意。”所档：考４—９—２７。１２月２８日，石璋如、王湘、高去寻再函梁思永、董作宾：“盗风不息，今拿获盗掘者十五人，兹将此十五犯送县法办，应请：先由所方电专署促严办；由古保会或行政院电省府或专署促严办；由中央派大员来查。”所档：考４—９—５２０。
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５日，潘悫、尹焕章函梁思永、董作宾、石璋如：“据王建勋君谓昨夜仍由张四元等率领盗掘，并有聚众图谋大举情形，且张东元（档案原件如此，与‘张四元’疑为一人）负有看守工作地之责，竟有勾结军队情事，此事应如何处理应请裁夺。”所档：考４—９—７８。
……
世风日下，有巨大的利益诱惑，有密织的关系网保护，盗墓私掘活动如影随形伴随李济领导的十五次殷墟发掘的整个过程。
四、 侯家庄南地与西北冈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１９３４年春，第九次殷墟发掘吹响了动工哨子，主持发掘的是董作宾，先后参与发掘工作的有李景聃、石璋如、刘燿、尹焕章、顾理雅顾理雅（H．G．Creel），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古代东方的教授，先是殷墟现场的参观者，后变成了参与者。等人。地点是侯家庄南地。两年前第六次殷墟发掘时，在小司空村南地发现了灰土与陶片，正待发掘，不料当地某位有权势的小司空村人士组织村民抗议，不让开工。为避免冲突，考古组停止了工作。原来距发掘地不远处有块“四面碑”，碑文是元代书法家赵孟钏椋淖制挠惺谐。枚嗳送靥怖然盗俗冢钡厝苏也坏降胤匠銎图藁隹脊抛椤Ｕ獯畏⒕虻睾罴易暇嘈∷究沾宀辉叮钡鼗岵换峁始恐匮荩恐鞒秩硕鞅鑫从瓿耒眩冢苍拢常叭占闯饰陌惭粝卣岛罴易洗迕窈钚挛牡耐恋乩锍鐾亮思坠俏模蠲⒕颍砬蟊；ぁＫ置孛芰绲胤焦伲胂馗淖ㄔ奔嫦爻び氡０菜玖罘讲摺⒈０哺彼玖钏湛渍隆⒚厥檎挪艿瘸鱿⒕蛳殖】ひ鞘健Ｄ切┕僭本醯弥醒性貉耄成嫌泄猓廊磺巴７⑾痔掌强榈厥艉钚挛乃校脊抛榫凸退倍坦ぃ顾蟹菔杖耄匀桓咝恕Ｒ怀】赡芊⑸某逋磺娜欢汀！！∽詈玫膖xt下载网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19）
董作宾把侯家庄工地分成东、西区两片，分别由石璋如、李景聃和刘燿、尹焕章负责东西两个区。据石璋如回忆：东区很接近侯新文发现甲骨处，当地是甲骨区，有小灰土坑与基址。西区发现了大灰土坑与墓葬。因为西区的大灰土坑出了很多陶片，每天长工得押送器物进城。我们一早起来，坐马车到工作点上工，晚上才回来，平常有四个人，如果董先生、顾理雅也去的话就有六人，就有两人得坐在车外头，马车负担很重。顾理雅人高腿长，不便坐在车内就坐外头。一次下工的时候，车经大司空村、往南北道一上前进，当马车要加速的时候，马跟车的联系突然松开，马加速前进，车却停止并向前倒，车外的顾理雅便跌下来，受惊之余幸未受伤。顾理雅回到安阳后，便急着打电报回到美国给太太报平安。安阳当地只有电报没有电话，我们平常有事就打电报回南京报消息。我们便开顾理雅玩笑，既已平安，何须打电报报平安。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８０—８１页。一天下午，距收工只有一个多小时的光景，负责H区第二十坑发掘的石璋如在坑里发现了大龟七版，龟版镶嵌在灰土坑内的硬土层中，不易发掘，他小心翼翼地用考古铲一点一点地撬松周围的土，发掘完毕已经天黑。他把七块龟版连同外面的土块全部用棉花裹起来，欢天喜地地送回冠带巷工作站。如何去掉黏在龟版上的土块，又能维持龟版的完整，大家边吃晚饭，边热烈讨论。参加过明清档案整理的尹焕章说，纸质档案受潮粘连，通常采取蒸的方式，然后慢慢揭开粘连的纸；也有人说用水浸泡以松脱泥土，或用小锥子仔细掏土。主持人董作宾综合大家的意见，用小炉子烧好一大盆热水，然后将毛巾放入热水中，再将热毛巾包覆着龟版和土块，慢慢地捣，土慢慢地脱开龟版，于是龟版完整出土。待第一块龟版黏着的土块取下后，即看见满满的卜辞文字，一块一块如法炮制，一直做到晚上十二点多才结束。
后来，石璋如写出侯家庄南地发掘报告，作为研究生的论文。董作宾据此写了详细介绍龟版甲骨文字的报告。他认为龟甲七版是在殷代第四期，由贞人“狄（大犬）”所作，卜辞就是管理贞卜之事的狄所写下的文字。
１９３４年秋至１９３５年秋的殷墟第十次至十二次发掘，工作地点完全转到侯家庄西北冈，重点是大规模发掘殷代陵墓。此时，中国第一部《古物保存法》正式生效，田野考古发掘需凭执照才能进行。梁思永以“侯家庄西北冈发掘领队”的身份领到了我国“第一号采取古物执照”１９３１年６月，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古物保存法》，几年间陆续完善了“施行细则”。其中１９３５年３月公布的《采掘古物规则》对学术性发掘的手续作了明细规定。于是就有了这张“古物执照”。。
