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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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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各式各样的革命，从最终结果来看，它们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打掉了脑袋，保住了王冠”。这种情况有时会被称为“革命”，但是考虑到它并没有促成社会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改朝换代，故而并非真正的革命。即便从一开始有打掉王冠的革命性纲领，但因为结果并不触及上述实质性变化，所以至少从客观上说是革命没完成或者革命半途而废。如克伦威尔杀了查理一世，大权在握后偏偏又让自己当起了英国国主。“打掉了脑袋，保住了王冠”的现象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它们多被视为“治…乱”宿命中的一环，与真正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种是“打掉了王冠，打掉了脑袋”。这是最残酷的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旧制度，同时因为仇恨和急功近利等原因将革命推向了自己的反面，最终结果是血流成河——从逻辑上说，当已经束手就擒的国王可以被当作敌人杀掉，任何反对革命的人也都可能被杀掉。其历史典型是法国大革命。谓其残酷，是因为这里的“打掉了脑袋”不只是打掉了国王的脑袋，而且打掉了革命者的脑袋。简而言之是“打掉了王冠，打掉了脑袋，打掉了革命者”。革命不断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先是丹东死了，接着是罗伯斯庇尔死了。到最后，最荒谬的一幕是，当革命难以为继，被打掉的王冠又被某个历史的拾荒者捡了起来，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再版序：我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5）
第三种是“打掉了王冠，保住了脑袋”。这是最光荣的革命。它着力改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坏关系，而不是消灭人，更不是照搬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更换血淋淋的统治者。这方面，最成功的是发生于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Thegloriousrevolution），它不是通过流血而是经过各方妥协解决了革命的诉求。经此一役，反对派不仅赶走了倒行逆施的国王，而且转年英国议会顺利通过《权利法案》，自此英国正式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原则。当然，值得一议的是，英国当年的这场革命虽然没有流血，但是詹姆斯二世放弃抵抗，还是有暴力（或者压力）作为后盾：一来此前有查理一世被革命者杀戮的前例，二来支持议会的义军（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米▌花▌在▌线▌书▌库▌ ；BoOk。mihUa。nEt
就此展开，几百年后远在东方的清帝退位或可算是一次“光荣革命”，只是随后的历史完全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行进。袁世凯和克伦威尔一样，称帝则不寿，都没有活过六十岁，冥冥之中仿佛有天意。然而，历史的演变却没有这样简单明快。众所周知，袁世凯以后的中国，革命复革命，竟然打起了各种革命的联赛。日本人来之前在互相开炮，日本人走了之后还在互相开炮。
法国历史学家罗桑瓦龙写在《结束革命》里的追问让人警省——为什么每当这个国家“自以为驶入宁静港湾的时候，深渊和沮丧却总是接踵而至？”
什么是真正的革命？什么又是暴力的深渊？早在1929年，胡适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感慨中国社会充斥了太多暴力与混乱，指出中国最要紧医治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个大仇敌”，由此希望能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国家”。“太平天国之乱毁坏了南方的精华区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复。近二十年中，纷乱不绝，整个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毁了，东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残破之区，土匪世界。”
“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
为什么“光荣革命”没有流血牺牲却达到了革命的目的，而法国革命暴力不断却在原地转圈，这是盘桓在包括基佐在内的法国思想家们心头的梦魇。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增进国民的福祉、整体性的自由，在于从此告别革命而非不断革命，否则革命从一开始便已经误入歧途。
