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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京都当艺伎:一个美国女学者的花街生活-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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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铃弹丸”是一种比鹌鹑蛋稍大一些的金属圆球，这个圆球并非是实心的，里面还有一个固体小球，所以在滚动的时候会发出轻微的“叮当”声。把这种弹丸放置到阴道深处的话，它会随着女人的移动而发出声音。实际上这并不能引起女人强烈的快感，只不过能够使女人明确意识到阴部的存在。“我曾经试过一次这种东西，”二见说道，“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每次它‘叮当叮当’响时，我就会忍不住笑。我猜想这东西实际上还是用来让男人高兴的，因为男人每次插入的时候就会引起弹丸的响声。”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豆雪说道：“曾经有一个女人听说金橘也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她跑到附近的水果店买金橘。可是店主说：‘夫人，真抱歉，金橘全都卖光了。不过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桔子，你买这个怎么样？’‘别开玩笑了，’女人叫道：‘桔子根本就没法用。’”“金橘！”二见大声说道，当她好不容易止住笑后，她说：“恐怕我以后再也不能毫无感觉地吃下金橘了！”
当那位老师和他的夫人在午夜离开时，艺伎们一边跟他们说再见，一边为引起夫人尴尬不安而再三向夫人道歉。“没有的事，的的确确，完全没有，”夫人不住地说道。
在这个座敷进行的过程当中，有两名艺伎中途离开，去参加其他的宴会了，而一照则在晚些时候加入了进来。一般时间比较长的座敷，在后半段就会出现艺伎的变动。妈妈桑们通常对于艺伎座敷的情况都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以便在客人召唤某位特定艺伎时可以尽快找到这名艺伎。艺伎们并不是每次都能接受茶屋的安排，但是那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妈妈桑总是能够如愿。和客人们比起来，妈妈桑们对艺伎的影响力和威慑力反而更大。
午夜时分，茶屋剩下了一照、一千、一疑和二见。送走了老师及其妻子，二见的客人带我们去吃串烧烤鸡。这东西既可以当小吃，也能当正餐，取决于你会吃多少。老板是按照桌上留下的竹签来算帐的，因为已经是凌晨一点，所以我们五个都没有吃太多。我们的客人为这些竹签买了单，打着哈欠，让二见帮他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和二见、一千打算再待一会儿，所以只有一照跟着客人一起上了出租车。
在他们走了以后，我问二见，这两个人会不会发生点什么。“一照？”她嘟哝道：“和金田？别乱想了，金田只是顺路送她回去而已。”“我知道，可是他们难道不能现在改道去酒店吗？而且也不会有人知道，不是吗？”我继续问道。“人们会知道的，”二见回答，“金田是我的老朋友了，至少，我就会知道。”我并不是有意打听一照的私事，不过我对于艺伎如何安排与情人的约会感到很好奇。在艺伎花街，这样的事情要想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应该是很困难的。
我们把最后要的啤酒都喝完了。二见那天晚上并不急着赶回茶屋。我总觉得二见承担了茶屋里的大部分工作，而且她应该也厌烦了那位妈妈桑的坏脾气。不过，她总是用自己温和的个性努力克制和忍耐，而那天晚上，她看起来有一些疲倦了。她承认有时候感觉自己在京都就如同生活在鱼缸里一般，“我也许会到其他地方去买一块地，”她说道：“要不就去美国吧，在美国开一家茶屋——那里一定没什么竞争。”“这肯定不行的，”我告诉她：“美国人的妻子不可能容忍艺伎在座敷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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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见：第一茶屋的小妈妈（3）
