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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西南联大的故事:大师·大学-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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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眼，一切如昼。’”更有趣的是熊十力与同乡人废名（即冯文炳，文学家）的交往。据他自己回忆说，两人一相遇，必是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始则面红耳赤，大叫大嚷，继则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而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这种诘难攻讦的论学方式，使熊氏得益匪浅，他的许多论点就是在这种辩难中产生和完善的。
熊十力自1922年到北大，1954年退休，其间除到武汉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任课外，主要时间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曾经六进六出北大，可谓是北大不折不扣的“老”大师。
熊十力的主要学问是哲学，具体的讲是佛学和儒学。20世纪20年代熊十力尽管否定了唯识论，由佛转儒，但他并没有放弃佛学的研究。如1926年出版的《因明大疏删注》和1937年出版的《佛学名相通释》都被行家视为佛学的权威著作，对佛学的贡献极大。熊十力最有影响的著作是1932年10月出版的文言本《新唯识论》。这是熊十力倾十余年之功而写成的反映其哲学思想的巨著，被当时学术界称为“近年来的一部奇书”。该书一反唯识论“佛学本旨”，以体用不二为总纲，“完成自己独立的形貌”，创立了当代唯心论新儒学。著名学者马一浮对此书推许备至，他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称此书“将以昭宣本迹，统贯天人，囊括古今，平章华梵”，“可谓深于知化，长于语变”。又过了12年后，1944年3月，熊十力出版《新唯识论》白话本。这不仅仅是文言向白话的转变，更是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并由此完成了他新儒家哲学体系的构建。他自称：“《新论》的文言本犹融《易》以入佛，至语体本，则宗主在《易》。”另外，他的主要著作还有《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其学说影响之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时至今日，“熊学”研究者仍遍及海内外。
从为人行事上讲，熊十力和梁漱溟一样，都取儒者和佛家“知”与“行”合一的道路，有所信必能行，行与信完全一致，没有一点曲折，没有一点修饰。从生活上讲，熊、梁二先生都走的是佛家的一路。熊十力的衣着像是订做的，样子介于僧俗之间，袜子则是是白布高筒，十足的僧式装扮。他生活十分简朴，房间除板床、旧被褥、书架和书外，余物不多，吃穿用总有凑合之嫌。他平时喜立不喜坐，冬不御裘，御裘则病。在炎热的夏天，他总是穿着一条中式布裤，光着上身。见客也是如此，无论来什么客人，年轻的女弟子、学界名人、政界要人，他都这样，丝毫不觉局促难堪。
大半因信而诚之人多率真，过于率真则行事在常人眼中看来有些怪，熊十力也属此怪人之列。比如他为人喜静，好吃鳖，在应上海复旦大学之聘时，提出的条件是只接触教授，不接触学生，每饭须备一鳖。因为不好多上课，他在北大时，学生上门问学比去上课还多，被人称为不上课的名教授。他不喜人打扰，20世纪30年代初住沙滩银闸路西时，常有人无故打扰。他便关上门，门上贴一张大白纸，上写：近来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此门。正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凡看见此条的人都不禁哑然失笑。
熊十力不喜交往，人际关系仅限于少数朋友和弟子的圈子内。据说对弟子，他要求很严，极少称许，稍有不合意就训斥。对于个别被器重的弟子，他就更不客气了，必定是常常训斥，甚至动手打几下，有时对朋友也如此。居正是革命元老，也是熊十力的朋友，熊十力对他与学生一样，觉得不对就骂。又如陈明枢，是熊在内学院的同学，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陈当了广东省政府主席。这时熊正贫病交困，陈请他去广东，他不去；送钱，他不受。陈实在要送，熊说我每月生活费大洋30元，陈按月寄送，他受了。后来不知是因为熊十力不出名，还是因为30块钱太少，省政府出纳以为主席在打发穷乡亲呢，就把这事给忘了，一连三个月没有给熊寄钱去。于是熊十力写了一封陈明枢亲启的信。陈拆开一看，没有别的，一张纸满满地写了100个王八蛋。陈赶忙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出纳开除了。
在现代新儒家中，梁漱溟的思想学问近于文化，张君劢则近于政治，钱穆的儒家精神贯穿于史学，只有熊十力的学问是纯粹哲学，是形而上学。按这一代人建立哲学思想体系的成就，当首推熊十力。他在学术上的最大成就，是中国思想中本体论的阐扬。他所建立的哲学体系，被海外学者推为中国哲学中唯一系统化的“唯心论的本体——宇宙论的形而上学”，学术界称他是“陆、王心学之精致化、系统化最独创之集大成者”。梁漱溟曾说熊十力“他是中国唯一的‘狂者’”。陈毅1956年在上海高校教师会上曾明确宣布“熊先生是中国的国宝”。
熊十力弟子有成就者颇多，如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均以新儒家知名，号称新儒家第二代的三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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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叫座的史学教授——钱穆（1）
