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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之江山美色-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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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叛有功的贾龙等地方官僚、地主势力，并任命贾龙为校尉；另一方面，采用了宽大仁厚的政策进行统治，安抚接纳离散叛乱的民众，只不过当时摆在刘焉面前有三大难题急待解决，他未必转变的有那么快。
首先是内部各大势力的协调。前面提到，在平定益州马相起义立有大功的贾龙等人，代表了益州一部分豪强地主的利益。而刘焉从洛阳带来的董扶、赵韪等人也是益州人，刘焉又接收了几万南阳、三辅民众。如何平衡这几大势力的关系是刘焉急需处理的问题。
于是在灵帝初平二年，刘焉发动突然袭击，找了个借口杀掉了贾龙势力中的王咸、李权等十余人，逼的贾龙等益州豪强起兵对抗，引起益州局势的再度动荡。不过，显然这次以贾龙、犍为太守任岐为首的一派势力很微弱，根本不是早有准备而且已经做好精心布置的刘焉的对手。虽然这时的董卓也在暗中支持贾龙等人，但此时的刘焉已经是羽翼丰满，刘焉还特意“出青羌与战”，连外族的力量都动用上了。很快，贾龙、任岐兵败被杀，刘焉得以解决了内部问题。不过他做的不够彻底，留下了很多隐患。
第二个问题是周边势力关系的处理。益州道路崎岖，刘焉基本上不用担心来自其他地区各大势力的威胁。唯一让刘焉不放心的是汉中的张鲁。张鲁，和黄巾起义的张角一样，同属中国早期道教的领袖，只不过是不同分支，叫做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其宗教性质和张角的太平道基本相似。黄巾起义爆发的时候，五斗米道的第二代领袖张衡也在汉中率众起义，与黄巾起义遥相呼应，被东汉政权称之为“米贼”，同属於朝廷征剿之列。
作为益州牧，刘焉自然有责任和义务去协助打击五斗米道的第三代领袖张鲁及其势力，但是刘焉却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做法，并没有派兵镇压，反而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做，暗中进行勾结，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原因是张鲁的母亲看上去年轻而又漂亮，又经常往刘焉家里跑，所以刘焉才会有如此举动。这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恐怕就是刘璋也是不清不楚。
第三个问题是同朝廷关系的处理。刘焉利用张鲁控制汉中以后，便让张鲁“断绝谷阁，杀害汉使”，切断了同东汉朝廷联系的通道。同时，刘焉还假惺惺地上书朝廷“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卖了一回乖。不过，後来他在益州“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的事情还是传到了荆州牧刘表的耳朵里，刘表马上上书告状，说刘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刘焉就象当年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西河教书时一样，被人当作圣人孔子了，实际上就是指刘焉图谋不轨。当时的献帝接到刘表的上书後，立刻派刘焉的儿子刘璋前往益州规劝，刘焉一见儿子的到来，乾脆就把刘璋留在了益州，不再回长安复命。这样一来，刘焉虽然被皇帝给教训了一顿，但远在长安的儿子却回来了一个，也算是有得有失。
尽管刘焉在益州“阴图异计”，但是东汉朝廷拿他也没有办法。董卓专权时期，董卓曾经数次“徵发，刘焉皆不至”，气的董卓抓了他的三个儿子进了监狱，最后也没敢把刘焉的儿子怎么样。
经过几年的奋斗，刘焉已经完全控制了益州，山高皇帝远，谁也奈何不了他了。之后又将位置传给了刘璋，刘璋算是捡了个便宜，本来他是幼子，按道理是没有继承的权利的，只不过刘焉入蜀时将三个儿子都留在长安，自己跑到益州做起了土皇帝，因此朝廷只能将这三个儿子做了质子，后来刘表去告状，朝廷没有办法，只能放刘璋去规劝自己的父亲，结果刘璋便留在了益州，自然而然的做了接班人。，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第117章 益州内部的危机（）
