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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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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那个时代，未得到上级领导的指派，与不友好国家的外交人员来往，特别是单独来往，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一条铁律。因此当这一情况被报告到国内，吴建民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嘉许。全国青联方面更是欣欣然，他们派驻国外的人员在不寻常的情况下经受住了考验。
为了说明那个年代人们对没有上级部署的外交接触是多么的谨慎小心，不妨费些篇幅在这里回顾两桩中国外交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事件。
在20 世纪60 年代末，美国与苏联的争霸日益加剧，急于从越南战争泥潭中抽身，同时感到新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已不可小觑，美国总统尼克松多次表示决心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希望美中关系能够解冻。他与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一再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尽快向中国人传出美国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的信息，美国国务院甚至指示斯托塞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以最快速度给中国人递话，“即使追到厕所也在所不惜”。
1969 年12 月3 日，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和翻译景志成应邀出席在华沙科学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在展览会上，景志成发现中美华沙会谈的美方联络秘书西蒙斯与另一美国外交官在说着什么，手指还对着他们指指点点。他们猜测美国人可能要耍什么花招，决定活动结束后迅速离开。而就在他们离开时，美国人却紧追了过来。
当事人景志成这样回忆说：西蒙斯领着那个人追上来，指着另一位介绍说：“先生，这是我们大使。”景志成怕别人发现，他们没有停下脚步。被介绍是大使的人随即用波兰语说：“我是美国大使，我想会见你们代办先生。”景边走边答说：“我转达。”这时李举卿已走出大门，景也加快了步伐。美大使紧追不舍，继续说道：“最近我在华盛顿见到了尼克松总统他说他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这时李举卿已走得很远了，景为了甩掉美国人，又说了句“我转达”后急速离去。
其实此事根本谈不上什么接触，景志成总共也就说了两遍“我转达”，事后景志成又马上向上级做了汇报，可他的内心却十分忐忑不安起来，“怀疑是否中了美国人‘圈套’，使我深深陷入困惑之中。”由于美国人当时误把李举卿认做中国驻波兰使馆的临时代办雷阳，而且12月11 日，又是雷阳受命与斯托塞尔会晤，故而此事长时间被称为“美国大使追中国临时代办雷阳事件”。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外交的独特节奏（6）
另一桩发生在1973 年5 月7 日，中国驻希腊大使周伯萍在与希腊外交部商议完马卡雷佐斯副首相访华事宜返回使馆途中，看到附近街道警哨、车辆都比平时多，好像有重要外事活动，就要翻译查一下是怎么回事，翻译回使馆遂去找值班的人询问。值班的人刚学英语，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张请帖，大使名叫科威克，第一个字母是K，他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的请帖，也没注意时间是次日中午，见到翻译就问是否从科威特使馆的招待会回来。翻译因而认为途中所见是科威特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再看请帖上时间是12 点到13 点半，此刻离散场只剩10 分钟了。他匆忙找大使说科威特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有请帖邀大使参加。因时间紧迫，周伯萍来不及看请柬，未假思索就决定立即赶去。
