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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将-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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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战上海(3)
措辞之激烈,问题之尖锐,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情绪。这话也不无道理!楼房炸塌了,可以重盖。干部战士牺牲了,纵有回天之力,也无法复活呀!河对岸的敌兵还在疯狂顽抗,面对着手下一双双血红和充满期待的眼睛,聂军长也很激动,但是他克制了自己,说:
“召开紧急党委会!”
就在枪声下,紧急党委会召开了,众人眼睛红红的,眼巴巴地望着军长,希望他下令开炮收拾这些“兔崽子”,谁知聂凤智说:
“现在的问题,不是战士重要,还是楼房重要,应该是北岸的人民群众的安全最重要。我跟大家一样,珍惜战士的生命。但爱战士和爱惜人民群众的生命是一致的。我们打上海,不怕流血牺牲为什么?不正是为了解放上海人民、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吗?那些楼房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夺过来就该是属于人民的了。我们必须严格执行三野首长的指示,尽最大的努力,保全它们的完整。”
“禁令归禁令,人牺牲了,就是神仙也无法复活,楼房炸塌了,可以重盖!”还是有人没被聂军长的“大道理”说服,心有不甘地“强辩”。
这下聂凤智生气了,嚷道:“上海没有完全毁于反动派的暴政统治,难道它就要毁在我们的手里吗?”
情急之中,他一“嚷”,终于把问题的本质说出来了。这下大家也渐渐冷静下来,认识到既要消灭敌人,也要完整地保全城市。最后,军党委除重申严格制止违犯禁令等外,决定:一方面改变作战方法,一方面发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两手抓,去破敌。
(3)
下午2时许,27军党委紧急会议刚刚开完,81师政委罗维道就来电话找军长。
原来,他们通过地下党对对岸的敌51军进行策反,找到了51军军长兼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他表示愿意谈判,要求与军部联系。聂凤智和政治部主任仲曦东紧急商量后,回答说:
“要他过河来,到军部谈判。”
晚7时,刘昌义等人乘坐的三辆吉普车大开车灯,由27军联络科科长兼俘管处副处长金灼之领到了虹桥镇27军前沿指挥所。为安全起见,车头插了一面白旗。
27军军部设在一座花园洋房里。此时,军作战科科长刘岩奉聂凤智的命令,已将军侦察营布置在小楼四周做特别警卫。聂凤智很重视这次谈判,说:“上海还很混乱,敌特很多,别让他们把刘昌义给暗杀了!”听到吉普车声,刘岩赶紧从楼上下来,悄悄对侦察营警卫说:“从现在起,任何人都不准在小楼周围走动。”
刘昌义等人被迅速带进楼内一间大屋里,双方分坐两边,27军这边有军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军联络科科长金灼之等4名代表,地下党代表田云樵、王仲民和刘昌义坐在另一边。谈判开始,刘昌义先报告了上海作战的局势以及汤恩伯、陈大庆、石觉已经登舰逃走的消息,然后将留在上海各军的番号、情况逐一作了详细介绍。聂凤智肯定了刘昌义弃暗求明的做法,说:
“你的上司都跑光了,上海只留下你这个光杆副司令为他们卖命。我们已从西郊越过苏州河。正在向你们的阵地逼近。无论你打与不打,上海的解放只是—两天的事情了。你要为上海市人民和你部的官兵着想,应当毅然选择一条自新的道路,立即放下武器,率部投诚。”
刘昌义提出自己起义意愿由来已久,希望考虑给予他“率部起义”的待遇。这意味着,刘昌义及其所属部队将保持原有编制、待遇不变。但是,遭到聂凤智的拒绝,他说:
17。战上海(4)
“从客观情况看,你部是在我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进行谈判的,这和起义有根本区别。”
结果,为定为“起义”还是“投诚”,双方谈判到深夜11时。最后,聂凤智说刘昌义是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下,经地下党派员做工作后,到27军谈判的,只能算放下武器投诚。至于他本人提到的个人情况,可以个别考虑。这样,双方才又“走到了一块”,接着双方就部队交出阵地的时间、方式等具体情况谈判。刘昌义提出,虽说自己被任命为副总司令,但他无法指挥交警和青年军,真正可以指挥的只是51军残部。
聂凤智问:“这一部约有多少兵力?”
