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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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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后，早已向军区首长汇报了王洪文谈话的经过和内容。在“四人帮”垮台后，他还是被省军区一些人定为审查对象，列为专案。
聂司令和廖汉生政委对审查批判张文碧的问题，态度十分明朗。他对专案组的说：
“张文碧没有什么问题，任职命令是中央军委下的，王洪文只是宣布了一下，当时有多人在场。而且他早就向组织作了汇报，没有隐瞒。如果他是王洪文的人，为什么到浙江后，他还设法解救陈作霖等呢？”
当时正要召开五届人大会议，张文碧是人大代表，专案组有人认为他的问题未搞清，不宜去参加会议。聂凤智反对这样做，并说：“有什么问题要拿出材料来，没有材料，不能轻易下结论，还是应该让他去开会。”
张文碧后来说：“以后，我得知聂司令、廖政委对我的问题态度，内心非常感激，这是他们对我最大的信任和爱护。首长能为处在逆境中的千部说公道话，不伤害，不冤屈，不冷漠对待，坚持实事求是，模范地体现了我党我军干部政策的优良传统。”
28。许聂之情，胜过兄弟（1）
许世友是聂凤智戎马生涯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两人一起共同战斗长达几十年，有着深厚的、特殊的战斗情谊。
（1）
早在红军时期，聂凤智与许世友就在一个团战斗过，但并不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相识不相熟。延安时期，他们同在“抗大”学习，直接交往也不多。到了胶东抗战中，他们在硝烟纷飞的战场上结成了密不可分的亲密关系。
许世友是我军最有个性的战将，甚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宠爱”。但许世友的个性和脾气也是我军中出名的，而聂凤智在老司令前有“两敢”，一是开玩笑，过火了，许世友也不生气；一是敢提意见，甚至和他“吵架”。
聂凤智耍老司令的玩笑，纪录在案的有一则。那是在1945年接管青岛时聂凤智带人侦察青岛的鬼子没逃跑后的事情。在撤军的路上，聂凤智一个电话打到老司令那里。谁都怕这个爱喝酒又发脾气的许司令，聂凤智却没大没小地开起了玩笑，“耍”老司令。
“我是聂凤智。”
“你在哪里啊？”老司令在那边问。
“我……在青岛。”
“你怎么进去啦？”老司令那边冷冷的。
“首长不是叫我们去打青岛的吗？！”
“这么快就打进去啦？”老司令那边还是冷冷的。
“嗨！根本进不去。青岛四周到处是鬼子，我们差一点儿叫鬼子打着了，部队已撤回来啦。”
“打不了算了。”许司令就放下了电话。
聂凤智是许世友的爱将，他打了败仗，老司令就一顿骂，而打了胜仗，从来不表扬的。聂凤智没大没小的玩笑，老司令一句“打不了算了”，默认了爱将的“决策”，也巧妙地“晾”了他。
（2）
1945年秋，党中央为了发展和控制东北，从其他战略区抽调主力部队进军东北。聂凤智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要他随部队横渡渤海北上。不久，许世友突然把他召去，告诉他不要去东北了，继续留在山东战场。
明明中央军委有命令，为什么又变了呢？
聂凤智在回忆录《战场——将军的摇篮》中写道：“事隔很久，我在他们的一次谈笑之间，才真正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开始军委已经下达命令，让我带部队去东北。胶东军区首长给军委发了一个电报，说聂凤智患了急性肺结核，正处于‘开放期’，需要好好休息，暂时不能去东北，建议另换一位领导干部去。军委复电同意。这个‘调包计’，许、林首长（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心里最清楚不过了。他们那时故意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把我完全蒙在了鼓里。……其实，我那时身体很好，什么病也没有。”
公然“欺骗”中央军委，这对许世友来说，还是头一回，也是唯一的一回。
