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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官员-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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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权力失去监督的结果。如果不能改进制度，将权力进行驯化，仅依靠这种偶然因素反腐，必然会让更多*者成为漏网之鱼，长期为害社会，从而反*形势将更加恶化，难以让政权恢复廉洁性。
姜人杰：创大陆贪官之最（1）
姜人杰的落马，令不少苏州政界人士顿觉蒙羞。有人称这宣告了苏州“百官共廉”神话的结束。此前曾有媒体称，苏州20多年来市（地）委书记中未有人因*问题受过处分；近10年来，苏州市历任市委书记、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以及属下各县级市四套班子的一把手，前后近百人，任职期间也无一受过党纪、国法的处分。
姜人杰被“双规”的次日凌晨，*苏州市委即召开由苏州市及所属各县（市）区的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一把手”参加的紧急会议，并召开姜人杰原分管部门的领导干部会议。
会议重申：全市干部不准插手经营性土地出让、建设工程招投标、产权交易等重大事项的正常进行；不准以任何名义收受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系单位、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不准利用权力为配偶、子女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牟取私利；不准大操大办婚丧嫁娶事宜，并借机敛财；不准用公款相互宴请，大吃大喝。
然而，姜人杰的“东窗事发”出乎不少人的意料。在他们看来，姜人杰聪明能干，为苏州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姜的形象也一直比较正面。
姜人杰生于1948年，是地道的苏州人，2001年开始担任苏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建、交通、房产开发等13个领域，同时兼任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和苏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2002年9月20日，姜人杰首次来到落成不久的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现场办公，就一直从上午9时30分至下午3时10分，连续5个多小时呆在“中心”工作。当时姜人杰的行为还被称道为“充分体现了政府亲民为民的良好形象”。
“土地爷”的政绩
苏州地产的起步和高速发展与姜人杰不无关系。就在2001年其上任当年的10月份，姜人杰开始对苏州城市用地的出让方式进行重大改革，将原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协议出让的做法，转变为经营性项目用地一律以招标拍卖或挂牌交易的方式供给，建立了统一规划用地、土地储备收购、土地市场交易等与市场经济发展相一致的供地制度，并成立了苏州土地储备中心。
一直以来，土地拍卖都是房产市场的“晴雨表”，苏州的房价这几年也直线上升。据了解，2001年苏州的房价平均值还只是1700元／平方米，而根据江苏省统计局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苏州的房价已经跃居江苏省13个省辖市中的第一位，平均价格为3127元/平方米，在南京之上。事实上，2003年苏州市区房价就已达到3700元／平方米。
2003年12月20日，在苏州首届“地产日”上，姜用“房价越是低，越是卖得慢；房价越是高，越是卖得快”，来形容苏州地产近年来的转变。他还说，政府不希望房价下跌，房价下跌意味着大部分拥有房产的人的资产缩水，这与大部分人的利益是不相符合的。
2004年6月18日，在“2003年苏州市房地产开发综合实力20强”排名风云榜授牌仪式上，姜人杰再次强调房地产业对于苏州经济的支柱作用，指出：“政府是不会让房价走下坡路的”。
数据显示：截止2004年8月底，从实行土地挂牌拍卖以来，苏州已出让经营性土地平方米，合计成交总价300多亿。
“经营城市的核心就是要有效地利用城市拥有的多种资源，使之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姜人杰曾在谈到苏州市“经营城市的有益探索”时这样说。
