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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品三国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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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容水火（4）
不过这事也有两说。第一，所谓李严自私自利（所在治家），滥施恩惠（尚为小惠），沽名钓誉（安身求名），不以国事为重（无忧国之事），只是诸葛亮的一面之词，缺乏证据。第二，李严没有起到辅臣作用，是因为他不在朝廷，使不上劲，不能怪他。第三，李严要求当刺史，要求开府，也不能简单地说就是争权夺利，跑官要官。因为他这位“副顾命大臣”的权力、地位、待遇，与那位“正顾命大臣”相比，实在是相去甚远。所以尹韵公先生的《李严之废》一文，就认为李严是在“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为此，李严甚至想出了劝诸葛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的馊主意。在尹先生看来，李严此举，是“存心让诸葛亮难堪”。结果，诸葛亮“大为恐慌”，不得不立即回信表###迹。诸葛亮说，如果灭了曹魏，杀了曹叡，和诸位一起受封，即便十锡我也敢接受，何况九锡（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话说得大义凛然，却也大犯忌讳。什么叫“十命可受”？曹操只不过受了九命，就被大家骂得半死；诸葛亮如果当真受了十命，又会怎么样呢？
由此也可见李严相煎之急。这在赞成诸葛亮的人看来，就是“猖狂进攻”。但在赞成李严的人看来，则无妨说是“维权行动”。尹韵公先生就认为，李严已经看出，诸葛亮“没有把他这位托孤同事放在眼里”，处处“排挤、压制、冷落”他这个副手，还时时“予以掣肘”，李严当然会“不示弱，不服气，不买账，伺机反扑”了。
或许有人会问，诸葛亮为什么就不能给李严一些权力呢？尹韵公先生认为，就因为诸葛亮是一个“权欲极盛的政治家”。他的作风，是“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按即所谓“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哪怕同为托孤，也得束之高阁，而李严偏不吃这一套。也就是说，李严的悲剧，就在于他不愿意当一个有名无实的顾命大臣，而“擅权心烈的诸葛亮”则“根本不愿、也不容他人染指最高权力”，这才水火不能相容。结果，“善于玩权的诸葛亮”逮住了“李严送上门来的过失”，一出手就把他打翻在地，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按照以余明侠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严亮之争的实质，是李严争权夺利猖狂进攻，诸葛亮顾全大局一让再让。其斗争轨迹则是：进攻，忍让；再进攻，再忍让；直至李严自我暴露自取灭亡。相反，按照以尹韵公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严亮之争的实质，是诸葛亮擅权心烈打压同事，李严奋起维权据理抗争。其斗争轨迹则是：打压，抗争；再打压，再抗争，直至李严出师不利头破血流。
这实在是太有趣了。
余明侠和尹韵公都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他们根据的材料，都是正史所载，没有戏说，所说也都不无道理，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以人品和道德来看历史事件，这条路是不通的。就事论事也不行。我们知道，###的导火线常常是些小事情。小事情引发大事件，背后必有大原因。何况诸葛亮是大政治家，他作为蜀汉政权的掌门人，考虑的一定是大局、全局。所以，即便认定李严是小人，是“恶劣分子”，把诸葛亮和他的斗争仅仅看作君子与小人之争，也是小看诸葛亮的肤浅之见。何况李严是不是小人，还很难说。
难容水火（5）
那么，诸葛亮考虑的大局又是什么呢？
这就必须追溯到刘备的永安托孤。也就是说，刘备托孤时，为什么要安排李严这样一个被尹韵公先生称之为“第二提琴手”的人物？谁都知道，刘备“天下枭雄”，一生征战，见多识广，虑事周全。他的安排，肯定不是一时性起，而是出于深思熟虑。问题仅仅在于：刘备考虑的是什么？
田余庆先生回答了这个“哥德巴赫猜想”。田先生的《蜀史四题》一书认为，“亮正严副”的托孤安排，乃是为了消除隐患，巩固政权；而蜀汉政权的最大隐忧和祸患，不在曹魏、孙吴，恰恰就在蜀汉政权内部。正是这一内部矛盾，让刘备的托孤非同寻常。