一千点了点头，“美国人经常为了芝麻大的小事就离婚，我听人说过。在美国，一个女人只要离过三次婚，就能完全靠赡养费生活了。这是真的吧？也许这是个不错的计划……”“别傻了——这太可笑了，”二见说道。一千接着又声称将来有一天她一定要自己开一家茶屋。“这是件很头痛的事，”二见告诉她，“所有的帐务、所有的客人，全都要去管理和安排——作为艺伎要轻松多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跟你马上对调位置。”她们两个人为各自所承受的困难看法不一致。这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其他客人全都走了，原来已经是凌晨两点一刻。“我们也走吧，”二见边说边饮尽了杯子里最后一口啤酒。屋外寒风渐起，我们三个人在街角挤作一团，等待着出租车。今年的樱花季又到了最繁茂的时候，花瓣从树上纷纷飘落，在路边一团团地打着旋儿。二见伸出脚尖，轻轻地拨弄着花团。
形单影只陷祗园
我来到日本是为了研究艺伎的普遍文化，但我却发现自己逐渐和先斗町融为一体了。我在先斗町参加的座敷越多，我就越感觉自己是先斗町的一员，而其他人也同样这样看待我。有一次，一位妈妈桑的老顾客邀请我参加一个有美国客人出席的座敷，我立刻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我以前也曾经参加过这样的宴会，因为翻译被认为是我的“技艺”之一。这个座敷在优雅的土井饭店举行，那儿是一栋古老的公寓，最初是由一个富有的人家作为避暑别墅而修建的，位置就在京都的东山。我那天是作为客人被邀请的；参加宴会的艺伎全都来自祗园。
祗园大概有先斗町的两倍大，她们的艺伎和茶屋也是先斗町的两倍，而名气也许超出先斗町两倍还要多，因为祗园艺伎经常成为京都艺伎的代称。我通过三味线课程和采访认识了一些祗园艺伎，不过在那天晚上却没有看见任何熟悉的面孔。但是，她们似乎都听说过我；而且在座敷进行的过程当中，一些艺伎总是找机会讥讽先斗町。其中一个年长的艺伎更加是礼貌到家了——穿的这叫什么呢，她这样评论我所穿的和服。
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参加座敷。身为先斗町的艺伎，面对她们的冷嘲热讽，我很难无动于衷。于是，我只好不断提醒自己：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我要站在更高的层次，洞察整个京都的艺伎社会，不要纠缠于此。舞伎们表演着《祗园小歌》——“亲爱的可爱的祗园啊，腰带飘动着摇摆着呀”是这首著名歌曲的副歌部分——她们旋转着身子，好让客人们从后面欣赏漂亮的腰带。舞蹈结束以后，当舞伎们回到餐桌上时，她们开始诋毁先斗町的舞伎在这段舞上的表现。她们真是完全习得了年长艺伎那种傲慢的态度。
“只有祗园的舞蹈才有这种风味，”一个舞伎说道。“你必须从五岁开始学习舞蹈，才能成为真正的祗园艺伎。”她用这条官方的界线，向我描绘出祗园的艺伎怎样成就了艺术上的奇迹——生于京都长于京都，并且还有着严格控制的纪律和勤奋习艺的氛围。但是我认识另外一位祗园艺伎，我知道她所说的并不是事实。祗园——而不是先斗町——会和非京都籍的女孩签订三到五年的工作合约，然后把她们塑造成京都艺伎的模子。我在小歌课程上认识的一个同学就是这种情况。她在祗园的工作期限快要结束了，她非常期待早点回到广岛的家。
一开始这个年轻女孩很高兴能成为艺伎，但是由于她不是以舞伎的身份开始工作，所以她只得到二等艺伎的身份。在她工作的第三个年头，她开始对这种待遇感到身心疲惫。艺伎圈之外的人是很少意识到花街内部的这种分层的。先斗町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这样的内部分层，但是就我的了解来看，没有祗园这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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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力
有一天，我在先斗町遇到了妈妈桑的一位老顾客，他是东京一家出版公司的社长。他邀请我参加第二天晚上在一力茶屋举行的座敷，他是这次座敷的东家。于是，这一次，我作为唯一的先斗町艺伎参加了在祗园举办的座敷。
一力茶屋是日本最著名的茶屋，这个茶屋的建筑非常古老，有着迷人的暗红色砖墙，离祗园剧院和祗园神社都很近。当年，大石内藏之助带领着四十七位浪人（指没落领主家的武士。——译者注），假装在这栋房子里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实际上却在密谋向害死自己主人的领主复仇。这栋建筑因为这个历史典故而更加出名。所以，虽然我并不期待作为先斗町的唯一代表在祗园侍宴，可这栋著名而孤高的建筑，却令我急于一睹真容。