１９３５年傅斯年视察第十一次殷墟发掘。右起董作宾、傅斯年、李济。（李光谟提供）
西北冈计划开挖大墓四座、小墓四百余座，按照梁思永的预算需要二至三万银元，比原来的预算多出五至十倍，史语所那点经费显然杯水车薪。此时，李济正代理史语所所长，他于是向中研院新任总干事丁文江伸手求援。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20）
丁文江给他出主意，让中博院也参加进来，投资部分经费，待出土器物研究结束后即送中博院永久保存。这当然是个好主意，李济本身就兼任中博院主任，于是他马上写报告，重新追加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预算。报告呈交到丁文江手上，他未加任何条件，大笔一挥就动用了有权支配的中博院的研究经费，顺利解决了问题。后来有人开玩笑说：“你们这是把左边口袋里的钱掏到右边口袋里去花，反正一家人！”
有了充足的经费，加之对西北冈发掘有较高的预期（此前１００５号坑和１０２２号坑出土了很多器物，包括完整的铜器），考古组新添置了摄影机，准备拍摄发掘现场实况。这在我国还是首次。那些拍摄的纪录片以后或对考古组的案头整理具有文献参考价值，或对中博院以后办展览可增添现场感和直观性。
安阳西北冈工地，人才济济。考古组的主力几乎全部加入了“这一推进历史知识最前线的发掘行列”，李济说，“就考古组在抗战以前的田野工作说……代表了一个最活跃旺盛的阶段”。
工地上除主任李济、老师辈的董作宾、梁思永以外，有“十兄弟”之谓。他们平日散住在工地附近的农户家中，仅周末才回安阳城内冠带巷工作站休整。长时间的田野工作，又过集体生活，彼此间亲如兄弟，便依次喊李景聃为老大，石璋如老二，李光宇老三，老四刘燿，老五尹焕章，老六祁延霈，老七胡福林即后来的甲骨文专家胡厚宣。，老八王湘，老九高去寻。后到的制图专家潘悫只好屈居“老十”。这“十兄弟”的玩笑语，竟在“*”中成了一桩被追查的冤案，真让人啼笑皆非。
老七胡福林果然“福”气降“临”。他分工负责侯家庄西北冈１００４号坑，那个坑是个方形陵墓，墓上有圆方两种盗洞，北东两边文物荡然一空，但在清理南墓道与墓室相接处时，相继发现了两个青铜鼎，还在附近发现了石磬、玉棒，在墓室下面找到一批武器：戈与戈柄，十个一束成捆摆放的矛，还有帽形铜盔，盔面有虎头花纹……
李济亲自视察过了１００４号坑的发掘现场，他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被填回土的盗坑对现代考古学家的探寻也是有益的。认真考查早期盗掘和回填的盗坑的痕迹，可以了解盗墓者的盗掘技术，更重要的是可获得一些判断盗掘约发生于何时的资料。由于某些原因，HPKM１００４上盗掘者挖的盗坑稍偏北，故靠墓坑南壁有一小块地方未被扰动。结果有两件大型青铜方鼎留下来了，直到１９３４年我们考古队重新发掘此墓时才被发现。”李济：《安阳》（单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７４—７５页。
回到南京，李济把工地的出土情况报告了傅斯年。傅又兴高采烈地转告了来访的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于是傅斯年与伯希和一同赶往西北冈。当时的场面非常壮观，“西区的四个大墓行将到底，东区的四百多个小墓已在发掘。虽然墓葬多被早期盗掘，可是其中残遗的也大有可观。譬如高约七十四公分的大牛鼎，稍低一点的大鹿鼎及大圆鼎，各种鸟兽形制的石雕、玉器、松绿石器，又有数十套车器，武士用的钢盔、弓矢、戈、矛、刀、１９３５年，梁思永在西北冈大墓接待前来参观的伯希和（法国）和傅斯年。（李光谟提供）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21）
戚、斧、钺等，饮食用的爵、觚、斝、卣、鼎、彝等等，并有车坑、马坑、象坑、鸟坑、人头坑、无头葬。”石璋如：《考古工作》，载《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所长纪念特刊》。
伯希和面对如此宏大的陵墓、排列齐整的小墓及大量精美灿烂的文物，不断发出惊叹和赞美。后来国内外报纸和电台都发表了这条消息，此后前来安阳参观者大为增多。自然，烦恼也随之而生。
五、 董作宾携女友风波
