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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国:张艺谋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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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华绝对没想到这样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是她所不能接受的。她说:“请便,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爱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显然,她不同意离婚。
“难道你非得要我偿还你为我付出的吗?你非得要碰个鱼死网破,三败俱伤吗?”他说。
她说:“我已被伤得心在流血,不怕再受伤害。你们伤害别人这么轻松、这么心安理得?自己达不到目的就暴跳如雷?”
沉默了一会儿,张艺谋多少有些无奈地说:“那我只好背井离乡了。有人也劝过我说这样做不值得,我现在感觉不到,如果我以后真的落了这样的下场,我自己活该。只是请你不要把我的打算告诉任何人,否则,我们就成了仇人。”
肖华反唇相讥:“你用不着威胁我。该怎样做我自己知道。”
此时的肖华态度是异常坚决的。但是,张艺谋所说也是事实,他的心已经回不来了。这才是一切的关键,他甚至不惜背井离乡。
肖华在回忆录中说: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张艺谋在我脑海里的影子越来越遥远。在我的心底里永远有一块圣洁的土地,虽然这块圣土已被玷污,但我依然怀恋着昔日的纯真和诚实。是呀,这个从年少时就在艰苦环境中拼搏出来的人,竟也会那样软弱。他能克服许多常人无法克服的困难,但却永远不能战胜自身的欲念。《红高粱》塑造了一个有作为的导演,也最终熄灭了一颗曾经真诚过的心。在我与张艺谋二十几年的交往中,我似乎成了个悲剧人物,但我相信张艺谋也不会例外,时间会证实一切。
时间会证明什么?最终,巩俐和张艺谋在经历了多年风雨之后,并没有走到一起。这一切,似乎证明了肖华的这一席话。但换个角度换个立场,张艺谋又怎么熄灭了真诚?他当初和肖华在一起,那份爱是真诚的;后来和巩俐在一起,那份爱同样真诚;至于最终和巩俐分手,也恰恰因为他的真诚。
如果说,这系列事中一定有什么错误的话,那或许是时间的错误,是人的认识局限的错误。
人永远行走在路上,对于一个旅者来说,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每一份感情,都是旅途中的风景。有些风景,令你流连忘返,你恨不能将其永久占有。可事实上,占有是根本不可能的,你永远都是你,风景也永远都是风景。你只能在某一个时期内,与这风景达成某些默契,你投身其中也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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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有了公开的空间(1)
《红高粱》成为当时最受瞩目的电影,也夺得中国在戛纳电影节的第一个导演大奖。巩俐的演艺之路从此如日中天。但是,这部影片确实还存在许多瑕疵,因此,巩俐并不如人们期望的那样在当年的金鸡奖、百花奖上大获全胜。但“优秀女主角”、“一颗初升的新星”等殊荣接踵而来,巩俐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红高粱》之后,张艺谋还弄了两部电影,一部是由他导演,另一部是由他主演。
张艺谋导演的这部影片是《代号美洲豹》,主演的那部电影则是《古今大战秦俑情》。
日后,张艺谋很少提起《代号美洲豹》,这是因为,在张艺谋的整个电影事业中,《代号美洲豹》是唯一一部艺术上和商业上都失败的影片。
《代号美洲豹》是一部纯粹的商业影片,这既是张艺谋拍摄商业影片的初始,也是中国内地第一部由个人投资的影片。
张艺谋之所以选择这部影片,显然投资方面的考虑更为重要一些。当初,他决定拍《红高粱》的时候就曾为投资大伤过脑筋。他找了很多人,也想了很多办法,经过一系列努力才取得吴天明的首肯。即使如此,在最后时刻仍然出了问题,差一点就种不成那些红高粱,也差一点就让他的导演梦流产。现在不同了,有投资人拿着钱找上门来了,所不同的是《红高粱》是他自己选中的题材,而《代号美洲豹》是投资人选中的题材。