于是我们就要问：是这样的吗？
是。我们知道，刘备建立的蜀汉王朝或者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第一股是“本土势力”，包括原仕洛阳的益州官僚和仕于益州的本土豪强，我们统称之为“益州集团”。第二股是“刘璋旧部”，包括追随刘焉父子入蜀的和后来投靠刘璋的，我们统称之为“东州集团”。第三股是“刘备亲信”，包括刘备的骨干（如关羽、张飞）和后来投靠刘备的（如马超），我们统称之为“荆州集团”。这三股力量，由于有一个先来后到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主客新旧矛盾。刘焉父子入蜀时，益州集团是主，是旧；东州集团是客，是新。主客新旧之间，曾大打出手刀兵相见。刘备入蜀以后，关系就变了。原本是客是新的东州集团，变成了主，变成了旧。主客新旧矛盾，则变成了荆州集团与益州、东州两个集团的矛盾；而东州、益州两个集团的矛盾，也依然存在。刘备的蜀汉政权，就是建立在这三重矛盾之上的，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更不好玩的是，刘备在猇亭和夷陵一败涂地，这就难免让一些原本就心怀不满的人蠢蠢欲动。据《华阳国志》，刘备败退永安后，十一月生病，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就反了（次年三月被剿）。而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去世后，南中地区各郡居然全都反了（南中诸郡，并皆叛乱）。可以这么说，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
这无疑是让刘备深感忧虑的事情，而为他可以分忧的只有诸葛亮。这是刘备要“托孤于丞相亮”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又要以李严为副呢？因为另外两股力量也不能不考虑。也就是说，所谓“旧人”当中，也应该有代表人物，而李严是最合适的。据《三国志·李严传》，李严原本是荆州人（南阳），曾经在刘表手下做事，因为能干而名扬一时（以才干称）。曹操南下，刘琮投降，李严却西行投奔了刘璋。刘备入蜀，李严又率众投降了刘备。所以，刘备选中李严，除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提出的“蜀土故臣，宜加奖慰”；“荆土归操，严独西归”；“理民治戎，干略亦优”三个原因外，恐怕还因为他在所谓“旧人”中，和刘备的“荆州集团”关系最好，也最密切。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的代表性。前面讲过，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而这三股政治力量在刘备心中的分量是不一样的。从当时政权的结构不难看出，荆州集团是政权主体，东州集团是团结对象，益州集团是防范对象。这并不奇怪，因为以刘备为首的荆州集团是一股新的外来势力。他们要在益州站稳脚跟，不能不团结依靠比他们来得早一些的外来势力。这就是东州集团。东州集团半新半旧，亦客亦主，正好可以起到一种沟通新旧双方的作用。这样一来，属于东州集团又亲近荆州集团的李严，便成了刘备寄予厚望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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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容水火（6）
实际上刘备的这一安排的用心极深。首先，它体现了处理新旧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虽无明文记载，却不难从蜀汉政权的官员任命中看出，那就是“后来居上，不容颠倒；以我为主，兼容三方”。因为要“以我为主”，所以诸葛亮为正；因为要“兼容三方”，所以李严为副。也就是说，刘备的托孤，是用人事安排的方式留下了自己的政治遗嘱。这也是后来诸葛亮能够废掉另一位顾命大臣的政治底气——此人挑衅了“后来居上”的原则。
但这只是“首先”，还有“其次”。其次就是刘备的“帝王心思”了。据《三国志》之《李严传》、《先主传》和《诸葛亮传》，刘备将李严召到永安，拜为尚书令，是在章武二年（公元222年），月份当在十月。召诸葛亮到永安则是在第二年，即章武三年（公元223年）的二月。从两个人到达永安的时间和“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这句话看，刘备对诸葛亮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时，李严很可能是在场的，至少也是知情的。这就很有意思了。有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刘备是在告诉李严：诸葛亮是朕最信任的人，信任到可以让他“自取”的程度，你不要挑衅他的地位！因为李严作为“旧人”的代表，既可能维系新旧关系，也可能促成旧人异动。这是一把双刃剑，不能不防患于未然。因此田余庆先生认为，诸葛亮的角色是打鬼的钟馗，而且“这个鬼就是李严”。