科威特大使馆在中国使馆西北，但司机未去过，也不知道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就在中国使馆东南方，结果糊里糊涂开进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刚到希腊任上的周伯萍还不熟悉各国在希腊的外交官，把站在门口迎送客人的以色列外交代表当成了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一下车就匆匆忙忙与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迟到原因。
此时恰有《纽约时报》一名记者在侧，问周伯萍来这里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翻译把“这里”译成“雅典”，周伯萍没注意到这是个很不寻常的提问，而只认为是记者寻衅而已，就简单驳斥了几句。美国记者对中国大使的言行一头雾水，可周伯萍并没有理会，在与荷兰、墨西哥等国大使寒暄，并与以色列外交代表告别后才离去。
《纽约时报》随即发出中国大使到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的消息。而周伯萍在第二天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才从罗马尼亚大使处得知此事。当时阿拉伯国家都敌视、痛恨以色列，对有关以色列问题特别敏感。为防止事态的扩大和复杂化，中国使馆一方面采取紧急措施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各国使节说明中国大使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系使馆工作上的差错，丝毫不意味中国外交政策有任何变化，力求尽快最大限度地消除错误影响；一方面马上向国内报告错误情况并做出检查。
周伯萍随后即接到外交部电话通知：什么话也不要说，立即回国。
据说周恩来闻知此事非常恼火，在国务院办公会上说：“美国出了水门事件，我们出了雅典事件。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特大丑闻，必须严肃查处！”总理办公室用外交部名义发出通报，认定此事性质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整个通报措辞严厉。
周伯萍再次写了书面检讨，同时驻希腊使馆也写检讨分担责任。外交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经讨论拟出报告，认为周伯萍所犯错误严重，但考虑其态度正确，认识较好，建议免予处分，暂时在国内学习一段时间。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同意”。
5 月24 日，有周恩来批示的外交部报告以及所附周伯萍和使馆的检讨，送到了毛泽东手上，他挥笔圈掉了报告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等语，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还把报告所说周伯萍对错误认识“较好”改为“很好”。
毛泽东的圈改，根本改变了外交部报告对此事错误性质的判定，也使周伯萍的处境大为好转。这就是“中国大使误入以色列使馆事件”，也被称为“雅典事件”。
早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伊始，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就一再向外交人员强调：“外交授权有限，外交大权在中央。外交工作出了错，造成的损失收不回来。”他的另一段话：“我们外交工作的任务之一是跟帝国主义，重要的是美帝国主义作斗争。外交和军队是斗争的两个拳头。外交人员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要有敌情观念，深刻保持警惕……要有严格的纪律，外出必须两人同行。事先要请示，事后要汇报。”也被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奉为圭臬。因此吴建民拒绝苏联人邀请吃饭一事，在外1965年离开匈牙利之前在使馆院子与韩克华大使（中）和同事林迈珠（左一）。
交系统绝非小事一桩。
中国常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只有一个代表，一个翻译。除了本职的翻译工作外，代表要见什么人，都由翻译负责联系。到其他国家开会出差，也是由翻译去办理签证，查看航线怎么走，订机票。代表请客吃饭，翻译点菜，还要帮助端盘子。请客人到中国代表处来交谈，泡茶、倒水也是翻译的事。客人走了，还得刷洗茶壶茶杯盘子。这些看来都是小事，但其中有很多人际交流的学问。
吴建民刚到布达佩斯时，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是柴泽民。他走后，继任者是曾经任湖北省副省长的韩克华，他和“雅典事件”的主角周伯萍同时进入外交界。他来到匈牙利后，经过接触和观察，感觉匈牙利的党和政府并没有紧随苏联旨意敌视中国，相反私下里透露了愿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信息，因此他很希望能更多地展开工作。
