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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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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行（2）
由宜川到吉县，汽车不能通行，总司令骑马，我们徒步。过黄河后在故县镇二战区兵站住了一宿，那里招待挺不错。去吉县的路可把阎锡山的宪兵忙坏了，山岗路口布满岗哨，一个排的卫兵在我们前进的路上前后奔跑。 总司令去阎锡山那里，名义上是晋谒，实际上是做阎锡山的工作。阎锡山经营了几十年的山西，抗战不到一年，城市几乎全被日寇占领了，他只好由繁华的太原退到偏僻的山沟吉县。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心烦意乱，对抗战有些动摇。总司令去访，对阎锡山来说是个安慰。总司令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天天会见，共商抗战大事。阎锡山在吉县庙里召开欢迎大会，总司令应邀给他的官兵训话。总司令把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抗战必胜、日寇必败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阎锡山的官兵洗耳恭听，会场秩序井然，时而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从气氛上看，总司令与阎锡山的会晤是相当成功的。 访问阎锡山后，我们由宜川乘车经洛川、宜君、同官、三原到西安。到西安后，我们在七贤城八路军办事处休息了两天。办事处在珍珠泉招待我们洗澡。当时，这个澡堂是第一流的。解放后我到西安出差时曾特意到旧地重游，珍珠泉已徒有虚名面目皆非了。 由西安出发至灵宝，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辆汽车抛了锚，我们只好在灵宝附近的镇上住宿。那里驻了一些国民党军队，镇上乱糟糟的，夜间时而枪声四起，吓得行人四处躲藏，商店紧闭店门。我们见此情景，甚感不安，便向总司令提出挪个地方。总司令不仅不同意，还批评我们不相信群众。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提高警惕，加强巡逻，做好应付发生意外事件的准备。 汽车不能走，只好去交涉火车。开始站长爱理不理。后来朱光同志掏出名片，站长看名片是八路军的秘书长，知道是为朱德总司令要车，顿时面带笑容地赔礼道歉，连声“好说好说”、“照办照办”。于是给挂了一节公务车，我们坐的是软席。朱光同志给站长100元“赏钱”，站长千谢万谢。 第二站是拜会卫立煌。我们由渑池过黄河，卫立煌的指挥部设在山西平陆附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卫立煌是###老手，同我们打了二十多年的仗，为蒋介石效过犬马之劳。抗战时期，卫立煌表现尚好，与我们关系不错。总司令除谈抗战问题外，还给卫立煌上了一堂马列主义课。据朱光同志说，卫生煌还很愿听。临别时，卫立煌送给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各一把加拿大造的手枪，还有一支刻有“卫立煌赠”字样的西府里钢笔。 总司令常说：“共产党不能单枪匹马地抗日，不仅要动员全国的老百姓，而且要教育、争取联合国民党的军队，这样才能使日寇陷入灭顶的汪洋大海。”因此，到前方的路上，总司令走到哪里，就把统战工作做到哪里，真是逢机就做啊！ 总司令密切联系群众，与部下同甘共苦，情如手足。 他经常深入下层与干部、战士促膝谈心，交流思想。下面的干部、战士都愿意听他讲革命道理。无论大会小会，只要有请，他从不推辞，大家称赞他是有请必到、到会必讲的好老总。在延安，有个时期由于参加会议讲话过多，把嗓子都讲哑了。我劝他以后少参加点会，他听了有些不高兴。 在大生产运动中，总司令和干部、战士一起摇纺车，捻线线。总司令在南泥湾有个“小农场”，他经常去参加劳动，我跟他去过一次。他种的南瓜，品种好，个头大，我去时适逢丰收，南瓜堆了半窑洞。总司令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个口号的实践者。 