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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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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是，中国与美国因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的共同恐惧而走到了一起。毫无疑问，毛泽东依然在这场事件中充当了决定性的角色，他在1970年的缓和口气使这种会面成为可能，但毛泽东与美国修复关系的欲望并非如周恩来那样强烈。后者同时还知道，一场有力的外交行动将帮助他巩固正在获得的控制权，而这种控制权也更有助于他更大程度的恢复国内秩序。旁观者注意到在会见美国人时，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愈发糟糕，他的老朋友外交部长陈毅在年初刚刚去世，而他也正全力帮助让在法国时就熟识的*回到中央，他期望*能够接替自己的任务，邓楠说周伯伯一直就是他们家最亲密的朋友。周恩来曾对基辛格说，如果美国人试图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他努力使这个出身哈佛的政治学权威了解中国情况的复杂性。要在整个世界的潮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间作好权衡，更糟糕的是，在说服别人之前，他还要努力说服自己——他是那么聪明，但却面临着那么多愚蠢的问题。周恩来总是避免谈论自己，由于他谜一样的性格。他曾经说“对法国大革命，作出评价仍为时过早”，他肯定希望，这句话也适用于他本人。而作为副总理的*在1976年1月15日追悼会上的致辞谨慎地压抑住自己兄弟般的私人情感，以非个人化的方式陈述了对周恩来的赞扬。而对更多的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丘吉尔对罗斯福的评价更贴切于周恩来27年的共和国总理生涯，在1945年4月17日对下院的演讲中，丘吉尔这样评价刚刚去世的并肩战斗的伙伴：“他顽强地日理万机，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没人能描绘周恩来逝世时毛泽东的心情。而*未能逃脱即将到来的厄运，在过去的几年中，周一直是他的政治庇护人。而毛泽东，很显然，他惧怕*会篡改他的遗产。
他再次罢黜了*，尽管后者曾经对他如此忠心。而他也同样让另一位可能的接班人张春桥对结果气愤不已，来自湖南的华国锋成为了国务院总理。当他写下“你办事，我放心”时，就在期待后者能够提出“两个凡是”这样的口号。 。 想看书来
毛泽东与周恩来（7）
现在，他眼前已没有够得上威胁的挑战者，那些追随他东征西讨的将军们像历代王朝的功臣一样晚景凄凉，他利用一些投机分子的权力热情与百试不爽的群众运动将他们打翻在地，尽管，他从来就没看上这些造反派。即使越来越严重的帕金森综合症也未能丝毫影响他对中国政局的牢牢掌握，当他在生命最脆弱的时刻选择一位所有人都陌生的继承人，也没人敢于质询。
但在最后的岁月里，一些更为复杂的情感已在一些人中蔓延开，在过去20年中，一次次接一次的运动，与悲惨的生活现实，尤其是在天安门广场上风云激荡的四五运动之后，毛主席的伟岸形象开始遭受某种质疑。周恩来与朱德的相继去世，与频繁不断的自然灾害，已做出了“一个时代终结”的暗示。
时至今日，关于毛泽东的著作仍层出不穷，甚至他的实际影响也在继续，2002年在尼泊尔的游击队仍地声称是毛主义的追随者，这令他比浪漫的阿根廷人切·格瓦拉更富传奇色彩，后者似乎仅仅变成了商标，而没有实际指导意义。毛泽东在世界坐标系中，肯定是20世纪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之一。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历史，就是罗斯福、丘吉尔、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历史。
他在1970年对斯诺所开的玩笑或许最贴近地概括了他的一生，77岁的毛泽东在送老朋友出门时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用四个伟大来形容他，而西方研究者热衷于他给中国带来的严重灾难，中国人习惯伟人身边的人讲述和蔼可亲的轶事。在整个20世纪史上，他遵循的似乎是源于列宁创造的线索，与斯大林、卡斯特罗、胡志明顺序出场，但显然，他更属于是甘地、尼赫鲁的行列，他们共同缔造了第三世界，并试图将自己的国家推入现代化。很显然，他成名的时机过晚，因为当他逐渐崛起时，丘吉尔、罗斯福、希特勒主要还在与蒋介石打交道，而他惟一可能的盟友斯大林也怀疑他是个不听话的农民。
而当那些人物的影响力逐渐衰退时，毛泽东却引导了一场让世界看呆了的戏剧，1968年纽约、东京、巴黎街头的年轻人反对自己的总统，声■是这位东方老人的仰慕者……
110年诞辰的毛泽东