必须承认，在经过漫长的流血的革命的世纪之后，中国告别革命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这是这代人最需要面对的现实，也是最应担起的责任。如前文中谈到的，法国最终告别革命，经历了漫长的一个世纪，是一个多线并行的进程。今天的中国，若要真正告别革命，需要在政治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长远的建设。而这一切，显然不是通过暴力维稳所能做到的。对于中国现在积累的许多问题而言，暴力维稳只是延长导火索，甚至只是加挂火药桶，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在此意义上，今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改造坏的关系）有了另一层含义，即政治改革既是为了拒绝新的暴力革命，同时也是为了以和平的手段完成尚未完成的革命，而完成这场革命的目的则是为了使这个国家彻底告别革命。
再版序：我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6）
（四）
没有思想，就不会有理性的社会。理性之魅，在于节制与担当。所以帕斯卡说，人是会思考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索尔仁尼琴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因为看到“多数人暴政”的危害，穆勒坚定地认为全世界让一个人沉默并不比一个人让全世界沉默更具有正当性。
独立思想无论是对于人生还是社会，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时常沉浸在思维的乐趣之中，不仅在于乐趣本身，还在于思想之中另有国土。只要你是一个精神独立的人，愿意保卫你头脑的主权，不做他人之附庸，你便有了自己精神上的祖国。
不要让自己内心的火烧出来，同时又不让它熄灭。这些年，尤其在各地的讲座中，我见到了许多热爱思想的人们，大家本着一颗自由交流的心，坐到了一起。而在所有的讲座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在贵阳，我是在到了之后才知道，邀请我去的是一群爱读书的老年人。因为《重新发现社会》的缘故，他们拐弯抹角找到了我。多么让人感恩的相遇！还记得那天，阳光正好，我们在花溪公园，贤良桥畔，谈国家与社会，谈读书与阅世，在座者多是白发苍苍。在他们身上，我闻到了久违的八十年代的气息。那是一个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并蒂绽放的美好年代，也是一个正在走向思想共和国而又戛然而止的悲情年代。十米十花十在十线十书十库十 ；book。mihua。net
时至今日，在一个既没有真正完成又没有真正告别革命，而暴力还在指挥头脑的年代里，这样美好的记忆在我的生命中毕竟稀缺。好在无论遇到怎样的逆境，我们总能够化逆境为条件，坚持做一些事情。
2011年，《南方周末》报道了我在湖北蕲春参加立人大学的暑期讲学的事。由于学校突然停电，当晚学生们只能点着蜡烛听我讲课。仿佛夜航船，多么浪漫的夜晚啊！然而背后的故事却没有那么浪漫。否则，转天上午在并不需要电的情况下，我们何苦将课堂转移到河滩上？
这是一个势利的时代，没有理想，也没有信仰，从威权到社会，“统治者思维”却无处不在。“认真你就输了！”这是犬儒世界的墓志铭。而我偏偏是个认真的人。苏格拉底说，不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同样，不曾抵抗的人生也是不值得过的。而且我相信，没有哪一个人真能阻止另一个人独立思考。就像弥尔顿说的那样，在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里，限制一个人的思想自由，其荒唐无异于关上园门抓园子里的乌鸦。你以为地面归你管，可是乌鸦另有维度，它还有翅膀属于天空。你一靠近，它便飞远了。
相较于某些官员的一面软弱一面颐指气使，社会成员间自带干粮的互害与自毁更让人失望。有些时候，你只是秉持自己的良心与理性在表达一种观点，然而你得到的可能是一份份“死刑判决”。而这也是我这些年的真实阅历。当我谈自由的时候，有网站以“西奴”的罪名将我推上绞刑架。当我谈改良时，又被激进的“革命派”推上断头台。当我谈个体的具体命运，希望社会能够公正地对待一个死刑犯的时候，又有数以千计的留言前来向我索命。虽然你可以宽心地说那只是些“胡言乱语”，但许多人因为种种“暴力话语”而对未来失去安全感也是千真万确的。
再版序：我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7）
告别革命，同样在日常的话语与行动中。知识分子必须学会谦卑，他应该是理性的奴仆，而不是真理的化身。他反对别人做君王的时候，也必须打掉自己心里的王冠。他必须告别内心的暴力，因爱智慧而肩负道义，但又不被政治激情所淹没，以避免朱利安·班达所批判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而理性之路又是何等艰难！写下《知识分子的背叛》的班达本人，当年曾是怎样清澈——他说在二十世纪以前，人类虽然作恶，但是崇善；可是进入二十世纪后，知识分子发明了一套理论，使得政治家不但作恶，而且崇恶。然而即便是他这样一个小心翼翼的知识分子，一颗在德雷弗斯案中坚持正义的法国良心，竟然在后来鬼迷心窍，为斯大林的大清洗政治辩护。┊米┊花┊在┊线┊书┊库┊ ；http：//。。
正是因为认同知识分子必须谦卑，1989年，捷克知识分子哈维尔等人在布拉格成立了“公民论坛”，制定八条《对话守则》在街头巷尾张贴，内容是：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2。不作人身攻击。3。保持主题。4。辩论时要用证据。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7。对话要有记录。8。尽量理解对方。
你很难相信，一个充满话语暴力的社会和知识界是告别革命了的。温家宝总理担心“文革再次发生”。如果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话语暴力，你会发现我们需要讨论的就不是文革会不会再来的问题，而是文革为什么没有离去。
顺我者友，逆我者“汉奸”；顺我者友，逆我者“五毛”。在经过上世纪漫长的“革命训练”之后，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学会平等对话。本来，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需要派别平衡，然而在中国想找一个坚定且有底线的左、中、右派却是很困难的。在这里，国家主义者冒充左派败坏左派的名声，复仇主义者冒充右派败坏右派的名声。而你死我活的暴力思维让左派消灭右派，右派消灭左派，左派右派一起消灭中间派。人们似乎只需要符合自己利益或者审美的观点，只有我者和他者，不是知己便是敌人。