刘璋接受了刘焉的益州，可是他这样的人，在这个时代却是很难生存的。
说起来在天下纷乱的时候。刘璋所处的益州，乃是天府之土，民殷国富，兵精粮足，足以自守，甚至可以成就霸业。然而，刘璋在保守益州的过程中不能有所作为，除了关起门来做这个土皇帝，便基本上自认为天下太平了。
与汉末群雄相较，刘璋“暗弱”、“不武”主要表现在不识益州兵要地理形势，不能努力修好汉中的张鲁，丧失了益州北面屏障，使益州处于外敌威胁之下。其次是缺乏重大军事斗争的心理素质。尽管拥有益州这块“风水宝地”，刘璋却极端地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最后是缺乏足够的军事才能。
其实，刘璋并非毫无军事才能，在他统治益州的时期里，曾平定益州豪族大姓的数次大规模的叛乱，即是明证。导致时人视刘璋“暗弱”、“不武”的原因，除了刘璋为人“宽柔”“温仁”性格懦弱外，更与其身处推崇“人谋”的乱世之秋却不努力“人谋”有密切关系。突出表现是，刘璋立志不远，只图自保一州。
保据益州，坐观天下，是刘璋之父刘焉定下的方针。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这无疑限制了自己的发展。刘焉死后，继任益州牧的刘璋基本遵循其父“坐保”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坐保”有它的合理性，如可以避免自身力量在纷争之中作无谓的消耗。然而，在汉末割据兼并的时代，满足于“自保”，没有远大的目标与积极的行动，最终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公孙瓒等军阀就是典型的例子。
对于刘璋治益州，倒是不错，益州在天下各州之中的殷富绝对排的上号，甚至比之荆州更加富庶。刘璋专门信用东州人，不能团结益州土著。益州土著地主集团对刘璋始终没有好感，刘璋也始终没有能得到他们更多的支持。不但外来地主与土著地主之间的矛盾未能得到解决；就是刘璋本人和他的高级官员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刘璋既没有充分的力量节制骄恣的诸将，也没有能力选拔或重用优秀人才，所以在择才方面，刘璋是没有手腕的。
刘璋原来在长安，为奉车都尉。其父刘焉出任益州牧，因为被人弹劾有目无君上的举动“荆州牧刘表表焉僭拟乘舆器服”，所以刘璋被朝廷派来晓谕刘焉，应该有责问并警告的意味。刘焉索性把刘璋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当然，这其中也有刘焉的动作，刘表弹劾刘焉之后，刘焉索性将计就计，假称身体有病要召回刘璋，刘璋向朝廷上书要求回家省亲。但刘焉在中央一共有三个儿子，分别是刘范，刘诞，刘璋。为什么刘焉偏偏要召回刘璋，而中央又放行呢？恐怕还是刘璋有一定的能力，所以在兄弟四人中受到刘焉的重视，而朝廷又认为这个年轻人性格温和宽厚，不会对朝廷构成威胁。所以才放行，以后刘焉作乱，在朝中剩下的两个儿子相继被杀，可以说刘璋的这种个性为自己躲过了一次杀身大祸。
刘璋回到益州后，不久其父刘焉病死，当时益州的重要官员赵韪因为刘璋性格温仁，应该易于驾驭，所以支持他继领益州牧。刘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益州内部的派系问题，由于东汉政局紊乱，烽火连天。故而众多的灾民流入益州地区，时载“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当时的益州牧刘焉采取收编扩军的方式安置灾民，号称“东州兵”。一方面安定了社会，另一方面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们无疑在战斗意识和归属感方面都具备优势。
但东州兵的存在是明显的强客欺主，与当地益州土著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致使二者关系十分紧张。而刘璋温弱的性格又不能压制这种态势，况且东州兵也为刘家的江山立下过大功，不好强力打压，刘璋只好采用权衡的办法，任用益州大户赵韪，想要令二者互相制约。但可惜事与愿违。赵韪谋反，联合益州大姓，共同进击刘璋。刘璋退守成都，东州人士害怕自己的身家性命受损，故而团结一心，终于杀退联军，刘璋的政权转危为安。
