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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人的国粹教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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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小学堂的教习中,有一部分是靠补习费贴补家用的,但这只是副产品,主要的还是有事实需要,前文提到的中兴大学堂教习程国成先生,他女儿的老师,是一位刚从师范学堂毕业的漂亮小姐,结婚两年,有一个可爱的一周岁的婴儿。夫妇二人做事,家庭经济颇为良好,一个学生只收三十元补习费,还不够她请朋友吃顿油大的。如果问她意见的话,世界上恐怕没有比她更要反对恶性补习,可是既然干这一行,也只有听这一行的摆布,于是,她比那些可怜的小学生们更苦更惨。
  教习所以比孩子苦,盖孩子是被动的,而教习是主动的。孩子像列车,教习像火车头。它必须不断燃烧,不断奔驰。那位有温暖家庭的女教习,实际上并享不到一点温暖,她比她的学生还要起得早,天不亮就爬起来,胡乱灌两口稀饭,就骑脚踏车跑到学堂,恭候那些小僵尸驾到。中午时候,小僵尸们可以回家吃饭,只有她必须留下吃便当,晚上她比小僵尸们回去得更晚。孩子们可以不说话,可以坐在那里打盹,而教习却不得不声嘶力竭地从太阳东升,一直喊到半夜,有些教习还不得不一面喊一面喝胖大海。吾友说,有一次晚上,天下大雨,他去学堂接孩子,在昏昏暗暗的教室里,人头幢幢,只听教习哑着嗓子在那里干号,好像罗马帝国锁在硫磺矿里的一群囚犯。而尤其是,当孩子们发现吾友冉冉而至时,还以为官儿来抓恶性补习哩,一声惊叫,教习戛然而止,从教室门伸出青菜色的面庞,眼睛里充满了恐慌和不安。吾友真要放声痛哭,他不知道为啥哭,只觉得心如刀割。
  孩子们拿回家去密密麻麻的作业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都是教习的血汗,为他们出之的。出之不算,还要写钢板为他们印出来。印出来也不算,等孩子们作出之后,教习还要一题一题改。一个人一天一百题的话,一班五十个人,每天就五千题,她要一面吃饭一面改,在学堂改不完,回到家里还要改,大考前两天,甚至要改到天亮。我们介绍的这位教习,她自从生下了娃儿,就没有喂过奶,而且也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从天不亮一直到深夜。她丈夫都看不到她的人影,回家后既不能抱抱娃儿,也不能谈谈家常,反而埋头到堆积如山的卷子上。呜呼,“谈什么恩爱,说什么温柔,把青春年华一笔勾!”这种损失,三十元补习费能偿之乎?最糟的还是要冒着随时被抓的危险,一旦官崽之爪伸到她头上,不但身败,而且名裂,你瞧全国同胞嗤之以鼻吧:“嗨,为了几个外快,摧残儿童。”
  校长似乎比教习担的风险还要大,教习一旦被抓,顶多不过解聘,“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在家里住。”尤其是女教习,一个月少拿几百元也饿不死。而校长大人则不然矣,这年头凉粉少而吃凉粉的多,你挤我,我挤你,你没有错,还把你挤得摇摇欲坠,一旦恶性补习小辫子被官儿抓到手里,名正言顺地请你卷铺盖,你还有啥可挣扎的乎?
