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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风花雪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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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响，咔啦啦地拉上电梯的铁栅栏门，那是老式的德国电梯，地上的铁，被多少年的人的鞋底子，磨得雪亮。像张爱玲当时形容的一样，人字图案的栅栏外面，一重重电梯井的黑暗往下移，棕色的黑暗，红棕色的黑暗，黑色的黑暗？？如今衬着那交替的黑暗，我看到的，是这女人梳得整整齐齐的市井发式。
到了六楼，我敲开胡兰成书上说的那个门牌，把我的来意说了，我感到那电梯里的女人在听，隔着打开的电梯门，雪亮的电梯灯将她的端坐的影子长长地拖过来，像是在垂帘听政一般。
过了一下，她在里面沉着地说：
“你错了。”
她出来，看了我的证件，要我仔细地陈述了找张宅的理由，然后说：“那个门牌错了，是对门的一家。”
对门的一家是张家的亲戚。
我大喜，问：
“什么亲戚？”
她说：
“你自己敲门进去问，我们不好随便说的。”
她代我敲开了门，说明了来意。看到老太太接待我了，她才下楼。我听到我身后的电梯栅栏“哗啦”的一声响。
下去的时候，老太太和老先生送我到电梯口，老先生点给我看电梯的牌子，“奥斯丁，现在也是好牌子。”老先生说。
所以，再次看到电梯女人，我好像气也壮了好多一样。
我们看着那老旧的棕色的红棕色的黑暗，一路下去。那时候，我知道时光不再，就像楼上的客厅和大厨房已经改了几十年了一样。一家住户把大厨房改充房间，一家人从阿小她们那样的佣人楼梯上下，张爱玲时代的风气早没有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她似曾相识。
她说：
“老是有人来问张爱玲张爱玲什么的，他们都找错了，那些台湾人什么的，还在错了的地方看，拍照片，像真的一样。我都没有告诉他们。”
“为什么？”
“要看人家自己愿不愿意告诉你，老太太要你进去，我才能说。人家家里的事情，我们不好随便说的。”
“哗啦”一声，底楼就到了。
在底楼的小门厅里，我看到了一排旧信箱，小小的，隔着一些自行车，我看到它们落满了发白的灰尘。现在，从南京来的，胡兰成的信，再也不会在这里面的某一个信箱了。
在回家的路上，路过了张爱玲写过的那家电车场。它还在那里，下午的时候，有公共汽车进场，可是现在不用她的时代的电车铃了，汽车一扭一扭地到了它的那一长条地方，那地上流着黄黑的污油，然后扑的一声放掉气，好像放了一个又大又臭的臭屁。
路边也有一辆车子停了，像张爱玲五十年前在上海的这条路上看到过的一样。那时候，这民国女子说，它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现在我骑着一辆旧车路过它的身边，看着它，想起了一条死得绝绝的、发着水和肉的腥气的大鱼。
颜文梁的客厅（1）
颜文梁在上海的老宅子，在上海的新康花园。那是一条宽敞的大弄堂，西班牙式的两层楼房子一律刷成了绿色，失去了白墙红瓦的西班牙房子那种开朗和火热，以及温柔的悠闲，被一棵棵高大的雪松掩盖着的小绿房子，像波兰南部森林里的小矮人一样，一个，一个，独自紧紧裹着衣服卧在树下面，有种恍惚中乱穿衣服的神秘。大弄堂里什么声音也没有，就听到自己的皮鞋跟在身后的墙壁上笃笃地响过来。我从小在这条大弄堂里走来走去，从来不知道这里有颜文梁的家。
绿色的房子有棕色的木头大门，门开了，里面是老房子的昏暗和老宅地里面的特别气息，混合着老人的呼吸、油画布上松香水的辛辣、热过剩菜以后残留下来的气味、旧书落了细尘的干燥纸页，还有老家具返潮时把樟脑和木头的芳香一点点散了出来。玄关上有一盏老老的玻璃罩子灯，做成一朵金黄色倒挂着的铃兰花的样子，用微微生锈的铁环吊下来，让人想起巴黎的世纪初，从梯也尔血洗巴黎中走出来以后风行的新艺术风格的灯饰。可这灯不是颜文梁当年从巴黎带回来的。当年他从巴黎带回来的是一万多册美术书和五百多具著名雕塑的石膏复制品，没有为自己家带什么回来。