不过，依我“小人之见”，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或者说，李严未必这么理解。李严很可能认为，刘备是在“用为君的两手对付为臣的两手”，否则为什么安排他留镇永安？无非是在暗示，如果诸葛亮当真取刘禅而代之，他李严就可以从永安出兵勤王。这是李严敢于和诸葛亮抗衡的政治底气。正因为这样，他才要求开府，要求当巴州刺史，才写信要诸葛亮接受九锡，晋爵称王，也就是看看诸葛亮是不是有“不臣之心”。他认为这是在执行刘备的政治遗嘱，所以理直气壮。
当然，这些都是猜测。我们还是愿意善意地相信，刘备的愿望，只不过是新人旧人和衷共济，荆州、东州、益州三个集团同心同德。
现在看来，刘备虽然用心良苦，但他的愿望还是多少有些落空。一方面，诸葛亮的手太紧，只肯让名，不肯让权。另方面，李严的表现也让人失望。第一，自视甚高，难以共事。当时的民谚有“难可狎，李鳞甲”的说法，意思是李严的身上有鳞甲，轻易碰不得（乡党以为不可近）。这一点，《太平御览》引《江表传》和《三国志·陈震传》都有记载。第二，朝秦暮楚，挑拨离间。据《三国志·陈震传》，诸葛亮曾写信给蒋琬和董允，说我原本以为李严只是不好合作，不惹他就是（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没想到他还会有“苏张之事”。所谓“苏张之事”，也就是像苏秦、张仪那样搞“穿梭外交”。这在政权内部就是破坏安定团结了。第三，拥兵自重，分庭抗礼。比如他要当巴州刺史，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搞独立王国。他要求开府，在诸葛亮看来就更是对抗中央。
这就让诸葛亮为难。诸葛亮深知，作为丞相，他要做的工作，是巩固新人地位，稳定旧人情绪，协调新旧关系，消除新旧界线。这是他对李严一让再让的原因。但是，团结不能是无原则的。李严既然挑衅了“以我为主，后来居上”的原则，那就只能假借理由废了他，哪怕这口实“难于置信”（田余庆先生语）。
难容水火（7）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诸葛亮废黜李严，有近因，有远因，有表面原因，有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就是益州、东州、荆州三股政治力量构成的蜀汉政权内部矛盾；而诸葛亮毅然废黜李严，则归根结底是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矛盾，实施依法治蜀。依法治蜀，是诸葛亮解决新旧矛盾的根本之策。为此，他早在第一次北伐时，就依法惩治了错失街亭的马谡，并自请处分。这件事，当然体现了诸葛亮执法之公正，赏罚之分明，但又并不那么简单。那么，在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背后，又有什么文章呢？
请看下集：痛失臂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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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回天（1）
公元263年刘禅君臣的不战而降，是蜀汉史上最后一个不解之谜。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有职无权的光禄大夫谯周。谯周为什么要极力主张投降曹魏？刘禅又为什么要听他的？蜀汉朝野，为什么只有少数人主张抵抗，多数人并无斗志？在蜀汉迅速灭亡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原因呢？
这一集我们讲蜀汉之亡。
蜀汉，是三国当中最先灭亡的，这让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困惑。第一，史家一般认为，和曹魏、孙吴相比，蜀汉要算是治理得最好的，怎么反倒先亡呢？第二，蜀地有“重险之固”（《三国志·邓芝传》载邓芝语），打不了别人，难道还守不住？第三，从曹魏出兵，到刘禅投降，其间只有两个月，蜀汉之亡为什么如此之快？这实在让人大惑不解。