与熊十力不喜与学生接触相反，在北大有个特别喜欢与学生交往的教授，除了上课时善于与学生互动交流之外，他还喜欢同学生一起出远门旅游。在北大、清华兼课时，他曾三次与学生结伴旅游：一次是与北大学生结伴游济南、曲阜、泰山等；一次是与清华师生结伴西游大同，远至绥远、包头；还有一次是与清华师生同游开封、洛阳、西安，并登上了华山。此人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著名学者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其门下。这个人就是钱穆。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东南形胜地，江浙文人薮。钱穆出生于江南水乡无锡七房桥一户书香门第，7岁入塾读书，12岁时老秀才父亲撒手人寰。孤儿寡母，家境贫困不堪。母亲坚持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
1907年，钱穆升入常州府中学堂。学校舍监陈士辛，兼教学生修身课，与学生相处关系紧张。钱穆所在的四年级集体提议，要求校方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等。学生公推钱穆等5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又以集体退学相要挟，结果均为校方拒绝。钱穆作为学生代表，性格倔强，乃填写退学书，宣布自动退学。
这次学潮的5位代表，除钱穆之外，还有三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寿昆；另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名鼎鼎的刘半农；还有一位是比钱穆低两个年级的瞿秋白。
钱穆因闹学潮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是挥泪斩马谡将他除名，但随即又推荐他到南京钟英中学就读。不久，武昌起义爆发，钟英中学停办，钱穆又一次被迫辍学。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与同代其他思想家、学问家不同。他没有念过大学，非学院派；他没有留过洋，亦非西洋派；他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乡村，他是从乡土中国完全靠自身的努力走出来的史学巨擘。虽家贫缺资，升学无望，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颓废消沉，而是矢志自学，闭门苦读。他在中小学任教之余，利用一切时间，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考据、训诂亦极嗜好。他读书见缝插针，善于挤时间，哪怕是吃饭、课间体息、上厕所都要看书，无论严寒酷暑。夏天为防蚊虫叮咬，他学父亲把双足放在水中坚持夜读。他还效仿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方法，定于每日清晨必读经、子等难读之书，夜晚后开始读史书，上下午则读一些闲杂书，广取营养扩充知识。
由于钱穆十分用功，他的治学很快有了名气。他的最高学历仅为高中（尚未毕业），但后来他却到等级森严的大学做了教授。1930年蒙文通与钱在苏州相见，读到钱的《先秦诸子系年》初稿，称赞钱穆说：“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前辈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陈寅恪则称其极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声名卓著的胡适借到苏州讲演之机欲见钱穆。他说：“我来苏州有两件事：一是购买《江湜诗集》，二是想见见钱穆。”年长钱穆一岁的顾颉刚，其时在中国学术界已是大名鼎鼎，他与钱穆素昧平生，因事过苏州，也约见钱穆。他在看过《先秦诸子系年》后，说：“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你已不宜在中学教国文，应去大学教历史”。顾颉刚还把钱穆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带回北平发表在《燕京学报》上。后来也是因顾颉刚推荐，燕京大学聘请钱穆去任教。自从到燕京大学后，正值盛年的钱穆将其多年积累的学力迅速地迸发出来，加上这时北平城内人才荟萃，钱穆结交了诸多学术名流，除胡适、顾颉刚、蒙文通外，又认识了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林宰平、陈寅恪、贺麟、张荫麟、张孟劬、张东荪、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容肇祖、向觉民等，尤与蒙、汤、熊、林等过从甚密，经常相聚，切磋学问，交流心得。当时熊十力正撰写《新唯识论》，批驳其师欧阳竞无的学说，同为欧阳大师弟子的蒙文通不同意熊的观点，每次见面必加反驳。汤用彤也曾去南京内学院听佛学，在北大教的是哲学史，也是佛学名家。此公号为权威，但在熊、蒙二人争论时，他常微笑旁观，就是不表示意见。于是钱穆常在激烈关头充当二人的和事佬。当他们的议论从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时，蒙文通和熊十力照例又必争论，钱穆仍须作缓冲。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4。最叫座的史学教授——钱穆（2）
1931年3月18日，顾颉刚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写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他在信中说：“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
钱穆任教北大，讲授通史课。他的讲授有据有识，不骋空论，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比如关于中西文化的对比，他把秦汉文化比作室内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把罗马文化譬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通史课的教室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3倍，每一堂近300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他自己也曾颇为自负地说过，“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既惊异于他的渊博，更惊异于他的记忆力之强。他因与胡适都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所以后来学生才会把这个没有任何大学文凭的土包子和曾出国留学的洋博士相提并论，称之为“北胡南钱”。