韩克华在与各国使节的晤谈过程中，感觉到担任翻译的吴建民的外交潜质。因为那时当翻译还有个任务，就是做记录，对方讲了什么，中国大使讲了什么。这个记录做得好坏，是很能反映人的才具的。他知道吴建民是外交部借调去团中央的，出于展开工作的需要，他给外交部打了个报告，提出想让吴建民到驻匈牙利使馆工作。
此时吴建民在世界青联的工作和他本人的表现，已经得到全国青联的充分认可。他们闻知韩克华打报告的消息，也很想留住这个青年人才，据说甚至动用了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名义，给外交部打报告要求正式调吴建民到团中央工作。
一个年轻翻译，使馆也要，团中央也争，显然是个人才。两边的报告先后送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那里，他做的决断也很干脆：“回外交部。”孰不知他正是一位喜爱人才，也善于使用人才的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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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毛泽东（1）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第一次走近毛泽东那一刻，唐闻生紧张得几乎虚脱/周恩来说：“小冀你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吧。”/“对这种大国沙文主义，我都主张整一整……”/“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吴建民于1965 年8月离开了布达佩斯。
他走得很匆忙。在匈牙利将近四年，他竟然还没有花点时间，浏览一下布达佩斯的城市风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占满了他的生活，连他在这里掌握了第二、第三外语，其原动力也主要源自斗争的需求。离开世界青联总部，就回使馆，活动的范围就在这两点一线，而且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如果星期六晚上能放个电影，就很让人高兴了。”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环境，使年轻而活跃的吴建民能把全副精力投于学习外语。
其实从坐落在班促尔街的中国使馆走过几个路口，就有街心花园，春暖之后草木葱茏，花卉斑斓，雕塑掩映其间；狮子桥如巴黎的凯旋门一般威严壮观，横跨蓝色的多瑙河；匈牙利议会大厦的设计匠心独运，造型别致美观……在闹市区的“三一五”广场，耸立着匈牙利著名爱国诗人裴多菲的雕像，虽然被百年来革命知识分子视为箴言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深深打动着吴建民，可亲临拜谒到临了也只是他心中的念想。
直到又过了近30 年，吴建民因为出访而再度置身于布达佩斯，他第四章才发现这个城市诱人的旖旎。布达和佩斯原是两座城市，哺育了欧洲八国的多瑙河从中穿行而过，西岸的布达2000 年前曾是古罗马的军事重镇和经济中心，当暮日霞光给亚诺士山依稀可见的古堡镶嵌一道红色的边缘，很能勾起人们的思古幽情。东岸的佩斯，在近代以后成为国家政治和经济中心，它目睹了匈牙利人民奋起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场面……“我当年怎么会对此无动于衷，不曾找些相关的书籍读一读。”
回到外交部的吴建民受到了部里重视。那个时代强调出身，他的档案上填的是工人出身。因为父亲一度开过汽车维修作坊，他以往在出身栏内一直填的是资本家。可在入党时，团中央的组织部门听他讲述了家庭情况，得知他的父亲主要以驾驶谋生，就告诉他在出身栏内改填为工人。
出身工人阶级，又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共产党员，这在20 世纪60 年代的中国，是组织重点培养对象。更何况像吴建民这般年纪，常驻过国际组织，有多边外交经历，到过许多国家，见过和苏联及唯其马首是瞻的国家外交代表面对面交锋场面的人，在当时的中国外交部还真没有几位。
在吴建民回国前，外交部的一位副处长还曾到布达佩斯，对他做了一番业务考察，认为他的外语确实不错。所以吴建民回国后，即被安排进了新组建的口译组。
外交部原本没有专门的口译部门，因为周恩来几度说了口译非常重要的话，外交部遂于1965 年底在翻译处里设了口译组，其中法语口译组的第一任组长是范国祥。他比吴建民年长11 岁，早在1949 年外交部刚成立时就进了外交部。他曾经是学英语的，后来在瑞士学习法语。
吴建民记得当时口译组里的法语翻译，就范国祥和他两个人。有意思的是范国祥于1989 年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特命全权大使，而七年后此职的接任者正是吴建民，他们都为粉碎西方利用人权问题对中国政府进行制裁的企图，留下了有声有色的记载。
