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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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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的嫌,也招老百姓的骂。
其实,在二政府统治下,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尽管由于政府失效,老百姓在有冤难伸而且特别想伸的时候,也会求助黑社会,而且凡是出现二政府的地方,根据黑社会中人的品性,有时候也会主持一点公道,但是总体来说,那种秩序绝非正常的秩序,往往是靠非法的暴力来维持的,就像当年的别廷芳一样,他的话就是法律,说杀人就杀人,连申辩的机会都不给。服从二政府的治理,只是由于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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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京官混世之法
京官穷,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永恒主题。
其实,京官穷,大官不在此列,权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难。穷的,只是那些小京官,所谓京曹,即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里的属员,无权无勇,人数众多,一般来说很闲,但却没钱。他们甚至比不上那些经手琐事的胥吏,由于有公务经手,在手续上就可以卡点油水出来。这种状况,在官吏分途而官员的俸禄又出奇低的明清两代,尤其明显。
京官之穷,是因为没机会直接刮地皮。同样一个六部主事,七品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县,平常年景,说不上贪酷,一年几万两雪花银总是会有的。但是在京里,一年的法定收入,也就是45两银子再加上一点禄米。京师米贵,居大不易,这点钱粮,家口如果超过5名,那么多半是要饿肚子的。原本文人就喜欢哭穷,做了京官,则一塌糊涂,活脱脱一个个怨妇。最有名的是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里,在骂人之余,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困窘。还有人填了曲子诉苦:“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京官哭起穷来,好像每日等米下锅,忍饥挨饿,日子都没法过了似的,其实大抵属于“家兄江南殁,舍弟塞北亡”的诗人作诗,当不得真。没错,这些小京官,的确房租经常拖着不交,“酒食常欠米常赊”,动不动就跑当铺,经常随份子送礼,欠债也属于家常便饭。但并不等于他们真的活不下去,事实上,他们往往出有车,食有鱼,家里有哑巴牲口,还雇有拿工钱的家仆。李慈铭一边厢说自家没米下锅,一边厢却记录自家赴一个宴会,又一个宴会,鱼翅海参没完没了。当然,很有可能,这边主人在赴宴,饭店门口,仆人找来嚷嚷:“大奶奶说了,当的那个镯子到期了,赶快去赎!”晚清有嘲京官诗云:“天乐看完看庆丰(看戏),惠丰吃罢吃同丰(吃席)。头衔强半郎员主(即各部的郎中、员外郎和主事,都是各部中下级属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将)。除却早衙签个字,闲来只是逛胡同(妓院)。”虽说有点夸张,但也*不离十。其实,当年吃瓦片的租房户,即便承租的官员拖欠房租,也断没有把人赶走的,因为租户里有个官员,对外好说话。而平时的商家,从来都是赊账的,按年节一总收账,因此,拖欠和赊欠,对于官员不算什么大事。
总而言之,京官虽然比外放的地方官穷,但日子并不真的像京里穷民那样难过。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见习翰林(庶吉士)大考未过,外放老虎班知县,因过于骄横丢了乌纱,马上就捐一个内阁中书进京,虽说没有钱拿回家,但自家的日子还过得不错,时不时可以捎点特产孝敬自己的老娘。京官,也有自己来钱的道儿。