客厅里很暗，开着日光灯，壁上有两面金框围着的镜子，上面蒙了灰、水汽和餐桌上散过来粘上的油腻，当把镜子边上的金色长蜡烛灯点亮时，镜子里朦朦胧胧地反射出一只齐胸的、精致地雕刻着花纹的柚木架子，那是从前为一套法文的百科全书专配的书架，那羊皮面子烫了金的书不是放在桌子上平着翻的，而是要将它架在这书架上，微微向你斜着。在它的后面，是那一书橱的百科全书，顶上放着一个旧马粪纸的纸板箱，粗糙的黄底子上印着丰收牌干菜笋的红字。
它们的边上有一架雕花的大衣橱，洛可可式的，在边上雕满了复杂的花纹。那是从前颜文梁卧室里用的，现在卧室给了孙女当卧室，就把它移出来放在客厅里，它像是铜质的一样，渐渐长出绿色的锈渍。颜文梁即使是在巴黎学油画的时候，在咖啡馆里也只喝茶，一回到中国，能不穿西服的时候，总是穿中式不上肩的衣服，可他的卧室里有全套的西式家具。看起来，他是那种懂得挑自己喜欢的东西来组成自己生活的人，不那么刻意要将自己归纳到一个标志下面。这种人常常自己知道自己是度过了丰富的一生，可在功名上要逊色一些。功名是一种要经营的事业。所以在颜文梁的身后有一点寂寞，不过他已经不在乎它们了。
在客厅里，从一尊小小的青铜胸像上，我才知道颜文梁长的是什么样子，一个长长脸的老人，嘴有一点鼓，诚恳敦厚的样子。我觉得曾经在什么地方是见到过他的，穿着灰色的老棉袄，襟上像随意的老人那样，一不小心就弄脏了。一定是在什么时候，在弄堂里。那时我怎么会知道他就是颜文梁，那个1931年将欧洲雕塑阿加特米型复制品大量运回国的中国第一人，从此，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受惠于他的那五百多具石膏像，从那里了解了遥远的文明。
1997年，我在意大利看到了《挑刺的男孩》，也是洁白的，我想起许多年以前，我在一个学校仓库的角落里看到那雕像的石膏复制品时，少年饥饿的心里像爆炸一样的震动和随之而来的甜蜜的惆怅，要过许多年我才知道那种感情是被艺术震动了。那时中国的学校才不再用西洋的石膏模型教学，可有人舍不得丢掉那已经多次翻模而细部模糊的《挑刺的男孩》，将它和不用了的少先队队鼓放在一起。1997年站在柔和灯光下的大理石原作前，我想起了少年时代的那个学校小仓库，隔了二十年，老友重逢。见我是东方人，总有朋友在那时要好意说到米开朗琪罗ABC，由我说下去DEF，他们惊奇，他们不知道在我远没有出生的时候，中国就有了颜文梁。
颜文梁的客厅（2）
只是要到现在，在颜文梁黝暗的客厅里，我才知道心里对欧洲艺术的喜爱，是襟上有细小污渍的颜文梁种下来的。他一定不知道他是这样将这种子种在一颗寂寞而反叛的心里。他也一定不知道他这样启蒙了多少人。也许，他也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对欧洲文明的了解远比欧洲人对东方的了解要多，有时那殷殷的喜爱让人觉得不公平啊。他当时历尽辛苦，是想要中国人开阔眼界而自强，做到别人能做好的事，可常常，在欧洲人的眼睛里，中国人的学习是出于仰慕。这样微妙而重要的差异，是不是也曾刺痛过他？
那五百具从意大利开往上海的邮船上带来的石膏像，使颜文梁在家乡苏州创立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成为全中国设备最完整的学校，各地的美专纷纷到苏州来翻石膏模子。这些完全按照欧洲雕塑博物馆的陈列模式陈列起来的雕像，被人称为是美术界的玄奘取回的经卷。当年留法归来的徐悲鸿带着蒋碧微到苏州力劝已经三十七岁的颜文梁到法国学画，他以为中国会因此出一个自己的梅索尼埃。徐悲鸿一定没有想到颜文梁做的是许多去法国学画而且也功成名就的中国人没有做的事。
1937年，日本军队侵入苏州，苏州美专被征为日军司令部，日本兵把那些石膏像当枪靶打。
1966年，红卫兵横扫四旧，将石膏陈列室悉数砸烂。
从此，颜文梁从法国带回的石膏雕像原件全不存在了。