不过困惑归困惑，思考归思考。得出的结论，一般也有四条，即刘禅昏庸、黄皓弄权、陈祗（音支）乱政、谯周误国。这也是有根据的。我们知道，魏军从洛阳出发，是在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此年上半年为蜀汉景耀六年，下半年为蜀汉炎兴元年）的八月；决定伐蜀，则是在五月。据《三国志·姜维传》，当时姜维已经得到消息，便上表刘禅，提出布防措施（六年，维表后主），请刘禅速派张翼和廖化分别把守阳安关口和阴平桥头“以防未然”。谁知这时刘禅只听黄皓的，而黄皓又只听巫师的。巫师说敌人不会打过来，黄皓便信以为真，让刘禅扣下了这份公文（启后主寝其事），结果满朝文武都不知道大祸即将临头（群臣不知）。这岂不是刘禅昏庸、黄皓弄权？
那么，黄皓是什么人？是刘禅宠信的宦官。众所周知，东汉灭亡，宦官干政是原因之一。这条教训，可谓殷鉴不远。所以，诸葛亮在世时，就特地安排董和的儿子董允担任“大内总管”（任以宫省之事）。据《三国志·董允传》，诸葛亮任命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帅宿卫亲兵，而且在《出师表》中特别交代刘禅，要他“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董允也不负厚望，把刘禅和黄皓看得死死的（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结果，董允在任时，刘禅和黄皓都不敢胡作非为。
但是，董允于延熙九年（公元246）去世后，情况就变了。接替董允担任侍中的陈祗与黄皓“互相表里”，狼狈为奸。陈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黄皓则由“始预政事”而“操弄威柄”。两个人都排挤姜维，黄皓还暗中策划要废掉姜维，吓得姜维不敢回成都，躲在沓中（一说在今甘肃省，一说在今青海省）种麦子。一个国家，弄成这个样子，岂非亡国之相？所以蜀汉的灭亡，除了刘禅昏庸和黄皓弄权外，还要再加上一条：陈祗乱政。
这当然都有道理，但也不完全。第一，据《华阳国志》、《三国志·诸葛亮传》，以及《亮传》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记》，当时主张召回姜维，夺其兵权的，并非只有黄皓，还有诸葛瞻和董厥。诸葛瞻是诸葛亮的儿子，在这次战争中壮烈牺牲；董厥被诸葛亮称作“良士”，显然也不是什么“小人”。但他们都主张撤销姜维的大将军职务，也都迁就（将护黄皓（董厥还随刘禅投降曹魏）。所以这事不可以道德论，也不能把账都算在黄皓头上。第二，黄皓虽然误了事，却也没有干预姜维在前方的军事行动，仗还是姜维打的。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就认为姜维对蜀汉之亡有责任。这当然也可以讨论，但至少说明问题比较复杂。第三，黄皓只是误事，并没有误国，因为他并没有主张投降。主张投降的是谯周。所以，许多人认为，蜀汉之亡还有一个原因，即谯周误国。
无力回天（2）
那么，谯周果真误国吗？
不妨还是先把当时的情况说一遍。前面说过，魏军发兵洛阳，是在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的八月。到十月份，邓艾军就从阴平（今甘肃省文县）出发，经江由（即江油，今四川省平武）、绵竹（今四川省德阳市），一路杀到了雒县（今四川省广汉市）。这就到达成都的大门口了。据《三国志·谯周传》，当时蜀汉君臣被黄皓忽悠，以为魏军不会马上就来（敌不便至），根本就没做任何准备（不作城守调度）。没想到邓艾的部队竟然“长驱而前”，因此立马慌了手脚，以至于城中居民惊慌失措，纷纷跑进荒郊野外，挡都挡不住（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刘禅召集群臣会议，也是“计无所出”。一派主张“奔吴”，因为东吴是盟友（蜀之与吴，本为和国），或许可以收留自己；一派主张“奔南”，因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或许可以躲避一时。究竟应该“奔吴”，还是应该“奔南”，朝堂之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时，谯周说话了。
谯周的意见，是既不同意“奔吴”，也不主张“奔南”。为什么不能“奔吴”呢？谯周说，自古以来，从来就没有到了别的国家，到了另一个皇帝那里，寄人篱下，还可以再当天子的（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所以，我们皇上到了东吴，也只能称臣（今若入吴，固当臣服）。既然同样是称臣，为什么不挑一个大国，要挑小的呢（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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