刘昌义犹豫了—下,说:“7个团……不,5个团……”
“好吧。”聂凤智说,“不听指挥的部队,由我们解放军解决。”
然后,聂凤智向他宣读陈毅司令员的命令。刘昌义回去后即率部按照命令放下武器,撤出了江湾阵地,到我指定的地区集结,听候处理。
这样,大大加快了27军攻占北岸的速度。但是,谈判完毕已是第二天凌晨了。
(4)
5月26日凌晨,送走刘昌义后,为指挥方便,聂凤智带领27军指挥所前进到了上海市中心威海卫路的一幢大楼底层。
这幢没有任何军事设施的建筑立即引起聂凤智的注意。他将房子里里外外看了一遍,就地在楼外的廊下抽烟,一根接一根,明亮的街灯照着他的脸孔,看得出他的沉思。不久,管理员被警卫员叫来,站在了聂凤智的面前。
“这幢大楼的情况你了解吗?”聂凤智开口就问。
管理员是个老同志,熟悉军长的脾气,立即回答说:
“白天我来这里时,老百姓告诉我,这里原来住着蒋军军官,楼上还有没带走的家属。我打听了一下,这幢房子是国民党军官侵占的,主人还没收回去。我想在战斗还没结束的情况下,不能被认为是民房,暂时住住……”
聂凤智说:“我的好同志,谁说在战斗中就可以不执行纪律?如果这样,我们为什么不把大炮拖进来打一打,而让我们前线的战士少流血牺牲呢?记住,我们的纪律是保护每一个市民不受损失,保护每一幢大楼不受破坏,保护每一条大街和以前一样完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向上海人民说明我们这支军队的本质。好吧,马上通知各机关搬出大楼。”
聂凤智走向周围的一条小弄堂,四下里看了一下,就在墙角坐下,继续抽他的烟。指挥所的其他人都听见了聂凤智和管理员的谈话,纷纷将行李搬出房子,来到露天外。唯独作战李参谋还在屋里忙着用电话查询各师的战斗情况。
他听见有人走进来,脚步声在他身后止住,回头一看,是军长。
“怎么,你没有接到管理员搬出去的命令吗?”聂凤智生气了。
李参谋说:“首长,命令接到了,前面情况这么紧急,大街上指挥作战不合适,总要讲个保密,所以……”
“没有什么‘所以’,搬!”
下雨了,马路上到处湿漉漉的,李参谋和小邓来不及等电话员搬电话,就自己动手改线路,把电话接到街边架好。作战地图也只好摊在马路上,一张一张地拼接起来。阵阵小风吹来,掀起了地图。李参谋想了个办法,利用雨水打湿的地面的黏合力,将地图一张张使劲压在马路上,帮他一块儿干活的通信员有些牢骚:
“上海那么多房子,就没有解放军住的。”
聂凤智蹲在粘好的地图前,一支接着一支地抽香烟,看苏州河以北的地形,指示:“不管敌人是否执行投降条款,部队必须尽快渡过苏州河,进一步迫使敌人投降。”
一切布置停当。聂凤智才在通信员为他撑开的行军床上和衣躺下,天空飘着毛毛雨。
(5)
在上海解放时,27军负责对宋庆龄淮海中路西端住宅进行警卫。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又的我党的老朋友,人们都习惯地尊称她为“国母”。
部队接到警卫任务,立即从战场挑选了几名战士前为警卫,这些战士一听是警卫“国母”,丝毫不敢疏忽,在房子周围荷枪实弹地日夜巡逻,如临大敌。谁知这起了宋庆龄的不快。
在布置任务时,上级指示战士们要严格审查进入住宅的人员,防止坏人混进去,层层下达,三传两传,传走了样,最后变成了一句命令:“只准出,不准进。”
一天,宋庆龄外出有事,乘车回家,结果被战士们挡在门口。宋庆龄的随员下车作了解释,战士们说:“我们不认识她,先不能进去,我们要请示上级。”
自己的家却不能进,宋庆龄一气之下,说:“司机,掉转车头,找陈毅去!”