１９３５年４月初，董作宾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派遣，前往侯家庄西北冈监察考古发掘工作。９日他致信李济，谈此行见闻和打算，内中有“近日东区大墓之北出车马饰，且此区亦可见杀人殉葬或作祭之实证”，“弟此次拟将裴希庆处所存铜器石器照像拓印编书，理完即归京”，“日内与思永商量下季工作计划，备兄参考”等语所档：考４—６—１０。。虽名为“视察”工地，其实也就是回自己的地盘和工作单位，轻车熟路，沿途又尽是朋友熟人。于是，他竟犯了晕糊，携女友同去西北冈参观发掘现场，一路殷勤充当解说，并同住在招待所。花边新闻不胫而走，安阳城顿时沸沸扬扬……
４月９日，李济在得到梁思永关于此事的报告后，立即回电，要求梁思永“维持工作站最小限度纪律”所档：元２３—３２。。其意是事已至此，只能表明决非环境纵容，也想把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１９３４年傅斯年俞大綵于北平寓所。（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历史组研究员徐中舒自安阳返北平，向傅斯年告诉了这件事。傅斯年怒不可遏，４月１０日致电史语所，自我请罚：“中舒自彰返，始通知彦堂此行携女友往，并住办事处。弟汗流浃背，痛哭无已。追思本所风纪至此，皆弟之过，应即请革罚。弟今晚赴京，办理交待，并候惩处。乞陈在君、元任。”傅斯年致史语所电，《傅斯年全集》（卷７），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４５页。
傅斯年“罪己诏”的恼怒，其来有自：上年夏天，他与原配丁夫人离婚。丁夫人在济南陪侍傅母家居数年，而傅斯年常年游学任职在外，夫妇同处之日颇少，嗣以新旧习惯不同，遂告离异。８月５日，傅斯年与俞大綵女士在北平结婚，俞大綵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文系，长于文学，其兄俞大维与傅斯年同学友好，经俞大维介绍他们相识。此事在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他也成为某些好事者的靶子，因此他不愿史语所再生是非，授人口实。
在这件事情上，李济不愿让傅斯年过分责难自己，更不愿让外人看史语所的难堪，于是揽咎于己，自请处分，于同日致函丁文江：昨得孟真兄一电，弟为之惶恐万分，已托元任兄转呈，想已早在鉴中。唯弟对此事真相现在未得任何报告，详情如何，容探明后陈报，现在严重局面之演成，弟实不能辞其咎，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其理由如下：
（一） 此时孟真尚在假期中，代理所长职者，弟也；
（二） 彦堂此行，孟真事先已表示反对，弟实允许之；
（三） 此事之发生又在考古组之工作站，为弟主持之事业。
据此，则此不幸事件之责任，一切均应由弟负，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理合陈请准予免去弟考古组主任一职，并交付惩戒，以维院纪而儆效尤。《李济致丁文江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２３册），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４年，２４４—２４６页。董作宾始知闯下大祸，当日也向傅斯年李济致电诚恐请罪：“宾因招待女同乡参观工作，致干本所风纪，无任惶愧，谨请即日辞职，以谢贤明。”《董作宾致傅斯年李济电》，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２３册），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４年，２４４—２４６页。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22）
４月１１日，李济致电梁思永，“请敦劝彦堂实时返京”。所档：元２３—３３。梁思永是殷墟工地的负责人，处在漩涡之中。４月１２日和１３日，接连给李济回电，报告事件进展：“得知孟真中舒彦堂三人皆因孟真认为彦堂伴女友来彰参观有伤研究所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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