客厅里有一架大三角钢琴，很旧了，上面供着一只法国式的大水罐，温暖的淡黄底子上烧着一些红玫瑰的图案，里面插着一些干旧的香槟玫瑰，也许是干花，也许是绢做的。下面放着落满了灰尘卷的空酒瓶子、泡菜罐子和空置的家什。
那是颜文梁生前最喜欢的东西之一，他喜欢自己作曲，然后在琴上自弹自唱。有时也拉小提琴。他一生画过许多温馨的小幅油画，画他家的小园子，画雪中的家，画邻家的面对他家客厅的窗子，那彩色玻璃里射出了夜晚金色的灯光，画得高兴了，他就为自己的画配上一首诗词，再作一支曲子。一直到老，他都是心地柔软的人，有时像鸵鸟一样，把头藏进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心的沙土里。外人只看到一个开朗的老人，像神奇的马兰花一样，风吹雨打都不怕。
而那颗心里有什么，因为他是藏起来的，所以看不到。
在颜文梁二十三岁时，母亲去世，母亲在去世的前一天，曾给了他一个苹果，母亲去世以后，他便收藏起那只苹果，当成是对母亲的纪念。此后，在苏州教书，到上海学画，去法国三年，再在大战中避难上海，战后回到苏州，1949年以后留居上海，去杭州教书，直到他1988年去世，那只1915年母亲给的苹果日久成灰，他一直带在身边，供在家里，不曾丢弃。
在苏州美专时，有一次一个女学生毕业前偷了人家五元钱，被查出来了。有的老师主张要开除她。颜文梁把那个女学生找来，知道她平时为人大方，并不在意钱，这次是没有回家的路费了。他拿出五元钱来给了女学生，然后为她隐瞒下来，叫被偷的人也不声张，使她按期得以毕业。后来，他收到那女学生寄回的五元钱，说要买自己的名誉。事隔半个世纪以后，颜文梁回忆起来，还是觉得很开心。
在上海避难时，颜文梁路过一个宰牛场，听到牛被杀时的哀叫，从此不吃牛肉。
颜文梁过年时听到家里厨房里杀鸡时的叫声，从此不吃鸡。一个从前苏州的老学生自己养了鸡，托人带到上海给老师，颜文梁特地打电话叫来亲戚，把鸡专程送回苏州。
有这样细密心思的老人，会怎么想他四十岁时的那五百个洁白的石膏像？在他的《谈艺录》里，说了为人，为画，修养，从没说到那些像。只是说为人要快乐。看到他画的小公园里红色的花，在太阳光里柔和自由地开着，只是要想到莫扎特在没有炉火的冬天里写下的那些柔美的曲子。
客厅靠门的边上，有一个玻璃橱，里面一层层的都是用报纸包好，再用尼龙塑料绳扎好的东西，有的装在旧纸盒子、旧鞋盒子里，那是颜文梁晚年时淘华亭路旧货店留下来的东西。那时，他常常在天好的时候到家对面的华亭路上去，那里有一长排铁皮房子，卖的是*中被匆匆卖钱的东西，整套的咖啡具，茶具，旧瑞士表。他去公园画了画以后，就到那里去买些喜欢的东西。家里没有合适的地方放，他就自己仔细把玩以后，用报纸包好，放好。现在看到那些报纸，上面写着“联系实际，狠狠揭批四人帮”的字，发了黄，在空白的地方留着颜文梁工整的小字：“牛奶壶一把”。
玻璃橱的门上加了挂锁，那是更早时，颜文梁从旧货店里因为喜欢淘来的，没想到在*以后派上了用处。那锁一直挂到现在。
家里人说，不想把颜文梁的东西*了。
几乎是最后的温柔乡
1934年，为蒋介石担了人民不满而宣布下野的张学良，住在法国公园边上一栋西班牙式样的小楼房里，从他楼上卧室的窗子看出去，是一大片法国公园的草地和梧桐树。
1997年，张学良的那栋房子成了一处幽静的小旅店，楼下是餐室，楼上住客人，张学良的卧室是收费最高的套房，窗子外面还能看到一片不那么茁壮的草地，那是上海植物的特色。六十年里，张学良被放在蒋介石的行李箱里，在上海的房子则经历了许多不同的住家，又成为办公室，再改建成旅店，他的房间里没有什么东西保留下来，只是那一张西班牙式的大木床，是按照当时的样子复制的，放在原来放床的位置。四角上，有四个高高的床柱子。旅店的人在介绍的时候，总是指着这床对客人说：“这是张学良当年的床呢。”
那堂皇的大床让人想到这个年轻*的将军，那时在上海的小报上曾有人说，在东北沦陷的当晚，这统领东北军的张将军正在上海和电影皇后胡蝶跳舞。那时他一样也不缺，年轻，有权势，有钱，虎虎生气，是女子心仪的人，在跳舞场里，可以使得钟情他的赵四小姐与他私奔。