每一代人都是特定经验与偏见的俘虏，因此历史成为了不断被重新诠释的过程。试图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变得如此困难，如果你置身其中，你可能会被自己的直接经验所左右，而无法用更长远、客观的眼光观察现实；但如果当你出生时，惨痛的悲剧早已过去，你获得了新的观察视角，却又可能被一相情愿的抽象、肤浅所左右。
在过去短短的20年间，毛泽东的故事仍不断被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的伤痛，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的声誉受到了影响，即使*为他作出了七三开的评价。但当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时，他又重新获得了普遍的赞扬，日渐加深的市场化进程造就的社会不公，使很大一批公众忘记了历史的伤痕，而怀念起毛泽东时代更公平的岁月；而当2003年12月26日，毛泽东110周年的诞辰纪念日到来时，纪念毛泽东成为了一种全国性的仪式，人们对于一段遥远的、由信仰构成的历史充满情感。
菲利普·肖特的《毛泽东传》的中文版是这股纪念热潮中最值得留意的作品。在书店铺开的上百种有关毛泽东的作品中，它酷似红宝书的包装姿态鲜明。它的内容没有外观那样富有个性，但它的长度与易读性却比我所读到的所有关于毛泽东的记载更为有效地展现了他的一生，尽管作者对于这一伟大人物没有作出足够的价值判断。
毛泽东与周恩来（8）
没有隐而未宣的资料，没有刺激人心的阴谋论，没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菲利普·肖特，这位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北京工作的ＢＢＣ资深记者在2004年的中文版前言中写道：一个外国人，要完成这样一本书，面临的问题比他的中国同行们要多得多。但作者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距离感也使这本书获得了其最重要的特色——如何在世界范围内，用普遍性的意义来衡量毛泽东。
这一点或许是西方描绘毛泽东的作品的普遍特色，却是中国的传记作品最为缺失的角度。放在一个更广的毛泽东与中国的研究范围内，菲利普·肖特的这本超过600页的著作，绝对没有史景迁薄薄的小册子《毛泽东》更为深刻，更缺乏60年代施拉姆这样的研究者的学院式洞察力，当然他也避免了60年代大多数西方学者将毛过分浪漫化与神秘化的倾向，在西方人写作的一连串的关于毛泽东的记述中，它相似于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他们都是典型的记者化作品，叙述生动、注重个性与历史画面的结合，外国人的角度使那些习以为常的材料焕发出生机。当然，令人尊敬的是，菲利普·肖特比他们写得都要长。
对于历史最有趣味的描述，绝非是将一切历史事件视作想当然的、必然发生的结论，而应采取一种向前看的姿态。设想你处于与历史人物相似的境地，面临各种选择的诱惑，并最终作出带有偶然性的结论。毛泽东绝非那种天生的伟大领袖，在1911年时，他对于中国充满不成熟的憧憬，18岁的湖南青年设想的中央政府是孙中山成为总统，康有为是总理，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一直到1920年，他仍不是一名*主义者，一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似乎都不一定由他领导，来自苏联的年轻“海龟派”王明、博古才前途无量。他始终未能赢得革命的中心莫斯科的信任，一直到1949年，斯大林都更倾向于蒋介石。而毛泽东对于美国的感情则在相当大时间内都如此炽热，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官方报纸对美国*的赞美达到了巅峰，在抗战胜利后，他与周恩来都如此想去美国会见杜鲁门；而在某一段时间内，他如此地讨厌教条主义，他厌恶别人将马列主义变成金科玉律；对于共产党仅仅通过三年战争就战败了国民党，他自己都觉得吃惊，他原以为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的前半生比后半生更容易描述，因为资料更为充分，观点更为多元，而他的后半生尽管更富戏剧色彩，对此的记载却不得不千篇一律。与1949年前不同，私人的情感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公众生活，绝对的权力则使他的任何行动都被放大出来。也因此，人们对于他的私人生活作出了更多的猜测，渴望在其中发现更多的历史课本无法言说的秘密与谋略。在世界性的领袖中，没有比他的后半生更难把握的题材。由于对普遍性歌功颂德的不信任与遭受的苦难，知识分子在描述毛泽东的后半生时，往往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对此，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迈斯纳曾作出过著名的判断，即中国的主要工业能力、基础设施，都是毛时代所建立的，这一切都为*的改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多年以后，人们往往习惯将*视作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的设计师。