总司令爱好很广泛。他书法技艺很高，古诗也作得很好。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早晨起得早，经常散散步，午睡前还要弹一会儿扬琴。总司令很喜爱文体活动。在太行山时，我们打篮球或打排球，他常来参加，而且从来也不中途退场。他还爱打扑克和下象棋。在延安时，晚饭后就找人打扑克或下象棋，我是他的常客。打扑克同他打对家可不能出错牌，更不能打输了。总司令下象棋爱用士角炮，不懂得他的战术，走不了几步就会被他将死。我学他用士角炮总学不好，不仅将不死他的棋，反而常常把自己的棋逼死了。总司令还喜欢养花，尤其爱养兰花，住中南海时，他养的兰花有一百多个品种。他的花只许看不准动，我想摘一朵，他就是不允许，说是“你摘走了，别人就看不到了”。连一朵花，总司令也想到大家。 总司令是官，又是兵，我十分敬佩他。
庐山风云（1）
彭总推门进来，见我正在吃鸡，就说：“好呀！狗×的，你给我吃白水煮萝卜，自己却关起门来吃好的。你不让我吃我偏要吃。快给我拿碗筷来！” 1959年6月30日上庐山。庐山会议我的任务是调遣飞机、掌握空情。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当时听说开什么“神仙会”，气氛轻松愉快，每天晚上都有戏剧、电影、舞会，可谓歌舞升平。彭老总上书后，风云突变，常委决定召开中央全会。我负责派飞机接中央委员，通知在青岛休假的刘亚楼、肖劲光来庐山开会。毛主席讲话后，停止娱乐，批判彭德怀，一时空气紧张起来。批判彭德怀时说有个什么“军事俱乐部”，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彭老总被解职，林彪任国防部长，罗瑞卿任总参谋长。会后赖祖烈对我说：“你们的司令员在会上态度不错，没有过火的语言。”罗瑞卿说：“我好久没有做参谋工作了，中央决定要我做，我不能推辞，做不好准备犯错误。”毛主席要彭老总对《决议》表态，彭德怀做了三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听说由庐山回北京时，同机的同志都不和彭老总说话，身为高干如此对待彭老总，实在不合情理。8月18日至9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有人责令彭德怀供出“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彭德怀气愤地回答：“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自己来报名罢！”有人说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有人说他是“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还有人说他“生活艰苦朴素是假相”等等。我认为这些人的批评很不公正，不实事求是。彭老总的生活艰苦朴素众人皆知，我在前总工作时，他和我们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管理科科长朱早观说：“我们想给他的生活搞好一点，他不同意，左权同志吃点辣子他还有意见，还说左权同志抽烟花钱太多。”左权同志知道后生气地说：“我吃点辣子不算特殊罢！我抽烟没用公家的钱，是用自己得来的稿费买的。”我亲自处理过一件事，管理科杀了一口猪，送给首长一副猪肝，他知道后，要我问谢汉初同志（管理科副科长），猪肝是他拿钱买的吗？如果不是就是剥削群众，他要我把猪肝送回管理科。 彭老总被免职后，决意解甲归田，履行他的“劳动生产，自食其力”的诺言。在国庆10周年前夕，彭老总自动上缴了元帅礼服、军衣、帽徽、领章、勋章，穿上了灰布衣裤，带着平时所喜欢的书籍，从中南海迁居到北京西邻挂甲屯吴家花园。 还在红军时期毛主席就称彭德怀同志为大将军。1955年授衔，彭老总是十大元帅之一。 彭老总是我军杰出的军事家，战必胜，攻必克，能攻善守，在各个时期的革命战争中屡建功勋。 土地革命时期，彭总经常独当一面，直接或间接地指挥所率部队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各次“围剿”。哈达铺改编，彭总出任陕甘支队司令员，统帅一、三军团改编的四个大队。