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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巨匠的一生:鲁迅画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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埽谟呗廴找嫫蛲骋徽较吆捅Ｎ拦赖男保逞溉匀淮幼约旱亩捞氐慕准堵鄢龇ⅲ逍训赝甘恿舜永砺鄣绞导既匀淮τ诨煦缥唇庾刺�###，从而确定自己在一场新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位置，一如既往地为奴隶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鲁迅的深刻性还在于，他不但指出抗战的障碍来自统治阶层，而且来自国民自身。他常常把权力者的专制手段同国民的愚昧表现，把权力者的政治心理同国民的文化心理结合起来加以描述和分析，在使统治者无所遁形的同时，让国民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一面是救亡，一面是启蒙，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在救亡中启蒙，以启蒙从事救亡。在特定的救亡时期，启蒙的主要任务则在于打掉中国政治剧目主持人的欺骗性，把幕后的丑剧搬上前台。《二心集》的后半部，《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都是这样的短小精炼，入木三分的文字。其中，《宣传与做戏》《经验》《谚语》《沙》《偶成》《漫与》《世故三味》《谣言世家》《火》《捣鬼心传》《现代史》《〈杀错了人〉异议》《二丑艺术》《华德焚书异同论》《由聋而哑》《同意和解释》等，都写得十分漂亮，比之《热风》诸篇什，更扎实，更沉着，更具藏锋。 在白色恐怖之下鲁迅的处境愈来愈艰难。上海事变以后，长达一个月内，甚至于流离失所，连一个可供写作的环境都没有了。正如他在信中所说：“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一个中国人，一个知识分子，当此内忧外患的时代还能做什么呢？他心里想的，还是要说话，要写文章，打破禁锢的沉默。 1932年1月，《中学生》新年号征稿，要鲁迅面对中学生说说今后努力的方针。他的答复十分明确，说： 编辑先生： 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自由么？假如各先生说“不”，那么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作声的。假如先生意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自由。 1932年间，在左翼批评家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新的论战。论战的中心，仍然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早在1931年底，胡秋原在他主编的《文化评论》创刊号当创刊词发表的《真理之檄》，还有《阿狗文艺论》，一面批判封建意识和南京政府的文化政策，一面批评左翼文化运动，把“普罗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都称之为“阿狗文艺”。在左翼批评家的回击之下，后来又发表了《文化运动问题》《是谁为虎作伥》及《勿侵略文艺》等文，坚持自己的“自由人”观点，反对政治对艺术的介入，表明一种矛盾的立场和理论上的混乱。稍后，杜衡以苏汶为笔名加入了这场论战。他基本上站在胡秋原一边，提出“第三种人”的观点。从此，关于“自由人”的论争便转向“第三种人”的论争，论争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现代》杂志上。 鲁迅介入这场争论很晚，直至苏汶破门而出，才发表第一篇文章：《论“第三种人”》。作为左联盟员，苏汶竟然把矛头对准了“左翼文坛”；这种简直近于叛卖的立场和极不严肃的态度，使鲁迅非常反感。但是，他没有使用过去对付论敌的近乎刻毒的讽刺笔调，也没有使用周扬等往往把问题归结为阶级本质的简单化的做法，而是以雄辩的事实和显浅的比喻，辩说苏汶所言及的两个要害问题，即“第三种人”是否存在，以及大众文艺的价值问题。 在专制的现代中国，不做奴隶，就是奴才，简直没有逃路。无论如何以“自由”“中立”相标榜，最后难免要分化；所以在鲁迅看来，论证“第三种人”存在与否不重要，全部的意义在于政治实践。针对苏汶对“横暴的左翼文坛”的斥责，鲁迅说，左翼作家有着引导的责任，但在“###”之下决没有超越指挥刀的威权，因此，所谓的“第三种人”也即“作者之群”说是因为左翼文坛的威吓而搁笔，也只能是自欺欺人的谎话而已。鲁迅承认，自有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确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但是，它依然按照固有的方向不断克服着，进军着。 ＇返回目录＇ txt小说上传分享