  但是即令如此危机四伏,校长大人也得跟教习“商官勾结”,大力推动他的恶补。盖恶补乃是大自然的趋势,属于上帝的旨意,谁都阻挡不住,连三作牌手提机关枪满街乱跑都阻挡不住。官儿更不在话下,便是换上一换,把反对最力的官儿──好比说换成了台湾省教育厅长吧,别瞧他对恶补深恶痛绝,一旦教他去当国民小学堂的校长或教习,恐怕恶补得还要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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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不禁风
世界运动会自创办到上届东京的一场,中国始终丢人砸锅,有人大惑不解曰:“瘸子里挑将军,中国人口四万万,难道就挑不出一个真棒的呀?”我想这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在三千亿蚂蚁当中,随你怎么挑,恐怕都挑不出大象来也(敬告帽子铺掌柜的,这不过是比喻,非把中国人真当做蚂蚁,请勿手痒)。柏杨先生最不喜欢跟洋大人打交道,不要说打交道啦,就是站在一起,我都满心窝囊,盖他们一个个庞然大物,而我则弯腰驼背,一旦讲起话来,他是往下看,我不得不往上看,一幅“仰承颜色”的图画,使人汗水如浆。吾友孙希中先生,巧小玲珑,爱国心切,外交界老资格矣,他就不希望外放,问他为啥,他曰:“我这么小的身材,周旋于巨木森林之间,真怕丢中国的人。”不过听说他终于外放矣,不知道现在心里是啥滋味也。
  其实身材小没有关系,据说身材小的人往往心胸万夫,拿破仑先生就是身材小,却东打西打,打得邻国叫苦连天。不过身材小如果再加上元气不足,就可怜兮兮矣。柏杨先生每和洋大人在一起,常常下意识地瞧他们的胳臂,一瞧他们那隆起而坚硬的肌肉,我就心跳;立刻把荷包里装的一块钱拿到手里,以便他心术不正,见财起意,动手要抢的话,我就双手先行奉上。呜呼,面对着人猿泰山,不要说抵抗啦,就是粗手粗脚,都会把我老人家的肋骨碰断。
  我有一位朋友,在满洲帝国做过站长,他告诉我一则故事说,日本这个国家是移民大王,到处乱移。只有碰到中国,算是无技可施。日本曾经详细调查过台湾,发现中国人满坑满谷,把凡是能利用的土地,统统都利用啦。再向满洲帝国调查,也只有“北大荒”──也就是黑龙江松花江三角洲,还可以插足,于是一个有计划的移民开始。吾友曰:“我常在车站看见一批一批日本移民,身材真是矮,可是一个个满面红光,腰干如铁,身材结棍,中国旅客在他们身旁晃来晃去,弱不禁风模样,真好像是一种天生地要被人征服的民族。”
  吾友的话丝毫没有夸张,君留意到中国的篮球足球跟洋大人比赛的场面乎,比赛结果,铁定中国输,盖身体不行,跑不动啦,再跑肠子都跑断啦。而为啥身体不行乎?在骨格的构造上,黄种人比白种人先天的就小,再加上中国同胞后天的虚脱,怎能不望风披靡哉。中国和日本一旦有点别扭,我们就破口大骂他们是“矮奴”,其实我们固不配骂也,真正该开骂的是西洋大人,而挨骂的倒应是我们自己。柏杨先生这一生从不跟洋大人吵架,就怕他在我身上找毛病。大人如此,孩子亦然,中国孩子和洋孩子站在一起的镜头,你看见过乎?不知有何感想也。
  中国孩子和洋孩子在一起玩,最触目惊心的是我们的孩子神色呆滞,面目焦黄,脖子细长,四肢活像四根麻秆,使人担心随时会折成两截。而人家的孩子,不管男孩子女孩子,一个个两颊红润,大眼睛溜溜发光,活泼得像一只小老虎,左也蹦焉,右也跳焉,对世界无畏无惧。所以我深害怕洋孩子偶一失慎,一个劈空掌真能把我们的孩子的手臂劈断。不要说跑到外国看啦,跑到外国去看,举目所及,全是洋娃娃,不容易比较。柏杨先生在“九一八事变”前一九二○年代,曾在奉天做过一任差事,奉天乃华洋杂处之地,冬天气寒,室外常在二十度以下,中国孩子上学时,一个个皮帽子,皮袄子,皮裤子,皮袖笼,长筒毡靴,而仍缩肩弯背。日本孩子和白俄孩子上学,皮帽子虽皮帽子,却不放下来掩住耳朵;皮裤子虽皮裤子,却只短到膝盖;下登皮靴,肩背冰鞋,像一群野生小牛,在人缝中奔跑乱钻。看在东亚病夫眼里,怎不又怕又急哉?
