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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中，虽然隔了一段政治性的空窗期，但说起来，这项登顶的壮举是历经三十二年奋战的成果。
　　然而——
　　其中留下了一个谜题。
　　说不定在一九二四年六月，马洛里和厄文用他们的双脚踏上了圣母峰顶。
　　这是有根据的。
　　最后以肉眼确认两人正在行动的身影时，两人的身影几乎在峰顶正下方的位置。
　　马洛里和厄文两人出发前往攻顶，遇上某种意外而一去不回是事实，但那起意外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登顶之前？
　　还是登顶之后？
　　但是，那是一个无人能够得知的谜题。
　　然而，只剩下唯一一个能解开谜题的方法。
　　2
　　第一次攻顶队的诺顿和索莫威尔体力用尽，无功而返是在六月四日。
　　六月四日当天，选出第二次攻顶队的队员。两个名额中，一名已经决定是马洛里。另一名则由马洛里本人从队员中挑选。
　　马洛里选择了厄文。
　　安德鲁·厄文当时二十二岁。比起以马洛里为首的其他杰出队员，厄文的经历虽然略微逊色，但在这趟远征的前一年——一九二三年，他获选为牛津大学东斯匹次卑尔根探险队的队员。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内部有高峰和冰河，是连接北极海的群岛。厄文在那里以滑雪渡过冰河，将好几座峰顶踩在脚下，其中，甚至有山被命名为厄文。无论就体力或精神而言，他身为探险家的素质都无从挑剔。
　　除此之外，厄文擅长操作氧气呼吸器等器材，马洛里挑厄文为伙伴的主要理由就在于此。
　　远征的一开始，马洛里对使用氧气持保留态度。但在这次攻顶之际，他决定使用氧气。
　　如今，在攀登喜玛拉雅山时使用氧气已经成了一项常识。但在当时，对于使用氧气仍有许多存疑的意见。
　　其一是氧气具有多大的效果？确实，在氧含量低的高山，如果有供氧，行动起来会变得轻松，就知识层面而言是合理的。然而，也有人认为，如果充分适应高度，是否就不需要使用氧气了呢？
　　人类能够适应高度的极限，大约是六千五百公尺。一旦高于这个高度，无论再怎么能适应高度，都会得高山症。光是静静躺着不动，都会渐渐累积疲劳，迟早没命。
　　然而，如果能够好好适应高度，并不会马上死去。纵然是超过八千公尺的高度，在一段时间以内，都能够不靠氧气行动。所以，无氧派的人认为：只要在那段时间内，不靠氧气爬上峰顶再折返回来就行了。
　　目前，法国Gerzat公司制的铝合金氧气瓶，将容量四公升的重量减轻到五点七公斤，能以两百三十气压，把大约九百二十公升的氧气装进一支气瓶中。然而，在一九二四年，一支气瓶——气筒的重量就将近十四公斤。而且，一支气筒的氧气容量远比现在来得少。以一百二十气压，只能装进五百三十五公升的氧气。因此，马洛里和厄文从第四营出发时，各自背了两支氧气筒。再加上一般的登山装备，在攀爬喜玛拉雅山的情况下，这些多余的重量会成为登山者肩头极大的负担。
　　顺带一提，当时的氧气呼吸系统极易故障，无论是在结队移动，还是在高处行动时，经常都得修理。特地带去的系统不能用的情形也不在少数。
　　反对派认为：即使系统顺利运作，因为背负额外重量而消耗的能量，大概也会抵消掉氧气提供的能量。
　　马洛里当初也是站在不支持使用氧气的立场。
　　一九二二年第二次远征圣母峰时，马洛里在前往印度的船上，写了一封信给大卫·派，内容如下：
　　能爬那座山的机会非常少——然而，明明人生中有其他值得去做的事，却像这样再度前往圣母峰，我觉得这实在是件不愉快的事。更何况，一想到背上扛着四支氧气筒，脸上戴着口罩爬山——哎呀，这件事就失去了所有魅力。
　　另外，非常英式的思想，不容许在攀爬喜玛拉雅山时使用氧气。
　　因为使用氧气踏上圣母峰顶是一种作弊的行为。
　　这种想法，也存在容忍使用氧气的登山家心中。
　　纵然是作弊，如果不使用氧气呼吸系统，就到不了圣母峰顶，那就应该使用氧气。
