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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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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真诚的，”许多见过聂华苓的人都这么说。
有一次她陪别人去买旗袍衣料，那位朋友想买一块蓝的，但又喜次另一块绿的，一时犹豫不决，于是征询她的意见。她善解人意，一眼就看透了朋友的心意，十分体谅地笑着说：“两块都买了吧！”那位朋友激动地拉着她的手，感谢地说：“你真太好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她的自尊心是极强的。“中国人”，那是一种骄傲。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遇到中国人，她总是讲普通话；对身在美国的妹妹，她讲家乡话；对她的外孙，她认真地教他们中文……在她搬家的时候，她总是费尽心力地打扫就要离开的旧居。她戴着大橡皮手妻，拿着刷子，把炉子、烤箱洗了又洗，擦了又擦，不让炊具上留下一点油渍，把墙壁用去污水几乎洗得脱了皮。她所以满头大汗地拚命刷洗，只有一个简单而自豪的原因：“总不能让人家说我们中国人不干净！”
聂华苓，过去有过与生俱来的寂寞和孤独、“化不开的人生的悲哀”。生活压迫她，环境压榨她，但她没有屈服，没有趴下。“我从小就是不爱哭的女孩！”她不消沉，总是不停地同环境奋斗！她说：“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苦也好，乐也好，谁都不能停，谁都非往前走不可。”所以何达说，在聂华苓的性格中，“有三个最强的动力：第一是喜欢战斗，第二是喜欢给予，第三是喜欢胜利。”游子的悲哀已消融在她的奋斗之中，岁月磨炼了她的心志，她顽强地走着路，三十年后，带着一家人，微笑着，出现在故乡的扬子江畔……
五
宇宙有无数星体……
如果把宇宙比作文学的宇宙，聂华苓则是一颗灿烂之星。四十余年，她运转着，也探索着；黑夜，孤独，寂寞，痛苦，她都经历过。但逆境没有扭折她的笔……她已经出版了二十本书，其中包括中篇小说《葛藤》（1953年，台北《自由中国》），短篇小说集《翡翠猫》（1959年，台北明华书局）。《一朵小白花》（1963年，台北文星书店）、《聂华苓短篇小说选）（1980年，香港海洋文艺出版社）、《台湾轶事》（1980年，北京出版社），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1960年，台北学生出版社），1964年台北文星书店再版，1965年三版；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桑青与桃红》（1976年，香港友联出版社；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千山外，水长流》（1984年，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香港三联书店）、散文集《梦谷集》（1965年，香港正文出版社）、《三十年后——归人札记》（1980年，香港海洋文艺社；同年，湖北人民出版社）、《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1983年，香港三联书店；1986年，花城出版社），英文专著《沈从文评传》（即《A Critical Biogravhv of ShenTs'ung－Wen》；1972年，纽约的Twayne Publishers出版），英译中 《德莫福夫人》（亨利·詹姆士著；1959年，台北文学杂志社）、《美国短篇小说集》（1960年，台北明华书局）、《遣悲怀》（1970年，台北晨钟出版社），中译英《The Purse》（其中收有聂华苓的小说三篇；1963年，香港Heritage Press）、《巨花文集》（两卷；19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等。