这是一个典型的警匪故事,放在今天也可以叫反恐故事,讲述的是大陆和台湾两方合作反劫机。
有人说,张艺谋之所以将这部影片拍砸了,是因为他的优势在拍农村题材、旧时代题材。这话有部分准确,但对于张艺谋的概括却绝对片面。张艺谋真正擅长的题材,是那种富含文化底蕴的、有内在张力的题材。他为什么痴迷农村?因为中国农村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他为什么拍不好城市题材?原因也一样,因为中国城市仅仅只有几百年历史,相对而言,还显得太浅。他吃不透城市,也无法找到表现城市积淀的外在形式。正因为如此,张艺谋的电影往往是一种进度较慢并且极度渲染的故事。城市生活的快节奏是他难以把握的。
尤其重要的是,《代号美洲豹》是以情节推进故事,别说是导演,就算是作者,也是被事件的发展推着走。有了这一驱动力,导演颇有些无能为力。而张艺谋显然并没有完全吃透这个故事便匆忙开机了。
这部电影缺乏张艺谋特点的另一个表现,是剧中没有女主角什么戏,这是一部典型的男人电影,巩俐在剧中虽然担任角色,却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配角。有趣的是,《红高粱》未能令巩俐获得国内电影界的最高荣誉,却在这部影片里获得了补偿——她以剧中护士小姐阿丽的形象,获得第12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
与此同时,香港导演程小东正在筹拍《古今大战秦俑情》,编剧是李碧华。这是一个玄幻故事:蒙天放和冬儿偷尝禁果,以欺君之罪被赐死。临刑前,冬儿将金丹送于蒙天放的口中,蒙天放被埋入秦始皇墓,成为一具秦俑。冬儿经过几世轮回,回到陕西去寻找蒙天放。编剧李碧华对张艺谋一眼看中,在她看来,张艺谋根本不需要化妆,就是一具活脱脱的秦俑。加上张艺谋连拿摄影、演员以及导演等国际大奖,有了这一切,就有了票房保证。李碧华和程小东说服了香港嘉民娱乐公司老板韩培珠,韩培珠又从香港赶到北京《代号美洲豹》片场,几经劝说、谈判,张艺谋终于答应。
许多人对张艺谋答应出演蒙天放十分不解。按说,张艺谋是个认准了目标便不会改变的人,他既然已经在导演事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为什么还要回去当演员?其实,张艺谋答应此事有他自己的想法。其一,对于内地电影界他已经十分熟悉了,香港只不过弹丸之地,为什么能够拍出那么多好电影?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驱策着他们?张艺谋趁此机会去香港经历一番,也是有益的。其次,他和巩俐的恋情如火如荼,作为男人,他不得不替巩俐未来的演艺事业打算。巩俐和香港导演合作,对于她拓宽视野和戏路是大有好处的。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张艺谋对香港演员和内地演员有过一番比较,大意是说,大家都觉得香港演员缺乏演技,其实并非如此。在香港当演员要在比在内地当演员难得多,因为香港是个商业社会,他们拍片是在抢时间。内地导演拍片,一个镜头要NG几十次甚至几百次,香港导演哪里有那么多胶片供导演浪费?他们NG几次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许多镜头往往是一遍成功。这样的做法对演员的要求就更高了。正因为这种挑战,使得香港演员必须具备相当的素质,否则在这个行当根本没法生存。
此外,张艺谋还公开谈到了一个原因,他说:
我演《古今大战秦俑情》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根本不是为了挣钱,因为那时给钱很少。原因是我正在闹婚变,我和巩俐的事曝光后,全国都在沸沸扬扬地讨论我的离婚,在很多人眼里我是陈世美,我没有一个地方能钻。那时没钱,不可能去开旅馆,就是想找个地方,有个相处的空间,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和大家的目光。这时韩培珠让我跟巩俐去演部戏,我第一反应就是接下来,这样就能有一个公开的空间,两人能在一块儿,避开外部世界。完全是因为这个我接了《秦俑》。虽然不喜欢,但能和巩俐在一起。那时我很看不起商业电影,觉得跟艺术差太远了。演完后配音我都没去。
张艺谋说那时他很看不起商业电影,并非无的放矢。像《秦俑》这样一个题材,如果深度挖掘,可以有历史的光芒喷射而出。那样,既可以兼顾商业因素,也可以充分考虑艺术因素。只是社会的普遍审美以及商业上考虑,造成了成品的某种局限。
张艺谋虽然去香港拍电影了,可他的创作班子并没有闲着,正忙着寻找下一部电影的题材。