当时口译组的副组长是冀朝铸，他从朝鲜停战谈判时就做翻译，在20 世纪50 年代后期到70 年代初期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政要交谈的照片中，常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是英语口译的负责人，组中的译员有唐闻生、张毅君、徐尔维、楼小燕等。
人生的许多第一次都是难忘的。吴建民来到外交部没多久，其人生的又一个第一次就降临了，为中共中央最高领袖毛泽东做翻译。那是1965 年的10 月22 日，毛主席接见刚果（布拉柴维尔）的总统马桑巴—代巴的夫人。
中国同刚果（布）建交是在1964 年2月，时值马桑巴—代巴刚刚推翻亲西方的尤卢政权。他领导的新刚果（布）政府奉行联合进步力量，反帝反殖、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和国内旧势力的颠覆，马桑巴—代巴积极寻求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支持合作。建交当年，马桑巴—代巴就到中国，其中一次是秘密来华寻求援助。中国为帮助刚果（布）捍卫民族独立、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在物力和财力上对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两国关系得到迅速发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走近毛泽东（2）
1965 年，马桑巴—代巴政府两度粉碎了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支持的刺杀和颠覆阴谋，使用中国提供的现汇援助，组建民防团武装，并请中国派专家帮助训练。与此同时，马桑巴—代巴还顶住美国和西方国家要其断绝同中国关系的压力，表示对刚中友谊绝不翻悔。这一年，刚果（布）同中国的友好往来大大超过以往，相互间的访问几近20 次。
1965年10月22日，毛主席接见刚果（布）马桑巴—代巴总统夫人，吴建民担任翻译。
马桑巴—代巴夫人的来访是互访中的一次，她到中国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接见。那天，吴建民陪外宾从钓鱼台来到中南海，进的是新华门。毕竟是第一次给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最高领袖当翻译，因此毛泽东出现在会见厅时，吴建民不免感觉激动和紧张，心里怦怦直跳……
在外交部的许多高级翻译中，第一次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做翻译时，大都留下过极度紧张甚至当众“出丑”的典故。
比如20 世纪70 年代经常出现在毛泽东身侧的英语翻译唐闻生，第一次被派做毛泽东翻译时，居然紧张得几乎晕了过去。那是1966 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各国代表。外交部为毛泽东此次接见配备了三名翻译，一是法语翻译齐宗华，一是阿拉伯语翻译郑达庸，英语翻译临时选定由唐闻生担任。唐闻生从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连连推脱，最后因无人顶替不得不从命。可到了要进接见会场给毛泽东翻译那一刻，忐忑了许久的唐闻生还是没能控制住紧张情绪，几乎虚脱。在周围人的一再呼唤下，她才又睁开眼，被齐宗华等簇拥着，颤巍巍走向接见大厅。若不是廖承志救星似的来通知“主席不准备讲话了”，唐闻生真不知道她的第一次会是什么情景。
新中国成立后就给周恩来当翻译的过家鼎，在回溯翻译往事时曾揭过他的继任者的老底，“冀朝铸第一次给周恩来当翻译，腿一直在发抖。”冀朝铸在自己的回忆里，则讲了个他第一次给周恩来做翻译就在中途被叫停“下岗”的故事。
那是1956年在欢迎尼泊尔首相阿查利亚的国宴上，礼宾司安排他为周恩来的祝酒讲话做翻译。周总理致辞有中文稿，冀朝铸也拿到了英文译稿，周恩来念一段，他就照英文译稿读一段。谁知周恩来看到讲话稿里没有提当时陪同尼泊尔首相来访的尼泊尔执政党领袖，就临时加了几句赞扬尼泊尔执政党领袖的话，冀朝铸没注意到周恩来突然脱离讲稿，增加了内容，依然低着头照着英文译稿宣读。周恩来立即发现了，回过头来很客气地对他说：“不对，不对，小冀你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吧。”结果周恩来祝酒讲话未完，冀朝铸就被从第一桌请到最后一桌，当着全体贵宾的面出了“洋相”。
吴建民的第一次，比唐闻生、冀朝铸的情况要好一些。一来毕竟有了几年在国际会议上唇枪舌剑争论场面翻译的砺练，连十分被动的情景也对付过几回了；二来毛泽东与马桑巴—代巴夫人的会面是礼节性的，内容不太多，难度也不大。吴建民说他当时内心一个劲地念叨：不要太激动，要镇静，要好好翻译。关于那个第一次，吴建民还记得的是毛泽东主席身材魁梧，脸色很好，他的湖南口音很重，但自己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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