这种评价既低估了他，也误解了中国社会。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只记住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按需分配”，“联产承包责任制”；“不管白猫黑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富光荣”，却有意无意中忽略了*在政治与军队问题上同样深远的影响。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中国已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但同时，它还提醒我们，我们仍处于一条自19世纪中叶就开始的崎岖、漫长的追求现代中国的线索之中，这条线索由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头脑与最富热情的心灵组成，他们可能犯下错误，但他们的指向却很少改变。
当一辆白色饰有黄黑两色绸带的灵车在1997年2月24日上午由301医院开上长安街时，很多人想起了1976年的1月15日。我们至今仍很难描述周恩来的去世所带来的全国性悲痛，更无法辨别成千上万拥挤在长安街两旁、在寒风中瑟瑟颤抖的中国人是在为周恩来本人还是为自己长期抑郁的情绪而泪留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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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1）
尽管在表面上，在过去7年里*惟一的头衔仅仅是国家桥牌协会名誉主席，他也成功地实现了1985年接受迈克·*采访时的允诺：“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这会有助于实现现行政策的连续性。”但他的死依旧带有某种突然性。他令人遗憾地错过了4个月后的回收香港的历史性时刻，他也没有看到他的接班人*在即将召开的十五大上更激烈的改革举措，还有2000年的小康目标的实现……
当然，更深刻的原因是，人们永远不能习惯于伟大人物的逝世。尽管他已经93岁了，可在大多人的印象中，一个能够领导世界1/5的人口走出混乱、贫穷的悲惨境况的人足以永垂不朽，更何况他在88岁时依旧可以进行“南巡”。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几乎完全离开了公共视线，但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流言仍强劲地影响着香港与台湾的股票市场。
当*在1997年2月19日逝世的消息最终被确认时，它激起的世界性的反应值得理解。当他与其同伴在1949年指挥百万大军进行渡江战役时，同代人中只有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蒙哥马利少数几位指挥过如此庞大的军队；当他在1956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时，世界的政治舞台被毛泽东、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卡斯特罗、戴高乐、丘吉尔、阿登纳、尼赫鲁这样的人物控制着；当他在1978年复出后，他与里根、撒切尔、基辛格、密特朗相互握手，并比戈尔巴乔夫更早地推行了中国式的“新思维”，他有足够理由说69岁当选总统的里根很年轻；而当他去世时，婴儿潮一代的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成为新世界的三架马车，更老一些的叶利钦与希拉克似乎也与旧传统相去深远，他们根本不属于由二战与冷战缔造的令人恐惧却不无悲壮的伟大政治人物传统。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世界各国对于*的悼念超越了惯常的外交辞令，尽管对于杰出人物的评价常常局限于那几个名词与形容词，*却还原了这些词汇的本来的庄严面目。科菲·安南说他“不但在自己的国家，而且在国际社会，将作为中国现代化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而受到人们的怀念”；克林顿称“中国今天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邓先生决定使他的国家对外部世界开放”；叶利钦说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改革的宣告者和设计师”；奥尔布赖特在与英国外交大臣里夫金德会谈时得知这一消息后说，他是一位历史性人物；即将离开香港的彭定康与奥尔布赖特作出了类似的判断；科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金正日以典型的社会主义语气称他的功绩“永放光芒”；卡斯特罗则呼应为“对建设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做出了宝贵贡献”。乌克兰总理拉扎连科的吊唁之词兼具了所有评价：“我们生活在大变革时代。许多领袖出现在国际舞台，而离去时未能在社会历史上留下明显的足迹。有些能对某些国家的发展进程产生影响。但只有极少数特别杰出的、非凡的人物不仅能改变伟大民族的历史进程，而且能改变当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就是这样的伟大领袖。”