京官第一种来钱的道儿,是打地方官的秋风,即揩油。当然这种揩油,属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方官总是要进京办事的,一进京,消息马上传开。同年(科举同届)、同事、同乡,一拥而上,地方官也就大方地大开筵席同时撒钱。作为地方官,进京办事,有关部门自然需要打点。主管长官得重点关照,但是自家的关系也必须面面俱到,同年、前同事、同乡,大小菩萨每个面前一炷香,一个也不能少。那年月,做官最要紧的是关系网,如果这种在大家眼里天然合法的关系都照顾不到,丢下一个半个,马上名声就坏了。官场上关系复杂,说不准谁和谁有点什么瓜葛,得罪一个,往往得罪一大片。有的时候,得罪人甚至都不可怕,但却不能落个薄情寡义的名声,破坏官场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官的撒钱,广积人缘,就是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按这个规矩走,才具平平不用怕,没有政绩也不用怕,只要不出大格,或者特别倒霉赶上战乱,进了官场,大抵都可以无灾无难到公卿。
京官第二种来钱的道儿,是吃来往京师的同乡商人。中国这块土地,官商勾结,自古皆然。明清之际,官商之间往来的平台是同乡会馆。说起来商人们弄会馆,是便于同乡之间互助的,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这玩意就成了周济进京赶考举子和穷京官的场所。举子进京赶考,可以在会馆白吃白住,如果考上做了官,自然会照顾同乡商人,这属于商人的期货投资。对于现任京官,凭借会馆,时不时地给点补助,实在困难的,还可以在会馆下榻,不收房钱,这属于现钱交易。
京官第三种来钱的道儿,则属于职务额外收入,这一点古今一理,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往往是越往后,这种职务额外收入越多,清中期之前,各部的胥吏多半比中下级官员机会更多。
所以,穷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只要有个官衔,即使在北京这种消费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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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界的官僚体系
《玉历宝钞》是著名的善书。曾经有一个阶段,中国的城乡,到处都是这种玩意,仅仅比黄历的普及度低一点点,每家一本不至于,说十家有三本,应该不算夸张。
《玉历宝钞》讲的是地狱的事,今日酆都这个地方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是托了《玉历》的福。《玉历》的地狱系统中,首脑就是酆都大帝。可惜,今天酆都这个地方,凭“地狱”旅游挣钱的人,对地狱的种种传说,已经不甚了了。某日等车,偶然看了一眼酆都的旅游手册,上面说酆都的特产有孟婆茶;在《玉历》里面,孟婆茶是给将要投生的鬼们喝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忘记前生,现在给大活人喝,不知是何道理。
中国人地狱的观念,来自印度的佛教。佛家讲六道轮回,其中的三恶道是畜生、地狱、恶鬼,地狱和鬼并列。中国人又把鬼装进了地狱,神、人、鬼三界,天上是神界的空间,地上是人界的空间,而地狱就是鬼们待的地方。
西方基督教也有地狱(hell)的说法。但是洋鬼子的想象力实在有限,看但丁的《神曲》,地狱里的那点事,实在过于简单。不仅里面的刑罚单调,无非放火上烤、让风吹着跑,而且地狱里面居然没有什么机构,作恶多端、神通广大的撒旦,在自己的地盘上,居然连办事人员都不配一个。
比较起来,我们中国人大不相同。《玉历》里面,不仅刑罚品种多样,从锯胳膊断腿,到开膛掏肠子,油炸,锅煮,磨粉,大蛆拱,凡是人能想到的恐怖手段里面都有。
更有意思的是,在《玉历》的叙事里,地狱跟人间一样,也是一个等级森严、机构众多的官僚衙门世界。
地狱里面有十殿阎罗,每殿阎罗都下辖赏善司、罚恶司、查察司等若干衙门,里面有判官鬼卒、夜游日巡、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等大小属员。十殿中,除了第一和第十殿,负责接受和转发鬼魂,其他的八殿,都下辖十六个小地狱,每个地狱照例设置对口机构、官员鬼等,一个也不能少。