结果,她直接把车开到三野司令部,当面向陈毅告了一状。陈老总赶紧作解释,主动承担了责任,然后派专人把她护送回家。然后,立即打电话打到了27军指挥部:
“聂凤智,你是怎么搞的?把人家挡在家门外,难道要让她住到我的司令部不成?!”
最后,他责成聂凤智亲自去向宋庆龄“赔礼道歉”。
聂凤智不敢怠慢,立即和兵团政委郭化若赶往宋庆龄的住宅,登门当面“作检讨”。谁知他们接连去了三次,都终没能见到“国母”,吃了闭门羹。
郭化若说:“这个事真搞僵了。”
两人没办法,只好又回到三野司令部找陈毅司令员,由于“没完成任务”,两人心“沉沉”的,垂头丧气,陈司令员一他们这样子,却爽朗地笑了起来,挥了挥手,说:
“你们去了三次,‘三顾茅庐’,心意到了就可以了。哈哈,没有把你们挡在门外,就算给了你们很大的面子呀!”
18。两次办学
1949年进上海不久,聂凤智奉调离开27军,调任到华东军事政治大学任教育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办学”。
在历史上,他还有过一次“办学”的经历,那是在抗战之初,打仗出身的他却因为在抗大学习“表现好”,留校当起了教员。后来,党为了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派他去山东,结果,他率领抗大教导独立1团千里迢迢挺进敌后,来到了胶东。在胶东,他建立了抗大支校,自己当起了校长,专门为胶东敌后抗战培训干部。
后来,许世友说:“聂凤智是打仗的料子,窝在那办教育,太可惜了。”于是,把他调往老虎13团任团长。没想到的是,他从当年的老虎团长“变成”了一个军长后,又一次被命运之神看上,第二次去“办教育”了。
聂凤智离开27军去办教育时的27军送别情景,他的老部下江波有一则当时的日记记录,原文如下:
“1949年7月10日。上海。聂军长要调往军大(据说是任教育长),我们军直开会欢送他。晚饭后,我正要去参加会,刚出大门,迎面碰上他了。我敬礼之后,叫上一声‘军长’他笑了。吐出他那个口头禅:‘格那个的!’伸出手和我热情地握了手,便匆匆进屋。我径到市西中学礼堂去开会。会上,大家都有些惜别之情。仲主任深情地说一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话。刘浩天政委历述了军长对本军创造建设的卓越贡献,号召向军长学习。军长在讲话中,亦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然而,这位将军是坚强的,他依然给我们做了指示:(1)归功于党。(2)加强学习。(3)加强团结。”
9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聂凤智为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教育长,校长、政委由陈毅兼任。9月1日,华东军区、三野前委发出《关于开办军事政治大学决定》,以随军渡江南下的原华东军大、三野军政干部学校和第8兵团直属队一部为基础,组成新的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就这样,聂凤智开始了他人生第二次办学的新历程。
但是,他这次“办学”,没办多久就离开了。
有趣的是,当年参加过送别军长的老部下江波,在几十年之后,20世纪80年代初,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时,又遇上了他。当时江波参加会务工作。有一天,在一楼大厅的楼梯上,迎面碰上了老司令员。这时聂凤智在南京军区工作,江波还像当年一样,敬一个礼,叫一声“司令员”,聂凤智笑了,说:
“格那个的,你去南京玩么,那个火锅还在!”