姜人杰：创大陆贪官之最（2）
现在看来，姜人杰的话却为自己的揽财之路作了最好的诠释：利用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源，谋求更多的私人利益。作为主管房地产开发的副市长，姜人杰有着批示土地转变用途（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的特权。正是利用了手中的特权为自己谋取了很大的利益。一般来讲，将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价格可以相差10倍甚至20倍以上。
事实上，苏州大部分土地是以工业用地批出，但随着近几年房价飞涨，很多人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纷纷求着转变土地用途，改建商品房。于是，姜人杰利用手中的权力，再通过合法的土地拍卖途径，为很多商家实现了这个目的。
单笔受贿之最
2002年8月1日开始，国家规定对国有土地出让一律实行“招拍挂”。同样，苏州市也规定，首先工业用地必须在中央备案，将对超过两年未开发且属于招标拍卖范围的项目用地，一律由政府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而从市到县每一块的商业用地，都要通过在拍卖会上竞拍才能得到其使用权，土地拍卖全由政府组织，具体负责拍卖工作的是国土局的“土地储备中心”。
面对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姜人杰还是找到了制度的“空子”：政府出让的土地要改变用途，须先由政府收回土地，再通过规划部门改变其土地使用性质，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卖出。而如果原来土地是私人或公司，要想把工业用地改为商业用地或住宅用地，则可以向政府申请，给分管的领导批，具体的招拍挂过程只须走一个“形式”。姜人杰案的猫腻就来自这一“形式”。
姜人杰正是通过拍卖行与开发商勾结起来，把工业用地改为住宅用地，并通过拍卖行收分赃，牟取暴利。姜人杰案的通常做法是某开发商先看好地皮，这些地皮往往都是农业用地或者工业用地，开发商随即找到能改变土地性质的姜人杰，由政府出面收回土地，然后将这些土地的性质转变为商业、金融、房地产开发用地。
2001年6月，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这150亩土地因为多年未开发，被苏州市计委、规划局、建设局、国土局等四部门“会审”确定为取消项目，报姜人杰审批。
这150亩土地，1994年4月苏州鼎力物产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证。鼎力公司原是苏州市水利局下属水利经济协作发展公司的子公司，当时确定土地出让金为1800万元，鼎力公司只支付了900万元即取得了土地使用证。经姜人杰介绍，2001年11月，水利经济协作发展公司以转让鼎力公司的形式，将这150亩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顾文彬的正基房地产公司，转让价1200万元。后来苏州工业园区将这块地规划为绿化用地，以原实际出让价900万元收回，这样顾文彬反而要赔300万元。所以，他必须另想办法。”
顾文彬找姜人杰商量对策，姜人杰给顾文彬谋划了一套“置换”方案。
姜人杰让顾文彬以香港奔德公司董事局主席张曙东的名义，给苏州市委书记写信，同时邮寄姜人杰一份。信的主要内容是，这150亩土地是香港奔德公司投资开发的，但项目又被苏州市政府取消了，政府规划的改动让投资者感到投资没有安全感。
市委书记收到该信后，派市委一位副秘书长调查处理“反映的问题”。副秘书长在征求分管副市长姜人杰意见时，姜人杰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让苏州工业园区有偿回购，二是作置换处理。据此，副秘书长在写给市委领导的报告中，提出了两条选择性建议。市领导将报告批转姜人杰阅处。在这个报告上，姜人杰签署了“服从统一规划，予以土地置换”的意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姜人杰：创大陆贪官之最（3）
让姜人杰意想不到的是，苏州工业园区“坚决不同意置换”。更让姜人杰吃惊的是，苏州工业园区还通过调查，指出香港奔德公司与顾文彬的合作开发是虚假的。
事情弄到这地步，姜人杰只好再次批示：“虽然港方有欺诈之嫌，但考虑到港方背景，为避免争端，宜采用等面积、同性质的地块与150亩的土地进行置换。”
2003年8月，姜人杰帮助顾文彬成功置换了150亩土地。两个月后，顾文彬通过转让鼎立公司90％股份的方式，将置换后的150亩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公司，扣除一定的税费，公诉人认为，顾文彬赚了近亿元。