如此庞杂的官僚机构,操作的是若干种繁复的事务,每个小地狱一种刑罚,针对鬼在人间的时候犯的一种罪过。比如在佛寺道观随意拉屎撒尿,就要下捣肉浆地狱,受人之托不办事,就要下刮脂地狱,犯口舌者下割舌地狱。
如果行过善,则可以功罪相抵。每个鬼魂进来,光是审核、折算、用刑,就要花去巨大的人力,不,鬼力和物力,这还不算最初的接受和最后的发送,包括挨个灌孟婆茶。
神、鬼两界,大抵都是人比照人间的样子比划出来的,里面的官员(神界还有帝君)都很多。但在神界,官员或者帝君,多半人浮于事,吃饱了没事干的很多很多。比如神界,好像只有观音、关公和妈祖几位比较忙,剩下的好像多半职责不清,说不明白到底负责管什么,像八仙这样的神仙,还到处游荡。
可是鬼界的官员却很忙。各种民间传说、小说、戏剧中,很少听说有阎王出来到处溜达串门的。因此,衙门排到10座,而且每座有16个小衙门,充分合理。只有汤显祖这个没有做过官的进士,才在自己写的《牡丹亭》里,非要给鬼界衙门精简机构,说是元末大乱,人间的人十停去了九停,新鬼自然也就少了许多,阎王殿事务大减,于是天帝把十殿阎君减了一殿。杜丽娘为情而死,进了地狱,居然只见到判官,不见阎王。
我总觉得,《玉历》设计的官僚系统,是一种鬼界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很有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的味道,对人的活动,从一枝一节开始盯起,吃喝拉撒,说话思想,乃至做梦起意,统统管起来,行善记一个红点,为恶记一个黑点,最后秋后算账,一点也赖不掉,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如此庞大繁复的管理任务,还要保证不出错,没有营私舞弊的,说实在的,真难。不知道地狱里的鬼官们是靠什么思想武装起来的,能一直维持如此的高效率和低差错率。抑或阎王殿里的刑罚过于严苛,把鬼官们吓得只能老老实实做事。
乡绅与精英
中国这个国度,自秦汉大一统,建立官僚型帝国以来,朝廷用来平衡官民关系的法宝有三:一是强调官员的自律;二是朝廷对于官员的监管,因此特别设置了别的国家所没有的监察系统,官小权大,替皇帝盯紧了官员;三是逐渐形成了半官半民的乡绅阶层,通过这个阶层的制约,抗衡官权的无限扩张。
官员的自律,时间长了都靠不住,而监察部门的监督,也会随着制度的疲沓,官僚机器的锈蚀,形同虚设,只有扎根乡土的乡绅靠谱一点。但由于整体上朝廷制度的废弛、政治的混乱,这种乡绅的抵制,也会变味,或者作废或者变成地方性的反叛。
如果按西方类似研究的说法,所谓的乡绅,也可以说是乡村精英,只要民这边存在文化精英,那么,官民之间就有缓冲,有沟通,关系即使逐步恶化,恶化的步伐也会慢一点。现在中国官民关系的难题是,一方面,类似传统官民关系的结构,依然存在。社会基本的矛盾,依然是官民矛盾,官员还是整个社会运行的主宰者。一个地方,得一优秀官员,则兴;赶上一糟糕的官员,则败。什么事情,负责官员一言九鼎,民众没有声音。但是,另一方面,跟传统社会不一样,社会上的精英,跟民众基本脱节,不仅乡村不存在过去那种跟民众关系密切的乡绅,连城市里的精英也跟民众关系淡漠。相反,他们中的多数,倒是跟官员关系更加紧密,有事没事,都自觉地站在官的一边,甚至不惜睁着眼睛说瞎话,以专家身份,帮官员圆谎。这样的结果,是使官民关系丧失了起码的缓冲,对立迅速加剧。
当然,官民对立的根本问题,在现代社会,还是因为官的权力太大,而民这一方,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一边无限扩张,一边节节后退,民方唯一的抵抗,就是通过“正常渠道”向上反映,然后让官员的上级得知情况,出手遏制,或者通过不那么正常的渠道,通过媒体和网络披露出来,还是让官员的上级得知情况,然后出手遏制。可是,严格来讲,官员的上级也是官员,除了最高领导,真正能从大局出发,遏制官权膨胀的,毕竟是少数。加上上级总比下级人数少,“正常渠道”经常不畅通,而媒体披露也有顾虑,网络上的事又经常很难说,一个事情,是不是能变成网络事件,制约条件很多,严格讲,官员也不是不可以操控的。因此,尽管我们说,官员最怕的事,就是被曝光,被捅出去,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是有本事把事情控制住,只要控制得住,民的反制就没有作用,反过来,他们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扩权了。