她的这些作品，有的已被译成英文、葡萄牙文、波兰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罗马尼亚文、希伯莱文发表，短篇小说《王大年的几件喜事》英译曾在以风格严谨、立论公正著称的美国著名杂志《大西洋》月刊刊出，后来收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和在纽约出版的《国际短篇小说》中；她的另一篇小说《珊珊，你在哪儿？》也收入《国际短篇小说》和在意大利出版的《世界小说集》中，并于1979年3月由《上海文学》转载，成为台湾、海外中国作家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在创作上，聂华苓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台湾轶事》是她从1949十到1964年十几年台湾生活里所写的短篇小说的精华，是从那个时期所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中选出来的。作者在1979年除夕为在北京出版这本短篇集所写的短序《写在前面》里说：“那些小说全是针对台湾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说的老实话。小说里各种各样的人物全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他们全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我就生活在他们之中。我写那些小说的时候，和他们一样想‘家’，一样空虚，一样绝望——这辈子回不去啦！怎么活下去呢！”
“小说里的人物是虚构的，也是真实的。”作者说，“现在，我要高兴地大声告诉他们：‘你们全回家啦！你们要和老家的读者见面啦！”’
聂华苓把包括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短篇小说《王大年的几件喜事》等在内的《台湾轶事》奉献给故乡的读者，这使我们具体地了解了作者的爱国之心和一大批游子的思想感情，以及台湾那个社会。
她的代表作之一《失去的金铃子》是于1960年在台北写的，并在《联合报》上连载。那时，由于雷震事件，形成了她一生中最暗淡的时期：“恐惧，寂寞，穷困”，像三只饿狼一样困扰着她，威胁着她。但她以巨大的毅力埋头写作，没想到这部长篇小说竟成了她和外界默默沟通的工具。《失去的金铃子》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台北的学生书局、文星书店、大林出版社都曾陆续再版数次。暗夜里，读者给了她光明；孤苦的心，得到了安慰和温暖。她，更加振作起来！
《失去的金铃子》里的中心人物是苓子，通过她的庄严而又痛苦的成长，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侧影。
这部小说，写得冷静而深沉。小小的三星寨连着全国，那里的男男女女都是社会的细胞。小说一开头，作者便以浓重之笔，在读者的心里绘成了一个暗淡的时代：
我站在三斗坪的河坝上，手里提着麻布桃花口袋，脚边放着
一捆破行李卷。妈妈并没有来接我。我由重庆一上船，就是惊险
重重：敌机的轰炸，急流险滩，还有那些不怀好意的眼睛。
……漠然流去的长江，夏夕柔软的风，一股血腥、泥土、阳光
的气味。谁都有个去处。至于我呢？
小说的开头和结尾是照应的，这不纯属技巧问题，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当苓子离开三星寨这个小小社会舞台时，“我”（苓子）和妈妈有几句精彩的对话和描写：
……“到什么地方也没有自己的家。”
“这样才好，妈妈！我们可以从头开始。”
妈妈的眼睛盯在我脸上，搜索了一阵子，然后掠过一阵喜悦
和惊异，还透着点忧郁。
“嗯，长大了，真的长大了！”
我微笑着，没有作声。河坝逐渐模糊了。茶馆、面摊、小饭馆、
卖纤绳的小铺子、岸边大大小小的木船、伤兵、纤夫、挑水夫……
全模糊了。那一股霉湿、烂木料、枯树叶、火药、血腥混合的怪气
味也闻不着了。我在战乱中走过许多地方，每离开一个地方，我
都认为我会再到那儿去。仿佛人生是可以自由安排的。只有这
一次，我离开三星寨的时候，我知道永远也不会再去了。生命有
一段段不同的行程，走过之后，就不会再走了，正士。同我的金铃
子，失去之后，也不会再回来了。
开头和结尾都是令人难忘的。战争给社会带来创伤，三星寨是当时现实的一个缩影。社会环境塑造了“人”，他们在多变的社会中生活着，希冀着……