长征到达吴起镇，他伏击尾追我军的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四个骑兵团，消灭其一个团，打垮三个团。战斗结束后，毛主席赠他一首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总看后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这一句改得好，体现了彭总确有谦虚过人、功成不居的美德。 抗日战争时期，彭总是八路军副总司令。由于朱总司令经常外出，特别是1940年5月，朱总司令和###同志回延安参加“七大”，八路军的作战指挥和中共北方分局的工作全由彭总承担，既管军事又管党务，既要抗日又要反顽，工作十分繁忙劳累。日寇“扫荡”连续不断，国民党###一浪高过一浪。1940年，日寇加紧诱降，国民党顽固派妥协投降势力上升。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为了挽救抗日危急，彭总与聂荣臻司令员、刘伯承师长共同商议组织正太路破袭战（后称“百团大战”）。在彭总精心计划、严密组织和正确指挥下，破袭战首战告捷。胜利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非常兴奋，亲自致电彭总说：“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再组织一两次？”“百团大战”给敌伪以很大的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信。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力量，后期的攻坚战，使我军伤亡很大。 敌人对各根据地的小“扫荡”连续不断，对太行山的大“扫荡”几乎每年一次，主要目标是前总和一二九师指挥机关，每次大“扫荡”，前总驻地均遭到合围。1943年5月，我和同志们背粮刚回来，彭总来到作战室，他一边看墙上挂的五分之一地图，一边对我说：“鬼子又要出来‘扫荡’了，你赶快通知机关、部队，立即做好转移准备，晚饭后就出发。”接着又和我们研究转移路线。彭总判断准确，措施果断，我们离开麻田的第二天，敌人就出来了——“扫荡”开始了。 彭总有个习惯，不管怎么疲劳，都要亲自观察地形。我们从麻田出发，夜行军五六十里，天刚亮他就起床上山看地形。当我在山上找到他时，见到他坐在路边低头沉思。我走到他跟前，他只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我知道他的脾气，当他不和你说话时切莫去打扰。我看到他这样的神态，估计他一定是在想事，为了不打断他的思路，我先去检查警戒。上到山顶，听到正面和左侧有零星枪声，拿望远镜一看，日本鬼子正沿着山向东运动。我回到彭总身边，向他请示继续转移的路线。彭总经过再三考虑，决定等敌人过去后，绕到它的后面转移到太岳陈赓同志那里去。敌人这次“扫荡”扑了一个空，什么也没捞到。我们回到麻田，看见随群众坚壁的同志安全无恙，埋在地里的物资、文件毫无损失，对彭总布置反“扫荡”的英明决策更钦佩了。
庐山风云（2）
解放战争时期，彭总在毛主席领导下转战陕北，收复了延安。1948年3月，毛主席东渡黄河，我军在西北投入反攻。彭总率领西北野战军辗转陕甘宁，解放整个大西北。抗美援朝，打得美帝要求停战谈判。从战争到建国，彭总屡建功勋。 彭总生活艰苦，衣着朴素，对部属严肃而又和蔼。陈赓同志爱开玩笑，说话也很风趣。有一次他到总部来，聊天时说：“1939年5月，彭总陪鹿钟麟到冀南视察，我给他开了一个玩笑——我给彭总吃粗茶淡饭，自己关起门来吃好的。彭总推门进来，见我正在吃鸡，就说：‘好呀！狗×的，你给我吃白水煮萝卜，自己却关起门来吃好的。你不让我吃我偏要吃。快给我拿碗筷来！’”“狗×的”是彭总的口头语，不了解他的人，真有些受不了；了解他的人，也就不会介意。 到延安后，彭总的生活有点改善，但没有单独起伙，他同中央一些同志吃小灶。1944年，我和前总机要科的译电员舒新环同志去看他，我们向他告别时，他硬要留我们吃饭。他告诉警卫员多打两个人的饭。我以为是有好吃的，唉呀，名义上“四菜一汤”，实际上只是有些菜里放了几片肉。彭老总的穿着也和我们一样，灰色或黄色的军衣。抗战时期他去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会议或到友军拜访（国民党###后我们称他们顽军），稍穿得好点儿，也不过是斜纹布。