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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入海-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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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上海货走红全中国。“上海制造”成为时代流行语，任何产品只要贴上“上海制造”无一例外地会成为抢手货。上海有一家拥有“圣诞老人”品牌的服装企业因产品供不应求，希望找合作单位帮助扩大产量。当时，高德康每周都要骑着他破旧的自行车往返200多公里，奔波于常熟和上海之间联系业务。
一条坑坑洼洼的沙石路上，高德康以每小时十多公里的速度“狂奔”，来回十六个小时。渴了，喝凉水；饿了，啃干粮。当他得知国营服装厂信息后，立即带着样品，直接上门洽谈业务。国营服装厂检验员打量着高德康带来的样品，没挑出一点毛病，这才稍稍放心，给了他800件服装加工订单试试，生产期限七天。
高德康连夜赶回山泾服装厂。订单只有800件服装，但对高德康人数不多的小厂来说，绝对是个艰巨的任务。熬夜通宵、废寝忘食，又是一次与意志力的抗衡，终于在最后一天，800件服装按时完工。样品送到后，国营服装厂检验人员看了赞不绝口。从此，“圣诞老人”送给了高德康一件礼物。他可以在自己的乡村厂房里每天生产出数十件“上海制造”的“圣诞老人”棉袄罩衣，每件挣加工费6元钱，月收入上万。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10）
钱赚到手，高德康第一件事就是给山泾服装厂艰苦创业的位员工，每人配备了辆二手自行车，从此员工们不再是“步行军”。高德康增车事件轰动了白茆镇，很长时间都被人们津津乐道。
还是在9月，国务院放开160种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10月16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武汉召开全国小商品市场现场会，推广武汉市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在地理既不便利，又无资源优势的浙江中部山区义乌，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即使当时的环境是经济整顿、“打击投机倒把”，义乌还是提出了至今仍被当作信条的“兴商建县（市）”口号。
今天的义乌是“波浪鼓”里摇出来的。囿于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义乌人用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鸡毛换糖”这种原始传统的商业活动维持生计，追逐发家致富的梦想。1982年，一位叫谢高华的政府官员，从衢县调任义乌县委书记，时年56岁。正是在他短短三年的执政时期内，义乌发展成了中国第一个小商品交易市场。
通过民间流传的版本，谢高华做出“兴商建县”的决策，似乎与一个叫做冯爱倩的农妇有关。
原本城市户口的冯爱倩在60年代迁到农村。她见证了义乌穷困的过去，“农历十月，义乌人就挑担走街穿巷，一头是红糖，一头针头线脑，各地都去换鸡毛，换回鸡毛，卖给供销社换钱。”冯爱倩从1980年做小买卖，每个月农历初一、初四、初七赶集，其他日子在义乌城摆摊。
露天摆摊，按政策，是要“割掉”的。冯爱倩因此在摆摊时常遭受驱赶和罚款。作为全家生计的主要来源，摆摊的艰难让她很恼火。1982年5月的一天，冯爱倩跨着货篮子直闯县委书记的办公室：“为什么老是赶我们？我没工作，不摆摊我吃什么？”谢高华态度诚恳地解释国家的政策，冯爱倩却不以为然。她不明白的是，自己没工作，做点小买卖，为何要被赶来赶去，还要罚款。两人的谈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谢高华说了两句话，“我理解你，同意你摆摊；二我会告诉有关部门，不来赶你。”
谁也不会想到，一位义乌农妇与刚到任的县委书记的一次“争吵”，无意间促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的诞生。谢高华冷静下来，认真思索冯爱倩的话：开放市场对解决人们的生活出路有所助益，但国家的政策却不允许。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集贸市场到底应不应该开放？
雷厉风行的谢高华派了工作组，组织干部对当时只有3平方公里大的县城摆摊者进行查访。结果表明，就地摆摊“是老百姓为了生存找出路，是一个好现象”。经过大量调查，义乌县委做出决定：开放位于义乌湖清门的小商品市场。在此基础上，义乌县委、县政府一号《通告》随之出台：“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民进城，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道竞争。”县委还出资在县城稠城镇的朱店街两侧搭起上可遮雨、下可摆摊的简陋市场设施，也即为人们所熟知的“草帽市场”。谢高华用自己政治生命来赌义乌民众的未来。