救亡与启蒙（2）
至于说到大众文艺，连环图画，唱本，鲁迅并不认为是没出息的。他说，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他由来憎厌那种轻视民间文艺的自以为高贵的贵族化观点，而且并不以为形式是决定一切的。 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理论的论战，由于左翼批评家是从党的理论和政策立场出发的，所以，一经党内的领导人的指示，很快地便偃旗息鼓了。令人不解的是，迟迟出战的鲁迅，却在同一营垒中人归于沉寂以后，竟独力把论战坚持下去。他接连观察到这样两种现象：其一是这些貌似超脱的理论的提倡者，已经卖身权门，同其他一些走狗文人为伍；还有一些更可怕的现象是，这些变化了的“第三种人”居然同自己的一些“同志”联成一气，甚至恶意地拿他当玩具了。随着情态的发展，尤其在1934年以后，他对所谓“第三种人”的态度也就变得日渐严厉起来。 1932年11月9日夜间，周建人来寓，交给他一封“母病速归”的电报。次日上午，他冒雨购得车票，晚上向内山老板辞行，第三日早晨便匆匆北去了。 到了北京，便立即写信给许广平，报道母亲稍愈的消息。此间，许广平也都不断给他写信，劝他写小说，或者玩玩，流露出女性特有的温存。往日的朋友，待他很好，使他深感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到的。但是，许羡苏已走，许寿裳不在，而许广平此刻也只能作纸上谈，内心是寂寞的。比起三年前的一次，显然少了那一份欣悦，而多了中年以后的怆凉。 在京居留期间，他什么也没有写成，惟一的成绩或许仍是演说。他一共讲演了五次，在北京大学，在辅仁大学，在女子文理学院，在师范大学，在中国大学。听讲对象全是青年学生。关于讲演的盛况，报章揭载说，“在各大学演讲，平青年学生为之轰动，历次讲演地方均门碎窗破。自15年后，此种群众自动的热烈表现，惟东省事件之请愿运动差堪仿佛之。” 这就是著名的“北平五讲”。 所讲还是文艺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政治问题是透过这些貌似纯文化问题来表现。他指出，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是不错的。他对中国文学有一种很独特的分类法，就是廊庙文学和山林文学两大类。前一种是帮忙文学，但既帮忙也就得帮闲，帮闲文学实在也是帮忙文学。至于后一种虽然暂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心存魏阙，毕竟是一家子。大凡要亡国的时候，皇帝无事，臣子便谈谈女人，谈谈酒，像六朝的南朝；开国时，这些人便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做所谓皇皇大文。目下的文化人大谈女人与酒；岂吉兆哉！在此，鲁迅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 回顾几年来革命文学演变的历史，鲁迅指出，在专制统治下所谓“革命文学”是怎样成为“遵命文学”的。这里说的遵命文学，完全不同于他对自己在“呐喊”时期的创作的统称，而是指受官方保护的文学。他说，有几类人物是值得特别研究的：其一，胆小而要革命，如叶灵凤之流。其二如张资平之流，大讲马克思主义，其高超处使人难以理解，又绝非实际所可做到。这样的革命文学，其实仍是遵命文学，还有，便是“为艺术而艺术”一派，对于时代变迁中的旧道德，旧法律，旧制度毫不顾及，表面上仿佛很纯粹，实则也是遵命文学。他说，目下的作品，很难代表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多为劳苦大众，以他们的思想和文笔，都不足以构成文学。中国到底有没有无产阶级文学，哪些才能算是无产阶级文学？应当怎样估量它们的价值？至今，他仍然没有中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以肯定的是，在五四的“文学革命”，即西装先生的“皮鞋脚”胜利之后，下等人的“草鞋脚”要插进文坛；它遭到霸占文坛的“皮鞋脚”的拒绝，这也是当然的事。 关于知识分子，他分为新旧两种。他的所谓“新”，并不包括浮游于社会上层的部分。新知识者立足于现实，在实际斗争中寻求自己的艺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自私，然而他的事业既然同大众结合，那么他的存在也就不是单单为自己的了。