《失去的金铃子》写的全是平常的人和事。小说通过主人公苓子的成长，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侧影。除了苓子外，还有尹之舅舅、寡妇巧姨、丫丫、庄大爷、庄家姨婆婆、郑连长、新姨、黎姨、黎家姨爹等等，他们都是好人，都同在一个天地里生活，“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望和希求，每个人都各自被某些飘忽的东西所迷惑，所愚弄；他们每个人最后都失望。”（叶维廉《中国现代作家论·评〈失去的金铃子〉》）
小说是要含有矛盾和冲突的。“但使本书成功的不在这些人之间的冲突，而是由于作者把冲突隐藏起来。作者在呈露角色时用着极其自然、幽默及毫不急迫的进度，而又不强调任何明显的冲突。一切事物看来那样静态、那样调和；然而，由于作者有一种捕捉气氛的独特的能力，把思想、行为和极其不同的两代之间存在的气氛呈现于读者的感受网中，使读者在表面祥和的生活中，意识到某种必将引起冲突的‘恶兆’。所以当这个表面和谐的家庭开始破碎时，读者就能深深地共感其哀，而作者东一把西一把的印象派的笔触此时都能相互的产生有效的和鸣作用，使整个悲剧的情况加深。”（同上）
《失去的金铃子》的故事多半是聂华苓从母亲那儿听来的。她在《苓子是我吗？》一文中说：“我常常捧着一杯茶，坐在她卧房的椅子上，听她闲谈往事，琐琐碎碎，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我忽忽悠悠地听着，也许根本没听进去，人的思想有时真像有鬼似的，要抓也抓不住，东飘一下，西飘一下。……我常常在这种半睡眠的状态中，突然为母亲的一句话震动了，清醒了。《失去的金铃子》也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得来的。……抗战期间我到过三斗坪，那时我才十三岁（小说中的苓子是十八岁），没想到多少年后，那个地方与那儿的人物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渴望再到那儿去重新生活。也许就是由于这份渴望，我才提起笔，写下三斗坪的故事吧。在回忆中，我又回到那儿，又和那些人生活在一起了。我仿佛又闻着了那地方特有的古怪味——火药、霉气、血腥、太阳、干草混合的气味。”
聂华苓在三斗坪那段生活，成了她进行创作的一个源泉。当母亲讲三斗坪的人和事时，原来思想里蒙昧的东西，得到了印证，都清晰起来，早已沉入灵海深处的人、物、事，都被钩了出来，活了！当即便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立刻就照着故事的本来样子写出了大纲。“我不单单写那么一个爱情故事，我要写一个女孩子的成长过程。”成长的过程是庄严而痛苦的，是主人公在与现实搏斗中一场无可奈何的挣扎。为了陪衬巧巧的个性，作者才“加进一个狂放、野性的女孩子。”
法国文学批评家蒂波岱（Thibaudet）关于小说创作讲过几句颇为精彩的话：
真正的小说家用他自己生活可能性中无尽的方面去创造他
的人物；冒牌小说家只按现实生活中唯一的途径去创造人物。小
说家的天才不是使现实复活，而是赋可能性以生命。
实际上，这正是我们常说的：所谓文学作品，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只能是生活的再创造，而决非现实的照像或翻版。创造，是创作的灵魂。聂华苓说，她就是照蒂波岱这段话来创造苓子这个角色的。
聂华苓将小说写好后，它的真正面目已与原来的大纲相去甚远（对于创作来说，乃属正常现象）。她说：“三斗坪成了我自己的小天地，那些人物也变样了。但是，无论如何，我始终是那么胆小地揪住现实……”她还说：“文学除供人欣赏的乐趣之外，最重要的是使人思索，使人不安，使人探究。”是的，看完《失去的金铃子》，读者会有不同的思考和探索，通过小说中的人物的命运，自然会想到“现实”及矛盾中的社会前途。这正是这部小说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志。
聂华苓的小说中有许多诗。她以细腻的文笔、新颖的构思，为读者描写了许多迷人的风景：
……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若断若续，低微清越，不知从何处
飘来，好像一根金丝，一匝匝的，在田野上绕，在树枝上绕，在我
心上绕，越绕越长，也越明亮，我几乎可以看见一缕细悠悠的金
光。那声音透着点儿什么，也许是欢乐，但我却听出悲哀，不，也