  东北籍孩子的身体是全中国孩子中最棒的,已经如此;台湾气候乃瘟生气候,体质已很难比得上,再加上后天的恶补摧残,真是更如小僵尸矣。不要说孩子啦,抬起尊眼瞧瞧大学堂的学生吧,有几个虎背熊腰的乎?有一天一位在大学堂当教习的朋友请我小聚,小聚之后,在其校园散步,他提醒我注意女孩子的腿。柏杨先生人虽衰老,心却年轻,最喜欢欣赏女孩子的腿啦,他曰:“看饱了吧?”我曰:“一辈子都看不饱。”他曰:“有何感想?”我曰:“美不可言。”他叹曰:“这不是美不美问题,而是瘦不瘦问题。”呜呼,真是瘦不瘦问题也。孩子们从小学堂就被压榨,心灵上虚伪,生理上萎缩,一直到老,都发育不全。而他们一旦结了婚,他们的孩子在先天上就更脆更弱,生下后再如法恶补一番,三代五代下来,中华民族真要成为世界上最短小的矮奴矣。林则徐先生曰:“鸦片不禁绝,十年之后,不但无可用之兵,且无可用之民。”嗟夫,“恶补不停止,百年之后,不但无可用之兵,也无可用之民”。届时中国国土上布满了衰弱瘦小,两眼无神的蠕蠕动物,哀哉。
  一个在教育衙门当官儿的朋友,本人不便降贵纡尊,而教他的秘书老爷打一个电话给我,说我“危言耸听,过甚其词。”我想天下只有四种人会说我在“危言耸听,过甚其词”,第一种是高级华人,有子女在国外,像柏杨先生,孙女儿还小,再等两年,我就送她去美国找她父亲姑姑,入了美国之籍。第二种是高级官崽,把孩子送到美国学校。第三种是没儿没女的。第四种则就是教秘书老爷打电话麻木不仁的官儿矣。不过四种虽分四种,其特征却是一也,那就是不明情况,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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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先生摆卦摊(1)
今天报载,台北市有四位国民小学堂教习和一位国民小学堂校长,因恶性补习,被记了一过。站在政府立场,只好如此。官儿抓到倒霉分子,不能不办,也不能大办。前不已言之乎,不要说记过矣,纵是执行枪决,都没有用。君主时代,对叛逆的处罚可以说鲜血淋淋,灭九族,灭十族,一场官司下来,伏尸千具,可是照样吓不住谋反的朋友。无他,利之所在,只要值得,再大再重的赌注都有人敢往上押。事实上现在的恶补已转入地下,站在讲堂上明目张胆的呆头鹅不多矣。不要说官儿啦,就是做爸爸做妈妈的都不知道孩子在哪里补习。
  呜呼,某一人家的客厅中焉,孩子们弯着发育不全的小腰,正在猛写,只听笃笃笃笃,有人敲门,一声吆喝,书都收到预定的地方,每人手中立刻塞了一个玩具,然后教习开门一瞧,原来是老张,大怒曰:“你怎么不按照约定的暗号敲?”老张歉然曰:“忘记啦,真对不起。”教习曰:“我的心脏不好,你再来几次忘记啦,我只有住医院。”然后扭头吩咐瞪着大眼的孩子:“快做快做。”噫,吁,嘻,危乎,密哉!恶补好像开赌场(还有一种更不堪的比喻,但却更为恰当,恶补岂不像凑合一批人关起门看春宫电影乎),不过开赌场演电影是怕三作牌抓,而恶补是怕督学之类的官儿抓耳。如果真的凡恶补的一律格杀毋论,恐怕不但锁门矣,简直还要武装戒备矣。
  有些恶补的教习已经盖了高楼大厦,我有一个学生,有一天指着一幢高级公寓曰:“那是我姐姐的,五年前她还穷叮当哩。”我曰:“她一定做股票捞了一笔。”当然非也,股票还有赔的时候,而恶补好像耶稣先生摆卦摊,十拿十稳。无怪有些教习老命都拼上,从前不过五六年级才恶补,现在三年级都开始啦(三年级的孩子才八岁,更惨无人道),凡是不参加恶补的学生,教习都另眼看待──上课倒是按照课表上的,但懂不懂在你。遇到没屁眼的朋友,上课时一味信口开河,而且像从前武术师傅教徒弟一样,啥都教给你啦,却留着最重要的一手不教。
  有一则童话上说,太古时代,老虎身体太笨,转动不灵,眼看要活活饿死,就去拜猫先生为师,请他教两下子。猫先生就教他啦,怎么跳高,怎么奔跑,怎么捕捉其他小动物。等到毕业之后,老虎一想,该教习没啥了不起,把他吃了算啦。于是,照着教习就是一扑,说时迟,那时快,猫先生只一闪就上了树,老虎生气曰:“老师老师,你怎么不教我上树呀?”猫先生曰:“老弟,幸亏我留一手,否则惨矣。”有些学堂教习,就是留着上树的一手,他当然不是怕学生把他吃掉,而是那一手除非你缴了恶补费,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才教。否则孩子就是国民小学堂毕了业,也弄不清啥叫繁分数,不要说考初中啦,在菜摊上卖菜都不够资格。
  报上有一篇文章,谈的也是恶补,他说称之“恶补”不对,只不过是过度补习罢啦,他的治本之法是:延长义务教育。我想“过度”未免是打马虎眼,故意减轻问题的严重性。一个孩子晚饭后做功课要做到十二点或一两点钟,如果只称之为“过度”,则补到九点十点,该叫它啥?把天真活泼的孩子一个个补成小僵尸,而只称之为“过度”,大概补到棺材里才能称之为“恶性”矣。现在这种情形,恶性两字尚不能尽其实,前已言之,事实上简直是谋杀,慢性的谋杀,不流血的谋杀,恶毒万状、斩草除根的谋杀,呜呼!