此时,张艺谋的手中已经有几个选题,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仍然在要求他的助手们找选题。恰在此时,有人给张艺谋送来了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
刘恒的《伏羲伏羲》写的是洪水峪的小地主杨金山延续香火的故事。张艺谋之所以会喜欢这样的作品,是因为这类作品内核所蕴藏的力量,是一种旧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排山倒海,并且不是一个人或者一种势力所能改变的,它无影无踪却无处不在,能够引发冲突,使得故事充满曲折和变数。
任何一件艺术作品都是一种力量的聚合,而艺术创造者需要找到自己所擅长的力量,并将这种力量与作品内在的力量进行有机融合。
张艺谋最喜欢及最善于把握的作品,正是那种蕴含传统文化能量的。所以,他会对《伏羲伏羲》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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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女主角(1)
因为在香港拍戏,时间比较充裕,这次张艺谋没有找别人代笔,由刘恒写了初稿,张艺谋自己改了二稿。
对于作家来说,小说就像是自己的儿子,要他在原作的基础上作较大改动,那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尽管小说中有很多东西是张艺谋所喜欢的,却也有些东西是张艺谋所不喜欢甚至潜意识里在回避的。比如其中有杨金山用200亩山地换亲,而菊豆的父亲却因为得到这些地而成为地主,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一系列事件。在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已经非常开放,许多固有的观念已经不再是障碍,可张艺谋仍然十分小心,尤其对与他本人的出身有关的一些要素,他似乎刻意去回避。
就作品本身来说,故事起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又经历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及“文化大革命”,时间太长,叙述上肯定存在一些问题,结构容易松散。更何况,即使是在小说中这些时代背景也显得并不十分重要。所以,张艺谋进行改编的时候,第一个要考虑的便是将时代背景虚化。考虑好了时代背景,张艺谋接着考虑的是主人公的生活背景。小说中,主人公是农民,张艺谋对农民也是非常了解的,对于这一点他十分认同。可只要认真思考一番便会发现问题。小说的叙事手法可以天马行空,一句话就可以横跨几十年、几千里。可电影却不行,电影需要人们看得懂,还得时时刻刻抓住观众的眼球,同时还要考虑制作成本,这就要求电影所用的外景极其集中。此外,张艺谋是摄影师出身,非常讲究视觉效果,而他所强调的视觉又与外景地形而上的要素密切相关。刘恒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山村,那么,怎样找到这个山村本身最突出的形式上的特点呢?
构思这些的时候,张艺谋想到了染坊。他特别重视色彩,而染坊恰恰就是旧中国社会中最有色彩的地方。除此之外,整个戏如果都在染坊里发生,线条就会极其简捷,处理起来也容易得多。
张艺谋显然对《伏羲伏羲》这个名字也有自己的看法,虽说伏羲是中国的一尊神,可电影是给普通人看的,片名当然是越通俗越好。他更倾向于直接用片中女主人公的名字作为片名,这就是《菊豆》了。
1989年6月1日,张艺谋在北京北太平庄湖南办事处召开剧本讨论会。这次讨论会,除了原作者刘恒之外,还有一个后来和张艺谋有深度合作的人出现,他便是日后被称为张艺谋“御用编剧”的王斌。
王斌祖籍山东,出生于福州。这天,是王斌和张艺谋第一次相识。王斌回忆说:“张艺谋非常谦逊,一交谈,我们发现彼此的观点以及对电影结构的看法非常一致。张艺谋很聪明,他对人性有洞察力,特别是对完美主义、对艺术的执著,让我觉得,他是值得我尊重的人。”
这次讨论会原计划10日结束,前后10天时间。然而,这次讨论并没有完全按照计划进行,因为那年春夏之交的###,他们不得不匆匆结束。当时,公共汽车已经全部停开,街面上很难看到几个行人,只有地铁还在正常运行。张艺谋和摄制组的几个人只好用自行车将刘恒和王斌等送到地铁站。
本子讨论得差不多了,摄制组开始四处物色演员。