北大教风、学风都很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胡适像顾颉刚一样，对钱穆可谓有伯乐知遇之恩。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胡适。为了帮助钱穆治学，胡适甚至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使用。但牵涉到学术问题，一旦有分歧，钱穆也还是坚持己见，寸土不让。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很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中各自把自己的观点讲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学生之间也彼此争论不断。有一次，赞同钱穆观点的同学激烈抨击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还有一次，钱胡二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却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是钱穆思想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他学术著作的高产时期。他的传世之作，多生成于这忧患的时代。他于1933年写成《先秦诸子系年》，1935年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年5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40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其著名史学著作《国史大纲》。40年代，钱穆还花大力气编写了《清儒学案》，全书计四五十万字，字字都是他亲手抄写。可惜在抗战胜利时，书稿装船返南途中，落入长江之中，一番心血付诸东流，人们只能从事先发表的书序中得窥此书的概要了。从《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到《国史大纲》诸书，钱穆以自己不朽的著作无可争辩地跻身于国学大师的行列。
钱穆治学不盲从，一心本其为天下宏道的责任感和爱国热忱，发抒其困心衡虑所得，这种治学态度也是令人感佩的。他治经学，敢向康有为挑战；治先秦诸子，敢与章太炎、梁启超论短长；讲近300年学术史，根本不同意梁启超的说法，另起炉灶；研究历史，在钱玄同、胡适、顾颉刚等疑古思潮盛行之时，他打起信古的旗号，重整了中国历史连绵不断的生命脉络。钱穆对待自己的学术思想是认真而严肃的，从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见解。据说《先秦诸子系年》写成时，先送清华大学出版，但清华有人指责其体裁不当，建议改撰，钱穆二话不说，转送商务印书馆。《国史大纲》写完后，国民政府出版委员会审查，指令修改书中某些章节。钱穆坚决不从，经多次争执，终于依原稿出版。
多少了解点儿中国近现代科教史况的人都会惊羡于钱姓人家人才辈出。现代中国物理学界最出名的“三钱”（三强、学森、伟长）都是需仰视才能窥其一鳞半爪的人中之龙，这姑且先不去说，就说跟钱穆同时代的钱姓同事。这个人叫钱基博，钱基博比钱穆扬名来得还要早，1927年，钱穆到商务印书馆出版专著《国学概论》，还要拉大旗做虎皮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儿子钱钟书。钱钟书其时还只是十七八岁的毛孩子，正像小王勃之与宴滕王阁，受命也不谦逊，即刻挥笔，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便签上大名。那时钱穆也还年轻，大概小钱基博10多岁，而比起钟书，又长了10多岁。二钱家的关系一时又不好查对宗谱，所以就按年龄来称呼。钱穆见了钱基博尊称叔父，钱基博稀里糊涂地又命儿子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这也许又算得上读书人算糊涂账的一段笑话吧。而钱伟长则真真切切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子了。“钱伟长”的大名即钱穆所命。后来钱伟长考入清华，由历史系转物理系，费尽周折，最后还是托叔父做清华理学院长叶企孙先生工作才如愿以偿。
钱穆解放后去了香港，在那里创办新亚书院，后应蒋介石之邀定居台北，1990年8月30日在台北去逝。这位被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或“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故去，也可以说是宣告了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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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书香世家之三沈二马（1）
在中国近现代高教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各高校教授关系颇为复杂。比如师傅徒弟共同任教的，有北大的陈介石与马叙伦；也有父子先后在一校任教的，像清华的梁启超与梁思成；师兄弟相互提携，一起任教的也很多，如五四前后的章太炎门下弟子，在北大就有那么好几位。至于兄弟同执教鞭于一校的就更多了，前面说过的周树人兄弟，读者诸君已是知道的了，其实还有很著名的“三沈二马”也是北大教授中有名的兄弟同校执教。
“三沈”即有名的沈家三兄弟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二马”即有名的马家二兄弟，马裕藻（幼渔）和马衡（叔平）（有人曾严格计算1919年五四运动时的北大教师，此时马衡尚未进北大，便拿马夷初来充数）。这些人都是饱学之士，在北京知识分子中间本来就有些名气，加上又都在当时如日中天的北大任教，且都是浙江人，因而更有影响。
沈家兄弟中沈尹默进北大最早，所以资格老，实力大，但也并不守旧，而且很有改革思想。陈独秀进北大任文科学长，少不了他的举荐之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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