值得庆幸的是，决策受到了上级领导支持。金华地委和义乌县委共同做出“关掉红灯开绿灯”的决策，全力支持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地委书记厉德馨亲自指示金华报（现金华日报）为义乌建设小商品市场创造舆论条件。金华报以《生活里的一条彩色河流——记义乌小商品市场》为题，采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率先在全国报道了义乌小商品市场。随后，省政府分管农业的副省长沈祖伦也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对义乌兴商建县发展经济的模式明确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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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尽管只有700多个摊位，但义乌小商品市场在谢高华等人支持下诞生了。20多年过去，如今的义乌成为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2007年成交额突破300亿元，连续17年蝉联全国工业品市场桂冠，成为全球小商品价格的指向标，并在连接中东和中国两大经济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义乌小商品市场近照
义务，凝聚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关键词。它热闹得不可思议，成为一条小商品丝绸之路的新起点。
具象的回忆总是易逝，但在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中，这个海水与火焰交织的年头，改革还是结下了累累硕果：
这年，北京有了“超级商场”。全国电视机保有量也增加了1000万台，人们逐渐养成晚饭后一家人围坐电视机前的习惯。《新闻联播》加大了国际新闻播出比重。通过电视，中国人与地球上其他国家的人可以看到相同的画面，中国和世界近在咫尺。可是在陈丹青的日记中，中国与世界又如此遥远。这年，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陈丹青，获得公派留学美国的机会。他在日记中写道：飞机降落在美国，纽约下着小雪。我上街发现，整条马路上只有我一个人穿着喇叭裤，啪挞啪挞地甩着走……
陈丹青的美国经验，是无数初来乍到的中国人不适感的一种表现。无论如何，中国、中国人正在以各种方式与美国发生着接触，拉近着互相的距离。社会的不稳定，离中国越来越远，各种*对中国人来说只是出现在国际新闻中的内容：阿富汗，反政府游击队夺回了一些被苏联占领的地区；中东，阿拉法特逃过了以色列人对他的暗杀；伊拉克，萨达姆遭枪手袭击，两伊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南美，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阿根廷和英国爆发了二战后最大规模的海战，战争以英国获胜而告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赢得“铁娘子”的称号。可就是这位“铁娘子”，借着刚赢得海战胜利的大国余威，来到中国与*会谈香港主权问题，却碰了个强硬的“钉子”。“铁娘子”提出，香港要繁荣只能靠英国。*毫不客气直接回绝：主权问题不容谈判。此后，中英两国历时两年，经过激烈谈判的二十二轮，香港于1997顺利回归中国。
回到国内。改革进入政策领域。北京市妇产医院出世的一个男婴，成为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的第一个公民。以7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间，中国进行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达到十亿三千一百八十八万人”。计划生育政策由此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写入新《宪法》：城市，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农村最多两个。年底，统计表明，年度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千分之三。
改革进入教育领域。中国大学第一次授予学位，36万人被授予学士学位，其中就有23岁的经济学学士冯仑。随后，他来到北京，读中央党校研究生，向着自己的理想大大迈进了一步。在中央党校，冯仑遇到了影响他人生的马鸿模导师。8562人被首批授予硕士学位，六人被授予博士学位，六人都是理工科。128万大中专毕业生中，理工科和师范专业学生占80％，文史类毕业生仅有8％。