那时什么凡尔丁、哔叽等毛织品，不用说没有穿过，听都没有听说过。 彭总非常体贴群众，处处考虑群众利益。1939年，彭总觉得我们的干部、战士津贴费太少，想给增加5毛钱。他算了一笔账，一个人增加5毛钱，八路军五十多万人，加上地方干部，一个月要增加百十来万，这样大的数字，根据地的群众是难以承担的，于是打消了这个想法。1940年蒋介石借口我们在根据地发行了货币，就取消了八路军的经费。国民党不发军费，加上根据地财政困难，1940年开始，连每月两块钱的津贴也不发了。但每天1斤半粮、3钱油、4钱盐还是有保证的，只是1943年秋例外。那时晋冀鲁豫发生了蝗灾，旱情很严重，每人每天的口粮由1斤半减到1斤，最后减到13两（当时1斤为16两）。为了克服困难，领导动员大家挖野菜采树叶补充口粮。旱情未过，疾病又降临。前总机关、部队大部分人得了疟疾。传染上这种病的人，打摆子时先发冷后发热，四肢无力，病久了面黄肌瘦。在这种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整个部队没有人闹情绪，没有人叫苦，没有影响工作，那时没有请病假这一说。当时的党支部真正起到了堡垒作用，共产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思想政治工作是坚强有力的。我们坚定的信念，奋斗的目标，就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彭总对部属要求很严，工作有错他是不客气的。不管什么人都要受到他严厉的批评。但也不是像传说的那样，彭总很厉害，爱骂人。我因受了传说的影响，初到前总时有点害怕。他到作战室来时，我精神就紧张，走路小心翼翼，不敢放声说话。彭总是湖南湘潭人，乡土口音重，他讲话时如不注意，很可能就听错了。彭总心很好，但他的形象有点可畏，他经常板着脸，嘟着嘴，不爱闲谈，见人扫一眼。但他高兴时脸上露出的微笑，给人以慈善的感觉。古语说：“日久见人心。”相处久了，不仅不觉得他厉害可怕，反而会觉得他和蔼可亲呢！ 我和他顶过一次嘴。事情是这样发生的：1930年7月，在反“扫荡”转移的一天下午，彭总来到作战室，他批评丁士林同志牺牲的电报写得太简单了，他说：“牺牲了一个团长，只写了一句壮烈牺牲太简单了，特别是给蒋介石发这样的电报更加不妥。”我没等他说完话就说：“那个电报左参谋长看过了。”我的一句话引得他从长凳上站起来说：“参谋长看过了我就不能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有什么资格用我的名义发电报！”我看他生气了，就悄悄地走出作战室。过了一会儿，我回到作战室，看他气消了，向他承认错误，并向他说明：我把贺龙师长在斋佛堂中毒气的电报与丁团长牺牲的电报搞混淆了。他心平气和地说：“以后注意就是了。”为一份电报的事挨顿批评，活该！谁叫自己沉不住气呢？ 1940年3月，彭总到作战室来打电话，当彭总与刘伯承打电话时，电话里乱得很，彭总着急地问：“怎么这样乱，电话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讲话？”彭总打电话时我和左参谋长站在旁边，左参谋长默不作声，我却拖长语气说：“电话总机老得没有牙了，被复线太破，中间搭线的太多，怎么能不乱呢！”这回他没有批评我。过了一会儿，彭总放下话筒很不高兴地走了。我的几句话虽然讲得有点难听，但引起了左参谋长的注意，他要我告诉杨立三部长拿点钱出来买通讯设备。 彭总爱静不爱动，多数时间在房子里看书，思考问题，他对敌情、根据地的情况了如指掌。早晚到村边小路散散步，除警卫员外，很少有人同他一起散步。我有时同他走几步，他借机了解科里参谋情况，有时突然考我一下。记得有一次我同他散步时，他问我种庄稼为什么地越旱越锄？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毫无农业知识，蒙了一句：起毛细孔的作用呗。彭总笑了一笑，没说对不对。 彭总在延安我去看过他几次，有次谈话他把我气哭了，他说有人反映我很骄傲，还说我和前总的科长关系都不好。我说整过风了，有意见为什么不当面提，背后告状是共产党员的作风吗？彭总严肃而又诚恳地说：“和你好的人才会向你提意见，和你不好的人他不仅不会向你提意见，他让你像烂冬瓜似的烂掉，有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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