他使用“调包计”，调换的是谁？几个当事人都没有说。但据有人查资料，据说留下的是聂凤智，去东北的是吴克华。
（3）
许世友是聂凤智的老司令，聂凤智是许世友得意的爱将。在众多老部下中，敢于当面顶撞许世友的，也只有一个聂凤智。换句话说，许世友只容忍以至于容许聂凤智顶撞。
许世友当9纵司令的时候，聂凤智和刘涌、孙端夫是纵队的3位师长。北河神庙一仗没打好，大家知道许司令克起人来开口“枪毙”，闭口“混蛋”，有些怕。但仗没打好，不去见他也不行。刘、孙两位师长就打电话约聂凤智一起去，他俩知道只有他敢在许司令面前大声说话。聂凤智倒也干脆：“仗没打好你不去行吗？”于是3人只好同去。
28。许聂之情，胜过兄弟（2）
许司令一见他们，一屁股扭过身子假装没看见，嘴里骂：
“打仗前说得头头是道，一打起来狗屁不如，常败将军！”
3位师长齐声“报告”，他也不理，继续自说自骂。3位师长就这么静静地听着，看老司令骂得差不多了，聂凤智开口了：
“老司令，你骂够了没有？我们在前面打仗，你坐在家里喝酒。你知道我们从昨天到现在连一口饭都没吃。我们来请罪，你不理，一进门就骂，我们好受吗？”
这个老司令却没想到，他愣了愣，回过头来问：
“啊？你们还没吃饭？”
聂凤智又堵了他一句：“打这么个窝囊仗，还有人给饭吃？”
许司令跳了起来：“警卫员，快搞鸡蛋炒饭！”
——战斗总结，就在蛋炒饭的气氛中完成了。
对于聂凤智在许世友前的“进谏”，聂凤智的夫人何鸣有一段这样的说法：
众所周知，凤智和许世友司令员的感情很不一般。这当然有其历史的原因。因为早在红军时代，也即从20年代开始，凤智就已经和许司令并肩战斗了。以后到了山东，从胶东开始，许司令又一直是凤智的直接领导。在对敌斗争中形成的经过血与火考验的感情，可谓是血肉相连的生死之交吧。可局外人很少有人知道，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共同战斗中，把他们两人联系得最紧密的原因，则是凤智敢于在许司令面前“说话”。他俩是战友，更是诤友。据我所知，从胶东到南京，从战争年代到和平环境，许司令周围那么多人，和许司令争论，争辩或争吵得最多的，就是凤智。
奇怪么？一点也不。谁都知道，许司令的脾气大，如果犟上了，谁都不容易说服他，或是不愿去说，或是不敢去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唯唯诺诺，不顾原则地顺着他的脾气去，那是一种对工作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许司令本人的不负责任。凤智每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敢于坚持，敢于争辩，甚至敢于去“说”许司令的“不是”。其实，只要你说得对，说得在理，哪怕吵得再凶，许司令最后还是会听的。许司令这人就是这样。你要不说，不坚持该坚持的，反倒证明你这人对人不真心。此外，许司令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记仇，不小心眼，争归争，吵归吵，通了就算了，绝不会把争吵放在心上。要出了什么差错，他还会主动给你承担责任，决不会把责任推到你头上。对凤智，他就是觉得他这人在这些事情上正派，光明磊落。管你吵得脸红耳赤，该怎么说他还是怎么说，该怎么做他也还是怎么做。他认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他就喜欢对工作，对同志的这种态度。我觉得这是一种了解，一种真正的相互了解。有了这种了解，就能胸无芥蒂，无拘无束，病情也就能持久牢固。
在“文革”中，许世友从造反派手中把聂凤智抢了出来，救了聂凤智一条命。随后，聂凤智又被打成“三反分子”，发配到广西的偏僻山乡“劳动改造”，全家都跟着遭了殃，在军内军外备受歧视和欺辱。他的夫人何鸣被送到合肥“五七”干校变相“劳改”。在这种情况下，许世友亲自出面，请何鸣吃了一顿饭。
何鸣由此感动得不得了，这件事一直讲了20多年。
后来，许世友还将他的一个女儿直接安排进军队医院，当了兵。
（4）
聂凤智也极其尊重老司令。20世纪80年代初，许世友离休后，之所以选定到南京养病并撰写回忆录，据说与聂凤智在南京军区当司令员有直接关系。
许世友住在南京时，聂凤智隔三差五要去看望他，陪他聊聊天，或是一道坐在池塘边钓钓鱼。后来，许世友提出要找几个人帮他写回忆录，从筹组写作班子，安排写作计划，到解决写作班子写作和生活上的种种具体问题，均由聂一手操办。