他指出，所谓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存在，至少得有一个可以容纳个性自由发展的空间，可是，在中国这块历代专制的国土上是连半点空隙也没有的。所以，要赢得自由和独立，就必须正对权势者，如果力图避开权势者的注意而奢谈什么“自由人”、“第三种人”，以及“为艺术而艺术”之类，倘不是幼稚或浅薄，那么简直就是欺骗了。 谈到新兴的未来派艺术，他的评说也很独特。他说，文章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看得懂的，一种是看不懂的。不过人家欧洲是不管看得懂看不懂的——看不懂如未来派文学，虽然看不懂，却是拼了命的。但是中国就找不出这样的例子，老是做戏似的，常有新主义而货色照旧。他说还有一点希望，就是：作者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又不可放的太大。譬如文学，徜写所谓身边小说，说苦痛呵，穷呵，我爱女人而女人不爱我呵，那是很妥当的，不会出什么乱子。如果一说及中国社会，说及压迫和被压迫，就不行了。如果再远一点，说什么巴黎伦敦，再远如月界，天际，可又没有危险了。他告诫说，不要只注意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的实际问题也要注意些才好。 ＇返回目录＇
救亡与启蒙（3）
最后一次讲演，题目是《文艺与武力》。他说，凡是叫喊自由和反抗的文学，统治阶级一定要用武力加以压迫。但是无效，于是使用麻醉政策，收买一些无耻文人，用文字加以粉饰。不幸文学是社会的，不是几个人的，这就不免仍然有不平。既然麻醉也无效，恶性循环，只好又诉诸武力了。他又说，言论与文学，自上古以至今日，自世界以至中国，均屈服于统治阶级。所以，争取言论自由，与努力于新文学建设，实在是文化人当前的急务。 北京、上海、南京，还有各地方的报刊，纷纷报道鲁迅返回北京的情况，期间夹杂了不少流言。有说他受了不愉快的压迫才悄然北游的，有说他负有特殊的使命的，有说他“卷土重来”是为了做教授的，等等。然而，这些于一个战士丝毫无损，他所关注的，惟是现实社会中的抗争。 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进攻山海关，接着进犯热河。国民党军队在热河的20万驻军不战自溃，致使关内大片土地相继沦亡。 民族危机非但没有缓解阶级矛盾，反而给统治者造成加强控制的机会。国民党政府除了继续出动军队围剿中央苏区以外，仍然以通缉、绑架、囚禁、酷刑、虐杀对付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压制知识界中反党治和其他反内战的运动的同时，强化党化教育也即奴化教育，在“训政”的招牌下大力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对于大独裁者来说，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专制主义的一种点缀品或代偿品而已。 经过将近半年的酝酿和筹备工作，一个以保护及营救###以及争取公民权利为职志的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12月间在上海正式宣布成立。 孙中山的###宋庆龄，以她在国内的特殊地位、天才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以及业已形成的国际声望，成为民保盟的执委会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鲁迅应蔡元培邀请入盟，补选为执委。 比起左联，民保盟是一个具有更鲜明政治色彩的组织，但它只是争取民权，不专为一党一派效力。既然民保盟保障的是被政府定罪的人的人权，是整个社会进化所必需的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这就规定了它与专制政府处在相对立的状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在加入左联之后，仍然参加了民保盟。 民保盟自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其中，如营救牛兰夫妇，营救陈独秀、彭述之、黄平君等###，营救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罗章龙、陈赓等共产党人，营救许德珩等教授学生，抗议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顾祝同，调查南京监狱状况，帮助国民御侮自救会，声援各地维护民权的斗争，抗议德国希特勒派###的暴行等等，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鲁迅自始至终参加民保盟的斗争。对于平常的###，包括左联的会议，他是不出席的，但是只要接到民保盟的开会通知，一定先期而到；对于一般事务，尤其牵涉到人际关系的，他并不善处置，而民保盟分派给他的事务，却办得整整有条。