这个亲切的口头禅:“格那个的”,他依然没有改变。而那个火锅,就是一只紫铜火锅,外表上刻着极精致好看的花纹,是1948年9纵在淮海战役的碾庄战场上黄百韬的坐车里拣到的,江波当时是9纵政治部《胜利报社》的干事,他们一起在前线司令部就吃过一次它做的火锅。
19。体验战斗机的惊险一幕
1950年7月,中央军委命令,聂凤智为华东空军司令兼空军混成4旅旅长。
聂凤智又回到了部队,作为第一任华东空军司令,他这次接手的却是个“新行当”。对他来讲,空军是一个高技术军种,陌生而又复杂。为了从外行变内行,他上任伊始,又是抓飞行基础技术训练,抓空、地安全保证,抓地勤人员技术、业务水平的提高,还抓指挥所建立和各种人员的学习,几手“抓”,几乎忙倒了。但是,飞机这玩意儿没实打实的技术,是谁也开不上天的。他不懂飞行技术,在工作中,尽管到处“抓”,却常常感到“抓”不准,“抓”不好,甚至好心还“抓错”,在领导和指挥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没有发言权。怎么办?他除了努力学习之外,决定自己去亲身体验一下战斗机的空中生活,来点“第一手资料”。
一天,他亲自找苏联顾问商量说:“我想请你带飞,作一次空中特技飞行,体验一下战斗机在空中的味道。”
“你想体验空中的味道?”顾问吃了一惊,“从来没听说过像你这样高级将领升空去体验生活的。”
“中国空军刚刚组建,有自己的特殊性,”聂凤智说,“我不亲身体验,怎么知道飞行是个啥滋味呢?说起话来,就没有发言权呀!”
他说服了顾问,后来又经过不知多少次请示报告,一次周总理在上海,有人向他反映聂凤智要坐战斗教练机,升空体会一下飞行特技。周总理说:“聂凤智这种精神很好嘛!对空军建设和作战有好处,何不让他试一试呢?问题是搞好安全保障工作。”上级这才同意了聂凤智的要求,但提出科目要从简,要绝对保证安全。于是,在上海虹桥机场展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一幕。
这一天,绿色信号弹划破天空,一架乌拉…9教练机,轰鸣着风驰电掣地迎着朝阳腾空而起。地面上100多双眼睛紧盯着远去的飞机,战斗机像一只小鸟一样在空中上下冲刺、左右翻腾。指挥塔台不断传出带飞顾问和聂司令的对话。
问“行不行?”
答:“上。”
飞机倒转后做了两个横滚。带飞顾问又问:
“行不行?”
“行不行?”
谁知未听到聂司令的回答。在塔台附近值班的一阵紧张,人们都屏住呼吸,仰望天空,静静地听着,但听不到空中声音传来。坐在塔台的苏联顾问忙接过话筒,命令飞机立即返航。飞机很快改平下降高度,进入着陆航线着陆。飞机滑到停机坪关车后,机务人员迅速爬上飞机,打开座舱一看,聂司令歪倒在里边,不省人事,机舱里吐得—塌糊涂,连黄胆都吐出来了。
机务人员和医生,七手八脚把司令员抬出座舱,进行急救处理,直到晚上11时,他才醒过来。一醒来就说:“水,渴……”他要水喝,医务人员急忙送上水。喝完水,他又闭上眼睛。
结果,直到第2天下午,他才勉强下床,然后说:
“经过亲身休会,才知道当个飞行员真不容易。”
以后,他在主持南空工作中,一直强调要为飞行和飞行员服务。聂凤智原本有轻度肺气肿,这一来他的病情加重了。原混成4旅11团大队长徐怀堂,在回忆聂司令时说:
“在空军的初建时期,像聂司令员刚从陆军来的高级首长,亲自乘坐安全系数相对较低的高级教练机,能身临其境地飞到空中去,想亲口尝一尝‘梨子’的味道,取得第一手的材料,在那时可能是仅此一位。他的这种求实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发扬光大。”
自此,聂凤智在空军部队工作了25个年头。
20。打一仗,进一步(1)
聂凤智不是天生就会打仗的,也不是一打就胜的,仗仗都能赢,在征战生涯中,他也有过打平手仗、消耗仗,甚至败仗的时候,但是,他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打一仗,进一步”。
这也是他之所以成为将才的奥秘。
(1)
1943年春,胶东部队进行大规模的整编,在抗大第一分校胶东支校当校长的聂凤智被派到13团任团长。
13团是支由胶东优秀子弟组成的队伍,经许世友、吴克华等名将的培育,成长为一支能打硬仗、不怕牺牲、英勇无敌的劲旅。要当这个团的团长,没有“两下子”可不是容易的。
聂凤智到13团任团长,第一次就是在莱西县打投降派王子绍的土圈子,结果,却没有打下来。撤出战斗时,战士议论纷纷:
“这样的团长,我们团有的是,何用他来?”
“他是个教书匠,还不知道打过仗没有呢。”
谁知这些话让聂凤智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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