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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父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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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果然。
那天上午，日光明明丽丽，照着冬后的残雪，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世界的光亮。老师和学生们，扫了校园的积雪，走进教室许久，到上课的铃声响得有些烦泼不安时，我才迟迟地走到教室门口。恰在这时，有个亭亭玉立的女老师，人苗条细腻，满身都是让人着迷的某种气息。她过来问了我的姓名，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教室的门口，说我被调到了她的班里。说把我和二姐分开读书，是为了便于我们姐弟在学习上愈发努力，有可能就更上一层楼。
那时候，我不知道感谢上帝，不明白命运与人生，原是多么需要偶然与幸运。只是感到女老师能洞穿人心，明细温柔，宛若风光对季节的问候。那时候，我与学校和教育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到似乎有假，如同温煦的光亮在一个孩子心里天宽地阔，透明而清净。似乎，我一生命运中的幸运，都从那天开始；不幸，也都在那个年代里埋下。
今天拉开那个年代的戏幕，呈现的第一场次，就是那天的一个场景。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 小学（2）
老师把我领进教室，让我坐在第一排的最中，而我的同桌，奇迹般的不是一个男的，也不是一个乡村姑娘。她穿着整洁，皮肤嫩白，人胖得完全如了一个洋娃娃。单是这些，也就了然去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坐下之后，她用铅笔在课桌的中间，为我俩画下了一条性别的楚河汉界，用城里人奶甜般的细音告诉我说，彼此谁都不能越过；写作业时，谁的胳膊，也无权触碰谁的胳膊。
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像70年代必须由60年代起源一样，似乎我的觉醒，比如自尊，比如对男女与城乡的理解，还有对革命的一些敬畏，也大都始于此时。那一学期，学习上没有二姐的压力，可有了另其所外的让我更为窒息的压力与心跳。她姓张。那个胖胖的城里女孩，似乎是父母与革命有些什么联系，工作从都市洛阳，调到了我们村街上的一个商业批发部门。因此，她成为我命运中的第一个偶然，一个幸运；一段至今令我无法忘记的启迪与感激。
她学习很好，每周测验考试，都是九十几分，这不仅证明着她和我学习上的差距，也还证明着一种久远的存在，即：与史而存的城乡差别；证明着她在课桌上画的那条中轴铅线，不仅合法，而且合理；不仅合理，而且深意。我不知道我是否是为了她开始了用功学习，还是为了一个乡下男孩的自尊和城乡之间留给乡村的那点儿可怜的尊严，而在学习上开始了一种暗自、暗自的努力。我们的老师，她漂亮，高瘦，稍有肌黄。而且，越来越黄。同学们都说她有肝炎，并且还会传染。说只要和她距离近一些，只要你把她呼出的气息吸进自己肚里去，那病也就一定生生地传染于你了。同学们还盛说，屡次看见她在屋里熬中药，还吃了白色的药片什么的。
教室里分坐在第一排的同学们，在她上课时，常有躲着她坐到后排的。可是我却不。我喜欢坐在最前排，坐在她的鼻子下，抬头看着她那泛黄、却仍然漂亮的瓜式脸蛋，听她讲语文、道算术，说她在城里师范读书时的一些新新和鲜鲜。喜欢不越楚河汉界，不说一句话儿，坐在洋娃娃的身边。为了暗赶那洋娃娃的学习，缩短我和她的城乡差距，我不仅整日端坐在有病的老师面前，还敢拿着作业，到老师屋里面对面地问些问题。
我也看见了老师吃药。确实是白色的西药片。
老师问我，你不怕传染？
我大摇头。