不是悲哀——不是一般生老病死的悲哀，而是点儿不同的东西，只
要有生命，就有它的存在，很深，很细，很飘忽，人会感觉到，甚
至听得到，但却无从捉摸，令人绝望。
这是作者在写秋虫金铃子的声音，其形象力达到了奥妙的奇境。再如“突然一阵鸟叫，好像进溅的火星，洒满了山野。这等令人叫绝的诗的语言，在聂华苓的作品里是俯拾皆是的。
小说要收束了，但故事并没有完结，作品中每个人物都在走自己的路。这正像大地上的小溪，有的将消失在无垠的沙漠之中，有的经过在万山丛中的艰苦跋涉，曲曲折折，最终汇成巨流，奔腾咆哮。作品中的人物都走什么路？没有指明，其实作者也不可能指明。但是，“三星寨的故事还没完。”“我要跳上那条大船，漂到山的那一边，漂到太阳升起的地方，那儿也许有我的杜鹃……”
关于苓子这个形象，曾有不少读者问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是你的故事吧？”“苓子是不是就是你？”她的回答是：“苓子是我吗？不是我！她只是我创造的。但是，苓子也是我！因为我曾经年轻过。”这是个绝妙的回答。苓子是她，也不是她，这才是“小说”！因为小说反映的是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种现实……
聂华苓的另一部代表作是1970年写的长篇《桑青与桃红》。萧乾称它为寓言体小说，“在创作方法上，她企图综合中国传统的以及现代西方的技巧”（萧乾《湖北人聂华苓》，载1980年4月19日《人民日报》）。熟悉鲁迅作品的人，在读这部长篇时，那象征写实的手法，会使人常常想起《狂人日记》。
这部小说于1971年在台湾《联合报》连载时半途遭禁，但它却同时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得以全本连载。《桑青与桃红》发表和出版后，有人说它是现实主义，有人说它是印象主义，有人说它是象征主义，有人说它超现实主义，有人说它是意识流。聂华苓说：“我不懂那些主义。我所奉行的是艺术的要求；艺术要求什么写法，我就用什么写法。我所追求的目标是真实。《桑青与桃红》中的‘真实’是外在世界的‘真实’和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融合在一起的客观的‘真实”。”
这部小说是以写一个经历了动乱又遭流放的女主人公的精神分裂的悲剧来象征国家政治上的动乱在一代中国人心灵上所留下的创伤。桑青和桃红是同一女主人公的不同时期的反映了不同人格的名字。故事发生在1945年至1970年，作者把二十五年间发生的故事加以浓缩和集中于桑青的一生。桑青的一生分为四个生活阶段，每个阶段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故事，“但在表现主题那个题目上，四个故事又有统一性、连贯性。”
小说的第一部是《瞿塘峡》。纯朴的桑青为了躲避日寇，同一批流亡学生在三峡险恶的激流里颠簸漂荡，他们被“困”在一条旧木船上，而船又“困”在风浪滔滔的瞿塘峡里，小说中的老先生说：“咱们就困在古迹里呀！”聂华苓说：“那不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处境吗？老先生象征旧社会；流亡学生象征新生力量。……”小说的第二部写围城（被解放军包围）中旧制度的崩溃，背景是1949年兵临城下的北平，思想腐朽、全身瘫痪的翁姑，及她的胡言乱语，正是旧制度覆灭的征兆。聂华苓说：“垂死的沈老太太就象征旧制度；真空地带的破庙象征新制度建立前的荒凉。”第三部写台北阁楼人的内心世界，时间是1957年夏至1959年夏，作者利用外在的真实物象来反射人物内心的真实，甚至用了台湾报纸上的广告和新闻，如荒山黄金梦，三峰真传固精术，分尸案，故都风物等，以及那些尘埃满布，老鼠横行，时钟停摆、僵尸出坟吮生人血等细节，都反映了主人公的精神死亡，从而烘托出一个人们熟悉的残酷现实。作者说：“但也是一则寓言故事：台湾那个孤岛也就是一个阁楼。”小说的第四部，写走投无路的桑青逃到美国的生活，这时变成了“桃红”。她到处受到美国移民局的追缉。小说家白先勇在《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一文中说：“当移民局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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