我把座敷的事情跟妈妈桑说了，也谈到了自己对于去祗园侍宴的疑虑。“不要那么胆小，”她说道：“你可是被特别邀请的，其他侍宴的艺伎大概都没有受到这种待遇呢！”不过我仍然有些紧张，“那我穿什么好呢？”受到上次的奚落，我对自己有一点不自信了。妈妈桑借给我她的单衣和服及染色腰带，因为五月份的气候已经不太适合穿袷（带衬里的和服）以及刺绣腰带，而穿夏季的■（罗纱和服）又还为时过早。当我于晚上六点半到达一力茶屋时，茶屋的女主人在门口迎接我，她非常的友善，多少让我感觉自在了一些。
这一次我是以艺伎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一个客人了。我跟随祗园艺伎——只有四个——一起进入座敷，里面十五位客人都已经在等着了。我们有些不太均匀地分散在餐桌周围，然后倒上米酒开始干杯。这次宴会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回味的，艺伎们甚至连舞蹈都没表演。八点半时，宴会就结束了，那些祗园艺伎全都消失不见，赶赴其他宴会去了。这种做法是有些无礼的，因为东京的客人们还没有打算到此为止，现在她们一走，弄得客人们都不知道去哪儿好了。
做东的主人招手让我过去，“给你的妈妈打个电话，告诉她我们都去三叶屋。”我打回去的电话却是欧巴桑接的，说妈妈桑出门了。我突然想起来今天妈妈桑要去参加烹饪俱乐部的晚会。我只好回到宴会厅继续跟他商量。“那么，先斗町还有其他合适的地方吗？一切就交给你来决定吧，”他这样对我说。于是我又打了好几个电话，可是没有一家茶屋有足够的空间接待突然到访的十五位客人。
由于这位客人是妈妈桑的老主顾，所以我觉得有责任帮他办好这件事。“我知道一个地方，”我说道：“那是个酒吧，但是非常有意思，管理那个酒吧的男人很像过去的男艺伎。”我打电话到那家酒吧，那边说座敷厅是空着的，于是我们立刻就赶过去了。这个酒吧是属于只限于接待熟客的地方，实际上，在京都有很多酒吧都类似于这种私人俱乐部。从外地来的客人如果没有本地朋友介绍的话，一般是没有机会进入这些酒吧的。
一力茶屋的妈妈桑既尴尬又有几分轻松，轻松是因为这些客人终于有地方可去，不必在京都城里无聊地闲逛；尴尬自然是因为在祗园举办的座敷，最后却由唯一的先斗町艺伎安排活动。这位东京的社长，很明显对祗园根本就不熟悉，他作为妈妈桑的熟客，为什么非要到祗园来举行座敷呢？我对这一点感到很好奇，而他似乎也觉得应该向我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在酒吧一落座，他就立刻把我叫到了一旁。首先他谢谢我帮他在客人面前挽回了面子，这些客人可都把他视为“京都通”呢；然后他抱歉地表示，他为了给客人们留下好印象，不得不在祗园的一力茶屋举办座敷，“这是他们听说过的唯一一家茶屋了，”他这样总结道。
我把客人们带到这家酒吧真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对这家茶屋进行管理并且提供娱乐服务的是一个男人，大家叫他“主人”，意思相当于男性妈妈桑。我把他描绘为一个男艺伎是因为他像过去的男艺伎一样会唱歌、会弹三味线，还能够独自表演传统喜剧。这位主人的专长有小歌、端呗、长歌、清元节，他还能唱义大夫、常磐津和一中节。客人们最常点的是都都逸，这是一种十八世纪晚期的音乐风格，唱的都是俗曲，最后往往会有一句幽默淫荡的双关语。｛57｝人们在听前半部分时并不太用心，但到了最后的妙语快要出来时，就都放下了手中的酒杯，专心地等待。这位主人却稍作停顿，咧着嘴露出狡猾的笑容，引得客人们连声催促。妙语这一部分我通常都听不懂，可是除了我之外，其他的人全都笑得东倒西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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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幽默
我带到酒吧的这群客人当中有作家、编辑和出版业人士，这些人全都是跟文字打交道的，所以他们把主人的表演也视为一种文字游戏。双关语在日本人的幽默当中占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由于日语当中存在大量的多音多义字，使得人们对于双关语的使用非常方便和自然。对一名艺伎来说，善于玩文字游戏是一种极为受欢迎的才能，比起美貌来，这种才能会让客人们更加赞叹。正是由于艺伎座敷对谈笑逗乐的强调，才让外国人在这些宴会上格外觉得无趣，对他们来说，翻译过来的日式幽默就和隔天的姜汁一般索然无味。实际上，语言不通只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日式幽默中还有大量因素会让外国人觉得不知所云或者干脆就是愚蠢无聊。