老师笑着拿手在我头上摸了很久。许多年后看印度电影《流浪者》时，有位勇敢的少年，因为勇敢，被漂亮的女主人翁突然吻了一下脸蛋。女主人翁翩翩跹跹地步走之后，那少年回味无穷地在摸着被人家吻过的脸蛋那一细节，总是让我想到我处在那个年代被漂亮的女老师抚顶的那一感觉。正是这一抚顶，让我的学习好将起来。让我在期中考试时，洋娃娃似的女同桌，语文、算术平均94分，全班第一。而我，均为93分，名列第二。
这个分数，高于二姐。相比我的同桌，只还有一分之差。
仅就一分之差。
原来，学习并非一件难事。我感到和她这一分之差，是如此之近，仿佛仅有一层窗纸的距离。我以为，在学习上超越于她，成为班里第一或年级第一，其实如同抬头向东，指日可待。说句实在话，那一年的暑假，我过得索然寡味，毫无意义，似乎度日如年，盼望开学坐在她的身边，认真听女老师授课说事，是那样的急迫要紧。盼望着一场新的考试，就像等待着一场如意的婚姻。
1 小学（3）
可是，到了终于开学那天，我的女性老师，却已经不再是我的老师。
她调走了。
听说是嫁了人。嫁到了城里。好像丈夫还是县里赫赫的干部。好在，女同学还在，还是我的同桌。开学时，她还偷偷送给我一个红皮笔记本。那本子是那个年代我的一次珍藏和记忆，是我对那个时代和城乡沟壑认识过早的一个开始和练习，还是我决心在下次考试之时，希望超越于她的一份明确和鼓励。我依依然然地努力学习，依依然然地按时完成作业，依依然然着我的幼稚和纯净。凡是新任班主任交代的，我都会加倍地用功努力，连那时语文课中增入的学习毛主席语录的附加课程，老师要求同学们读一读，我都会努力背一背；老师要求同学们背一背，我会背写三遍或五遍。
新的老师，男性，中年，质朴，乡村人。把他和我那嫁人的老师相比较，除了性别，还有一样不同的，就是他要求学生学习，决不相仿女老师，总是要进行测验和考试。而我在那时等待着考试，就像站在起跑线等待起跑的一个运动员，已经弓了身子，曲下双腿，只等那一声发令的枪响，就可箭样射出去追赶我的对手了，去争取属于我的第一了。我的对手，不是我的二姐，而是我的同桌女孩。她浑圆，洋气，洁净，嫩白，说话时甜声细语，准准确确，没有我们乡下孩子的满口方言，拖泥带水，也没有我们乡下孩子在穿戴上的邋邋遢遢，破破烂烂。她的满口，都是整齐细润的白牙，整日的浑身，都是穿着干干净净，洋洋气气，似乎是城里人才能穿戴的衣衣饰饰。
和她，我们彼此只还有一分之差。
仅就一分之差。
为这一分的超越，我用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努力。
终于到了期末。
终于又将考试。
终于，老师宣布说，明天考试，请同学们带好钢笔，打好墨水，晚上好好睡觉。
我一夜未眠。想着明天就要考试，如同我要在明天金榜题名一般。兴奋如了那时我不曾有过的朦胧爱情，完完整整地伴我一夜，直至来日到校。教室外面的日光，一团一圆，从窗外漏落入教室以内，张致澈丽，使教室里的明亮，如同阳光下的湖水。高大庙堂里木梁上的菩萨神画，醒目地附在屋顶和墙壁的上空。老师在讲台上看着我们。我扭头看了一眼同桌，从她的眼神，我看到她有些紧张，看到了她对我超越于她的一种担心和拼比。
没有办法，这是一种城乡的沟坎，除了跳越，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把钢笔放在了桌上。
把预备的草稿纸，也规规整整地放在了课桌的左上角。
确凿的，等待着那个跳越，我就像等着下令枪响后的一次奔跑。
终于，老师来了。
终于，却是徐徐地进了教室。他款步站在土坯垒砌的那个讲台上，庄严地看了同学们，看了讲台下那一片紧张与兴奋的目光，嘴上淡淡地笑一笑，说今年考试，不再进行试卷做题了。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说，为了让大家都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不再进行试卷考试。说，我们今年考试的办法，就是每个同学都到台上来，背几条毛主席语录。凡能背下五条者，就可以由二年级升至三年级。
老师话毕后，同学们集体怔了一下。
随之间，掌声雷动。
我没鼓掌，只是久远不解地望着老师，也瞟了一下我的同桌。她在随着同学们鼓掌，可看我没有鼓，也就中途猛然息去了她的鼓掌声。