事实上,现在官民矛盾最大的问题是官民结构失衡,从历史的经验看,这种失衡的危险非常大,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形成对全局的威胁,甚至崩盘。而官民结构失衡,最大的问题是官权的无节制扩张,对应官权的扩张,目前唯一的途径,是增强民方的遏制力。在最高领导层,从全局的战略考虑,是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比较好的解决之道,在于实行普遍的基层选举,让亲民之官知道自己的权力来源于民众,从而使民众握有部分制约官员的权力。在实行选举之前,应急之法,是鼓励精英替民众讲话,显然,国家不能像过去那样,利用各种手段,使得所有像样的知识精英都归入体制内,又利用体制的力量,使得这些人扫数归顺,唯官是从。尽力压制体制内不同意见,尤其压制打击体制内的理性声音,结果使得体制外一批草根精英崛起,成为民众不那么合适的替代性精英。而各级官员在处理一些公共事件的过程中,往往蛮不讲理,强行压制,往往使得部分草根精英趋于非理性,趋于暴力抵抗,理性的声音在官方的强横中,在民间根本无法生长。要知道,目前的官场正在滋长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大独尊的风气,而且已经蔓延到了所有吃官粮的单位,包括大学。凡是敢说不中听话的人,毫无例外地会受到严厉的打击,所有官方场合,官话、假话、空话和阿谀话盛行,或者说横行,因此民众的意愿,根本无从表达,谁要是傻到替民众讲话,几乎立刻就成了所有官员的公敌。显然,民众是需要有人替他们讲话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就只能由那些不怎么理性的草根精英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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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在中国是个古已有之的旧传统,一丁点都不新鲜。
在明清两朝,政府具体的执法人员,被称为衙役。具体地说,就是三班衙役中的快班,所谓捕快之类的人物。捕快在法律上属于三代不能参加科举的贱民,但是,这个贱民,只是在青天大老爷那里才名副其实,而在老百姓那里,捕快则往往被尊为“翁”或者老爷。因为,朝廷的法度,实际上是靠这些人来落到实处的。在某些情况下,普通百姓,是罪犯还是良民,往往在他们的一念之间。因此,尽管对外名声不佳,政治地位不高,但想当捕快,还得花钱买。当不上正经制役,做不拿工钱的帮役、白役,也一样趋之若鹜。所以,凡是个县衙,里面都一堆一堆的衙役,大大超编。
超编不要紧,因为一个县衙,真正吃官粮的人,其实只有上面派来的主要官员。剩下的书吏和衙役,正经的官方支出,只有一点补贴。至于帮忙的帮役和白役,则一分钱都不用出。凡是衙役,没有靠补贴吃饭的,想靠也靠不上,因为那点银子根本养不活人。不过,衙役无论正、帮、白,都活得很滋润。这个滋润,靠的是官府的办案权。实际上,他们吃的就是青天大老爷手里那颗大印。凭着官府的威风,有事加点,没事生事,都可以吃得饱饱的。这没事生事,主要就是靠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首先要找对鱼。什么叫做鱼,就是那些有余钱剩米,但又没什么权势之辈。就像上海的钓鱼者,他们总不能去钓军车,钓黑牌的外国车,钓政府机关的车(真要是哪个钓到这些车头上,鱼钓不到,还会惹一身的腥)。找好了对象,就好下手了。找个外地的无赖,假装是逃犯,然后跑到被钓的鱼那里,装成逃荒人,要求收留。总之,百计千方,装可怜,只要收留,哪怕不给钱白干也行。只要被钓的对象善心一动,或者贪念一动,以为天上掉下来便宜的劳动力,将来人留下,衙役随后就到了。一个窝藏逃犯的罪名,足以让中产之家破产了。这种方式,被称为“活钓”。
相对于活钓的,是死钓。这个更简单,只消找到一具无名尸体,病饿而死的最好。趁着天黑,将尸体运到被钓对象家门口。第二天不等这家人家开门,衙役打上门去,劈头栽一个命案在这家头上。有尸体在,一户农户人家,满身是嘴也说不清。还好,衙役们只是诈钱,并不想要人家的命,所以只消拿出令衙役满意的银子,就可以消灾。掏空了这家,这家还得千恩万谢。
还有一种钓鱼,是针对行旅之人的。行旅之人大抵有几个钱,而且行旅之中,难免贪色。衙役们就利用这点,找好*,扮成良家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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