对*的悼念在2月25日迎来了高潮。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有一万人参加的追悼会上，身穿黑西服、胸佩白花的治丧委员会主席*在演讲中几次因过度激动而啜泣不已。大约有3 000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默默哀悼，而北京火车站的大屏幕前，至少肃立着500人，他们耳边还传来高音量的汽笛鸣叫声——全国各地的车船与工厂的汽笛全被拉响了。很多街道呈现出与忙碌的90年代截然的空旷感，路透社记者写道：“许多商店关门，只有少量骑车者、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行驶。”
邓小平时代（2）
在过去的一周里，几乎中国的所有报纸、杂志都以黑色作为设计的主色调，并刊登新华社长达5 000字的统一悼文。很多媒体力图捕捉邓的逝世所投射在中国历史中的隐喻，在经历各种朝代更替的漫长岁月中，领袖的病逝总是带来某种变革——它可能朝向好的方向，也可能导致动荡。
经历过*的中国人会在24日清晨的长安街上想起周恩来逝世时的类似场景，尽管它已不复有21年前的过于悲怆的气氛；而政治分析家则倾向于联想到1976年9月9日的毛泽东的去世，因为他们认为邓与毛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更为匹配。倘若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从属于“致力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更漫长的传统之中，这种追逐贯穿整个20世纪，*是其中最后一位至关重要的领袖。
“谁是毛的真正继承人”
毛泽东去世后，一群美国学者聚集在哥伦比亚大学讨论，谁是毛泽东的真正继承人，而卡特政府应采取何种对策。据说是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打断这一争论，他认为这一争论毫无意义，他说他这一代苏联专家用10年时间来讨论谁是斯大林的继承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还是布哈林，结果“赫鲁晓夫掌权了，我们把所有的照片都拿出来，确凿可靠的是，他们全秃头，赫鲁晓夫非常聪明，没有被人注意到”。
刚刚过完72岁生日的*，焦虑却无力地感受着过渡期的混乱，在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与华国锋的权力斗争中，他不了解后者，却对于前者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她是个坏女人”，即使四年后他接受法拉奇采访时，仍用孩子般的方式表达着对她的愤怒。“父亲没有行动自由，完全无能为力。他惟一能做的，只有静等事态的发展。”*的女儿毛毛在《*在*岁月》中写道，而*了解四人帮被捕的过程几乎再现了1949年前地下党员的工作场景。10月8日，贺平带着这个消息来到邓家时，“我们大家一起走到厕所，关上门，再大大地打开洗澡的水龙头。在哗哗的流水声中，我们围着贺平，听他讲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音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
两天后，*再次表现出其政治敏感性，在致汪东兴的信中，他对中央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拥护。5年前，当*的飞机在蒙古坠毁时，他给毛泽东写了相似的信。而在*写信的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则表明要“继续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7年7月17日，*第三次复兴，他是一连串重要岗位的副职，*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还有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权力阶层中，他在华国锋与叶剑英之后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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