改革进入政治领域。*中央做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省部级正职不准超过65岁，副职不准超过60岁；司局级不准超过60岁。5月，国务院完成机构调整改革，原53个部委合并为42个，工作人员减少了1/3。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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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也在社会其他领域产生影响。北京，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中华社会大学成立，招生对象主要是待业青年，毕业后向用人单位推荐，不包分配；上海，业余工业大学开展职业技能教育，每年培养学生4700多人。北京，中央电视台记者师旭平拍摄电视片《北京运动服装一瞥》，掀起运动服装流行风；上海，流行百褶裙和无袖的连衣裙，上衣变得紧身，颜色缤纷，“的确良”面料不再受欢迎。
农历腊月，中国观众在电视上第一次看到栏目主持人，播音员沈力担任《为您服务》主持人。栏目第一次固定播出时间，每周一次，每次二十分钟。此外，中央电视台播出一档英语初级教学节目《跟我学》，以情景短剧方式，教给观众英语日常用语。节目播出后，配合节目播出发行的教材，仅第一册就卖出100万册。
商务印书馆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此后，这套丛书延续多年，借助书籍这个载体，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海外开通了直通车。尤其是八十年代初中期的人文知识分子，在种种飞来峰一般的西方思想资源库中，看到各种思维的新的可能性，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就此变得多元化起来。金庸修订出版了36册的《金庸作品集》，在华人世界掀起热潮。成为大陆的青年人、大中学生诗意想象的一处乐园。
“学习张海迪”是这一年最响亮的口号。5岁时，张海迪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她克服病痛，自学英、日、德语，翻译了16万字的英文作品和资料。共青团和山东省授予她“模范共青团员”称号。
印度新德里，第九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金牌61块，首次跃居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名。法新社发电文：“曾一度被称为体育上‘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确信称为亚洲第一体育强国，结束了31年日本称雄亚洲体坛的历史。”
年底，上海经济区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标志着上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区域范围的概念初步形成。人民日报撰文《腾飞吧，金三角》，作者语气激动地写道：“自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后，人们对这个地区的注意力集中到经济方面来了……腾飞吧，金三角。”
总结1982年，唯一遗憾的或许是，在忽冷忽热的环境下，一批私营企业和个体户被“误杀”，但更多的却是在兴起。就如同历史的进程，尽管有曲折，终究是要前进。这似乎毫无疑问。
1982年过去了，1983年又会怎样？明天或将不同！
年度延伸人物：重庆摩帮
中国经济的发展绝不是一个突破口，每一个突破口都是某个改革片段的脚注。中国制造业的“军转民”这个突破口，成就了在重庆摩帮这个名头很响、江湖味很浓的摩托制造群体，成为重庆的一纸重要名片，也造就出尹明善、左宗申一批摩帮名人。
上世纪80年代，“军转民”势不可挡，为民间资本大规模介入摩托车生产提供了政策支持。作为三线建设制造基地的重庆，一批军品企业如嘉陵、建设、望江等转型生产民用摩托车，重庆摩帮的雏形就此形成。
在80年代，对于一般大众，汽车是奢侈品，自行仅仅用作距离的交通工具，快捷、方便的摩托车成为消费者的宠儿，也成为时尚的风向标。摩托车市场利润丰厚。重庆摩帮又给点阳光就灿烂，抓住市场需求量大这个机会，迅速崛起。重庆摩帮的发展，是整个摩托车经济的发展，不但促进了从事摩托车生产企业的发展，还带动了相关摩配企业的发展，这就为民营企业加入重庆摩帮降低了门槛。。 最好的txt下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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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摩托亮相巴西