一个让日本人忍俊不禁的故事，中国人听来也许会觉得茫然，美国人听了甚至会觉得惊讶。｛58｝一般只有自相矛盾或者与人们预期不相符合的事情，才会造成幽默的效果。滑稽往往都是在正常状态的映衬下才显得可笑的。所以在任何文化中，只要符合了这个规则，那么很可能就会使人发笑。日本社会对于各种社会礼节都有严格的规矩和礼仪，虽然日本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谨小慎微，但无论如何，这些规矩都存在于日本人的心里。而正是由于日本社会制定了这些无比细致的规范，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触发滑稽规则，挖掘与正常状态产生矛盾的因素，制造幽默效果。所以，只有了解日本文化背景才能听懂日本人的笑话，这也就是日式幽默很难让外国人理解的原因。｛59｝
外国人也知道幽默是一种文化当中最难被理解的部分，所以当他们听不懂日式笑话时，他们也不会过于介怀。不过，很多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滑稽闹剧见识得越多，就会感到越来越惊骇。不可否认，不管是处于哪个社会阶层的日本人，都有像小孩子一般愚蠢的一面，而且很容易被低级笑话逗得哈哈大笑。只要给他们一个合适的空间，他们的无聊下流就会取代日常生活中的礼貌有节。而这样一个合适的空间当然就是座敷。
艺伎必须迎合醉酒后的客人顽皮下流的态度，她们还得忍受客人一个劲的无聊傻笑。但是如果这一切表现得太过分，艺伎就可以转而变成一个严厉的妈妈，用苛责的语气跟客人说话。日本男人似乎很喜欢这种感觉，他们愿意成为受到溺爱的小男孩。美国男人看到日本同事竟然纵容自己陷入如此没有男子气概的情境，往往都会大为惊骇。
实际上，日本人往往都是通过身体接触、宴会游戏、滑稽闹剧而营造出一片欢腾的景象，而这些在美国人眼里，就和童年的娱乐活动没什么两样。美国成年人不仅与这类娱乐保持距离，甚至还带有嘲讽的态度，但是日本人在这一点上却毫无约束。当然，愚蠢和无聊也会发生在美国人身上，可是这跟日本人的幽默完全是两码事，不具备可比性。在日本社会，也许只有艺伎花街才能成为“婴儿”的天堂，日本男人在这里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
在都都逸表演完了之后，大家一起喝了很多酒。主人把他的三味线借给我，于是我唱了好几首小歌。这群新客人对我的表演感到格外惊讶。在我们离开酒吧时，大部分客人都打算回他们的酒店。我带着剩下的四个想吃夜宵的客人穿过鸭川河，来到一家艺伎们晚上最喜欢光顾的面条店。一个先斗町舞伎和她的妈妈桑也在那儿，“菊子，这是你的客人吗？”那位妈妈桑问道。“是的，”我回答，“是东京来的客人。”
这次宴会的主人在回酒店之前给了我一个信封。“多谢关照。”我向他道谢，将信封摺进了和服的胸前。第二天吃早餐时，我打开那个信封，发现里面竟然有四张面值一万元的纸币（大概相当于120美元），一下子把我吓住了。可是坐在对面的妈妈桑却说：“昨天晚上你做得非常好，这是你应该得到的回报。”一旁的欧巴桑一边收拾早餐的碗筷，一边轻蔑地对我说：“看来这些日子你很红嘛，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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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赴宴
艺伎有时候会和客人一起外出赴宴。就跟在花街举行宴会一样，一般这种宴会也由公司买单，而且看起来和普通的晚餐约会没什么区别。有一次，在我的妈妈桑去乡下小住期间，我受到凝香茶屋的邀请，说是去附近一家牛排餐厅吃晚餐。这次活动是凝香帮她的一个客人安排的，这位客人也邀请了她，还有里见、一梅和一照。如果妈妈桑在家的话，她也会被邀请同往。这位客人请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吃牛排，如果算上一梅和一照的佣金，他差不多得花掉将近三百美元。
那天晚上我们全都被牛排撑饱了，而这位客人在里见吧的军歌声终于为整晚的娱乐活动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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