2003年底，按利润平分的承诺，顾文斌将其中的8250万元送给了姜人杰。
苏州市综合开发办原主任邱元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地产商的大量涌入，扩大了对土地的需求。但原则上土地用途不能轻易转变，除非政府特批。而这个特批的权力，就掌握城建和房地产开发的副市长姜人杰手上。姜人杰在转变土地用途之后，土地价格可以上涨10倍甚至20倍以上。苏州工业园区工业用地的价格目前在每亩15万元左右，而商业用地则可高达每亩300万元以上。
事实上，姜人杰就任苏州副市长的三年，正是苏州市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三年。公开资料显示，2002年，苏州市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000亿元，进入全国前列；2003年达到1409亿元，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占了江苏省的近三分之一。其中，城建投资从2002年开始就超过100亿元。
在普通苏州市民眼里，这些投资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明显变化，河水变清了，交通顺畅了，绿地更多了，园林和老街韵味更浓了。
但姜人杰在巨资改造城市的同时，也将巨额金钱纳进私人口袋，而为姜人杰行为充当合法工具的，正是其子姜荑实际掌控的苏州福海拍卖行有限公司。
儿子卷入*案
要说姜人杰案，首先提及的应当是姜人杰的儿子姜荑。
1979年出生的姜荑，2001年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先后担任欧莱雅（中国）销售部销售主任、苏州协安贸易公司业务经理。工作不到半年，姜荑不满足给别人打工，想自己创业。
2001年下半年，苏州市委、市政府为加快苏州城市化进程，政府出资4亿元成立了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由副市长姜人杰兼任。
经过谋划，姜人杰决定让姜荑成立一家拍卖公司。成立拍卖公司需要注册资金，姜人杰就给时任苏州市住房置业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陈峰打招呼。这家公司是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陈峰是姜人杰的下级。后来，陈峰主动找姜荑，拿出1000万元让姜荑注册成立拍卖行。
2002年8月，陈峰擅自将住房置业担保公司的1000万元存入姜荑提供的账户上，成为姜荑成立苏州福海拍卖行有限公司的注册资金。至2003年3月，姜荑将1000万元归还住房置业担保公司。
苏州福海拍卖行成立后，生意异常兴隆，做的全是“政府生意”。至2003年底，该行成交额累计达亿元，占苏州拍卖市场的40％左右，几乎囊括当年苏州所有大型公物拍卖项目。
姜人杰案发的直接原因，是福海公司参与拍卖“新苏国际大酒店”后，有人举报苏州福海拍卖行注册资金来源有问题。
姜人杰：创大陆贪官之最（4）
新苏国际大酒店是一家五星级酒店，倚靠美丽的金鸡湖，毗邻园区管委会和国际学校，属于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本，一般园区重大的签约仪式多数在此举办。起初这个价值数亿元的拍卖项目由上海一家拍卖公司承接，但后来姜人杰干涉，指定福海拍卖有限公司估价拍卖。当年8月，该酒店最终以亿元成交，福海公司抽取了5％的佣金，获利3000多万元。
恰在这时，住房置业担保公司总经理陈峰因为受贿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陈峰交代了挪用1000万元给姜荑注册拍卖行的问题。另外，陈峰还挪用巨额资金给苏州鼎力物产公司总经理顾文彬进行营利活动。此时，姜人杰感觉不妙，就让儿子把拍卖行注销了。
苏州一些市民对姜荑的“招摇”印象深刻。姜荑和妻子每天各开着一辆“宝马”在街头横冲直撞，并且喜欢把车内的音响开得大大的。
2004年8月7日，姜人杰被“双规”。两天后，姜荑被刑事拘留。2005年12月，陈峰因为受贿200余万元、挪用公款4000余万元，被苏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姜人杰的前半生
“姜人杰放到哪里，哪里的工作就会突飞猛进。”“他也许不应该从政，经商的话一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得知姜人杰被“双规”后，许多曾与姜人杰共事多年的官员不无惋惜地说。
与近两年落马的众多高官相似，姜人杰的官场生涯政绩显著。在人们眼里，他是一个聪明、灵活且很有经济才能的官员。