2012年的方韩之争，据说有夫妻因为意见不和还离婚了，但愿这不是真的。在此过程中，我真切地见证了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如何被污名化。当一些我平素非常尊重的知识分子、媒体评论员也开始满嘴“公知”、“母知”以嘲讽他们所反对的人，与“公知”撇清，我看到这个自甘堕落、无善不摧的社会，又在互掷刀剑，自毁长城。
每个人道德未必相同，但总有共通之处，道德本可以彰显人的高贵与神性，然而在许多公共讨论中，道德也被污名化。坚守底线的人被嘲笑，理性克制被认为是“抢占道德高地”。事实上，这个时代最流行的不是抢占道德高地，而是抢占道德洼地，然后一起审判崇高。
有理想的人尤其必须内心坚定，必须经得起各种无来由的谩骂。读书人一生取经，命当如此。所以我在微博上对灰心丧气的朋友们说，你几时听到唐僧抱怨，“悟空，怎么有那么多的妖魔鬼怪想吃我的肉呢？”你既然走了取经那条路，一切都是你应得的。你只管赶你的路，取你的经。有白骨精不是你的错，没有悟空也不是你的错。
再版序：我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8）
（五）
“别绕圈子啦，熊先生，讲讲中国会在哪一年转型成功吧。”当讲座进入提问环节，我时常会听到这样的追问。只言片语间，半是对美好生活的心驰神往，半是对困厄现实的焦躁不安，仿佛中国若不转型成功，这日子就真的没法过了。
当然，我并不是这样想的。即使是身处逆境之中，人还有最后一种自由，即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至于中国何时成功转型，我只能一笑置之。我不是手扶墨镜的算命先生，虽然从趋势上看我相信这个国家终究会朝着一个宽阔的前途走，但也不能断定前面就没有深渊和回头浪。今日中国仍是个未解之谜。无论你戴不戴墨镜，无论你公开支持谁或反对谁，在你之外仍有无数的变量和因果链条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醉后不知天在水，坐在时代浩浩荡荡的梦境里，你不知道风朝着哪个方向吹。。hushui
上面的问题时常让我想起一个笑话，说的是现在大学门口的保安都是哲学家了，因为他们每天都要提出三个终极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
对于大多数主张活在当下的中国人来说，这些问题通常都不是什么问题。正如孔子所说，“未知生，焉知死？”好好活着，穷尽此生欢乐，是人生第一要务。一旦日子过得不好，比如房屋被强拆，土地被强征，自己被跨省追捕，他们就会问第四个“终极问题”——“中国到哪里去”。
中国到哪里去？它不仅是困扰中国人心灵的“终极问题”，同样让世界各地的中国学专家茶饭不思，为伊消得人憔悴。如读者所知，这曾经是个已经解决了的终极问题——中国将奔向共产主义。然而现在，在经历了上一世纪的迷失以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不再那么好高骛远。他们更想知道的是有生之年能否看到自己所期许的未来。
其实，中国到哪里去并不重要，或者说并非问题的关键。既然你并不能够决定中国的未来，你唯一能够决定的是自己对人生与世界的态度，那么就想想你自己该到哪里去。这才是你需要面对的终极问题。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悲悯的，你就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如果你热爱言论自由，你就要毫不吝惜地表达你的自由，你不能辜负你的热爱。
我曾经想着以评论立世，军书羽檄，风樯阵马，好不快哉！十几年过去，有时我真觉得自己需要彻底回到内心，我疲倦于和这个国家纠缠不清，我不想让自己过得太支离破碎，我想回到文学，我想另起炉灶，我想和这个时代平起平坐。我很清楚让我终身受益、恩泽灵魂的是文学，而非时事评论。当我将《约翰·克利斯朵夫》视为我的心灵圣经，将《九三年》视为告别革命的预言书，我更明白文学与宗教一样，另有一个平行的世界。在那个文字搭建的城堡里，你有着现实世界永远无法剥夺的自由。由此反观现实世界，人人生而平等，在灵魂上的平起平坐也是天经地义的。
再版序：我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9）
每个人都有一个宇宙，每个人都是自己宇宙的中心，是自我世界的帝王。我们的终极问题不是这个国家到哪里去，而是我们自己要到哪里去。我将重新发现社会视为“中国的新革命”，我同样愿意看到“中国的心革命”。我们热心于改造世界，其实我们自己恰恰是那个最需要改造的世界。我这样说，并非落魄的李煜羡慕渔父归隐，吟咏“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不是为了向世界告别，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世界。
（六）
《思想国》首版出版后，有读者在网上批评我是不是有些迷信法国。其实我从来没有迷信过任何国家，我不过是将我留学时所看到的自认为美好的事物呈现给读者。否则，在我谈到雨果、罗兰和托克维尔时，我也应该向读者介绍我是如何热爱勒庞，因为他也是法国的一部分。当然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我并不喜欢那位为纳粹辩护的政治海盗。我去国民阵线（FN）总部暗访时，甚至被他们当成坏分子报了警。。tenluo。
和许多读者一样，我有发自内心的信仰，我没有玩世不恭地去赞美或者诋毁某个人。有信仰的人是坚定的，也是幸福的，他只听从内心的声音，而无惧于命运将他带向何方。同样是我在前文不吝赞美的雨果，在他流放到第八个年头的时候，拿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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