对回忆录的送审稿，聂凤智谈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最后全书定稿，也主要是由他拍板。许世友本人非常满意，未加改动，他除了讲之外，只在首页签下一个写得大大的“许”字。
许聂之情，胜过兄弟。
许世友喜欢狩猎，在晚年，就是身患重病、步行困难时，也要坐在车上指挥身边人员进行狩猎。他说：“狩猎可以减少身上的病痛。”
可他终究老了，身体不好，因此，“打猎”也只能在汽车上“打”，渐渐，除了手下几个秘书、警卫外，没有人愿意陪他去。因此，他常常邀聂凤智陪他一同狩猎，以减少病痛。聂凤智体谅老司令的心情，尽管自己不仅有肺气肿，而且还有癌变的病灶，连呼吸、行路都感到困难，老司令有求必应，他必定驱车陪同他去郊外狩猎，就是时间一长，老司令没有来“喊”去打猎，他倒反过来，在老司令那里坐一会，坐着坐着，“兴致大发”地说：“老司令，好久没出去了，您是不是陪我出去一趟呀？”
“去哪？”老司令懒懒地问。
“去打猎玩玩，好久没去了，心里就是想。”
这下许世友高兴起来了：“明天早点起床去！”
知情人说：“聂凤智对老领导具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29。老首长与老部下的一次“推心置腹”
刘奎基是当年在周村战斗中率领73团7连突击队首先攻入城内的战斗英雄，他是聂凤智的老部下，也是他的爱将之一。1988年，刘奎基去拜访老首长聂凤智。
这次谈话，聂凤智“屏退”了所有的工作人员，与刘奎基“推心置腹”。
他说：“奎基啊！古人云：人之将老，其言也善，我久卧病床！时常陷入反思之中。我这一生要强逞能，没有遇到难倒我的仗，随着仗越打越大，人也越打越聪明，官也越当越大。才能，我有那么—点，功劳，也有那么一点。可是怎么认识自己在历史中的作用，怎么摆正自己在胜利中的位置，这不是个容易的事啊！我深深感到，若以功臣自居，背上这个包袱就太重了！”
“老英雄”刘奎基被“老首长”提出的问题所震动，说：“首长戎马一生，打了那么多的胜仗，我们永远忘不了首长的功绩。作为您的部下，我们都感到骄傲。”
“唉，刘奎基，你不懂。27军是个好部队。我和你们共同战斗的岁月，是我最愉快的一段历史。我对27军有强烈的感情。27军的历届首长和老同志，也多次邀请我回部队去看看，我很高兴，可是，正因为有了这种感情，我也时常提醒自己：27军是党和人民培养起来的，它是属于党和人民的。假如我们这些老家伙老是念念不忘那是我的老部队，而且把关系拉得很紧，总想去左右他们，这就超出了正常的感情了。也难免有那么一些人，又口口声声地称自己是某人的老部下，如此等等。这样一来。几百万解放军会成了什么样子呢？”
他略微停了一下后，又一字一顿地说：“这就是拉山头了！这是后患无穷的事呀！”
言罢，他言犹未尽地摇摇头，自言自语似的说：“还是毛主席说得对，‘军队要搞五湖四海’。”
聂凤智的话讲到了一个十分敏感的原则问题。他是有感而发的，可他又不便细讲。刘奎基领悟到老司令的思想，但还是想把老司令从这个严肃的问题中引开来，半开玩笑地说：
“首长，人家也说您在位时，用了不少27军的人呢！可是，27军不少的老同志对您还一肚子意见，说您不关心部下。”
“是啊！”老司令深有感触地说，“我在位时，确实任用了一些27军的干部，可也怠慢了不少27军的好同志。用之得当的有，不争气的也有，可是哪一个我也没有把他当成我的人。相反，我退下来后才发现，该用的而没有用的也不少。我时常为这事责备自己。出以公心，不怕议论，大胆录用，在这个问题上，我缺少了战争年代的气魄。”
接着，他讲了很长一段话，主要是他这个将军与他的士兵、他的部下的关系。最后，他说：“将军与士兵的关系，能不能摆正，也是一个大的原则问题。”
“仗，是士兵打的。胜利，是士兵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再好的指挥员，没有士兵的冲杀，还是纸上谈兵。我非常感谢英勇善战的27军的广大指战员。没有他们，就没有我这个将军。我写了本回忆录《战场——将军的摇篮》。这个战场的大舞台，主角是千千万万勇敢的士兵。在赫赫的战功面前，在耀眼的荣誉光环里，往往看不清这个问题，摆不正这个位置。我已是古稀之人了，经常回首往事对这个真理问题，看的也就越来越清楚了！”