上世纪80年代初，当他还是苏州吴江县庙港文化站一个普通干部的时候，姜人杰曾两次接待费孝通，深得费赏识。1982年，34岁的姜人杰在费孝通推荐下，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选派到南京大学经济管理干部专修班学习。毕业后，费孝通还征求当地政府意见，表示如果没有合适的位子，他就要留姜人杰在自己身边。1984年，姜担任了上海缝纫机三厂吴江分厂的厂长、党委书记。
不到一年时间，该厂就成为吴江机电企业中的“龙头”，1985年时创年产值万元，上缴利税万元。
姜的经济才能很快引起了吴江市领导的注意。1987年4月，他被调入吴江市政府担任副市长，分管工业。据吴江当地官员回忆，姜人杰给人的印象是会“玩政治”：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和，但都对姜极为信任。
1991年初，姜人杰调任苏州市外经贸局副主任。此后，他相继担任苏州市外事办公室主任、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苏州市外经贸局主任。苏州市外经贸局外企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亚洲金融危机后，苏州进出口急剧下跌。姜人杰受命于危难之际，挑起外经贸局主任的重担，主抓招商引资，很快扭转了形势。第二年，苏州外贸进出口总额便突破了200亿元大关。
姜人杰的经历帮助他进入了苏州政界的核心圈。2001年2月，姜出任苏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交通、市政公用、邮政、电信、园林和绿化、房管、房改、房地产开发、防震抗灾、人防工作等13个大类，并兼任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常务副总指挥和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然而，就是在他的苏州市副市长任上，姜人杰的人生之路发生逆转。姜被“双规”后，公安部门在查抄他家时发现了大量尚未拆封的红包，最少金额在2万元以上。现金因为来不及点，只能用秤来称。
2008年4月11日，南京市中级法院认定姜人杰收受人民币亿余元、港币5万元、美元4000元，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其死刑。
【案例分析】
“百官共廉”为何毁于姜人杰
而就在姜人杰落马的前一年，也就是2003年，国内各大主流媒体相继报道和解读了苏州“百官共廉”现象。所谓“百官共廉”是指：20多年来，苏州市（地）委书记中，没有一人因*问题受过处分；近10年，苏州市的历任市委书记、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以及下属各县级市四套班子的近一百个“一把手”，在任职期间也无一受过党纪、国法的处分。
那时，许多人认为“百官共廉”现象源于当地政府创制了一系列廉政制度，如针对建筑工程市场的“会计委派制”等等，大胆借鉴了新加坡的廉政经验。对“百官共廉”的赞誉接连不断。然而，姜人杰的落马不禁让人对这一现象产生怀疑。
我无意单凭姜人杰一人的*否定整个苏州干部队伍的廉洁，我所关注的是：当人们沉浸在“百官共廉”的美好风景中时，一个又一个制度上的“*风险点”已显现在大家面前。
“权力集中”是第一个“风险点”。当苏州市政府宣称“调整权力结构，削减个*力”的时候，2001年上任的姜人杰却一人包揽了城市规划、建设、交通、市政公用、邮政、电信、园林绿化、房管、房改、房地产开发、防震抗灾、人防等多项工作；在苏州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姜人杰拥有了太多、太集中的行政权力，陷入了“高风险”的境地。
“官商一体”是第二个“风险点”。当苏州市政府着力在城市建设中引进市场机制时，身为副市长的姜人杰却同时兼任苏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成为苏州最大的“红顶商人”。这恰恰证明，公共权力一旦介入市场竞争，各种市政工程建设项目就变成了官商交换利益的工具，“红顶商人”也就成为处于风头浪尖的“危险人物”。
“监督乏力”是第三个“风险点”。当苏州宣传“让权力使用的过程公开、透明”时，处于苏州市政界权力核心圈的姜人杰似乎总是处于权力监督的视野之外，姜人杰无论挪用上千万资金还是在土地审批、工程招标等市场过程中大搞权力寻租，都没有受到来自公权机关的严格监督。
这些“风险点”并非苏州一地的专利，只是“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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