这次兵变是由于刘璋未能处理好政权内部的矛盾引起的，但也说明刘璋面对统治危机还是采取了一定的应对措施，他采取的方法是扶弱以抗强，给当地大户赵韪委以重任，但本地人并没有买他的帐，一方面是由于益州土著与外来人矛盾激化，这个矛盾从其父刘焉时代开始，刘焉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树立自己的权威，在任期间“托以它事，杀州中豪强十余人。”连安定益州，迎接刘焉的功臣贾龙也被刘焉杀害，这就为地方与中央的对抗埋下了恶劣的根源，相比之下，刘璋旨在弥合二者之间的矛盾，虽然由于积重难返，终归于失败，但责任的承担者决非刘璋一人。
在处理和张鲁政权的关系上，刘璋则犯了大错，本来张鲁这个宗教势力的建立是在刘焉的授意下完成的，目的是为了扩充益州势力，并为摆脱中央朝廷的控制寻找借口“焉上书言米贼断道，不得复通，”。但张鲁在刘焉死后，就不大把刘璋看在眼里。故而刘璋大怒，处死了张鲁的母亲和弟弟，并派人讨伐，后又遭致失败。可以说刘璋是轻视了这股盘踞于汉中地区的势力。认为只要自己的军队一出，必然凯旋而归，所以毅然杀死人质。
汉中的政权从此也不再投鼠忌器。显然刘璋不了解张鲁的实际情况，显得过于草率。张鲁在汉中的统治方式是“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用朴素的宗教思想管理民众。在这一个“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的小范围里还是很有一些和平安乐的迹象。刘璋没能够控制住这股势力范围，并杀死人质。使张鲁毅然决然地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这种做法是十分愚蠢。
其实刘璋作为一个乱世中的割据势力的当政者，并不具备一统天下、横扫六合的野心与兼资文武、雄浑大气的个人素质。是莫测的时机把他推上了一州之长的位置。在位期间，他能够敬爱下属，并努力调和内部的矛盾。对外战和两顾，想要维系住自己的统治。当然，作为资质平常的人，在执政中也犯过许多致命的错误。
此时刘璋又要头痛了，一边是曹操，一边是孙策，俱都是野心勃勃的枭雄，曹操势大，又挟持着天子，很难忤逆。而孙策亦不逊色，只不过处在势弱的一方。
若是与曹操交好，在政治方面是有利的，而与孙策交好，对于益州的安全则多了一重保障。毕竟曹操势大，若是拿下了整个荆州，势必会目光转向益州，益州乃是天府之国，以曹操的本性，岂能轻易放过。
现如今益州北有张鲁，东有曹操、孙策，已到了极为凶险的地步，这个安乐王刘璋再难做下去了。
张鲁可不是小患，对于益州的威胁也十分大，张鲁依靠五斗米教起家，“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由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创立。张鲁在东汉末年割据汉中，朝廷“力不能征”，便拜张鲁为镇夷中郎将，领汉宁太守，于是张鲁在汉中实行****，雄据巴蜀垂十年，在汉中建立了一个五斗米道王国。张鲁在汉三十年把汉中治理的井井有条，民风淳朴，生活富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在东汉末年诸侯蜂起，天下大乱之时，汉中可以说是一方净土，世外桃源。就他所推行的教规和政策，可以说有些是承前启后的，有些则是前所未有的。
汉末，巴蜀地区本是巫鬼道盛行的地方，“疠气大行，生民天横，盗贼多有，淫祀风行”。张陵及其弟子进入巴蜀之后，原本是为了崇祀“太清玄元”之神，禁祀淫邪之鬼，并传播驱鬼杀鬼的法术，以改变信仰者信鬼怕鬼的心理。但在实施过程中难以彻底改变鬼神文化已深入民心的现状，只好既斗争又包容。稍后“巴郡巫人”张修掌教，又把鬼道与天师道合为一体，从此鬼文化就在天师道中扎下了根。
五斗米道施符治病用药的同时，还设置了专门静室，教病人在静室里打坐。首先向神灵忏悔，并在文书上书写病人姓名，诉说自己犯下的种种“罪过”，这种方法叫“三通‘或“三官手书”。通过这种方法首先使内心得到净化，然后再辅以喝专门配制的符水的方法双重治疗。五斗米道认为：人若患病，大都是因为患者曾经做过违背自然、违背伦理纲常和教义教规的事，受到了鬼神的惩罚，所以首先必须自认其过，不护己短，诚心悔过自新，才能请求鬼神的宽恕，从而达到病愈的目的。在这一点上可以清楚的说明五斗米道的许多方术是由巫术转化而来的。