自那之后，我们升级都是背诵毛主席语录。这让我对她——那个来自城里的女孩，再也没了超越的机缘，哪怕只还有一分之差。那年代中的一些事情，虽然微小，却是那年代中怪异浓烈的一股气味，永永远远地铸成坚硬的遗憾，在我的人生中弥弥漫漫，根深而蒂固。在那个年代读书，二升三时，只需要背诵五条毛主席的语录；三升四时，大约是需要背诵十条或是十五条。期间为了革命和全国的停课闹革命，还有两年没有升级。没有升级，也依然上学，学习语文，演习算术，背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那老的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与《愚公移山》。今天，回味那个年代，其实我满心都充盈着某种快乐和某种幸福的心酸。因为没有学习的压力，没有沉重的书包，没有必须要写的作业，也没有父母为儿女升学的愁忧。伴随我童年的，除了玻璃弹子、最高指示和看着街上大人们的*，还有亲自跟着学校的队伍到村街上庆贺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这都是一些快乐的事情。就是到了今天，其欢乐也意味无穷。可是剩下的，都是永不间断的饥饿和寂寞，下田割草和喂猪放牛。其间夹缠的久远的幸运，就是直到我小学毕业，那些住在乡村的几个“市民”户口的漂亮女孩，她们总是与我同班。她们的存在，时时提醒着我的一种自卑和城镇与乡村必然存在的贫富贵贱；让我想着那种与时俱来的城乡差别，其实正是一种我永远想要逃离土地的开始和永远无法超越了的那一分的人生差距。
2 《红楼梦》（1）
终于，进了20世纪70年代。
我和许多同学一道，以通背规定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老的“三篇”之优异成绩，顺顺利利地升了中学。很快，在我的中学时代，革命形势在沸腾的安静中有了变化。并不知道这一年初中的升级考试，不再是以背诵毛主席的文章、诗词为考试的评判模式，与大人物*的恢复工作有着直接的某种干系。终于，学校又有了考试制度。就像遇了春天必会有雨样，升级，又有了必须的考试。可必须考试时，不知为何，我已经不再有那种超越一分之差的奋斗之力，只是痴迷于阅读中能够找到的革命小说，如《金光大道》《艳阳天》《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还有《烈火金刚》和《林海雪原》等。我不知道这些小说属于“红色经典”，以为那时的世界和中国，原本就只有这些小说，小说也原本就只是这样。如同牛马不知道料比草好、奶比水好，以为世界上最好吃的，原本也就是草和麦秸了。不知道，在这些作品之外，还有所谓的鲁、郭、茅和巴、老、曹，还有什么外国文学和世界名著，还有更为经典的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
不知道，曹雪芹是个男的，还是女的。
在我看来，乡村和城市，永远是一种剥离。城市是乡村的向往，乡村是城市的鸡肋和营养。在那个年代，我的家乡很幸运是方圆几十里的一个集市中心。乡下人向往着我家的那个集市；我们村人，向往着三十里外的一个县城；城里的人，向往着百里之外的古都洛阳。所以，在那年代我知足于一种幸运：父母把我出生在了那个叫田湖的村庄，比出生在更为偏远的山区要好下许多。我能看到的小说，在那更为偏远山区，将会更为稀少和罕见。那个我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的家庭，虽然充满着无边的贫穷，却又充满着无边富裕的恩受。父亲的勤劳和忍耐，给他的子女们树立着人生的榜样；母亲的节俭、贤能和终日不停歇的忙碌，让我们兄弟姐妹过早地感受到了一种人生的艰辛和生命的世俗而美好。这成了我一生的巨大财富，也是我写作时用之不竭的情感的库房。
那个时候，大姐身体不好，以今天的医诊，可能是所谓的腰椎股骨头坏死，不青不红，却又不断地发作一种无缘由的疼痛。她由此而辍学，多数时间都躺在屋里床上，为了挨日度月，消磨时光，就总是看些那时在乡村可以找到的小说，看那种在那个年代的乡村能够找到的所有的印刷品。这样，大姐的床头，就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图书馆。她看什么，我看什么。她有什么书籍，我自然就有了什么书籍。