90世纪初，是重庆摩帮的黄金时代，更多的民营企业拿到了入场券，占有一席之地，大批整车厂、配套厂在重庆纷纷冒出。从此，重庆摩帮成为重庆制造业的金字招牌。尹明善重庆市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挂牌，并与左宗申合作联合制造摩托发动机。由此，中国民营企业第一个生产摩托车发动机的车间建立起来。
左宗申的成功产生了涟漪效应，一大批跟随者在摩托车产业链上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到1993年，重庆已有10多家涉足发动机行业的民营企业。这些在单条产业链上游走的企业，除了要做摩托车发动机甚至螺丝帽中的冠军外，还有了进入整车领域的野心。
力帆、隆鑫、宗申等摩托车民营企业的异军突起，重庆成为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基地。从明星代言可见一斑：成龙代言劲隆，周润发代言恒胜，成奎安、陈佩斯代言精通，赵本山代言银钢，费翔代言银翔，李连杰代言巴山，李玟代言康超，赵文卓、袁立代言大江，邵佳一代言鑫源……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重庆摩帮所到之处，让对手闻风丧胆：重庆摩托整车抢到全国市场份额最大的蛋糕，零配件份额高达80％；在越南市场，“摩帮”来势汹汹，占了半壁江山，伊朗、尼日利亚、阿根廷等地也有摩帮的根据地……然而，重庆摩帮也有软肋，这为走下坡路埋下了伏笔：重庆摩托的崛起，大部分依赖于摩托车市场对产品的海量需求，市场对量的需求高于对质的要求。走大众路线的摩帮，使出价格锏，凭借低廉的价格，在市场上叱诧风云；与此同时，重庆摩帮本身也把着眼点放在量上，不但同质化严重，还在技术档次与产业升级有所欠缺；再者，重庆摩帮虽贵为帮，却难有是一盘散沙，个个单打独斗，甚至互相残杀，失去了团体优势。
随着摩托车市场的日益完善及更多的竞争对手的介入，重庆摩帮的这些潜在隐患最终会浮出水面，成为重庆摩帮的沦落之痛。90年代后期至今，全行业价格战让重庆摩帮不堪重负。为了维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在残酷的竞争中，重庆摩帮的摩托车也不得不贴上被贱卖的草标，万元左右的畅销车只有3000多元。一浪高一浪的价格战也不过是挑战的开始。与此同时，摩托车市场由于130多个大中型城市明确规定“禁摩”，出现萎缩。二三线品牌的摩托车销售一度萧条，很多摩托车厂商撑不下去。
海外市场，左宗申们的日子也不好过：越南市场是摩帮的海外大本营，仅2001年，2001年，重庆摩托车整车出口亿美元，其中越南市场占了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77％，随着越南摩托车整车进口关税的激增以及越南摩托业的发展，重庆摩帮难守越南市场。漫长的冬天原未过去。2005年，重庆摩帮再次遇到瓶颈：国家生产准入、欧Ⅱ排放、合格证制度等，一次提高了摩帮的生存成本；广东、广东、江浙沪摩托车企业迅速苏崛起，蚕食着重庆摩帮原有的市场。擅长打价格战的重庆摩帮在价格上已无优势，面对对手的强势攻击，则显被动。
2005年，是一场行业洗牌，更是重庆摩帮的一个生死坎。“不转型，毋宁死”，重庆摩帮除了转型别无选择。摆在重尹明善们面前有两条路：
一是由“重庆制造”向“重庆创造”转型，注重自主研发、技术升级和品牌塑造，逃脱同质化过高的困局，以质量、品牌击中消费者的购买心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更何况重庆摩帮远未达到瘦死的地步。左宗申开始在阵痛中蜕变。
二是调整战略，不要在“摩托车”这一棵树上吊死。2004年，重庆市政府曾发布《重庆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0年重庆市的整车产销量将达到150万辆，销售收入将达1350亿元，重庆轿车生产比重也将从目前的25％提高到70％。汽车工业将成为重庆市工业经济最强有力的支撑之一。从2000年开始，尹明善向汽车行业进军了。他说，“汽车是摩托车的延伸，选择汽车做为新的利润增长点无疑是明智的。”但力帆能否借力汽车延伸昔日摩托车的辉煌，还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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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沉默中的崛起者（1）
一群活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大小小、有名无名的沉默者点燃了中国民营经济的熊熊大火：
丁建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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