将军征程百战多，有的人争功、抢功，把自己仅仅参与的战争的胜利全归功于自己，有的人在某场战斗中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把胜利的根本往自己身上“挪”，一个政委的作用超过司令员，一个参谋的贡献比首长还大，甚至一个后勤人员在一次具体的战斗中对于胜利的贡献超过前线的战士们，而聂凤智，一位从15岁开始，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到东南沿海的与美蒋较量，他是从打老蒋到打日本鬼子，再到打美国鬼子，我军每一个时期的重大战事，他都参与，并且有重大贡献，战场造就了一位将军，但是他却把自己归功于自己的士兵，在耀眼的荣誉光环里有着清醒的认识，这无疑是难得的品质。聂凤智的话是情深意长，也可以说是对自己一生成就最深刻的总结。最后，他对老部下说：
“对27军的同志，你替我捎个口信，问他们好。告诉他们，27军是一支经过战争考验的好部队，我祝贺他们取得的新胜利。告诉他们，要继承光荣传统，切莫骄傲啊！”
停了一会，他又长叹一声：“人的一生，在党的培养下，在人民的哺育下，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功劳。我想，当要离开人世时，还是不要背着功劳包袱走，功劳归于党，功劳归于人民，功劳归于千千万万的士兵。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我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小时父母去世，跟着叔伯长大，没上几年学，一切都是党给的。所以，还是做—个普普通通的人去见马克思，去见毛主席好。”
这一席肺腑之言，道出了他的心声，也是一位将军对自己的人生、对社会和人事、对党对军队的最深刻认识。这也是将军最内在的情怀。如果说，聂凤智一生战功赫赫，少有人及，但他这番对于“功劳”的认识，更是少有人及的。将军之所以成为将军，他征战一生，为官多年，没人骂，没人恨，并且被人们敬仰，这大概就是他办事公道、处事公心的根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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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将军暮年情
（1）
1982年，在北京开会时，聂凤智病情较重，哮喘厉害，严重缺氧。
由于会议比较重要，聂凤智坚持参加，白天参加会议，晚上在下榻的京西宾馆做输液等治疗。一日凌晨4点多钟，他起床去卫生间，一下子摔倒在地，面色紫绀，肥大而发紫的舌头几乎堵住了整个口腔。呼吸和心跳十分微弱。护士一边忙把氧气送至他的鼻腔，一边向外间随行人员的卧室跑去。
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黎介寿正好出差在北京，在他的指挥下，将聂凤智从死亡线上“救”回来。聂司令员醒过来时，开玩笑地说：
“你们大惊小怪，我只不过是睡了一大觉。”
这次会议后，由于病情反复的频率加快，次数增多，他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已难以适应工作需要，就主动向军委递交了请退报告。
开始，军委没有同意，挽留他说：“你是司令员，只要把握好方向就行了，多注意休息，还可以再干几年。”
但是，聂凤智说：我退了，有利于年富力强干部上来，对部队建设有利。”还是连续递交了第二、第三份请退报告。
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聂司令员的身体状况，为了他的健康，批准了他退居二线，进入中顾委工作。
1982年10月，聂司令从南京军区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
（2）
1986年6月，医生诊断他患了肺癌，病情恶化排痰困难，切开了气管，住在北京301医院。当年的警卫员单文忠去看他，聂凤智一见他就问：“你怎么也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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