女主角是巩俐,这是肯定的。《红高粱》之后的所有戏,张艺谋也都为巩俐量身订造。这也正是后来人们认为是张艺谋造就了巩俐的原因之一。
剧中男性演员有好几个,第一男主角是杨天青,他在剧中的分量仅次于菊豆;在刘恒的小说中,杨天青的分量甚至是远远重于菊豆的。张艺谋考虑的不一样,他在考虑作品所要表现的那种内在文化的力量时想到了一个关键词:反抗。无论是杨天青还是菊豆,他们所做的都是对传统文化中那些压制人性的东西进行反抗。既然要表现反抗,女性的反抗就会比男性的反抗更显得有张力,也更为惊心动魄。所以,张艺谋将小说中杨金山这个角色弱化了,将更多的空间让给了菊豆。
任何一个导演都会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演员不会演怎么办?就算是最有演技的演员,也存在对某一角色的某场戏把握不准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既有可能是剧本本身存在情感定位不准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演员本身的演技问题,还有可能是演员临场状态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导演们极其常见地遇到,所以一个好导演必须具备两大素质:其一是善于利用一切电影语言来突出自己希望突出的;其二是要善于藏拙,既藏自己的拙,也藏演员演技不足的拙。 txt小说上传分享
绝对女主角(2)
张艺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善于运用电影语言的大师。在弱化杨金山的戏的同时,他想到的另一点就是怎样来突出菊豆。这就是所谓红花还要绿叶扶。
首先是杨金山,张艺谋在这个角色的选择上没有太费力气,有人向他推荐了北影的老演员李伟。老爷子在电影界浸淫多年,演技炉火纯青,在戏中演这么个角色,那简直是小菜一碟。接下来选择饰演杨天青的演员。最初,他们找了一个演员,也试了好多次镜。其他人都觉得不错,可张艺谋有些不满意,却又没有提出非常肯定的想法。最后在大家一致说好的情况下,张艺谋只好有保留地妥协,同意先试拍一下,看看效果再考虑。
整部《菊豆》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杨天白。
张艺谋觉得,杨天白能体现那种特殊的力量对他的扭曲,也是杨天青和菊豆悲剧的戏眼,所以对杨天白的戏加强了。首先,将杨天白的年龄段缩短了,由原著中出生到成年改成了由出生到少年。从某种意义上说,那股特殊的力量在一个少年身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才更加摄人心魄。其次,张艺谋赋予他一种怪异且充满仇恨的性格。显然杨天白在戏中是一种特殊的隐喻,也是一种传统势力的传承。
最初副导演周友朝找来一个北京的孩子。这孩子很精灵,有问必答,而且答得还很有趣;具有一定的演艺经验,一点都不怯场。周友朝是很满意这个孩子的,可张艺谋看过之后不满意。他说:“这孩子是挺聪明的,以后拍城市题材的片子可以找他。但我们这部片子不需要这么机灵的孩子,这部片子里的孩子没有什么话,我要的是他脸上透的那股劲儿。”
这孩子很想上戏,听了张艺谋的话,立即就做了“那股劲儿”的动作。可孩子毕竟是孩子,那股劲儿做得并不十分到位。张艺谋说:“好办,这种孩子在农村肯定能找着。”
杨天白还没有找好,另外的麻烦又来了。由于这部戏是和日本方面合作,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开放到今天这种程度,制度和政策上存在诸多限制,加上又处于那个极其敏感的时期,张艺谋他们做好所有准备时才知道有关部门可能不会批准。
为此,摄制组开始危机攻关,上上下下一直忙乱了几个月,最终总算是将批文拿到了。可日本投资方又出了问题,投资方担忧市场的问题。经过几轮谈判,日本投资方最终同意投资,但是将投资额拦腰砍了一半。
继续还是放弃,成了摆在张艺谋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如果继续,资金少怎么办?少了一半的投资,是否能够完成这部戏的拍摄?其次,时间也是一个问题。按照原来的计划,这部戏应该早几个月便开始拍摄了。可现在已经到了下半年,要想抢在当年上映,拍摄加上后期制作,只剩下4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拍摄时间最多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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