1934年的时候，张学良决定在上海戒掉毒瘾。为了怕自己控制不住再撞得头破血流，他用白布绕过结实的床柱子，把自己绑在大床上，为了防止别人看到他痛苦难当，再给他鸦片，他在枕头底下放了把手枪，言明谁给他鸦片，他就杀了谁。
他为毒品所苦。最初是自己吸大烟玩，后来父亲被日本人暗杀，东北被日本人蚕食，蒋介石命令他不要抵抗日本人，他和共产党军队开战，损失惨重，收复家乡变得遥遥无期，举国上下，对一个不报国仇家恨、吃大烟追女人、不开一枪的东北将军，只是恨得咬牙切齿。他也只用鸦片来消解，他成了真正的吸毒者。等想要戒断的时候，有一个从日本新近回来的医生帮他戒毒，医生给他注射一种特效针，几针下去，果然把原来的鸦片戒断了，可他对特效针上了瘾，其状远比原来的鸦片瘾厉害。等到了上海，送针剂去化验，才发现原来它是远比鸦片更剧烈的毒品。最后，是一个在上海行医的美国医生为他真正戒了毒。
1997年的某个人，在某个夜晚，睡在张学良的大床上，是不是附带也想到了这将门虎子留在风情旖旎的西班牙大床上的刚烈？
小旅店的一楼，靠着花园的一面，是一间间小餐室，墙上有意去找了一些和张学良有关的东西来装饰。一些照片，过去那一身戎装、英气勃发的人，过去那娇小矜持的人，现在垂垂老矣。选的也是在餐桌上的照片，看上去好像他们在家里招待人吃饭一样。
1934年的时候，他也常常在家里招待客人，那时，赵四小姐会亲自用新鲜玫瑰花和酒，泡制成“玫瑰露”待客，那是上海张宅的特色。日后，一个老人回忆当年在张宅吃饭，张学良曾说，有算命的高手说他将要“西北将军会八牛”。那天的灯红酒绿之间，大家数了数在席上的人，只有六个属牛的，少了两头牛。后来才领悟过来，是他要去会“朱”（德）。他给他们玩了一个中国拆字游戏。在来上海以前，他的军队与共产党开战，在来上海以后，他决定要联合共产党一起抗日。
在张宅四周什么人都有，经历了浩大的工人运动，也经历了四·一二大屠杀。向前走不远，是孙中山故居，再走，是周恩来公馆，共产党的许多领袖都在这里工作过。再向前，一栋带花园的大宅子里，梅兰芳已经住了两年了。就在张宅的同一条路上，有莲花般的东正教堂，一到礼拜天，路上常常能看到白俄，那些落魄的彼得堡将军身上留着俄国菜馆厨房里的炸洋葱气味。而这时，也许犹太人的复国主义党派团体正在开会。往前去，可以看到一栋美不胜收的南欧式房子，带着意大利黄色的墙壁，那是袁世凯家族的住宅，里面的人带着破灭了的皇族梦。再向前走，在街口处，有一个从德国逃难到上海的德国犹太人开的小店，还有一个从俄国逃难到上海的白俄贵族开的小店，这两个人在上海各自骄傲地捍卫着德国法西斯和苏联共产党，常常在马路上闹得不可开交。而就在边上的俄国咖啡馆里，日本特务和汉奸坐在一张桌子上，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谈什么。法国公园的另一个门边，是上海进步文艺界青年的聚会场所，上海地下党出入的地方。那时的上海，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张学良就在这样五方杂处的上海走来走去，有时他去看朋友，比如杜重远，从他那里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时他在家请人吃饭，比如他的将领们，听他们说东北子弟不能保家卫国的耻辱。张学良下野在上海，自由地接触了抗日的思想并在许多声音里最终选择了它，一次次宴客和清谈，最后使这年轻的将军在上海做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变。上海是个温柔乡，他在香车美人之中离开他生命中的温柔乡。
此后的人生，是西安捉蒋，导致全国全民起来抗日，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是长长六十年被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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