　　使用派认为：应该可以同意使用氧气，将之视为一种必要之恶。
　　然而——
　　基本上，犹豫是否使用氧气的马洛里，究竟是因为怎样的缘故，而改变了心意呢？
　　可能的理由有二。
　　一是队长布鲁士因空气稀薄而引发心脏疼痛。布鲁士和马洛里合作，从六月一日起奉献自我地投入设置第五营等工作。在没有供氧的情况下，大量耗费体力的工作使得布鲁士心脏衰弱，因此，布鲁士和马洛里从第五营下山。
　　另一个理由则是，第一次攻顶队的诺顿和索莫威尔也是因为没有使用氧气而打退堂鼓。
　　马洛里八成是因为这两个理由，而下定决心使用氧气。
　　六月六日上午八点四十分，马洛里和厄文各自背着两支氧气筒，从第四营出发。
　　两人都只稍微吃了一点欧戴尔他们煮的早餐。
　　马洛里和厄文在那天内进入了第五营。
　　第五营无风，可望继续前进。
　　这封信经由挑夫之手，送到了第四营。
　　六月七日，欧戴尔进入第五营，马洛里和厄文进入第六营——也就是最终营区。从那里往前进，再也没有任何营区。必须从第六营朝峰顶迈进，然后再回到那里。这得在一天之内完成。
　　当年，并不像现在有高山用的羽绒外套。所有人各自穿着不同的服装。
　　在超过八千公尺的高度露营，以当时的服装而言，意味着死亡。
　　有一张照片。
　　是在一九二四年这趟远征时，在基地营所拍的照片。照片中是马洛里、厄文、诺顿、欧戴尔、索莫威尔、布鲁士等九名队员，身上的衣服五花八门：有人穿旧粗呢格纹上衣，有人只在外套上围着羊毛围巾。
　　顺带一提，第一次圣母峰远征队，队员的装备大致如下：
　　老旧的粗呢格纹上衣。
　　大外套。
　　羊毛围巾。
　　针织衫。
　　编织毛袜。
　　阿尔卑斯登山靴。
　　不像今天有质地轻巧的防寒衣物和用品。
　　顺带一提，这支第一次远征队的队长霍华·巴瑞上校，是穿菱格纹上衣、顶级格纹粗呢短裤，喀什米尔绑腿，参与这趟远征。
　　马洛里最后一次出发前往攻顶时的服装，是骑马装加上围巾。看他离开第四营时的照片，应该是小腿扎绑腿，穿着登山靴。
　　今天如果穿这种轻便服装，大概连日本冬天的山都上不了。
　　六月八日。
　　欧戴尔从第五营出发，迈向第六营。
　　马洛里和厄文应该已经离开第六营，视情况而定，说不定正在攀爬圣母峰的最终山锥之壁——欧戴尔如此认为。
　　云层罩顶，欧戴尔独自攀爬喜玛拉雅山的岩檐。
　　半路上，欧戴尔捡了一块应该是圣母峰上首见的化石。
　　不久之后，欧戴尔看见了历史性的一幕景象。
　　当欧戴尔爬上一百英尺左右的岩石，站到上面时，部分云层忽然分开，露出圣母峰顶，以及连接峰顶的岩檐。
　　欧戴尔在那道岩檐的一部分——人称第二台阶的地方，发现了两个人影。
　　他们分别是马洛里和厄文。
　　带头的人影在雪坡上移动，抵达上方的岩石台阶。另一个人影随后移动，和走在前头的人影在岩石台阶会合。
　　欧戴尔看到这里为止。
　　因为云层再度流动，遮住了圣母峰顶和岩檐。
　　那就是马洛里和厄文的身影最后一次被人亲眼看见。
　　马洛里和厄文就那么以圣母峰顶为目标，一去不复返。
　　然而——
　　假如两人按照预定行程从第六营出发，两人的身影应该在更高处才对。
　　马洛里从第六营，透过挑夫将两封信分别送给了诺尔和欧戴尔。
　　给诺尔的信中提到，马洛里在一大清早出发，并写道：自己最晚在早上八点会穿过峰顶山锥下的岩带，或山棱的天际线。
　　第六营的高度是八、一五六公尺。
　　第一台阶是八千五百公尺。看见两人身影的第二台阶高度是八千六百公尺。撇开水平距离不谈，若以垂直距离计算，两人当时往上爬了四百四十四公尺。距离峰顶，还剩两百多公尺。
　　当时是十二点五十分——假设两人按照预定行程，在早上六点左右出发，则已经过了六小时五十分。花了六个多小时，只爬了四百四十四公尺高，即使是在超过八千公尺的海拔高度，若将两人之前的脚程、天候和山棱地形列入考虑，也不可能那么慢。
　　难道途中发生了什么意外吗？连结氧气筒的呼吸系统发生问题，花时间在修理它吗？遇上难缠的岩场，在那里耽误了时间吗？——能想到的状况顶多只有这些。