汉中民间怕鬼、敬鬼、求神保佑、符咒镇宅、辟邪等巫鬼习俗代代相传从未间断。
张鲁在汉中实行的是****政权，有一个完整严密的宗教组织系统，是仿照汉代的行政制度建立起来的。
五斗米道创立“二十四治”的宗教组织形式，以阳平治为首，这种管理形式实际上是汉代的郡、县、亭制的宗教化，对辖区内的人口用宗教的手段恢复了汉代的户籍制度。“天师主治置职，犹阳官郡县城府，治理民物。奉道者皆编户籍，各有所属”。原先政府的课税制变成自觉自愿交道资。五斗米道奉道者“出五斗米以为常”的规定，实际上是信道者，以户以人每人五斗米道资，也是汉代政府课税制的宗教化。
“五斗米道”所收道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互助式经济方式，是张鲁长期治理最为独特之处。这样将汉代的课税制用宗教手段进行改革，使其简便易行，维持了世俗政权的经济基础，又突出了太平经鼓励道民互相救济的教义。由于实现了义米、义肉、相互救助、道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张鲁在汉十余年，威望非常高。
汉中其实并不算大郡，人口不过三十万，但是由于威望崇高，张鲁一声令下，便可征募七八万人为他效死，每次作战，俱都英勇无比，因而张鲁凭借这个实力，竟能以一郡而抗衡一州，且还占据着上风。
张鲁乃是张陵之孙，五斗米道系师。沛国人。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行其道。衡死，张鲁继为首领。其母好养生，“有少容”，“兼挟鬼道”，往来益州牧刘焉家。他通过其母跟刘焉家的关系，得到信任。刘焉便任命他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带兵同击汉中太守苏固。张修杀苏固后，张鲁又杀张修，夺其兵众。刘焉死后，其子刘璋代立，以张鲁不顺从他的调遣，尽杀鲁母家室。张鲁遂割据汉中，以“五斗米道”教化人民，建立起****的政权。
张鲁在汉中，因袭张修教法，并“增饰之”。自称“师君”。来学道者，初称“鬼卒”，受本道已信，则号“祭酒”，各领部众；领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不置长吏，以祭酒管理地方政务。继承其祖的教法，教民诚信不欺诈，令病人自首其过；对犯法者宽宥三次，如果再犯，然后才加惩处；若为小过，则当修道路百步以赎罪。又依照月令，春夏两季万物生长之时禁止屠杀，又禁酗酒。他还创立义舍，置义米肉于内，免费供行路人量腹取食，并宣称，取得过多，将得罪鬼神而患病。
当时曹操把持的朝廷无暇顾及汉中，遂封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张鲁遂与曹操交好，而刘璋更是忌惮张鲁，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张鲁在整个巴蜀的影响力过大，五斗米教不止在汉中传开，在巴蜀一地亦是流传甚广，许多当地土人都信奉张鲁，这也是张鲁屡屡进犯，令刘璋焦头烂额的原因，因为张鲁军每次南下，各郡的教徒都会配合张鲁发动叛乱，遥相呼应，因此，张鲁对于刘璋，比之曹操、孙策更加难以对付。
好好的益州，一下子变成了四战之地，北有张鲁，南有蛮族不服，东有曹操、孙策，内部则有土著世家暴乱不断，到了这个份上，刘璋当真傻了眼，他连忙召人问策，现在他要考虑的是，到底是结好曹操还是孙策，这才是摆在他面前最重要的问题。
法正道：“主公，曹操居心叵测，且与张鲁结好，当连孙抗曹才是保住益州的办法。”
法正是右扶风郡郿，其祖父法真是东汉末年的名士，号“玄德先生”；其父法衍曾担任过司徒椽、廷尉左监。
建安初年，由于天下饥荒，法正与好友同郡的孟达一起入蜀依附刘璋，但刘璋不是个善于用人的人，很久之后法正才当上新都县令，之后又被任命为军议校尉。法正怀才不遇，又被州邑中的人诽谤，十分苦恼，益州别驾张松与法正是好友，也觉得刘璋不是个能成大事的人，常常感概自己的遭遇。
此时法正预感到益州危机将至，还是忠心耿耿的提出了意见。
刘璋望了法正一眼，只微微颌首，哦了一声，并不表态，法正在刘璋军的地位并不高，刘璋亦不太看重的，没想到第一个提出意见的倒是一个无名小卒，刘璋难免会有轻视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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