想到因为大姐生病，才使她的床头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图书的藏馆，对大姐的感恩，那种无可比拟的姐弟情谊，就会以潮润的形式，湿润在我的眼角。这虽然有些矫情，可在我确是天正地正的真实。因为这些最早的革命文学，填补了我少年心灵的空白。对小说的痴迷，让我不再对学校同学中那些身份地位、学习长相、言辞行为和我们之间那些所谓的城乡之差，存下因为嫉恨与羡慕而长久蓄生的自卑与烦乱。
我变得心怀开阔，有了胸襟。胸襟的开阔使我在初中进行试卷考试时，分数不是很好，也并不十分地放在心上。因为小说，让我变得似乎完全忘了和谁有过一分之差的那种遗憾。而那些革命小说中的故事，却又常常让我念念不忘，愁肠结心。初一时候，还是初二之时，我终于听说中国有部大本小说，名为《红楼梦》，又叫《石头记》，是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合称为中国的四大名著。并且，《红楼梦》是名冠这四大名著之首。其他三部，因为大姐的床头，我都也已看过，只是这部，不知为何，大姐的床头却总是没有。问过村里会写对联的文人，说你家有《红楼梦》吗？那些文人都惊异着看我，像我的问话里，隐藏着一个少年心欲的不安。然而，他们的那种眼神，反而使我更加急切地渴望此书。也就终于在某一天里，同班有一姓靳的男生，哥哥是空军的飞行人员。他告诉我说，《红楼梦》那书，因为毛主席爱看，别人才很难看到。因为毛主席爱看，省长、军长以上的高级干部，也才能各自分配一套。
2 《红楼梦》（2）
我对这话将信将疑。
他说他哥来信，言称有高级干部给了他哥一套。说他哥看完将从邮局寄回，可以悄悄借我一看。
我为此惊诧，比他更为担心邮途的丢失。
也就终日地等着等着，直等到下一学期，已经早已忘了此事，他却在某一天里，从书包里取出一本报纸裹了几层的神秘，把我拉到一边塞进了我的手里。我欲打开看时，竟吓了他一个满脸惨白。于是，我忙又合上，藏进我的书包，躲进厕所，到没人时候才打开那本神秘，见是一本书，果然，浅白的封皮上，赫然印着“红楼梦”三个大字。而在那小说的封底，果真印着“供内部阅读”的五个小字。当时不知为何，我喜出望外，又战战兢兢；满头大汗，却又双手哆嗦，慌忙地把那小说快速地重又裹好，急急地藏进了我的书包。
那个下午的课堂上，我没有听进老师讲的任何词语，一心想着那本“红楼之梦”，就像一心想着我一生想要见的我最钟爱的一个情人。
那个暑假，为了挣钱，为了给大姐治病，我同二姐起早贪黑，到十几里外的一条山沟，用板车往建扎在我们村的县里的水泥厂里运送料石；给修公路的承包队，从河滩上运送鸡蛋大小的鹅卵石子；给盖房子的村街上的商业部门，运送地基石头。白天无休止地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人累得如同多病的牛马。可在晚上，看《红楼梦》小说，却能醉醉痴痴，直至天亮。看到黛玉葬花、黛玉之死和宝玉出家，常是泪流满面，欷殻Ц刑尽�
然而，因为痴于阅读，我早已忘了我有些荒废的学业。
然而，偏巧那年，由初中晋升高中时，却又要由分数定夺命运。那些年月，我对阅读小说因着过分迷恋，而对人生，也因此变得有些迷惘。想横竖反正，我的命运就是同父母一样种地，不得不作于日出，息于日落；因此，并不相信你考取高中就可以不再耕田种地，可以让你变为不是农民的城里人了。也就无所进取，随遇而安，陪着同学们如同打哄看戏一样，参加了那年的升学考试。其时的结果，录取中的政策规定是凡持城镇户口的同学，必须百分之百地予以录取；而对农村户口的学生，既要看考试分数，还要看大队和学校的共同推荐。就分数而言，二姐的分数远高于我；就推荐而言，我姐弟二人，就只能有一人可读高中。
话是午饭时候父亲从门外带进家的。那是夏天，知了的叫声，在树枝上做张做致，泼烦泼乱，又果实累累，叫得密不透风。父亲坐在我家的院里，说了我和二姐只有一人可以上学读书的景况后，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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