　　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
　　两个男人以尚无前人履及的世界最高峰为目标迈进，就此一去不复返。
　　两人在高度八千六百公尺——这世上最接近天空的地方消失无踪，和世上断绝了一切的通讯。
　　3
　　有关两人消息的线索为人所发现，是在一九三三年。
　　这一年，英国的第四次圣母峰远征队组成，大英帝国四度挑战世界最高峰。
　　距离上一次，马洛里和厄文一去不回的远征，过了九年。
　　第六营——也就是最终营区，在当时设置在八、三五〇公尺高处。
　　这趟远征也以失败告终，但是五月三十日，出发前往第一次攻顶的哈里斯和华格纳两人，从第六营出发之后，前进了一小时左右，在快到第一台阶的地方——八、三八〇公尺附近，发现了一支冰杖。
　　那支冰杖在攀往第一台阶途中的岩壁上。
　　当时认为那可能是马洛里或厄文的冰杖，后来确定是厄文的。
　　这支冰杖引发了一个谜题。
　　厄文弄丢这支冰杖，是在攀爬途中，或者下山途中呢？
　　在第二台阶看见两人的身影，如果欧戴尔的证词是真的，自然会认为厄文是下山时弄丢的。因为，假如在攀爬途中丢了冰杖，应该不会继续前进。第二台阶比掉了冰杖之处更接近峰顶。正因没有丢掉冰杖，两人才到得了那里。
　　他们可能在这里遇上了某种意外。那起意外，大概是发生在下山途中。而且是后来无法再拿起那支冰杖的意外。在那里发生了危及遇难者生命的意外。何况尸体不在那里，代表遇难者的身体从那里向下坠落。
　　恐怕是下山时，马洛里或厄文脚底打滑。这时，两人大概是以登山绳互系身体。如果系着登山绳，当马洛里或厄文在这里滑落，就会拖着另一人，结果两人一起从这里往下坠落。如果是在较低处，一方应该就能设法以登山绳撑住先坠落的伙伴，但在这个高度发生意外时，实在无法瞬间采取正确的因应之道。
　　无论如何，意外发生在那一处，而冰杖留在那里。
　　问题是，在这里发生意外，去世的只有厄文或马洛里其中一人吗？或者两人一起丧生了呢？
　　如今，这个答案并不存在这世上，总之，一般人自然会认为，马洛里和厄文在下山途中，因为那起意外而一起死了。
　　然而，那也没有解开另一个更大的谜题。
　　那个大谜题就是：
　　马洛里和厄文究竟有没有踏上圣母峰顶？
　　当时，他们到底有没有征服世界最高峰顶呢？
　　两人开始下山，是在踏上峰顶之后？还是踏上峰顶之前？
　　发现冰杖也没能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研究人士——美国人汤姆·霍尔茨在《The　Mystery　of　Mallory　and　Irvine》中，展开了复杂的推论。
　　汤姆·霍尔茨提到，马洛里和厄文可能在爬完第二台阶后各自行动。
　　爬完第二台阶之前，两人浪费了时间，而且氧气不足。因此，厄文把自己的氧气让给马洛里，马洛里独自朝峰顶迈进。
　　马洛里朝峰顶攀爬，而厄文从那里下山到第六营。厄文可能是在单独行动之际，在下第一台阶时脚底打滑而滑落，把冰杖遗留在那里。
　　马洛里则凭一己之力，虽然踏上了峰顶，但在回程的下山途中也因为意外而滑落，或者没有在天黑之前回到第六营，被迫在某个岩石后面露营，因而冻死——
　　汤姆·霍尔茨如此推论，然而，这个说法有太多仰赖想象的部分。特别是关于马洛里是否踏上峰顶这件大事，仅止于有可能的程度。
　　一名登山家抵达距峰顶的垂直距离还有将近两百公尺的地点，这件事实并没有让那位登山家踏上峰顶的想象成真。对那位登山家来说，从那里到峰顶的行程无论再怎么容易，都不可能办得到。
　　结果——
　　英国派出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远征队，自一九二一年以来，到一九三八年为止，十七年内持续派远征队前往圣母峰，却一再无功而返。正式踏上圣母峰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九五三年。
　　自从一九二一年进行第一次远征以来，在整整三十二年后的五月二十九日，英国队的希拉瑞和丹增终于将圣母峰顶踩在脚下。