随着政府方面的压力，总盟和分会的十多个执委有的转向，有的消匿，有的敷衍应付，到5月间往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时，骨干分子已经不超过四五人。鲁迅自然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5月14日，国民党特务绑架了丁玲和潘梓年。稍后，应修人到丁玲家联系工作，被特务从三层楼的窗口摔下而牺牲。 由民保盟等人发起数十名文化人共同签名，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部长罗文干发出营救丁、潘的电报。同盟还组织了“丁潘保障委员会”，进行募捐和营救工作。文化界组织了“文化界丁潘营救会”，发表《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要求惩办非法绑架的幕后策划者。左联发表《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对此加以揭露。国际知名人士古久烈、巴比塞等也相继发表了声明。 丁玲的失踪使鲁迅感到特别悲痛。但是，他没有在所有有关的宣言上签名。他知道，屠伯是决不会分神于抗议的；对于一个专制政体，什么宣言都将不起作用。他根本不愿意向政府乞求什么。 这样，剩下来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加倍工作。鲁迅首先想到的是出版丁玲的书，让丁玲的作品得以最广泛的流布！丁玲失踪后的第三天，他找到郑伯奇，建议良友公司出版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并且吩咐尽快出书，出版后还得大做广告。他亲自查明丁玲母亲的详细地址，告诉良友主编赵家壁，得将丁玲的稿费分期分批寄出，以免被本家侵吞。 紧接着丁潘失踪，又发生了一起震惊上海的事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枪杀了！ 鲁迅与杨铨的接触，始于民保盟成立前后。每次开会，杨铨总是事先写了便条，请人驱车把鲁迅接到会场，会后则由他亲自陪送。接待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时，两人的接触稍多，还曾合影过一次。对于这位热血男儿，鲁迅是有所了解的。他曾经这样对人说过，杨铨本来是国民党方面的人，至于要同情共产党，也不过为了民族而已。说起杨铨被害的情形，他认为，汽车被打烂，人被打死，而小孩子未受伤，可见杨铨临危仍然是清醒的，才首先掩护了自己的孩子。对于杨铨临死时所表现的镇静的态度和人性的流露，赞叹之余，深表痛惜之情。 在杨铨入殓的当天，他不顾朋友的劝阻，同许寿裳一起前往万国殡仪馆。走前不带钥匙。他准备好了一切。 ＇返回目录＇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救亡与启蒙（4）
送殓归来，晚上写了一首七绝：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过了一周，他又做了两首旧诗，自抒怀抱，其中一首云： 如磐夜气拥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 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丁玲失踪和杨铨之死，有如两块大石压在心头，久久不能释怀。 在此期间，谣言四起，各处风传杨铨被刺后，接着又将杀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了。有一份报纸还披露了一份“钩命单”，每个名字下面都注有执行行刺任务的特务的代号。鲁迅和杨铨名下的代号完全相同。鲁迅在信中还颇幽默地说：“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不过他认为，其中至少有一半的恫吓来自“文虻”。还在丁玲失踪后不久，一连五六日，都有人打电话到内山书店支店询问他的住址。他估计也无非是文人所为。但是，恐怖无疑是存在的；所以在信上，也便有了“艰于行路”、“不能公然走路”的话。 当此“中国式的法西斯”流行之际，仅有六七个弄笔之徒名列“该死之榜”，也不必至于天下骚然，鸡飞狗走的罢？“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他的态度是明确的。在给山本初枝的信里，他写道：“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杨铨死后，中国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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