  该文章治本之法是“延长义务教育”,我看延长义务教育恐怕仍是治标的办法,距治本还差十万八千里哩。君如果不信老人之言,现在不是马上就延长了乎?我跟你赌一块钱,你瞪大尊眼瞧着可也。义务教育如果延长到九年,只不过断了若干国民小学堂教习的财路,那就是说,义务教育延长啦,国民小学堂的恶补可能消失,但初中的恶补势必继续存在,盖孩子还要升高中也。义务教育如果延长到十二年,初中的恶补可能消失,但高中的恶补也势必继续存在,盖孩子还要升大学堂也。义务教育如果延长到十六年,高中的恶补可能消失,但大学堂的恶补同样也势必继续存在,盖孩子还要读研究所,要出国也。即令义务教育延长到二十年,从小学堂一直义务到他得到打狗脱──这当然不可能,不过假定它可能吧,恶补也根绝不了,大家为了进入志愿的学堂,恶补仍会存在。
  常有些人摇头曰:“怪啦怪啦,我们小时候从没有听说过啥叫恶补?”这和另一些人摇头一样:“我们从前出洋留学,也从没有听说过谁不肯回国的?”时代在变,如果我们没有新观念来接受逼面而来的现实,仍用古老的想法去想,恐怕一辈子都难想得通。其实岂止我们小时候没有这种花样,就是十年前也没有这种花样,现在如果只轻描淡写地说它只是“过度”,则将来不仅孩子变成小僵尸而已,终有一天国亡家破,死无葬身之地,还不知道为了啥哩。
  夏禹帝姒文命先生治水的故事,可作我们的参考,他爹治水,只知道“堵”,堵的结果,天天忙得要命,而问题天天发生。记过啦、撤职啦,呼天抢地,似乎煞有介事,不过只在“堵”而已。呜呼,堵如果能成功,老太爷的头砍不下来矣。姒文命先生的办法是“浚”,就是一种崭新的观念,先瞧瞧它的源头,学院派谓之“正本清源”者也;先在源头上下功夫,然后才有希望把教育纳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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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先生摆卦摊(2)
(柏老按:延长义务教育不能消灭恶补,我老人家在一九六○年代,就以铁嘴身份预言之矣,当时没人相信,而今一九八○年代,果然恶补得更为厉害,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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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阻挡不住
恶补是一种苛政,柳宗元先生认为:凡是苛政,都猛于虎;其实何止猛于虎而已,同时也毒如蛇。不过别的苛政,大家一致反对,只恶补这玩意,大家虽在表面上一致反对,私底下却喜之不暇。把活活泼泼的孩子蹂躏成小僵尸,该是多么惨酷的事,可是父母却甘心情愿,教习也甘心情愿,即令父母教习不甘心情愿,孩子们自己到了五六年级,已经懂事啦,一瞧前途茫茫,他自己也甘心情愿。正因为“都督打黄盖,愿打愿挨”,所以谁也禁止不住。政府官儿虽然努力在禁,但他们一面禁,一面却又努力制造非恶补便不行的情况,好像一个人一面嚷嚷烤死人啦,一面却往火堆里添柴,它怎么能不烤死人乎哉?
  显然地这不单纯的是政治问题,更不单纯的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也就是需要问题。柏杨先生最近晕晕陶陶,想开一个“飞腿补习班”,专门教孩子们打各式各样飞腿,请问阁下,有人来乎哉?不要说柏杨先生,就是恶补大王补习打飞腿,都没人上钩。为啥没人上钩乎?学会了打飞腿,没有用也。不过一旦初中入学考试有一门功课是打飞腿的,把顽童们排到院子里,看谁的飞腿打得多,打得高,打得花样百出,谁就金榜题名,那时候你看柏杨先生门庭若市吧。不要说顽童啦,如果出国考试也考打飞腿,则妙龄女郎焉,半老徐娘焉,年轻小伙焉,恐怕都得拜我为师,届时我一小时收一百元,发了大财,第一件事就是天天吃一个荷包蛋(听说荷包蛋奇补)。
  有需要才有供应,正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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