　　然而，谜题仍然没有解开。
　　许多人认为：马洛里和厄文在一九二四年站上了圣母峰顶。最后目击到两人的欧戴尔也如此认为。
　　究竟他们当时有没有踏上峰顶呢？
　　其实，是有方法可以解答这个疑问的。
　　一九二四年攻顶之际，马洛里向队员索莫威尔借了柯达的折叠式相机带去。
　　“BEST　POCKET　AUTOGRAPHIC　KODAK　SPECIAL”。
　　这台使用一二〇毫米底片的柯达相机，是在展开远征的一九二四年上市的最新机种。
　　在此，肯定能说一件事。
　　假如马洛里站上了圣母峰顶，铁定会用这台相机拍照。这件事是毋庸置疑的。
　　不管马洛里的尸体在圣母峰的哪个地方，在那具尸体背的登山背包里，装着这台柯达相机。而且，装在那台相机里的底片现在还能冲洗。
　　对于汤姆·霍尔茨的问题，制造商柯达公司回答：哪怕经过了五十年的岁月，底片仍能冲洗。
　　零下三十度到零下六十度——就底片的保存场所而言，地球上没有几个像圣母峰的雪中那么适合的地方。
　　换句话说，要知道马洛里是否站上了圣母峰顶，除了找到马洛里的尸体之外别无他法。发现马洛里的尸体，从他的登山背包中取出相机，冲洗相机里的底片——假如那卷底片中，拍下了马洛里或厄文其中一人站在峰顶的影像，就会彻底改写攀登喜玛拉雅山的历史。
　　对于这个喜玛拉雅山登山史上最大的谜题，另一件震惊世人的事件，发生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一日。
　　一九八〇年五月三日，日本登山会队的加藤保男①从西藏这一边，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圣母峰。
　　‘注①：加藤保男（1949…1982），于一九七三年沿东南山脊经南坳的传统路线登顶，是圣母峰攀登史上首次在秋天登顶成功者。’
　　他循着几乎和马洛里他们在一九二四年走的相同路线，于晚上八点五十五分站上峰顶。加藤保男在峰顶上停留十分钟，于九点五分开始下山。太阳早已西沉，半路上，加藤保男被迫露营。在超过八千六百公尺的极地露营。
　　五十六年前，马洛里说不定曾在同一个地方露营过。加藤保男从那个死亡露营地生还。
　　在这趟远征中，尾崎隆队员同时完成了全世界第一次从珠穆朗玛峰北壁登顶。
　　在这趟远征之前，日本在一年前（一九七九年），派遣珠穆朗玛峰侦查队前往。
　　当时，队员长谷川良典从中国队员王洪宝口中得知：
　　“在八千一百公尺的地方，发现了西方人的尸体。”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一日——
　　长谷川良典的东北棱队守在东绒布冰河，试图在六千五百公尺处设置第三营。那项工作告一段落时，王洪宝告诉了长谷川那件事。
　　相关内容详细记载于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的《读卖新闻》，和同年六月二十五日由读卖新闻社发行的《站上珠穆朗玛峰》中。
　　“那是真的吗？”
　　“肯定是真的。”
　　两人没有透过口译沟通，以片断的中文进行对话，但长谷川凭直觉听懂了王洪宝的意思。
　　两人蹲坐在那里，用冰杖在坚硬的雪面上写字，进行笔谈。
　　“真的是西方人吗？”
　　王洪宝用冰杖的尖端在雪上面写道：
　　“英国人，八一〇〇。”
　　接着，他急躁地写下几个中文字，然后继续写道：
　　“西方人的长相。一九七五年登山时。男人躲在岩石后面睡觉。大型岩棚。我一扯他的衣服就粉碎了。我捏起来一吹，衣服的碎片就飞走了。他看起来好冷，我就用雪堆在他身上，把他给埋了。”
　　惊人的内容。
　　王洪宝是一九七五年，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的第一次攻顶队员。不过，当时的登顶以失败告终……
　　他面向长谷川，以咬字不清的发音说了好几次“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